既然大脑中的神经元通过只存在“有”和“无”两种状态的电化学信号来传递信息，而晶体管的导通与截止、继电器的开合也是“有”和“无”两种状态，那么是否有可能制造出“电子大脑”？1943年，香农在贝尔实验室见到图灵时，就讨论到这种人造思维机器的设想。在后来的历史中，图灵的通用图灵机概念与香农用电子开关模拟布尔逻辑运算的想法都成了人工智能学科的奠基性理念。只不过，现实中人工智能的发展历经波折，直到进入21世纪，得益于大数据和计算机技术的快速发展，才真正在各个领域内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应用。
　　从技术的角度看，人工智能大致已经经历了三次浪潮、两次迭代，但中国社会对于人工智能前两次浪潮并不熟悉，对人工智能技术的了解也就不够。因而，伴随着此次人工智能“通过‘自我学习’在围棋中战胜了人类最优秀选手”的故事，被媒体与商业公司无限放大，中国社会无形中放大了对于人工智能技术风险的忧虑，甚至有着将科幻作品当作现实的倾向。面对新一轮技术变革，我们真的需要担忧人工智能带来社会结构的震荡、生活方式的变革吗？人类又真的要在人工智能挑战之下重估一切伦理规范了吗？
　　长期从事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交叉研究的中国科学技术大学陈小平教授明确指出，本轮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所依靠的技术，主要还是将现有人工智能技术的工程化落地，担心人工智能“奇点将至”，实在是杞人忧天。在《封闭性场景：人工智能的产业化路径》这篇文章中他指出，在“封闭性”准则之下，我们不仅可以规避人工智能技术失控的风险，而且也可以推动现有人工智能技术在未来10～15年内我国产业升级中发挥关键作用，为产业发展带来新的广阔空间。杜国平《逻辑的引擎：人工智能的旧限度与新可能》一文则深入人工智能技术内核的思想基础。他认为今天的计算机尽管功能极其强大，其思想原理仍然来源于莱布尼茨对于“普遍语言”的推演以及图灵创制的图灵机5种基本操作;而人类智能除了记忆、计算之外，还有诸如感知、想象、直觉、学习等难以还原为纯粹逻辑的能力，担忧人工智能超越人类还为时过早。不仅如此，在他看来，人工智能强大的推演与计算能力也面临着自身很难克服的问题，人工智能发展需要另辟蹊徑—与其使用不断扩充的设备还不如扩展人的思想来解决问题。
　　在还原人工智能的技术与思想原理之外，本期赵汀阳、王惠民的文章则从人工智能目前发展趋势进行了理论推演。王惠民的《身份生产—人工智能时代的劳动形式》一文聚焦于如果人工智能替代人类现有劳动形式，那么，大众也许只能通过精神性劳动生产“身份”才能换取生存资料。事实上，这种身份生产倒真不是杞人忧天—在近年来出现的电竞玩家、视频博主等新兴职业中，这一劳动形式已经初见端倪。
　　赵汀阳追问的是“人工智能提出了什么哲学问题？”。他认为，当今天的技术准备改造或重新定义人的存在之时，传统哲学（庄子、韦伯和海德格尔等等）对技术的批判，因为与新问题毫不相关，因而基本无效。他认为，人们对可能出现的文明“重新野蛮化”之所以缺乏足够的警惕性，或与启蒙运动以来人类的主体性傲慢有关。以人工智能为镜，我们需要检讨的是人类自身对人的思考。
　　“人工智能”的概念从1956年达特茅斯会议上被提出，到今天已经成为一个流行词汇。本期封面专题试图超越作为流行词汇的“人工智能”，超越中国社会对于“人工智能”的浪漫或悲观想象，深入讨论这一概念的技术、产业、社会与哲学面向，厘清人工智能到底在挑战什么，以期推动中国人工智能的产业发展，也为人类应对人工智能的挑战拓展新的思想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