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北宋朱彧《萍洲可谈》记载，王安石将近60岁那年，从江宁知府的位置上退休，在南京钟山脚下买地盖房，隐居了。既然盖了新房，当然要置办家具，缺啥买啥呗。王安石盘点家具，发现家里有一张藤床，不是新买的，也不是旧有的，是从江宁府衙带出来的。
　　王安石问仆人：“是谁这么大胆，竟然把公家的床搬到我私宅来了？”
　　仆人回道：“报告老爷，是夫人让我们搬的。”
　　王安石将夫人批评了一通，让她把床还回去。夫人不依。百般劝说都没效果之后，王安石急了，把鞋一脱，往那张藤床上一躺。夫人想拦没拦住，见他四平八稳在床上一副不肯起来的样子，皱了皱眉，叹了口气，第二天就让仆人把那床还给了江宁府衙。
　　《萍洲可谈》解释道：“王荆公妻，越国吴夫人，好洁成癖。公任真率，每不相合。”王安石的夫人姓吴，特爱干净，而王安石呢，特不讲卫生，两口子合不来，所以当王安石躺过那张床以后，吴夫人就再也不想要了，嫌脏嘛！
　　《萍洲可谈》没有夸张，在宋朝，王安石不讲卫生是出了名的。南宋朱弁《曲洧旧闻》（洧，音同伟）记载：“王荆公性简率，不事修饰奉养，衣服垢污，饮食粗恶，一无所择，自少时即然。”王安石粗枝大叶，不修边幅，衣服脏了不换，饭菜臭了不嫌，从年轻时就是这样子。
　　《曲洧旧闻》还说，王安石40岁左右做京官，先当群牧司判官，再担任知制诰（负责为皇帝书写诏书的文学近臣），与司马光、吕惠卿、韩维、韩绛以及黄庭坚的岳父孙觉等人经常交往。这帮朋友定期去开封寺庙开设的浴池里洗澡，但王安石从来不主动洗，除非别人硬把他拽到浴池里。
　　在饮食上，王安石也很不讲究。据南宋曾敏行的《独醒杂志》记载，王安石去赴宴，无论坐在哪个位置，无论宴席上有什么菜，他都只吃离他最近的菜。有一回，下属请王安石吃饭，饭后对王安石的夫人说：“我终于知道王大人爱吃啥菜了，原来他爱吃獐肉啊！”夫人笑道：“那一定是因为獐肉离他最近，下回你换成大白菜试试看。”果不其然，下属又一次请王安石吃饭，特意把一盘白菜摆在他跟前，把獐肉放得远远的。王安石这回只夹白菜，对那盘獐肉连一筷子都没动过。
　　《独醒杂志》又载，王安石当宰相时，一位姻亲来家做客，他用几块猪肉、一盆菜汤和两枚芝麻烧饼招待人家。来客挑食，见烧饼中间薄、四周厚，就只吃正当中芝麻最多又最薄的地方，吃到最后，剩下一个“面包圈”，扔在桌上不吃了。王安石见状，默默地拿起那个“面包圈”，毫不在意地啃了起来。

　　以上故事说明，王安石很不讲究，同时又比较节俭。
　　宋朝官员俸禄优厚，生活富足，大到造园，小到喝茶，都精益求精，力求雅致。王安石则不然，他连怎么喝茶都未必知道。北宋最精于茶道的大臣蔡襄很是倾慕王安石的才华，邀其来家中做客。蔡襄拿出自己最珍爱的一款小茶饼，烧开一壶最清洌的山泉，亲自烹茶，让王安石品尝。却见王安石从荷包里捏了一撮中药，直接撒到茶碗里，端起茶碗，咕嘟嘟，咕嘟嘟，连茶带药一饮而尽，然后放下茶碗，赞道：“嗯，好茶，好茶！”
　　王安石不但不在乎物质生活，连权位和名望也不放在心上。
　　《宋史·王安石传》写道：“少好读书，一过目终身不忘。”说明他天分极高，智力极好。“属文动笔如飞，初若不经意，既成，见者皆服其精妙。”说明他拥有顶尖的文学天赋和才能。脑袋瓜儿聪明，文学功底又好，参加科举考试自然占优势。宋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22岁的王安石一举考中进士，名次排在第四，仅次于状元、榜眼和探花。
　　实际上，凭着殿试时的优异成绩，王安石本来应该中状元。可惜他的策论剑拔弩张，无所顾忌，阅卷官讨论再三，怕皇帝被他的论调惹恼，最后在呈递名次的时候，临时把他压到第四名，把原本第四名的考生提到第一名。

　　他过于自信，也过于强势，没尝过理想主义的苦头，更不懂得妥协和渐进的妙用，所以失败了。

　　第四名考生名叫杨寘（音同至），论成绩连探花都不如，结果成了状元;王安石本来是状元，结果排到了探花后面。但王安石不介意，因为他从来没有把状元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王安石中进士后，依例参加朝廷的铨选（相当于国家公务员选拔考试），随后被派到扬州担任“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相当于省政府办公厅的中高层秘书。他工作勤奋，文采了得，每天下了班还不休息，刻苦攻读各种典籍，很受上司的欣赏。他的上司是下放到扬州的元老重臣韩琦。韩琦向朝廷举荐王安石，想把他破格提拔为京官。但是韩琦的举荐竟然被王安石拒绝了，因为王安石也没有把京官当成自己的人生目标。
　　宋朝官员可以粗略分成3个等级，最高等级叫作“朝官”，最低等级叫作“选人”，中间等级叫作“京官”。宋朝的京官不一定在京城做官，它只是一种资格——地位较高并且晋升较快的资格。选人升官很慢，通常要熬到几年以后，由5名以上中高级在职官员举荐，还要再进京参加一次考试，才有可能变成京官。而一旦成为京官，升迁就快多了。韩琦大力推荐王安石，想让其从选人变成京官，换成别人早乐疯了，但王安石不为所动。这倒不是故作清高，而是因为王安石还有更为宏大的政治抱负。
　　这个抱负不是升官，而是强国和富民。29岁那年，王安石去浙江鄞县当县长，建学校、立保甲、兴水利，给农民发放短期贷款，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县财政有钱了，老百姓的生活好转了，文化教育和社会治安也都大有改进。这段经历给了王安石毕生的影响。若干年后，他宣麻拜相，主持变法，很多改革主张其实都来自在鄞县摸索出来的实际经验。
　　王安石在地方上政绩突出，居官又清廉，朝中大佬听闻其名，争相向朝廷举荐，其中包括另一位元老重臣文彦博，以及当时的文坛名家欧阳修。文彦博举荐王安石当馆阁学士，被其谢绝;欧阳修举荐王安石当谏官，也被谢绝。后来王安石去群牧司当了一个小小的判官，成了司马光的同僚。
　　38岁那年，王安石接受宰相富弼的举荐，担任“三司度支判官”，相当于财政部的司局级干部。在这个职位上，他摸清了朝廷的家底，认识到“冗官冗兵”和“积贫积弱”的巨大风险，形成了通过变法来富国强兵的政治主张。
　　47岁那年，王安石的主张得到北宋新皇帝宋神宗的大力支持，升任“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开始着手变法;49岁时又升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當于宰相，全面推行变法。
　　在变法过程中，王安石态度坚决，六亲不认，凡是阻挠变法的人，或者对变法细节提出不同意见的人，都受到了他的打压。欧阳修是举荐过他的人，王安石却对宋神宗说：“如此人，在一郡则坏一郡，在朝廷则坏朝廷。”（《宋史·王安石传》，下同）韩琦也举荐过他，他却说韩琦“不经世务”，属于“庸人”。开封府百姓反对变法，自断手指，他说那些百姓是“蠢愚为人所惑动者”，还向宋神宗建议，禁止百姓击鼓鸣冤，滥告御状。至于他提出的“三不足”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更是人所共知，无需赘述。
　　王安石变法不是为了权位，也非为了私利。他打压一切保守派，仅仅是对事不对人，丝毫不夹杂挟嫌报复的意图。但他过于自信，也过于强势，没尝过理想主义的苦头，更不懂得妥协和渐进的妙用，所以失败了，并在失败之后受到了以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更为强烈的反扑。他的激进改革和司马光的激进反扑都是一心为国家谋福利，但他们都给国家造成了巨大创伤。
　　前文说过，王安石本能中状元，让我们假设一下，如果阅卷官没调整名次，让他高中，那会不会改变历史呢？我猜不会。以王安石的强硬个性，状元出身会让他更加自信，升官更快，会让狂风暴雨式的变法来得更猛烈，最后遭遇的失败也许只会更加彻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