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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旬文化老人章汝奭以其学养与蝇头小楷在海内外享有盛名,2017年9月7日凌晨,章汝奭先生因病在上海辞世,享年91岁。他生前曾自书挽联“任老子婆娑风月,看儿曹整顿乾坤”,横披为“无愧我心”,一种文人的境界与耿介之气可见。章汝奭先生生前不仅自书挽联,还为自己的墓碑想好了四个字——“光风霁月”。 今天就让我们通过他生前的一些访谈资料,一同追思这位当代“隐士”吧!
章汝奭1927年生于北京,幼承家学,熟读经史,尤精书法及鉴赏。书法凝重纯厚、博大清俊。其小楷造诣卓著,日本《金石书学》杂志誉为“现代小楷之极”。蛰居于上海古北路一朴素的寓所,章汝奭先生自老伴离世之后,便独自在此居住,每日与砚田笔墨、书籍碑帖及几丛芭蕉、一只小犬相伴。
章汝奭出身世家,祖父章梅庭与章太炎是堂兄弟,为清末苏州四大名医之一。父亲章保世(佩乙)二十岁即为上海《申报》、《时事新报》主笔,后曾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
章汝奭家境优渥,自小受传统文化蒙养,熟读经史子集、国语国策。又在育英教会学校接受西学教育,见识广博,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早年曾在成都郊区美军空军基地做翻译,后又在海关任职。
“文革”中,他被下放南京梅山,在极艰苦的环境里,以矮凳为案,临池不辍,练就一手精彩绝伦的蝇头小楷,被日本《金石书学》杂志誉为“现代小楷之极”。其《金刚经》立轴五千多字,细若毫发,密如蚁点,然小中见大,沉着清隽,笔笔见功力,字字无懈怠,自谓“不让赵董”。
他的行草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兴,以四米长卷书杜甫《秋兴八首》,以三米五长卷书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自是笔力劲健、别擅神采。
章汝奭认为“有人才有文,有文才有字”。做人要正直、仁厚,要写得好文章,然后才谈得上“墨迹”之优劣。他不喜当今书坛急功近利的风气,宁愿退隐一隅,独善其身。
对于学书法、临帖等事情,章汝奭曾如是说:我最小的时候,喜欢赵孟頫,里有赵孟頫的《玉台新咏序手卷》。后来我父对我说,赵孟頫不可学,有习气。你要是染上的习气,终身难于摆脱。所谓习气者,人们往往以己之足处,更增益之,谓之习气。
所以俗书,从赵书开始。也就是俗媚,从赵孟頫的字开始我父亲说你改学李北海,后来改学颜体,学褚遂良,遍临诸帖。魏碑我也临过,草隶也临过,怀素的小草千字文,大草千字文也临过。
我在南京临《兰亭序》就临了四百通,和《兰亭序》原稿差不多大,每天写一通,黄庭坚也临过。我觉得取精用宏,实际上,人们学某个人,多是从他的习气方面入手。
比方说,苏东坡有点抗肩,人们觉得学苏字就非抗肩不可,不抗肩不像苏。像黄庭坚就中宫收紧,四下放开,不是这样就不是黄庭坚。
所以,苏东坡抗肩,米芾有剑拔弩张之气,虽然是高视阔步,很挺拔,但剑拔弩张之气不可取。黄庭坚寒瘦之气不可取。所以要取精用宏,取他们的长处,去他们的短处。
谈到为什么爱写蝇头小楷,章汝奭曾如此回忆:我是条件限制。“文革”在梅山,只有这么一个小凳子,那是我的桌子。我自己坐着小矮凳,在另一个凳子上搁上砚台,就这么写字。只有这个条件。写大字也写,就得把铺盖搁开,在床上写。
在蝇头小楷上头,我多少还有点创新。我这是地地道道的蝇头。文徵明82岁写《归去来兮辞》,四百多字,十九行,一行也不长,也容易写。我这个《过秦论》,九百多字,《金刚经》,也没有格子,就用目测,一米多长,一行两百多字。不能写错,佛经写错了是大不敬。
我只是在這个上头,可以跟古人比比。我说是“不让文董”。文徵明写字是要打格子的,我从来不打格子,就在写字台上写。文徵明的小字纤细、单薄,我力求厚重。小字要有大气象。
章汝奭似乎并不属于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一派古君子之风的老人几乎算得上一个活“文物”。他以书法名世,其书法气息高古,温润淳厚,书卷气极浓,小楷更是一绝,然而章汝奭并不以书法家自许。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退出书协的章汝奭表示,对书法的痴迷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一个人,首先必然是道德、文章,然后“行有余力再治文”,如此,其身后的墨迹才可以为世所宝,如果是为写作而写作,为书法而书法,急功近利,对艺术来说就是一种亵渎。
章汝奭1927年生于北京,幼承家学,熟读经史,尤精书法及鉴赏。书法凝重纯厚、博大清俊。其小楷造诣卓著,日本《金石书学》杂志誉为“现代小楷之极”。蛰居于上海古北路一朴素的寓所,章汝奭先生自老伴离世之后,便独自在此居住,每日与砚田笔墨、书籍碑帖及几丛芭蕉、一只小犬相伴。
章汝奭出身世家,祖父章梅庭与章太炎是堂兄弟,为清末苏州四大名医之一。父亲章保世(佩乙)二十岁即为上海《申报》、《时事新报》主笔,后曾出任北洋政府财政次长。
章汝奭家境优渥,自小受传统文化蒙养,熟读经史子集、国语国策。又在育英教会学校接受西学教育,见识广博,说得一口流利的英文。早年曾在成都郊区美军空军基地做翻译,后又在海关任职。
“文革”中,他被下放南京梅山,在极艰苦的环境里,以矮凳为案,临池不辍,练就一手精彩绝伦的蝇头小楷,被日本《金石书学》杂志誉为“现代小楷之极”。其《金刚经》立轴五千多字,细若毫发,密如蚁点,然小中见大,沉着清隽,笔笔见功力,字字无懈怠,自谓“不让赵董”。
他的行草有“老夫聊发少年狂”的豪兴,以四米长卷书杜甫《秋兴八首》,以三米五长卷书苏轼《江城子·密州出猎》,自是笔力劲健、别擅神采。
章汝奭认为“有人才有文,有文才有字”。做人要正直、仁厚,要写得好文章,然后才谈得上“墨迹”之优劣。他不喜当今书坛急功近利的风气,宁愿退隐一隅,独善其身。
对于学书法、临帖等事情,章汝奭曾如是说:我最小的时候,喜欢赵孟頫,里有赵孟頫的《玉台新咏序手卷》。后来我父对我说,赵孟頫不可学,有习气。你要是染上的习气,终身难于摆脱。所谓习气者,人们往往以己之足处,更增益之,谓之习气。
所以俗书,从赵书开始。也就是俗媚,从赵孟頫的字开始我父亲说你改学李北海,后来改学颜体,学褚遂良,遍临诸帖。魏碑我也临过,草隶也临过,怀素的小草千字文,大草千字文也临过。
我在南京临《兰亭序》就临了四百通,和《兰亭序》原稿差不多大,每天写一通,黄庭坚也临过。我觉得取精用宏,实际上,人们学某个人,多是从他的习气方面入手。
比方说,苏东坡有点抗肩,人们觉得学苏字就非抗肩不可,不抗肩不像苏。像黄庭坚就中宫收紧,四下放开,不是这样就不是黄庭坚。
所以,苏东坡抗肩,米芾有剑拔弩张之气,虽然是高视阔步,很挺拔,但剑拔弩张之气不可取。黄庭坚寒瘦之气不可取。所以要取精用宏,取他们的长处,去他们的短处。
谈到为什么爱写蝇头小楷,章汝奭曾如此回忆:我是条件限制。“文革”在梅山,只有这么一个小凳子,那是我的桌子。我自己坐着小矮凳,在另一个凳子上搁上砚台,就这么写字。只有这个条件。写大字也写,就得把铺盖搁开,在床上写。
在蝇头小楷上头,我多少还有点创新。我这是地地道道的蝇头。文徵明82岁写《归去来兮辞》,四百多字,十九行,一行也不长,也容易写。我这个《过秦论》,九百多字,《金刚经》,也没有格子,就用目测,一米多长,一行两百多字。不能写错,佛经写错了是大不敬。
我只是在這个上头,可以跟古人比比。我说是“不让文董”。文徵明写字是要打格子的,我从来不打格子,就在写字台上写。文徵明的小字纤细、单薄,我力求厚重。小字要有大气象。
章汝奭似乎并不属于当下这个浮躁的社会,一派古君子之风的老人几乎算得上一个活“文物”。他以书法名世,其书法气息高古,温润淳厚,书卷气极浓,小楷更是一绝,然而章汝奭并不以书法家自许。早在上世纪80年代即退出书协的章汝奭表示,对书法的痴迷是因为对中国文化的痴迷,一个人,首先必然是道德、文章,然后“行有余力再治文”,如此,其身后的墨迹才可以为世所宝,如果是为写作而写作,为书法而书法,急功近利,对艺术来说就是一种亵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