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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国家的软实力既可以体现为一国外交政策的道义原则，也可以体现为该国文化中具有普遍吸引力的内涵，例如社会制度、生活方式、人格理想和伦理价值观、艺术审美形式和整体的人文环境，等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近代法国文化软实力的形成值得加以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艺术的发展与当时宫廷和富有阶层对艺术的赞助和奖掖息息相关。艺术的华丽光芒又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人格理想相辅相成。在借鉴意大利艺术的基础上，法国创造出更为宏大和典雅的建筑、绘画和装饰风格。18世纪，启蒙思想家又构思了一套关于人类生活的理性形式的学说，法国的思想由此对近代世界产生深远影响。与此同时，法国的外交也提倡礼仪和讲求“文明”准则，并因此领航欧洲国际政治。借鉴国外的经验，推进中国当代文化建设，需要回顾中国传统文明的发展，找到其优质内涵和历史经验，并在此基础上营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
关键词 ：文化建设，软实力，文艺复兴，法国艺术，法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16-0003-07
学术讨论中的“文化”概念，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或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其核心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并外在地体现为社会制度和物质文明，包含人文环境。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的内涵多罗列文学、艺术和音乐等内容。文化的发展或建设显然是指在这些方面的进步和日益丰富。国家的软实力相当大一部分表现在文化的吸引力上。这中间可以包含人文环境，例如法国巴黎的典雅建筑及其审美理念；也可以体现为该文明的人格理想，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完人”形象和古代希腊文化中的“阿波罗”精神；还可以体现为那个文明的人的思想和情感境界，例如中国的唐诗宋词所表现出的那种纯净和淡泊的情怀。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就意味着去培育和发展那些对人类其他群体有普遍吸引力的文化内涵和形式。国家的软实力除文化吸引力外， 还可以是一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以及符合道义的对外政策，等等。①
纵观世界历史，欧美许多大国崛起或处于鼎盛时期，都伴随着其文化的某些特征的光辉闪耀和软实力的急剧增加。19世纪，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与此同时，她也以其上层精英优雅的绅士风度，较为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理性主义文化维持各殖民地对英国的向心力。②清朝末年，出使英国的清朝官员几乎都被英国文化所吸引。20世纪期间，美国以维护人类某些崇高的普世原则，例如民主政治、个人自由、贸易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姿态参与国际争端，形成其政治文化的感召力，并借以构建美国霸权统治下的文化世界。一战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和二战期间美英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以及战后美国主导建立联合国和其他维护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等就是例证。17世纪到18世纪，法国凭借其典雅的城市建筑、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社会生活的文明水准、优雅的外交礼仪和制度吸引欧洲各国。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在推动文化建设以提升对外影响力上做得最为出色。那一时期，意大利是欧洲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意大利的人文主义理想和审美趣味风靡欧洲，其绘画雕塑、建筑和装饰风格成为时代潮流。意大利输出大量的绘画、雕塑和金银饰品等，同时也输出大量人才，其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为各国所竞相聘用。本文主要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近代法国的文化发展及其国际性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文化发展最为突出。佛罗伦萨同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邦国家相比，没有紧临海港，但凭借其文化成就，其影响力远超罗马以外的其他意大利城邦国家，其中的历史值得寻味。那一时期，意大利文化的空前繁荣与统治阶层和社会的赞助不可分。15世纪，佛罗伦萨建立了一种宫廷赞助艺术制度，富人也订制艺术作品。在这种背景下，佛罗伦萨和罗马、比萨、威尼斯等城市涌现了大批艺术家。早从14世纪开始，乔托、马萨丘和达·芬奇对如何表现空间的深远以及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就进行了探索，他们发现的透视画法使画家能够如镜像般重现自然场景和人体美，从而创造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新的视觉形象。绘画和雕塑技巧的进步有力地提升了意大利艺术作品的吸引力。
在佛罗伦萨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美第奇家族中的科西莫和洛伦佐在赞助学问和艺术上特别突出。15世纪，在美第奇家族帮助下，马斯里奥·费斯诺建立了一所艺术学院。科斯莫·德·美第奇将他在普特奥利附近的别墅送给了费斯诺，学者和艺术家在这里讨论哲学与艺术的发展。16世纪中期，意大利有很多艺术协会组织，这些机构多根据艺术家使用的材料不同来划分，多少还带有中世纪行会的特征。16世纪末，在罗马出现了一些新的艺术学院，如圣卢卡学院。这些学院的主要兴趣不是上课，而是类似艺术家俱乐部，也接纳非艺术家、贵族和艺术爱好者。学院的建立帮助艺术家从行会体系的桎梏中脱离出来，并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和社会环境，学院也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艺术的理解。①
在建筑学上，意大利艺术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建筑的恢宏典雅的风格，把建筑艺术发展到新的高度。雕塑和金银饰品的制作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更不用说意大利的文学和其人文主义理想。这些使意大利文化的光芒四射，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文化艺术产生很大影响，并成为遍及欧洲的一场文化运动的中心。
14世纪，教皇就曾聘请大批意大利艺术家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装饰其宫廷。阿维尼翁成为意大利和法国文化艺术交汇互动的地方，并由此在绘画上形成所谓“普罗旺斯画派”。三位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都曾率军南征意大利，并一度成为米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统治者。弗朗索瓦一世远征意大利期间被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所深深吸引，很想把这幅画带回法国，但由于作品画于墙上，最终没能成功，这幅画得以继续留在米兰修道院。②
远征和旅居意大利在法国人身上引起文化震撼，触动了文化引进的愿望。大批的意大利建筑家、画家、工匠和艺术品被带回法国。佛罗伦萨美弟奇家族的两位妇女后来成为法国王后，她们的审美趣味影响法国宫廷。国王们极力推崇意大利文化品位和艺术风格。意大利的语言、服装、金银刺绣、珠宝镶嵌、烹饪技艺、餐具、建筑和园艺于是成为上层社会的时尚。包括达·芬奇在内的许多意大利艺术家被聘请到法国从事艺术创作，意大利对法国的影响盛极一时。弗朗索瓦一世与晚年的达·芬奇建立的深厚友谊成为佳话。1519年5月2日，达芬奇是在年轻国王的怀抱中辞世，遗骨后来被移葬在安博瑟城堡中的胡博特教堂中。 弗朗索瓦一世邀请的意大利著名艺术家中，包括米开朗基罗和巴托洛默，但这两人拒绝前往法国。1530年，米开朗基罗风格的忠实追随者罗索·费伦提诺（原名乔凡尼·巴蒂斯塔·德·雅可波·德·加斯帕列）终于来到法国。费伦提诺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夸张的戏剧性动作，这种富于明快和装饰性的艺术风格在法国大受欢迎。意大利的矫饰主义风格就这样被带到了法国，并在那里生根发芽。法国王室在卢瓦尔河流域修建和改造的数十座宫殿和城堡，像布罗奥城堡、香波城堡和舍农梭城堡等都是由意大利建筑家设计和装饰。这些城堡有着托斯卡纳拱、伦巴底风格的壁柱、意大利式的浮雕和■旋形楼梯以及由古典的柱式所构成的建筑立面，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十分明显。
随着弗朗索瓦一世把皇室驻地从卢瓦尔河域转移到巴黎，意大利艺术风格又传播到那里。费伦提诺后来负责枫丹白露宫的艺术装修工程。1532年，普利马蒂乔来到法国，为枫丹白露宫的墙壁设计了意大利式的壁画。他将风格化的淌卷形装饰图案与高浮雕的花环、水果、各种人物、裸体形象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室内装饰风格。这些装饰与图案样式被法国的家具设计师所模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法国风格家具。在卢浮宫长期的修建过程中，意大利工匠也参与其中。1546年改建的卢浮宫的西翼正立面有文艺复兴风格，其底层是科林斯柱式，中间是混合柱式，间壁配有精致的三角形和半圆形楣饰。1665年，著名雕塑家贝尼尼在路易十四邀请下，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巴黎，为卢浮宫东墙进行艺术设计和装饰。他在法国留下的作品有路易十四的半身像、穹顶和祭坛画。
在17世纪，法国许多艺术家都曾赴意大利取经。法国画家勒布仑23岁时同普桑一起来到罗马进修绘画，回到法国后，担任宫廷画师。他后来指导法兰西绘画雕刻学院和戈伯兰壁毯厂，并主持凡尔赛宫镜厅和卢浮宫阿波罗厅的装饰工作，还留下了《基督降架》《阿尔拜勒之战》和《塞吉耶大法官》等许多佳作。17世纪法国的另一位重要绘画家乔治·德·拉图尔也在意大利学过绘画。
意大利文化的影响不仅在艺术上，而且也表现在人格理想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对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和爱好等都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代表了人类对自身潜能及其发展探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1528年，鲍德塞·卡斯特莱恩发表的《廷臣手册》，对欧洲贵族的自我教养和行为的“文明化”影响很大。卡斯特莱恩本人是一个举止优雅的贵族。他曾在乌尔宾洛的宫廷服务，并一度做过外交官。卡斯特莱恩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全面发展的人的形象应成为贵族的人生理想；他在《廷臣手册》中提倡贵族应具有三种品质：首先，出身高贵，天赋无瑕疵，举止优雅，才能卓著；其次，受到古典式教育，能从事音乐和艺术活动；在军事和体育方面也要得到发展；最后，贵族还应遵从一定的行为准则，给世人留下良好印象，例如谦逊，优雅，并以完美的性格为君主服务。①这些人格理想直到20世纪仍影响欧洲贵族的人格发展。彼得·伯克认为卡斯特莱恩的《廷臣手册》所阐述的人格理想也影响了欧洲对外交官和外交行为的看法。16世纪到18世纪法国出现的许多关于“模范大使”的论著中，都可以看到意大利的这种影响。
意大利上下一心发展文化和文化产业，使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达到了与其疆域范围和人口数量不相称的程度，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法国的文化建设有好几个时代值得提到。公元8世纪前后，统一西欧的查理曼大帝深感国内文化贫乏，曾从英国请来僧侣比德等传授文化知识。11世纪法国出现“加洛林文艺复兴”。②13世纪，法国的建筑因独创哥特式建筑风格而独树一帜。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开始意识到本国文化发展滞后，这也许是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盛况相比较后有感而发的。17世纪，法国文艺界爆发了“古今优劣之争”。古代派认为从古典的黄金时期以来，法国的文化和文学日渐衰落。现代派则认为法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学有巨大进步。此后，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开始传播“文明”“社会进步”“古典美学”和“理性”等观念。终于在18世纪掀起了启蒙运动，把法国文化推向了影响整个近代世界文明的高峰。启蒙哲学家构思了“启蒙计划”和“理性王国”的文化世界，至今仍旧是人类的精神遗产，也是法国推出的最大文化产品。
法国近代的文化发展首先以向意大利人学习艺术和文明生活理念开始。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军队多次远征意大利。此后，对意大利文化艺术的痴迷，使法国王室不遗余力地收集意大利艺术品，并邀请意大利艺术家来到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如达·芬奇、拉斐尔、丢勒、提香、米开朗基罗等对法国艺术产生巨大影响。1516年，弗朗索瓦一世邀请达·芬奇来到位于法国中部的卢瓦河畔的宫殿居住，并任命他为王室的首席画家、工程师和建筑师。国王给达·芬奇及其学生梅尔佐和随从丰厚的薪金。①在那里，达·芬奇为国王策划宫廷宴会和设计舞台布景，并修建了布鲁瓦城堡的螺旋楼梯等。达·芬奇去世后，他带到法国的许多佳作便为弗朗索瓦一世所收藏，其中的《岩间圣母》《圣母、圣婴与圣安妮》《蒙娜丽莎》《圣约翰》以及《美丽的菲洛内尔》等，后来收藏在卢浮宫，成为艺术史上的不朽名作。
另一位意大利著名艺术家本尼努托·切利尼也在1537年和1540年两次被国王邀请到法国。弗朗索瓦一世任命他为王室的首席金匠。在那里，他完成了一座银质的朱庇特烛台雕塑。切利尼记述说：“国王对他看到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对我的赞赏之词实在太多了，无法在这里一一记述。”②切利尼制造的青铜浮雕《枫丹白露女神》现保存于卢浮宫，成为法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弗朗索瓦一世也非常着迷于安德烈·德尔·萨尔托的作品。他向他购买了《圣母》和《天使们哀悼死去的耶稣》两幅作品，后来更干脆派人以重金邀请安德烈从佛罗伦萨来到法国。③1518年，萨尔托为弗朗索瓦一世的孩子创作了《博爱》。④这幅作品如今也藏于卢浮宫。弗朗索瓦一世还从意大利买来达·芬奇、切利尼、罗索、提香、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有力地衬托了法国的文化艺术氛围，并对法国艺术家起到表率作用。 公元8世纪查理大帝的帝国包含现今的法、德、意三国，法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欧洲中世纪文明的发祥地。近代初期的巴黎更处于欧洲的十字路口，北欧冷峻和强悍的文化、东欧极具农村特色的生活方式、西欧富于商业气息和经验理性的文化，以及南欧关注科学与艺术的气质在这里汇集，帮助巴黎形成了海纳百川的国际大都会的文化风格。路易十四时期，巴黎的文化建设进入高峰期，王室聘请各国艺术家来巴黎参与文化建设。如前所述，贝尼尼就是在路易十四的邀请下来到法国。
17世纪法国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648年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的建立。这所学院是路易十四文化建设宏伟计划的一部分。通过建立国家的各类学院，路易十四不仅管理每一领域内的教育，而且也推动知识与艺术的发展。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后来成为法国古典主义艺术的大本营。在这里，由于强调“惯例”——严格按照古典主义风格绘画，并以绘画主题进行等级划分，推动了官方艺术的繁荣。法兰西绘画学院不仅在统治阶级的审美意识形态和公众的审美趣味间建立了一种平衡，也帮助提高了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的审美情趣。⑤
17和18世纪，法国的文明与文化发展到高峰。在巴黎“有第一流的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家能出色地表达故事情节，巧妙地唤起感情、表现人物、渲染气氛”。⑥法国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由此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以巴洛克艺术为例，巴洛克风格发源于意大利，法国却把这种风格发展到极致。法国城市建筑极为宏大典雅，影响远播。巴洛克风格的凡尔赛宫苑建成后， 由于其整体布局的恢宏和宫殿的典雅，受到多国模仿。英国牛津郊外典雅的勃伦宁宫苑造型布局仿照了凡尔赛宫；俄罗斯圣彼得堡郊外的皇家园林——“夏宫”，也是以凡尔赛宫为原型而修建；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还有另一座仿凡尔赛宫的宫殿。法国的洛可可与新古典主义艺术谱写了艺术史上的华丽篇章，影响也遍及欧洲。英国的建筑受到法国的影响，著名建筑家克雷斯托弗·雷恩于1665至1666年造访巴黎，从法国建筑中吸收了精华。他回国后在伦敦和牛津设计修建的几座建筑，成为英国建筑史上不多的精品。
法国文化的影响也表现在文明生活的理念和实践上。在中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并不十分文明。中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心理和社会行为开始从简单粗暴转向日益平和的模式。法国在其中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11世纪以后，法国宫廷开始推行文雅的行为准则，⑦引领社会转向注重礼仪规范。宫廷生活中表现出的心理平衡和束缚性行为规范首先传播到中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中流行的礼仪规范又为市民的行为提供了模仿的标准。①法国民族文化的许多方面， 例如语言、艺术、礼仪和情感结构就这样在宫廷文化的示范效应下日趋“文明化”。
文化语言也伴随着文明生活的进步而发展。1560年，法国人开始以“civilization”的近代含义使用“civilite”， 指通向人类行为，法制和政府体制的复杂化的社会演化过程。② “使文明”（to civilize）和“文明的”（civilized）这些用语在16和17世纪的法文中被广泛使用。③费弗尔注意到这两个用语有促使行为举止文雅的涵义，以及社会发展从低级的野蛮状态到有教化的高级阶段（politesse）演变之意。概念和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也影响思想的展开。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新的思想观念对法国社会生活的文明化起到重要作用。启蒙运动中提出的那些观念，例如“文明”“进步”和“古典美”等观念表现了法国知识精英渴望改善法国社会生活的愿望。启蒙思想家们想要使社会状态文明化，他们关注人的自我完善，把“文明”与“优雅的礼仪”相提并论，并与“野蛮”相对立。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写道：“我们的礼仪、文明及所有与礼仪和文明相关的美好事物。”④思想家们一度认为在法国，“理性不仅在宪法和政府行政领域，而且也在道德和思想领域扩散并取得支配地位的情况”。⑤当时法国有教养阶层的思想和行为被认为具有典范意义，其生活方式影响了英国和德国等许多国家。著名德国学者赫尔德曾到过法国，深深受到巴黎文化的感染。18世纪末以来，包含教化和文雅化过程及其所达到的状态这些含义的新词——“civilization”进入英文和德文中，并被普遍使用。
软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⑥软实力“也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形势，是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⑦近代法国的外交家们似乎深谙此道。16到18世纪，法国外交界的领衔人物大力提倡在国际交往中推行法国式文明规范。这与法国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几乎同时。在法国开始称霸欧洲大陆过程中，法国的外交实践注重在国际交往中推行外交礼仪。法国在对外交往中力求照顾各国实力和现实情况，把恪守信义，即依靠实力又以理服人结合起来。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的过程中，从首相黎塞留到国务秘书弗朗西斯·德·卡利埃尔，都刻意在国际交往中宣扬法国的文明理念，打造法国的软实力。黎塞留提出“模范大使”（perfect ambassador）的理念。卡利埃尔在1716年出版《论与君主谈判的方法》，反对欧洲盛行的秘密外交和尔虞我诈，提倡外交不应互相欺骗，而应当创造出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他认为一个好的外交官在谈判中，要避免用虚伪的诺言和背信弃义的方法，同时不要使失败者产生憎恨和报复的情绪。卡利埃尔也鼓励对话与谈判，视它为解决冲突、避免战争的基本手段。一个好的外交官应具有灵活性，并善于让步，从而使对手也能做出一定的让步。在谈判中，谈判者不能以完全批判的态度看待对方，要适当考虑对方的利益和观点，然后以推理去说服对方。外交谈判的关键在于发现和协商共同的利益。
卡利埃尔对外交礼仪和外交官的品行的论述把当时的外交实践提到一个新高度。他认为外交官应当努力做到坦率、诚恳、正直、谦逊，还应有幽默感，开放、温和，言谈有礼而恰当，讨人喜欢。此外，外交官还必须审慎、不好辩，回答问题前须经过周详的考虑。卡利埃尔在讨论驻外使节的权利和义务时，强调驻外使节不应受驻在国法律管辖，其住所享有豁免权和庇护权，驻在国政府不得搜查外交使节的住所。外交使节信仰本国宗教，有权保护本国国民。他也反对外交官住所藏匿罪犯，或进行不正当的贸易。卡利埃尔在强权和秘密外交盛行的环境中，提倡国际交往中各国的责任和义务，外交人员的礼仪和尊严以及恪守信义等文明准则，对18世纪欧洲外交界起到正面的影响。① 法国另一位外交官，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外交部长塔列朗也对外交官的素质和外交实践提出很高的要求，尽管他自己未必具备这些品质。塔列朗认为，外交官应当谨慎、谦虚、无私和具备一种崇高的人格形象，意识到自己代表一个国家并有维护本国权益的重大责任。外交官应该具有快速而准确地抓住问题实质的能力和开阔的思路。 1838年3月，塔列朗在巴黎科学院发表演讲，谈论外交官的模范形象。他认为，外交官“应当朴实、得当、谦虚……随时提供有关事件和人物的咨询；时刻牢记所有的条约，知道它们通过的日期，正确估价条约的长处和不足、它们的来龙去脉，知道参加谈判的主要代表的姓名，甚至知道这些代表的家庭关系。”②外交官“必须具有一种随时提醒他注意自己言谈举止，在任何谈判开始前都不使他的名誉受到损害的特殊本能。他必须能够给人以诚恳而又含而不露的印象”。③
由黎塞留首倡，经卡利埃尔和塔列朗等法国外交界领衔人物发展，法国外交理念和实践在欧洲政治中发挥了重要影响。17世纪到一战前的300年间是欧洲外交的所谓“法国时期”。法国是西方外交的领航者；法语是国际外交界的通用语言；法式外交成为处理文明国家间相互关系的范式。
一战到二战期间，法国外交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一战期间的法国总理莱昂·布儒瓦、到戴高乐和希拉克都认识到军事实力不足以使法国在世界上赢得尊重，必须辅之以文化影响力。莱昂·布儒瓦批判现实主义，认为其观点是野蛮的。 他坚信国际关系中，战争应该成为例外，而和平应是常态。国与国之间的精诚团结应是新的国际关系的基石。法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也提出了各国应该相互合作，建构一个文明的国际社会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可以发挥软实力，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莱昂·布儒瓦受到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观念的影响。杜克海姆认为各国社会可以融为一个整体，反对在国际政治中玩弄权术，而威尔逊总统也相信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机构可以成为维持国际和平的基础。一战以后，莱昂·布儒瓦同威尔逊协同组建了“国联”。莱昂·布儒瓦由此被称为“国联之父”。尽管国联在后来的国际政治中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法国维护本国文化影响力的另一个特征是促进本国语言在世界上的流通和运用。法国建立了法兰西学院，它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出版官方的法语词典，清洗混入日常生活用语中的外来词汇，尤其是英语化的表达法。在世界各国都日益在电脑程序中采用英语术语时，法国人坚持使用“courriel”“ordinateur”，而不是“email”和“computer”。这些做法同法国提倡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普世原则相辅相成，构成了法国在世界上独特的文化影响力。
纵观世界， 一国的对外影响力固然离不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软实力则主要表现在观念、文化和制度层面上。文化软实力与一国的制度、生活方式、人格精神和科学技术发明能力等的优越或吸引模仿的特征有关。软实力是建立在——国社会实践（发展）成功的基础上，该国的这些特征，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等因而具有示范意义。在对外关系上，一国的外交不能仅以维护一己之利（核心利益、国家安全或霸权）为全部目标，一国所实行的外交政策应为他国所接受甚至被赞赏。对外关系应该体现道义，而不是术，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④
在把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与提高我国的软实力相挂钩时，我们应当重新诠释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包含大量的可以与上述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相媲美的优质文化内涵。在艺术上，中国的园林建筑风格独树一帜，历史上就为东亚各国所模仿，其中所蕴含的非对称和不规则的关，效法自然山水的美是人类重要的美学理念，具有独到的文化吸引力。历史上，遍及欧洲的洛可可艺术风格就是在中国艺术的影响下形成的。在文学领域，中国古典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诗情画意，人与大自然和人与社会那种较为平衡的关系模式，在人类表达其生活经验的各种模式中，有其特殊的吸引力。在伦理哲学方面，儒家所宣扬的人格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同社会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今天对人类仍有现实意义。国际关系领域中，中国文化没有对外扩张的冲动，历史上对弱小民族和国家多采取以德服人和以化成天下的态度，今天仍是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在国内政治领域，中国古代的儒生和士大夫合而为一的传统，即政府公务员既是官员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今天也是值得借鉴的。我们需要从文化传统中发现和继承优秀的遗产，并使之和当今人类所推崇的价值观和审美形式相融合，从而使我国的文化建设有成效地发展。
在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或发展中，有一些涉及文化发展的更为根本和长远的目标需要注意。
第一，有利于科学进步的文化的建设问题。在西方，17世纪以前，新的宇宙观及文化哲学思想的出现曾是近代科学革命爆发的先决条件。100多年来，我们成功地引进近现代西方科学，并建构了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和现代教育体系，但却没有经历一场深刻的哲学及科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运动。因此，如何补课，并再次形成曾使中国在历史上雄居世界技术前列的创新精神和活力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引进和消化外国技术，模仿和复制外国技术与带原创性的技术发明是不同的。
第二，重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精神家园的问题。在西方，人的现代化和伦理的现代化平行甚至是先于经济和政治制度变革。它经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完成，前者强调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后者则强调理性的规范。五四运动曾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它没有完成塑造中国人新的伦理规范，或者说新的人格的任务。
两千多年前，中国文明面临礼崩乐坏、分裂与战乱危险时。孔子以伦理哲学的创新帮助世人应对了这场挑战。应该说今天我们也面临一场挑战，那就是当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后，如何创新文化，以适应基础的变迁的问题。我们需要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因为传统文化中包含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伦理体系、审美感和创造精神的源泉。这场文化复兴运动或文化建设的任务至少有以下几项：第一，需要从古代道德理想中找到当代人格重建的平台，只有重建基本的道德信仰，才有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树立社会主义道德理想；第二，从传统审美感中找到当代美的理想和形式，不应当忘记，优雅的审美趣味对科学和文明的进步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三，从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中找到有利于科学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精神力量。这些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我们做出很大努力。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和需要严肃思考的课题。 【作者简介】何平，男，1949年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文化和国际关系史。
夏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国史以及欧盟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Culture and Soft Power：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enaissance Italy and Modern France
Abstract： The soft power of a country can be displayed by the moral principle of it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versal appeal of its cultural forms， such as its social system， life style， personality， ethics， aesthetics， art and overall human environment， etc.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enaissance Italy and modern France in this respect is specially worth being explored. The flourish of art and culture in Renaissance was assisted by the patronage of the rich and the court.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was supplemented by the formulation of the ideal of a versatile person or all rounded personality. Inspired by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Italy， a grandeur style of painting， architecture and indoor refurbishment was developed in France later. The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of the 18th century put forward a theory of rational way of life， which had far-reaching impact on modern world. Meanwhile， French leaders began to propagate the idea of courtesy and civilization standard in diplomacy， and in this way， pilo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for following 200 years. The advance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eds to learn from other nation’s experience and look back at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find its cultural quintessence an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to achieve this. On this base， we can then develop China’s soft power in contemporary world.
Key Words： Cultural Development， Soft Power， Renaissance， French Art， French Diplomacy
* 本文受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研究重点项目资助（项目号：SKX201007）。
① 参见约瑟夫·奈、王辑思：《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
② 清末，清廷特使郭嵩焘赴英驻节，参观英国的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过后他把见闻写成《使西纪程》，向清政府大力推荐英国的政教制度，并呼吁效仿，结果被抨击为媚夷。
① 温尼·海德·米奈著：《艺术史的历史》，李建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18页。
② Desmond Seward， Prince of the Renaissance， The Golden Life of Fran？觭oisⅠ，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73，p.88。
① Baldesar Castiglione，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76.
② 罗伯特主编：《剑桥插图中世纪史》，李增强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
① Antonina Vellentin，Translated by E.W.Dickes： Leonardo da Vinci，The Tragic Pursuit of Perfec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38， p.503.
② 切利尼著：《切利尼自传》，王宪盛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257～258页。
③ R. J. Knecht， Renaissance Warrior and Patron： the Reign of Francis Ι，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31. ④ Desmond Seward， Prince of the Renaissance， The Golden Life of Fran？觭oisⅠ，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73， p.91.
⑤ 温尼·海德·米奈著：《艺术史的历史》，李建群等译，第20页。
⑥ 马德琳·梅因斯通、罗兰德·梅因斯通著：《剑桥艺术史——17世纪艺术》，钱秉旦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⑦ 例如1589年布鲁斯维克宫廷的一项法今规定“所有的人不得在楼梯下、走廊里或储柜里大小便”。这些禁令后来逐渐被宫廷成员内化为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并传播到中产阶级。
①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Oxford： Blackwell， 1969， pp.137、 131.
② George Huppert，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Anthony Molho and John A. Tedeschi， eds.，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Hans Baron，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757～769.
③ Civilization： 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 in Peter Burke， ed.， 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New York： Harper
关键词 ：文化建设，软实力，文艺复兴，法国艺术，法国外交
中图分类号 ：K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13）16-0003-07
学术讨论中的“文化”概念，是指一个特定社会群体，或民族国家的生活方式，其核心是价值观和行为方式，并外在地体现为社会制度和物质文明，包含人文环境。一般意义上的“文化”概念的内涵多罗列文学、艺术和音乐等内容。文化的发展或建设显然是指在这些方面的进步和日益丰富。国家的软实力相当大一部分表现在文化的吸引力上。这中间可以包含人文环境，例如法国巴黎的典雅建筑及其审美理念；也可以体现为该文明的人格理想，例如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的“完人”形象和古代希腊文化中的“阿波罗”精神；还可以体现为那个文明的人的思想和情感境界，例如中国的唐诗宋词所表现出的那种纯净和淡泊的情怀。提升一个国家的软实力就意味着去培育和发展那些对人类其他群体有普遍吸引力的文化内涵和形式。国家的软实力除文化吸引力外， 还可以是一国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以及符合道义的对外政策，等等。①
纵观世界历史，欧美许多大国崛起或处于鼎盛时期，都伴随着其文化的某些特征的光辉闪耀和软实力的急剧增加。19世纪，英国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与此同时，她也以其上层精英优雅的绅士风度，较为合理的政治制度和理性主义文化维持各殖民地对英国的向心力。②清朝末年，出使英国的清朝官员几乎都被英国文化所吸引。20世纪期间，美国以维护人类某些崇高的普世原则，例如民主政治、个人自由、贸易自由和公平竞争的姿态参与国际争端，形成其政治文化的感召力，并借以构建美国霸权统治下的文化世界。一战后，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计划”和二战期间美英签署的“大西洋宪章”，以及战后美国主导建立联合国和其他维护自由贸易的国际组织等就是例证。17世纪到18世纪，法国凭借其典雅的城市建筑、艺术风格和审美趣味、社会生活的文明水准、优雅的外交礼仪和制度吸引欧洲各国。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在推动文化建设以提升对外影响力上做得最为出色。那一时期，意大利是欧洲金融和制造业中心，也是东西方贸易的中心。意大利的人文主义理想和审美趣味风靡欧洲，其绘画雕塑、建筑和装饰风格成为时代潮流。意大利输出大量的绘画、雕塑和金银饰品等，同时也输出大量人才，其画家、雕塑家和建筑师为各国所竞相聘用。本文主要探讨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和近代法国的文化发展及其国际性影响。
文艺复兴时期，佛罗伦萨的文化发展最为突出。佛罗伦萨同威尼斯和热那亚等城邦国家相比，没有紧临海港，但凭借其文化成就，其影响力远超罗马以外的其他意大利城邦国家，其中的历史值得寻味。那一时期，意大利文化的空前繁荣与统治阶层和社会的赞助不可分。15世纪，佛罗伦萨建立了一种宫廷赞助艺术制度，富人也订制艺术作品。在这种背景下，佛罗伦萨和罗马、比萨、威尼斯等城市涌现了大批艺术家。早从14世纪开始，乔托、马萨丘和达·芬奇对如何表现空间的深远以及人物形象的立体感就进行了探索，他们发现的透视画法使画家能够如镜像般重现自然场景和人体美，从而创造出具有世界意义的新的视觉形象。绘画和雕塑技巧的进步有力地提升了意大利艺术作品的吸引力。
在佛罗伦萨长期居统治地位的美第奇家族中的科西莫和洛伦佐在赞助学问和艺术上特别突出。15世纪，在美第奇家族帮助下，马斯里奥·费斯诺建立了一所艺术学院。科斯莫·德·美第奇将他在普特奥利附近的别墅送给了费斯诺，学者和艺术家在这里讨论哲学与艺术的发展。16世纪中期，意大利有很多艺术协会组织，这些机构多根据艺术家使用的材料不同来划分，多少还带有中世纪行会的特征。16世纪末，在罗马出现了一些新的艺术学院，如圣卢卡学院。这些学院的主要兴趣不是上课，而是类似艺术家俱乐部，也接纳非艺术家、贵族和艺术爱好者。学院的建立帮助艺术家从行会体系的桎梏中脱离出来，并为他们提供了良好的学术和社会环境，学院也有助于提高公众对艺术的理解。①
在建筑学上，意大利艺术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建筑的恢宏典雅的风格，把建筑艺术发展到新的高度。雕塑和金银饰品的制作也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更不用说意大利的文学和其人文主义理想。这些使意大利文化的光芒四射，并对欧洲其他国家，尤其是法国的文化艺术产生很大影响，并成为遍及欧洲的一场文化运动的中心。
14世纪，教皇就曾聘请大批意大利艺术家到法国南部的阿维尼翁装饰其宫廷。阿维尼翁成为意大利和法国文化艺术交汇互动的地方，并由此在绘画上形成所谓“普罗旺斯画派”。三位法国国王，查理八世、路易十二和弗朗索瓦一世都曾率军南征意大利，并一度成为米兰、佛罗伦萨和那不勒斯的统治者。弗朗索瓦一世远征意大利期间被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所深深吸引，很想把这幅画带回法国，但由于作品画于墙上，最终没能成功，这幅画得以继续留在米兰修道院。②
远征和旅居意大利在法国人身上引起文化震撼，触动了文化引进的愿望。大批的意大利建筑家、画家、工匠和艺术品被带回法国。佛罗伦萨美弟奇家族的两位妇女后来成为法国王后，她们的审美趣味影响法国宫廷。国王们极力推崇意大利文化品位和艺术风格。意大利的语言、服装、金银刺绣、珠宝镶嵌、烹饪技艺、餐具、建筑和园艺于是成为上层社会的时尚。包括达·芬奇在内的许多意大利艺术家被聘请到法国从事艺术创作，意大利对法国的影响盛极一时。弗朗索瓦一世与晚年的达·芬奇建立的深厚友谊成为佳话。1519年5月2日，达芬奇是在年轻国王的怀抱中辞世，遗骨后来被移葬在安博瑟城堡中的胡博特教堂中。 弗朗索瓦一世邀请的意大利著名艺术家中，包括米开朗基罗和巴托洛默，但这两人拒绝前往法国。1530年，米开朗基罗风格的忠实追随者罗索·费伦提诺（原名乔凡尼·巴蒂斯塔·德·雅可波·德·加斯帕列）终于来到法国。费伦提诺的作品中的人物形象具有夸张的戏剧性动作，这种富于明快和装饰性的艺术风格在法国大受欢迎。意大利的矫饰主义风格就这样被带到了法国，并在那里生根发芽。法国王室在卢瓦尔河流域修建和改造的数十座宫殿和城堡，像布罗奥城堡、香波城堡和舍农梭城堡等都是由意大利建筑家设计和装饰。这些城堡有着托斯卡纳拱、伦巴底风格的壁柱、意大利式的浮雕和■旋形楼梯以及由古典的柱式所构成的建筑立面，意大利风格的影响十分明显。
随着弗朗索瓦一世把皇室驻地从卢瓦尔河域转移到巴黎，意大利艺术风格又传播到那里。费伦提诺后来负责枫丹白露宫的艺术装修工程。1532年，普利马蒂乔来到法国，为枫丹白露宫的墙壁设计了意大利式的壁画。他将风格化的淌卷形装饰图案与高浮雕的花环、水果、各种人物、裸体形象结合在一起，创造了一种新的室内装饰风格。这些装饰与图案样式被法国的家具设计师所模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法国风格家具。在卢浮宫长期的修建过程中，意大利工匠也参与其中。1546年改建的卢浮宫的西翼正立面有文艺复兴风格，其底层是科林斯柱式，中间是混合柱式，间壁配有精致的三角形和半圆形楣饰。1665年，著名雕塑家贝尼尼在路易十四邀请下，翻越阿尔卑斯山来到巴黎，为卢浮宫东墙进行艺术设计和装饰。他在法国留下的作品有路易十四的半身像、穹顶和祭坛画。
在17世纪，法国许多艺术家都曾赴意大利取经。法国画家勒布仑23岁时同普桑一起来到罗马进修绘画，回到法国后，担任宫廷画师。他后来指导法兰西绘画雕刻学院和戈伯兰壁毯厂，并主持凡尔赛宫镜厅和卢浮宫阿波罗厅的装饰工作，还留下了《基督降架》《阿尔拜勒之战》和《塞吉耶大法官》等许多佳作。17世纪法国的另一位重要绘画家乔治·德·拉图尔也在意大利学过绘画。
意大利文化的影响不仅在艺术上，而且也表现在人格理想上。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对人的全面发展，人的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和爱好等都进行了系统的探讨，代表了人类对自身潜能及其发展探索的一个极其重要的里程碑。1528年，鲍德塞·卡斯特莱恩发表的《廷臣手册》，对欧洲贵族的自我教养和行为的“文明化”影响很大。卡斯特莱恩本人是一个举止优雅的贵族。他曾在乌尔宾洛的宫廷服务，并一度做过外交官。卡斯特莱恩认为文艺复兴时期全面发展的人的形象应成为贵族的人生理想；他在《廷臣手册》中提倡贵族应具有三种品质：首先，出身高贵，天赋无瑕疵，举止优雅，才能卓著；其次，受到古典式教育，能从事音乐和艺术活动；在军事和体育方面也要得到发展；最后，贵族还应遵从一定的行为准则，给世人留下良好印象，例如谦逊，优雅，并以完美的性格为君主服务。①这些人格理想直到20世纪仍影响欧洲贵族的人格发展。彼得·伯克认为卡斯特莱恩的《廷臣手册》所阐述的人格理想也影响了欧洲对外交官和外交行为的看法。16世纪到18世纪法国出现的许多关于“模范大使”的论著中，都可以看到意大利的这种影响。
意大利上下一心发展文化和文化产业，使其实力和国际影响力达到了与其疆域范围和人口数量不相称的程度，这方面的经验值得借鉴。
法国的文化建设有好几个时代值得提到。公元8世纪前后，统一西欧的查理曼大帝深感国内文化贫乏，曾从英国请来僧侣比德等传授文化知识。11世纪法国出现“加洛林文艺复兴”。②13世纪，法国的建筑因独创哥特式建筑风格而独树一帜。但到了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开始意识到本国文化发展滞后，这也许是同意大利文艺复兴文化的盛况相比较后有感而发的。17世纪，法国文艺界爆发了“古今优劣之争”。古代派认为从古典的黄金时期以来，法国的文化和文学日渐衰落。现代派则认为法国的经济、科学和文学有巨大进步。此后，有远见的知识分子开始传播“文明”“社会进步”“古典美学”和“理性”等观念。终于在18世纪掀起了启蒙运动，把法国文化推向了影响整个近代世界文明的高峰。启蒙哲学家构思了“启蒙计划”和“理性王国”的文化世界，至今仍旧是人类的精神遗产，也是法国推出的最大文化产品。
法国近代的文化发展首先以向意大利人学习艺术和文明生活理念开始。文艺复兴时期，法国军队多次远征意大利。此后，对意大利文化艺术的痴迷，使法国王室不遗余力地收集意大利艺术品，并邀请意大利艺术家来到法国。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艺术家如达·芬奇、拉斐尔、丢勒、提香、米开朗基罗等对法国艺术产生巨大影响。1516年，弗朗索瓦一世邀请达·芬奇来到位于法国中部的卢瓦河畔的宫殿居住，并任命他为王室的首席画家、工程师和建筑师。国王给达·芬奇及其学生梅尔佐和随从丰厚的薪金。①在那里，达·芬奇为国王策划宫廷宴会和设计舞台布景，并修建了布鲁瓦城堡的螺旋楼梯等。达·芬奇去世后，他带到法国的许多佳作便为弗朗索瓦一世所收藏，其中的《岩间圣母》《圣母、圣婴与圣安妮》《蒙娜丽莎》《圣约翰》以及《美丽的菲洛内尔》等，后来收藏在卢浮宫，成为艺术史上的不朽名作。
另一位意大利著名艺术家本尼努托·切利尼也在1537年和1540年两次被国王邀请到法国。弗朗索瓦一世任命他为王室的首席金匠。在那里，他完成了一座银质的朱庇特烛台雕塑。切利尼记述说：“国王对他看到的一切感到非常满意……对我的赞赏之词实在太多了，无法在这里一一记述。”②切利尼制造的青铜浮雕《枫丹白露女神》现保存于卢浮宫，成为法国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弗朗索瓦一世也非常着迷于安德烈·德尔·萨尔托的作品。他向他购买了《圣母》和《天使们哀悼死去的耶稣》两幅作品，后来更干脆派人以重金邀请安德烈从佛罗伦萨来到法国。③1518年，萨尔托为弗朗索瓦一世的孩子创作了《博爱》。④这幅作品如今也藏于卢浮宫。弗朗索瓦一世还从意大利买来达·芬奇、切利尼、罗索、提香、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的艺术品。这些艺术品有力地衬托了法国的文化艺术氛围，并对法国艺术家起到表率作用。 公元8世纪查理大帝的帝国包含现今的法、德、意三国，法国人在某种意义上是欧洲中世纪文明的发祥地。近代初期的巴黎更处于欧洲的十字路口，北欧冷峻和强悍的文化、东欧极具农村特色的生活方式、西欧富于商业气息和经验理性的文化，以及南欧关注科学与艺术的气质在这里汇集，帮助巴黎形成了海纳百川的国际大都会的文化风格。路易十四时期，巴黎的文化建设进入高峰期，王室聘请各国艺术家来巴黎参与文化建设。如前所述，贝尼尼就是在路易十四的邀请下来到法国。
17世纪法国艺术发展的一个重要事件是1648年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的建立。这所学院是路易十四文化建设宏伟计划的一部分。通过建立国家的各类学院，路易十四不仅管理每一领域内的教育，而且也推动知识与艺术的发展。皇家绘画与雕塑学院后来成为法国古典主义艺术的大本营。在这里，由于强调“惯例”——严格按照古典主义风格绘画，并以绘画主题进行等级划分，推动了官方艺术的繁荣。法兰西绘画学院不仅在统治阶级的审美意识形态和公众的审美趣味间建立了一种平衡，也帮助提高了艺术家的社会地位和社会的审美情趣。⑤
17和18世纪，法国的文明与文化发展到高峰。在巴黎“有第一流的绘画、雕塑和建筑，艺术家能出色地表达故事情节，巧妙地唤起感情、表现人物、渲染气氛”。⑥法国的文学艺术和建筑，以及社会交往的形式由此在欧洲产生很大影响。以巴洛克艺术为例，巴洛克风格发源于意大利，法国却把这种风格发展到极致。法国城市建筑极为宏大典雅，影响远播。巴洛克风格的凡尔赛宫苑建成后， 由于其整体布局的恢宏和宫殿的典雅，受到多国模仿。英国牛津郊外典雅的勃伦宁宫苑造型布局仿照了凡尔赛宫；俄罗斯圣彼得堡郊外的皇家园林——“夏宫”，也是以凡尔赛宫为原型而修建；在意大利那不勒斯还有另一座仿凡尔赛宫的宫殿。法国的洛可可与新古典主义艺术谱写了艺术史上的华丽篇章，影响也遍及欧洲。英国的建筑受到法国的影响，著名建筑家克雷斯托弗·雷恩于1665至1666年造访巴黎，从法国建筑中吸收了精华。他回国后在伦敦和牛津设计修建的几座建筑，成为英国建筑史上不多的精品。
法国文化的影响也表现在文明生活的理念和实践上。在中世纪大多数时间里，欧洲人的生活方式和行为并不十分文明。中世纪后期，欧洲人的心理和社会行为开始从简单粗暴转向日益平和的模式。法国在其中起了重要的示范作用。11世纪以后，法国宫廷开始推行文雅的行为准则，⑦引领社会转向注重礼仪规范。宫廷生活中表现出的心理平衡和束缚性行为规范首先传播到中上层社会。中上层社会中流行的礼仪规范又为市民的行为提供了模仿的标准。①法国民族文化的许多方面， 例如语言、艺术、礼仪和情感结构就这样在宫廷文化的示范效应下日趋“文明化”。
文化语言也伴随着文明生活的进步而发展。1560年，法国人开始以“civilization”的近代含义使用“civilite”， 指通向人类行为，法制和政府体制的复杂化的社会演化过程。② “使文明”（to civilize）和“文明的”（civilized）这些用语在16和17世纪的法文中被广泛使用。③费弗尔注意到这两个用语有促使行为举止文雅的涵义，以及社会发展从低级的野蛮状态到有教化的高级阶段（politesse）演变之意。概念和语言不仅是表达思想的工具，也影响思想的展开。
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中，新的思想观念对法国社会生活的文明化起到重要作用。启蒙运动中提出的那些观念，例如“文明”“进步”和“古典美”等观念表现了法国知识精英渴望改善法国社会生活的愿望。启蒙思想家们想要使社会状态文明化，他们关注人的自我完善，把“文明”与“优雅的礼仪”相提并论，并与“野蛮”相对立。伯克在《对法国大革命的反思》中写道：“我们的礼仪、文明及所有与礼仪和文明相关的美好事物。”④思想家们一度认为在法国，“理性不仅在宪法和政府行政领域，而且也在道德和思想领域扩散并取得支配地位的情况”。⑤当时法国有教养阶层的思想和行为被认为具有典范意义，其生活方式影响了英国和德国等许多国家。著名德国学者赫尔德曾到过法国，深深受到巴黎文化的感染。18世纪末以来，包含教化和文雅化过程及其所达到的状态这些含义的新词——“civilization”进入英文和德文中，并被普遍使用。
软实力是“一国通过吸引和说服别国服从本国的目标，从而使本国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能力”；⑥软实力“也是一个国家造就一种形势，是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倾向，并界定其利益的能力”。⑦近代法国的外交家们似乎深谙此道。16到18世纪，法国外交界的领衔人物大力提倡在国际交往中推行法国式文明规范。这与法国崛起为一个强大的君主专制国家几乎同时。在法国开始称霸欧洲大陆过程中，法国的外交实践注重在国际交往中推行外交礼仪。法国在对外交往中力求照顾各国实力和现实情况，把恪守信义，即依靠实力又以理服人结合起来。法国称霸欧洲大陆的过程中，从首相黎塞留到国务秘书弗朗西斯·德·卡利埃尔，都刻意在国际交往中宣扬法国的文明理念，打造法国的软实力。黎塞留提出“模范大使”（perfect ambassador）的理念。卡利埃尔在1716年出版《论与君主谈判的方法》，反对欧洲盛行的秘密外交和尔虞我诈，提倡外交不应互相欺骗，而应当创造出一种相互信任的气氛。他认为一个好的外交官在谈判中，要避免用虚伪的诺言和背信弃义的方法，同时不要使失败者产生憎恨和报复的情绪。卡利埃尔也鼓励对话与谈判，视它为解决冲突、避免战争的基本手段。一个好的外交官应具有灵活性，并善于让步，从而使对手也能做出一定的让步。在谈判中，谈判者不能以完全批判的态度看待对方，要适当考虑对方的利益和观点，然后以推理去说服对方。外交谈判的关键在于发现和协商共同的利益。
卡利埃尔对外交礼仪和外交官的品行的论述把当时的外交实践提到一个新高度。他认为外交官应当努力做到坦率、诚恳、正直、谦逊，还应有幽默感，开放、温和，言谈有礼而恰当，讨人喜欢。此外，外交官还必须审慎、不好辩，回答问题前须经过周详的考虑。卡利埃尔在讨论驻外使节的权利和义务时，强调驻外使节不应受驻在国法律管辖，其住所享有豁免权和庇护权，驻在国政府不得搜查外交使节的住所。外交使节信仰本国宗教，有权保护本国国民。他也反对外交官住所藏匿罪犯，或进行不正当的贸易。卡利埃尔在强权和秘密外交盛行的环境中，提倡国际交往中各国的责任和义务，外交人员的礼仪和尊严以及恪守信义等文明准则，对18世纪欧洲外交界起到正面的影响。① 法国另一位外交官，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外交部长塔列朗也对外交官的素质和外交实践提出很高的要求，尽管他自己未必具备这些品质。塔列朗认为，外交官应当谨慎、谦虚、无私和具备一种崇高的人格形象，意识到自己代表一个国家并有维护本国权益的重大责任。外交官应该具有快速而准确地抓住问题实质的能力和开阔的思路。 1838年3月，塔列朗在巴黎科学院发表演讲，谈论外交官的模范形象。他认为，外交官“应当朴实、得当、谦虚……随时提供有关事件和人物的咨询；时刻牢记所有的条约，知道它们通过的日期，正确估价条约的长处和不足、它们的来龙去脉，知道参加谈判的主要代表的姓名，甚至知道这些代表的家庭关系。”②外交官“必须具有一种随时提醒他注意自己言谈举止，在任何谈判开始前都不使他的名誉受到损害的特殊本能。他必须能够给人以诚恳而又含而不露的印象”。③
由黎塞留首倡，经卡利埃尔和塔列朗等法国外交界领衔人物发展，法国外交理念和实践在欧洲政治中发挥了重要影响。17世纪到一战前的300年间是欧洲外交的所谓“法国时期”。法国是西方外交的领航者；法语是国际外交界的通用语言；法式外交成为处理文明国家间相互关系的范式。
一战到二战期间，法国外交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一战期间的法国总理莱昂·布儒瓦、到戴高乐和希拉克都认识到军事实力不足以使法国在世界上赢得尊重，必须辅之以文化影响力。莱昂·布儒瓦批判现实主义，认为其观点是野蛮的。 他坚信国际关系中，战争应该成为例外，而和平应是常态。国与国之间的精诚团结应是新的国际关系的基石。法国的学者和政治家也提出了各国应该相互合作，建构一个文明的国际社会的思想。在这个过程中，法国可以发挥软实力，从而赢得国际社会的尊重。莱昂·布儒瓦受到法国社会学家杜克海姆和美国总统威尔逊的观念的影响。杜克海姆认为各国社会可以融为一个整体，反对在国际政治中玩弄权术，而威尔逊总统也相信国际规范和国际组织机构可以成为维持国际和平的基础。一战以后，莱昂·布儒瓦同威尔逊协同组建了“国联”。莱昂·布儒瓦由此被称为“国联之父”。尽管国联在后来的国际政治中并没有起到很大作用。
法国维护本国文化影响力的另一个特征是促进本国语言在世界上的流通和运用。法国建立了法兰西学院，它的一个重大举措是出版官方的法语词典，清洗混入日常生活用语中的外来词汇，尤其是英语化的表达法。在世界各国都日益在电脑程序中采用英语术语时，法国人坚持使用“courriel”“ordinateur”，而不是“email”和“computer”。这些做法同法国提倡自由、平等和博爱等普世原则相辅相成，构成了法国在世界上独特的文化影响力。
纵观世界， 一国的对外影响力固然离不开其经济和军事实力，软实力则主要表现在观念、文化和制度层面上。文化软实力与一国的制度、生活方式、人格精神和科学技术发明能力等的优越或吸引模仿的特征有关。软实力是建立在——国社会实践（发展）成功的基础上，该国的这些特征，社会制度与生活方式等因而具有示范意义。在对外关系上，一国的外交不能仅以维护一己之利（核心利益、国家安全或霸权）为全部目标，一国所实行的外交政策应为他国所接受甚至被赞赏。对外关系应该体现道义，而不是术，所谓“大道之行，天下为公”。④
在把文化建设作为国家发展战略，并与提高我国的软实力相挂钩时，我们应当重新诠释和发扬我国的传统文化，我们的传统文化中也包含大量的可以与上述这些国家的文化传统相媲美的优质文化内涵。在艺术上，中国的园林建筑风格独树一帜，历史上就为东亚各国所模仿，其中所蕴含的非对称和不规则的关，效法自然山水的美是人类重要的美学理念，具有独到的文化吸引力。历史上，遍及欧洲的洛可可艺术风格就是在中国艺术的影响下形成的。在文学领域，中国古典作品中所表现出的诗情画意，人与大自然和人与社会那种较为平衡的关系模式，在人类表达其生活经验的各种模式中，有其特殊的吸引力。在伦理哲学方面，儒家所宣扬的人格理想，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以及同社会和自然和谐相处的理念，在今天对人类仍有现实意义。国际关系领域中，中国文化没有对外扩张的冲动，历史上对弱小民族和国家多采取以德服人和以化成天下的态度，今天仍是国际关系理论传统中的一份宝贵遗产。在国内政治领域，中国古代的儒生和士大夫合而为一的传统，即政府公务员既是官员同时又是知识分子的传统，在今天也是值得借鉴的。我们需要从文化传统中发现和继承优秀的遗产，并使之和当今人类所推崇的价值观和审美形式相融合，从而使我国的文化建设有成效地发展。
在当前中国的文化建设或发展中，有一些涉及文化发展的更为根本和长远的目标需要注意。
第一，有利于科学进步的文化的建设问题。在西方，17世纪以前，新的宇宙观及文化哲学思想的出现曾是近代科学革命爆发的先决条件。100多年来，我们成功地引进近现代西方科学，并建构了自己的科学研究队伍和现代教育体系，但却没有经历一场深刻的哲学及科学思维方式的革命运动。因此，如何补课，并再次形成曾使中国在历史上雄居世界技术前列的创新精神和活力是我们应当思考的问题。引进和消化外国技术，模仿和复制外国技术与带原创性的技术发明是不同的。
第二，重建中国人的道德意识和精神家园的问题。在西方，人的现代化和伦理的现代化平行甚至是先于经济和政治制度变革。它经由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完成，前者强调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和合法性，后者则强调理性的规范。五四运动曾被称为中国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但是，从今天的观点来看，它没有完成塑造中国人新的伦理规范，或者说新的人格的任务。
两千多年前，中国文明面临礼崩乐坏、分裂与战乱危险时。孔子以伦理哲学的创新帮助世人应对了这场挑战。应该说今天我们也面临一场挑战，那就是当经济基础和社会结构已发生翻天覆地变化后，如何创新文化，以适应基础的变迁的问题。我们需要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因为传统文化中包含了我们民族数千年来形成的伦理体系、审美感和创造精神的源泉。这场文化复兴运动或文化建设的任务至少有以下几项：第一，需要从古代道德理想中找到当代人格重建的平台，只有重建基本的道德信仰，才有可能在更高的层次上树立社会主义道德理想；第二，从传统审美感中找到当代美的理想和形式，不应当忘记，优雅的审美趣味对科学和文明的进步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第三，从文化传统和现实生活中找到有利于科学技术和制度创新的精神力量。这些任务十分艰巨，需要我们做出很大努力。文化软实力的建设是一个长期和需要严肃思考的课题。 【作者简介】何平，男，1949年生，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欧洲文化和国际关系史。
夏茜，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法国史以及欧盟研究。
【责任编辑：王雅贞】
Culture and Soft Power：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enaissance Italy and Modern France
Abstract： The soft power of a country can be displayed by the moral principle of its foreign policy and the universal appeal of its cultural forms， such as its social system， life style， personality， ethics， aesthetics， art and overall human environment， etc.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of Renaissance Italy and modern France in this respect is specially worth being explored. The flourish of art and culture in Renaissance was assisted by the patronage of the rich and the court.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was supplemented by the formulation of the ideal of a versatile person or all rounded personality. Inspired by the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hievements of Italy， a grandeur style of painting， architecture and indoor refurbishment was developed in France later. The Enlightenment philosophers of the 18th century put forward a theory of rational way of life， which had far-reaching impact on modern world. Meanwhile， French leaders began to propagate the idea of courtesy and civilization standard in diplomacy， and in this way， piloted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Europe for following 200 years. The advancement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culture needs to learn from other nation’s experience and look back at traditional Chinese civilization to find its cultural quintessence and the historical experience to achieve this. On this base， we can then develop China’s soft power in contemporary world.
Key Words： Cultural Development， Soft Power， Renaissance， French Art， French Diplomacy
* 本文受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哲学社会科学）项目——学科前沿与交叉创新研究重点项目资助（项目号：SKX201007）。
① 参见约瑟夫·奈、王辑思：《中国软实力的兴起及其对美国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年第6期。
② 清末，清廷特使郭嵩焘赴英驻节，参观英国的工厂学校和政府机构，思想发生很大变化，过后他把见闻写成《使西纪程》，向清政府大力推荐英国的政教制度，并呼吁效仿，结果被抨击为媚夷。
① 温尼·海德·米奈著：《艺术史的历史》，李建群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18页。
② Desmond Seward， Prince of the Renaissance， The Golden Life of Fran？觭oisⅠ，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73，p.88。
① Baldesar Castiglione， The Book of the Courtier，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76.
② 罗伯特主编：《剑桥插图中世纪史》，李增强等译，济南：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100页。
① Antonina Vellentin，Translated by E.W.Dickes： Leonardo da Vinci，The Tragic Pursuit of Perfection， New York： Viking Press， 1938， p.503.
② 切利尼著：《切利尼自传》，王宪盛译，北京：团结出版社，2006年，第257～258页。
③ R. J. Knecht， Renaissance Warrior and Patron： the Reign of Francis Ι，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4， p.431. ④ Desmond Seward， Prince of the Renaissance， The Golden Life of Fran？觭oisⅠ，New York： Macmillan Press， 1973， p.91.
⑤ 温尼·海德·米奈著：《艺术史的历史》，李建群等译，第20页。
⑥ 马德琳·梅因斯通、罗兰德·梅因斯通著：《剑桥艺术史——17世纪艺术》，钱秉旦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09年，第1页。
⑦ 例如1589年布鲁斯维克宫廷的一项法今规定“所有的人不得在楼梯下、走廊里或储柜里大小便”。这些禁令后来逐渐被宫廷成员内化为自觉遵守的行为准则，并传播到中产阶级。
① Norbert Elias， The Civilizing Process， Vol. 1： The History of Manners， Oxford： Blackwell， 1969， pp.137、 131.
② George Huppert， The Idea of Civilization in the Sixteenth Century， in Anthony Molho and John A. Tedeschi， eds.， Renaissance Studies in Honor of Hans Baron， Dekalb： Nor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757～769.
③ Civilization： Evolution of a Word and a Group of Ideas， in Peter Burke， ed.， A New Kind of History： From the Writings of Febvre， New York： Harp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