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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香山，开创了由乡村转向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工作的新篇章。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在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领导下，经过深入思考、协商筹划和实践探索，成功实现了由领导革命战争到筹划和平建设、由完成解放战争到绘制建国蓝图、由乡村工作到城市工作、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擘画社会主义宏图、由部署“打得赢”到实施“坐得稳”等五个伟大转变，谱写了新中国成立的序曲，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进入新时代，这对于各级领导干部奋发有为地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转变，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关键词]中共中央;西柏坡;香山;伟大转变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4-0067-09
[收稿日期]2021-06-01
[作者简介]
王乐平（1966—），男，江西吉安人，博士，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二级巡视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领导科学。
西柏坡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25日进驻香山，并在这里领导全党全军，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12日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指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这么高的评价？笔者认为，关键是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香山实现了五个伟大转变。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大决策。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建设管理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如再偏居西柏坡将无法适应形势发展，为了尽快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决定将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1949年3月25日到9月21日，为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在这里尽管只有短短的181天，却是中国历史加速前进的181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渡江战役，筹建了新政协，制定了新中国一系列基本政策，推动了新中国的加速前进，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加速灭亡，谱写了新中国成立的序曲。
一、实现由领导革命战争到筹划和平建设的伟大转变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7月成立一开始，其主要的工作是领导革命，其主题始终是革命斗争，土地革命以后主要聚焦于开展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即使到了西柏坡时期，党中央的主要工作依然是以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为中心，核心是研究如何打败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毛泽东在这里起草、回复电报数百份，指挥了济南、辽沈、平津、淮海等重大战役，起草了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文稿，发表了1949年新年獻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党中央于1948年5月26日到达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到1949年3月23日离开，在此共计302天，并被誉为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打败国民党的生死大决战。
据统计，为打赢“三大战役”，党中央共发出400多封电报，创造了每天平均战胜敌近一个师的战争奇迹。为此，周恩来曾幽默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2]。由此可知，在西柏坡时期，革命和打仗就是主旋律。党中央在西柏坡共指挥了24场战役，大大小小190多次战斗。从1948年9月初到1949年1月底，历时4个月零20天，指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消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0多万人，从根本上打败了国民党，解放了整个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彻底打垮了蒋介石政权。当然，从党中央开展的各项工作来看，也有一些是关于党建、经济、城市和建设新中国等方面的事项，然而占的比例很少，其主要工作还是革命斗争。
党中央进驻香山以后，工作重心明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开始由领导指挥革命战争向谋划思考和平建设的伟大转变。尽管在此期间，也指挥了渡江战役和解放长江以南等区域的作战，但主要精力是研究如何建设好一个新中国的事宜。一是邀请民主人士来北平共商和平建设大计。如1949年6月，毛泽东写信诚邀宋庆龄来北京共商建设大计，信中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3]P238二是提出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党中央进驻香山以后，把很大精力放在思考如何医治战争创伤、搞好经济发展上，如经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4]P495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即“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5月11日，党中央在香山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参会，研究讨论和切实解决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三是制定接管城市建设城市的政策。早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就在筹划城市接管工作，到了香山后，立即把接管城市和建设城市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并从抓好部队入城纪律着手。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入城指战员约法八章，要求部队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实行公平买卖，不得妄取群众一针一线，并饬令各部队遵照执行。为此，5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渡江战役总前委在苏南集中数千名干部开展为期20天的“丹阳整训”活动，5月11日，华东局又颁布《入城纪律十二条》，规范各部队入城秩序和工作生活具体行为。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进入南京、上海等城市前，还专门印发了《城市生活常识课本》，要求入城部队及机关工作人员坚决遵守各项规定。为贯彻执行中央颁布的入城命令，各野战军一方面强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另一方面各自及时结合实际情况，分别制定《入城纪律守则》《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城市纪律十条》等规定，下发部队，广泛深入开展城市纪律教育。对进入北平接管的部队更是严格要求，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守则，毛泽东明确要求身边的警卫人员到香山后要带头遵守纪律，谁都不能违犯。周恩来则对在香山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提出三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城的要求。由此，人民解放军被称之为“文明之师”“威武之师”，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二、实现由完成解放战争到绘制建国蓝图的伟大转变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秋，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从430万锐减到365万人，而且能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力仅有170万人，同时，士兵厌战，保障困难，战力下降。而解放军则由120万人增至280万人，且战法灵活，士气高昂，后方巩固，人民支援，具备了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条件。为此，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要是顺势而为，殚精竭虑地推进完成解放战争。按照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制定的“三五”战略任务规划，即“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5]P1345，并决定“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5]P1348“应该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大的会战”。由此可见，在西柏坡，党中央所有的工作都以作战为中心，以打赢国民党军队为目的，以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为目标。
然而，到1949年3月，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后，党中央及时决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进行转移。这标志着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开始由完成解放战争到绘制建国蓝图的伟大转变。
尤其是3月25日党中央到达香山后，其主要精力更是较多地放在筹划建国大业上，并抓好了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向民主人士广泛征询筹建新中国的意见和建议。民主协商建国是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的重要工作之一。毛泽东常常在香山双清别墅小院中的红亭中、石桌旁、狭窄的客厅里，为筹备新中国诚恳地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个别商谈或开座谈会到深夜，并恳请沈钧儒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多出力、多做贡献。据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有20多批、1000多位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与共产党一道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1949年3月底至4月初，毛泽东专程进城拜会昔日师友汤璪真、黎锦熙、黄国璋等人，希望他们保留九三学社身份，并团结更多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踊跃参政议政，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二是为筹建新中国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据毛泽东的警卫员马尚志回忆当时写作的情形，说：“那时双清别墅室内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只能采取往地上洒水和把冰块放在一个铜盆里摆在写字台下等方式进行降温，手写热了，主席就把手按在写字台冰凉的大理石面上进行降温，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连续两天完成的。”[6]三是商讨研究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重大事项。毛泽东在香山与民主人士多次商谈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怎么开，新中国怎么发展。毛泽东到达香山的次日就邀黄炎培共进晚餐，恳请他来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头。1949年6月11日，又在双清别墅举行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一起共商国是。参加会议的人员涵盖了方方面面的精英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真正实现了各方面的代表广泛参与。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政策及行动”的方针，在广大民主人士的推动下，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开幕，有23个单位130多位代表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話，李济深、陈嘉庚、郭沫若、沈钧儒、陈叔通等五位民主人士也分别发言。通过研究讨论，会议拟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以及新中国政府组成方案和国旗、国徽、国歌方案，还起草了共同纲领及宣言，并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
特别是《共同纲领》的起草，凝聚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社会贤达的心血。《共同纲领》由筹委会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周恩来任组长，许德珩任副组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章伯钧、章乃器、许广平、沈志远、黄鼎臣、李烛尘、邓初民等20余人为成员，并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和其他等五个分组，决定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著作为理论和政策基础，分别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写出具体条文。经过两个月的努力，8月22日写出草案初稿。尽管毛泽东日理万机，但每次成稿后，都要亲自审阅和修改、校对。在《共同纲领》定稿后，他自豪地说：“这本书大致不错，相信每一个方面都会赞成”[7]。经查阅，现存的就有8月22日稿、9月5日稿、9月6日稿、9月11日稿、9月13日稿。草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共同纲领》（草案）共七章、总计六十条、七千余字。它宣告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确定了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以及完整地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至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以前，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3个文件，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法制基础，从而呈现出“香山议国计，政协商国是”的大好局面。至此，建国蓝图基本绘就。
三、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伟大转变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在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5]P1426-1427，并强调“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8]P621。全会经过充分研究讨论，一致认为：“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9]P196 虽然“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决定是在西柏坡作出的，当然这只是序幕，真正实施的大戏，是在香山时期着力推行的。这是因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党中央立即搬迁转移到香山进行办公，并大力推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进行伟大转变。主要抓好了以下四项工作。
（一）敦促入城部队切实做好城市接管工作
为了抓好城市接管工作，1949年4月24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4]P488。从而使解放军所占领的各大中小城市得以有效接管，维护了正常生活生产秩序和社会稳定，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得到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誉。
（二）制定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政策
为了抓好各解放城市的有效管理，制定了严格的城市管理政策和纪律。毛泽东从西柏坡前往香山途中，在保定同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谈话时强调：“工作千头万绪，要抓党的领导，抓党对城市各项政策的宣传和实行，要使各界人士都能认清形势，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同我们合作，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市场，解决多年来战争带来的创伤，为将来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打好基础。”[10]到达香山后，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又联名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即“（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4]P488-489
（三）尽心竭力抓好城市恢复和建设
解放军刚接管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时，经济秩序和城市管理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大批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关乎民生的重要物资，牟取暴利，造成市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此，中共中央果断出手，采取断然措施，狠狠打击金融投机，平抑市场物价。在整顿金融秩序方面，提出“平津地区以人民银行券为本位币”，对市场上流通的国民政府金元券按规定比例开展兑换，以及由中国人民银行按牌价收兑金银，如1949年4月27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华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凡自愿出售金银时，须到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关按牌价兑换成本币（即人民币）”[11]P535，同时，禁止外国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如1949年4月7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华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市场流通……除中国银行及指定银行外，任何人不得自行经营代客买卖外汇或者私相转让，违者得没收其外汇，并课以罚金”[12]P396-398。从而收兑了伪币，打击了金融投机，让人民币占领了市场。在平稳物价方面，1949年4-5月和7月间，平、津、沪等地区曾发生2次物价大波动，中共中央及时进行指导，提出要求，平、津、沪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实行贸易、财政、银行统一行动，采取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相结合的办法，适当抛售物资，严格市场管理，整顿粮食、纱布等投机的经纪行，逮捕一批不法商人，对投机活动进行坚决打击，从而迅速扼制物价增长，使市场秩序得以稳定。为了抓好全国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1949年5月，中共中央在香山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讨论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并及时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加强对全党经济工作的统筹指导，从而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财政经济工作体系。
（四）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工商业发展措施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5]P1428平、津、沪等大城市解放后，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大量工厂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城市在经济上面临着种种困难。为此，1949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四面八方”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指出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4]P495。京、津、滬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没收官僚资本，废除旧企业遗留下来的压迫和奴役工人的“包工制”“抄身制”“工头制”，建立有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提高工人群众在企业中的地位。同时，建立全民所有制的公营企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推行初步的经济核算，改进各种生产制度，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各种物资的产量及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了扶持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消除一些民族资本家的“怕平分”“怕斗争”“怕重税”“怕工资高”等思想顾虑，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进行调研，通过各种方式向工商界人士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共产党的“四面八方”政策，并亲自做资本家代表人物的工作，以解除资本家的思想顾虑，推动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各解放区城市的人民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原料供应和成品推销的困难，并对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的私营厂矿企业，发放工商贷款，帮助企业迅速复工复产，实现生产正常运行。
四、实现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擘画社会主义宏图的伟大转变
虽然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13]P663。但直到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全面胜利时，才标志着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经过长达22年生死较量后，真正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筹划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伟大转变。 中共中央来到香山之后，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索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转变的重大课题，并开始着手组织筹划和有序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伟大转变。主要抓好了以下五项工作。一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筹划。香山时期，中共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把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与面临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勇于探索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途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可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5]P1471二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改造方式进行了探索和筹划。如何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再转变为社会主义，在香山时期，中共中央就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并要求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进行改造。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5]P1479三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政权领导方式进行了探索和筹划。党中央在香山时期，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各阶级的地位及国家政权的领导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提出“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實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5]P1475。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基础进行了规定，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5]P1478-1479。四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经济形态进行了探索和筹划。尽管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13]P665、678，但没有详尽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如何进行实施，也没有提出如何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转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尽管对建设新中国提出了一些构想，但也没有详尽论述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经济形式。而在香山时期，党中央经过深入的思考和筹划，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具体地提出：“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5]P1476-1477。五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借鉴模式进行了探索和筹划。经过认真比较和历史分析，在香山时期，党中央坚定地提出：“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5]P1481，从而确立了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学习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经验，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
五、实现由部署“打得赢”到实施“坐得稳”的伟大转变
众所周知，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如何“打得赢”上，为了部署指挥好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大决战，毛泽东有时几天几夜都很少休息。但在香山时期，党中央就及时把主要精力调整到向如何实现“坐得稳”的伟大转变。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重大策略，以及恢复解放区生产生活和稳定社会秩序等等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来巩固新生的政权。
（一）在政治理论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思想教育的伟大转变
为了教育全党和军队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坐得稳”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毛泽东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转化工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5]P1438。同时，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5]P1438，并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P1438-1439。在从西柏坡向香山进发时，他又向全党提出“进京赶考”这个重要命题，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4]P470。 （二）在政权巩固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排兵布阵的伟大转变
香山时期，是实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开始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及时揭穿国民党“和谈”阴谋，号召“宜将乘勇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5]P1375，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5]P1451，“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5]P1451。为此，马不停蹄地部署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全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运用“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等作战模式，指挥人民解放军横扫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使中国大陆除少数地区外都获得了解放。同时，开展解放区的“剿匪”运动和“反特”斗争。在党中央进驻北平前，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管委会主任叶剑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为巩固新生政权，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开展宣传教育，号召国民党官兵，以及中统、军统特务分子进行自愿登记。到1949年3月底，有1.5万多名国民党军、警、特、宪分子进行了登记，并收缴了各种枪支300多支、电台3部。据情报分析，至少还有3万多名国民党军警特、散兵游勇、黑社会势力隐藏了起来。随着解放军迅猛向全国推进，暗藏解放区的土匪和特务活动更加猖獗，严重威胁着各级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此，1949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并从华北军区调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担任部长，同时任命李克农为情报部长，领导全国的“剿匪”运动和“反特”斗争，坚决打击了危害社会秩序和群众安全的各种敌对分子，确保了新生的各级政权的稳固和广大群众的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
（三）在物资保障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统筹规划的伟大转变
在1948年及以前，解放区的物资生产和物资保障主要是围绕军事斗争进行，关键是做好军事作战的后勤保障，为“打得赢”提供坚实的物资基础。“三大战役”结束后，党中央及时对物资保障工作进行重大调整，提出在保障军事斗争需要的同时，关键是要保障各解放区城乡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需要，实现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统筹规划的伟大转变。为此，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敏锐地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P1437。并具体地提出了怎样才能“坐得稳”的措施和要求，如“關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5]P1428为此，在香山时期，各级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的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多方协调，积极恢复生产和调运物资，严厉打击奸商等不法分子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切实保障解放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受影响。如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49年1月至7月底，中共中央组织力量向北平市场调拨供应粮食达13790万斤，棉布14万匹，棉纱11万件，从而有力地确保了北平市民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14]
（四）在领导管理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科学治理的伟大转变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5]P1427“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5]P1429。这些讲话要求，在香山时期各解放区基本上都得到贯彻和落实。如北平市全面实行收缴枪支弹药，清理散兵游勇，打击匪盗势力，收容乞丐小偷，整顿金融秩序和市场摊贩，强化交通和户口管理等社会治理措施，建立新型的革命秩序。为了更好地治理百废待兴的国家，党中央相继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并组建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已解放的各大中城市也相应成立了各种协会和组织，协助党组织和解放军做好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等工作。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社会治理工作，如1949年4月8日，毛泽东复电李宗仁提出“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外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4]P478。
（五）在作风纪律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制度建设的伟大转变
要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伟大转变，抓好作风纪律等制度建设是关键。在作风建设上，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强调“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5]P1443。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15]这是当年对中国共产党人定下的规矩，且成为今后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中共中央进入香山后，狠抓作风纪律建设，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作风纪律建设的决定决议一一落到实处。如中共中央由西柏坡前往香山，途经保定时，当地领导和军民要举行庆贺大会，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并让周恩来电告华北局“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祝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16]。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城市驻军纪律问题的决定》，明确指示“不容许有不守纪律及贪污和腐化的现象”[17]。针对当时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以及“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等思想情绪，要求及时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行防患于未然，强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警惕思想变质和革命意志衰退。不久，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18]P6，从而为“坐得稳”奠定了制度基础。 “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19]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19]。为此，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也应像党中央从西柏坡向香山进发一样，与时俱进地促进工作重心的伟大转变，下大气力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开拓创新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奋发有为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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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Five Great Transitions Realiz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rom Xibaipo to Xiangshan
WANG Le-ping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
Jinggangshan 343600，Jiangxi，China）
Abstract：
From Xibaipo to Xiangshan，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created a new chapter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cities and the cities’ leading the rural work.During the Xiangshan period，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o Zedong and other older-generation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after deep thinking，consultation，plann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uccessfully achieved five great transitions：from lead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to planning peacetime construction，from complet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o drawing the construction blueprint，from rural work to urban work，from leading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outlining the grand prospect of socialism，and from striving for “military victory” to implementing “successful governance”.These transitions composed the prelud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having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ntering the new era，all these are of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leading cadres at all levels to energetically push forwar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o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Key words：
CPC Central Committee;Xibaipo;Xiangshan;great transition
（责任编辑：徐國栋）
[关键词]中共中央;西柏坡;香山;伟大转变
[中图分类号]D2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21）04-0067-09
[收稿日期]2021-06-01
[作者简介]
王乐平（1966—），男，江西吉安人，博士，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人力资源部副主任、二级巡视员，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和领导科学。
西柏坡是党中央和毛泽东进入北平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召开了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1949年3月23日，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25日进驻香山，并在这里领导全党全军，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使命，开启了中国历史发展的新篇章。习近平总书记2019年9月12日视察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时指出：“中共中央在北京香山虽然只有半年时间，但这里是我们党领导解放战争走向全国胜利、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伟大胜利的总指挥部，是中国革命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要标志，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1]为什么习近平总书记对此有这么高的评价？笔者认为，关键是中共中央从西柏坡到香山实现了五个伟大转变。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作出了党的工作重心从农村转向城市的重大决策。随着全国革命形势的迅猛发展和城市建设管理的迫切需要，中共中央如再偏居西柏坡将无法适应形势发展，为了尽快适应工作重心的转变，决定将中央领导机关由西柏坡迁往北平。1949年3月25日到9月21日，为中共中央在香山时期，在这里尽管只有短短的181天，却是中国历史加速前进的181天，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渡江战役，筹建了新政协，制定了新中国一系列基本政策，推动了新中国的加速前进，反动的国民党政权加速灭亡，谱写了新中国成立的序曲。
一、实现由领导革命战争到筹划和平建设的伟大转变
众所周知，1949年以前的中国共产党，自从1921年7月成立一开始，其主要的工作是领导革命，其主题始终是革命斗争，土地革命以后主要聚焦于开展农村包围城市，最后武装夺取全国政权。即使到了西柏坡时期，党中央的主要工作依然是以革命和武装夺取政权为中心，核心是研究如何打败国民党政权及其军队。毛泽东在这里起草、回复电报数百份，指挥了济南、辽沈、平津、淮海等重大战役，起草了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司令部《敦促杜聿明等投降书》等文稿，发表了1949年新年獻词《将革命进行到底》等文章。党中央于1948年5月26日到达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到1949年3月23日离开，在此共计302天，并被誉为在世界最小的司令部里指挥了打败国民党的生死大决战。
据统计，为打赢“三大战役”，党中央共发出400多封电报，创造了每天平均战胜敌近一个师的战争奇迹。为此，周恩来曾幽默地说：“我们这个指挥部一不发枪，二不发粮，三不发人，就是每天往前线发电报，就把国民党打败了！”[2]。由此可知，在西柏坡时期，革命和打仗就是主旋律。党中央在西柏坡共指挥了24场战役，大大小小190多次战斗。从1948年9月初到1949年1月底，历时4个月零20天，指挥人民解放军以摧枯拉朽、风卷残云之势，消灭和改编国民党军150多万人，从根本上打败了国民党，解放了整个东北、华北，以及长江中下游以北的广大地区，彻底打垮了蒋介石政权。当然，从党中央开展的各项工作来看，也有一些是关于党建、经济、城市和建设新中国等方面的事项，然而占的比例很少，其主要工作还是革命斗争。
党中央进驻香山以后，工作重心明显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开始由领导指挥革命战争向谋划思考和平建设的伟大转变。尽管在此期间，也指挥了渡江战役和解放长江以南等区域的作战，但主要精力是研究如何建设好一个新中国的事宜。一是邀请民主人士来北平共商和平建设大计。如1949年6月，毛泽东写信诚邀宋庆龄来北京共商建设大计，信中写道：“庆龄先生：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3]P238二是提出建设新中国的经济政策。党中央进驻香山以后，把很大精力放在思考如何医治战争创伤、搞好经济发展上，如经过调查研究、深思熟虑，1949年4月15日，毛泽东提出“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4]P495的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即“四面八方”的经济政策。5月11日，党中央在香山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同志参会，研究讨论和切实解决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三是制定接管城市建设城市的政策。早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就在筹划城市接管工作，到了香山后，立即把接管城市和建设城市工作提上重要议事日程，并从抓好部队入城纪律着手。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在香山签发《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对入城指战员约法八章，要求部队必须严格遵守纪律，实行公平买卖，不得妄取群众一针一线，并饬令各部队遵照执行。为此，5月初，中共中央华东局、渡江战役总前委在苏南集中数千名干部开展为期20天的“丹阳整训”活动，5月11日，华东局又颁布《入城纪律十二条》，规范各部队入城秩序和工作生活具体行为。第二、第三野战军在进入南京、上海等城市前，还专门印发了《城市生活常识课本》，要求入城部队及机关工作人员坚决遵守各项规定。为贯彻执行中央颁布的入城命令，各野战军一方面强化“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教育，另一方面各自及时结合实际情况，分别制定《入城纪律守则》《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城市纪律十条》等规定，下发部队，广泛深入开展城市纪律教育。对进入北平接管的部队更是严格要求，制定了具体的实施守则，毛泽东明确要求身边的警卫人员到香山后要带头遵守纪律，谁都不能违犯。周恩来则对在香山的中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提出三个月内一律不准进城的要求。由此，人民解放军被称之为“文明之师”“威武之师”，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良好形象。 二、实现由完成解放战争到绘制建国蓝图的伟大转变
解放战争进行到1948年秋，战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党军队从430万锐减到365万人，而且能用于一线作战的兵力仅有170万人，同时，士兵厌战，保障困难，战力下降。而解放军则由120万人增至280万人，且战法灵活，士气高昂，后方巩固，人民支援，具备了同敌人进行战略决战的有利条件。为此，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和毛泽东主要是顺势而为，殚精竭虑地推进完成解放战争。按照1948年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九月会议”，制定的“三五”战略任务规划，即“建设五百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五年左右的时间内（从一九四六年七月算起）歼敌正规军500个旅（师）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个旅左右），歼敌正规军、非正规军和特种部队共七百五十万人左右（平均每年一百五十万人左右），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的反动统治”[5]P1345，并决定“准备打更大规模的歼灭战”[5]P1348“应该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大的会战”。由此可见，在西柏坡，党中央所有的工作都以作战为中心，以打赢国民党军队为目的，以歼灭国民党军队有生力量为目标。
然而，到1949年3月，随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取得消灭国民党军队的决定性胜利后，党中央及时决定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提出党的工作重心进行转移。这标志着党中央的工作重点开始由完成解放战争到绘制建国蓝图的伟大转变。
尤其是3月25日党中央到达香山后，其主要精力更是较多地放在筹划建国大业上，并抓好了以下三项工作。一是向民主人士广泛征询筹建新中国的意见和建议。民主协商建国是中共中央进驻香山后的重要工作之一。毛泽东常常在香山双清别墅小院中的红亭中、石桌旁、狭窄的客厅里，为筹备新中国诚恳地与张澜、李济深、沈钧儒、何香凝、马叙伦、柳亚子等个别商谈或开座谈会到深夜，并恳请沈钧儒为新中国的法制建设多出力、多做贡献。据统计，从1948年9月至1949年9月，有20多批、1000多位民主人士进入解放区，与共产党一道筹备新政协，筹建新中国。1949年3月底至4月初，毛泽东专程进城拜会昔日师友汤璪真、黎锦熙、黄国璋等人，希望他们保留九三学社身份，并团结更多科学、文教界的知名人士，踊跃参政议政，为建设新中国贡献力量。二是为筹建新中国进行理论探索和创新。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撰写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总结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28年的经验，阐明即将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性质，各阶级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以及新中国内政外交的基本政策，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奠定了理论和政策基础。据毛泽东的警卫员马尚志回忆当时写作的情形，说：“那时双清别墅室内没有电扇，更没有空调，只能采取往地上洒水和把冰块放在一个铜盆里摆在写字台下等方式进行降温，手写热了，主席就把手按在写字台冰凉的大理石面上进行降温，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连续两天完成的。”[6]三是商讨研究民主政治协商会议的各种重大事项。毛泽东在香山与民主人士多次商谈的一个主要议题，就是新政治协商会议怎么开，新中国怎么发展。毛泽东到达香山的次日就邀黄炎培共进晚餐，恳请他来牵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这个头。1949年6月11日，又在双清别墅举行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预备会，毛泽东、周恩来以及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及各人民团体的代表一起共商国是。参加会议的人员涵盖了方方面面的精英人物，在当时历史条件下真正实现了各方面的代表广泛参与。由于中共中央采取了“正确政策及行动”的方针，在广大民主人士的推动下，6月15日新政协筹备会在中南海勤政殿正式开幕，有23个单位130多位代表出席会议。会上，毛泽东、朱德发表了重要讲話，李济深、陈嘉庚、郭沫若、沈钧儒、陈叔通等五位民主人士也分别发言。通过研究讨论，会议拟定了参加新政协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以及新中国政府组成方案和国旗、国徽、国歌方案，还起草了共同纲领及宣言，并一致通过了《新政协筹备会组织条例》。
特别是《共同纲领》的起草，凝聚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社会贤达的心血。《共同纲领》由筹委会第三小组负责起草，周恩来任组长，许德珩任副组长，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章伯钧、章乃器、许广平、沈志远、黄鼎臣、李烛尘、邓初民等20余人为成员，并分为政治法律、财政经济、国防外交、文化教育和其他等五个分组，决定以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和《论人民民主专政》两篇著作为理论和政策基础，分别就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讨论，写出具体条文。经过两个月的努力，8月22日写出草案初稿。尽管毛泽东日理万机，但每次成稿后，都要亲自审阅和修改、校对。在《共同纲领》定稿后，他自豪地说：“这本书大致不错，相信每一个方面都会赞成”[7]。经查阅，现存的就有8月22日稿、9月5日稿、9月6日稿、9月11日稿、9月13日稿。草案经过七次反复讨论和修改，广泛地吸收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并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讨论通过。
《共同纲领》（草案）共七章、总计六十条、七千余字。它宣告了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在中国统治的结束和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确定了即将诞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性质和政治制度，以及完整地规定了新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民族、外交等各项政策的基本原则，至1956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宪法》以前，起着临时宪法的作用。
9月17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北平举行。会议一致通过将“新政治协商会议”改称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议还一致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草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草案）》3个文件，为新中国成立奠定了法制基础，从而呈现出“香山议国计，政协商国是”的大好局面。至此，建国蓝图基本绘就。
三、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伟大转变
1949年3月5日至13日，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召开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定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到城市。在会上，毛泽东高瞻远瞩地提出“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采取这样一种工作方式的时期已经完结。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5]P1426-1427，并强调“二中全会是城市工作会议，是历史的转折点”[8]P621。全会经过充分研究讨论，一致认为：“经过辽沈、平津和淮海三大战役后，敌我力量发生了根本变化，继续采取农村包围城市的工作方式已经不适应了。从现在起，党的工作重心，应该由乡村转向城市，实行由城市领导乡村的工作方式。”[9]P196 虽然“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向城市”的决定是在西柏坡作出的，当然这只是序幕，真正实施的大戏，是在香山时期着力推行的。这是因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适应形势发展要求，党中央立即搬迁转移到香山进行办公，并大力推动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进行伟大转变。主要抓好了以下四项工作。
（一）敦促入城部队切实做好城市接管工作
为了抓好城市接管工作，1949年4月24日，毛泽东致电刘伯承、陈毅、邓小平，提出：“请你们迅即令知三十五军或其入宁接收部队，迅即入城维持秩序，并与马青苑、吴贻芳等接洽，确保南京治安，并注意保护各外国使馆。小平、陈毅二同志应即率华东局机关入城主持一切，刘伯承同志率领之机关亦望早日去南京”[4]P488。从而使解放军所占领的各大中小城市得以有效接管，维护了正常生活生产秩序和社会稳定，实现人民安居乐业，得到广大群众的交口称誉。
（二）制定行之有效的城市管理政策
为了抓好各解放城市的有效管理，制定了严格的城市管理政策和纪律。毛泽东从西柏坡前往香山途中，在保定同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谈话时强调：“工作千头万绪，要抓党的领导，抓党对城市各项政策的宣传和实行，要使各界人士都能认清形势，以国家民族的利益为重。同我们合作，恢复和发展生产，繁荣市场，解决多年来战争带来的创伤，为将来工农业的恢复和发展打好基础。”[10]到达香山后，4月25日，毛泽东、朱德又联名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布告，宣布约法八章，即“（一）保护全体人民的生命财产;（二）保护民族工商农牧业;（三）没收官僚资本;（四）保护一切公私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五）除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及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外，所有国民党政府大小官员，凡不持枪抵抗、不阴谋破坏者，一律不加俘虏，不加逮捕，不加侮辱;（六）一切散兵游勇，均应向当地人民解放军或人民政府投诚报到;（七）有准备有步骤地废除农村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八）保护外国侨民生命财产的安全。”[4]P488-489
（三）尽心竭力抓好城市恢复和建设
解放军刚接管北平、天津、南京、上海时，经济秩序和城市管理陷入一片混乱状态，大批奸商投机倒把，囤积关乎民生的重要物资，牟取暴利，造成市场物价飞涨，民不聊生。为此，中共中央果断出手，采取断然措施，狠狠打击金融投机，平抑市场物价。在整顿金融秩序方面，提出“平津地区以人民银行券为本位币”，对市场上流通的国民政府金元券按规定比例开展兑换，以及由中国人民银行按牌价收兑金银，如1949年4月27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华北区金银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凡自愿出售金银时，须到当地中国人民银行及其委托机关按牌价兑换成本币（即人民币）”[11]P535，同时，禁止外国货币在市场上流通，如1949年4月7日，华北人民政府颁布《华北区外汇管理暂行办法》规定“禁止一切外国货币在市场流通……除中国银行及指定银行外，任何人不得自行经营代客买卖外汇或者私相转让，违者得没收其外汇，并课以罚金”[12]P396-398。从而收兑了伪币，打击了金融投机，让人民币占领了市场。在平稳物价方面，1949年4-5月和7月间，平、津、沪等地区曾发生2次物价大波动，中共中央及时进行指导，提出要求，平、津、沪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实行贸易、财政、银行统一行动，采取经济力量与行政力量相结合的办法，适当抛售物资，严格市场管理，整顿粮食、纱布等投机的经纪行，逮捕一批不法商人，对投机活动进行坚决打击，从而迅速扼制物价增长，使市场秩序得以稳定。为了抓好全国解放区的财政经济工作，1949年5月，中共中央在香山召开财政经济工作会议，讨论上海、天津、唐山等地的生产、金融、税收和对外贸易等问题，并及时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以加强对全党经济工作的统筹指导，从而形成了全国统一的财政经济工作体系。
（四）以问题为导向提出工商业发展措施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从我们接管城市的第一天起，我们的眼睛就要向着这个城市的生产事业的恢复和发展。”[5]P1428平、津、沪等大城市解放后，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大量工厂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城市在经济上面临着种种困难。为此，1949年4月，中共中央提出“四面八方”的城市经济工作政策，四面，即公私关系，劳资关系，城乡关系，内外关系;八方，即公私两方，劳资两方，城乡两方，内外两方，指出要“从四面八方努力，四面八方照顾到，实现发展生产”[4]P495。京、津、滬市军管会和人民政府在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依靠工人阶级，没收官僚资本，废除旧企业遗留下来的压迫和奴役工人的“包工制”“抄身制”“工头制”，建立有工人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和职工代表会议，提高工人群众在企业中的地位。同时，建立全民所有制的公营企业，实行工厂管理民主化和经营企业化，推行初步的经济核算，改进各种生产制度，发挥工人阶级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极大地提高了各种物资的产量及其企业的劳动生产率。为了扶持私营工商业的恢复和发展，消除一些民族资本家的“怕平分”“怕斗争”“怕重税”“怕工资高”等思想顾虑，1949年4月，刘少奇到天津视察工作，进行调研，通过各种方式向工商界人士传达中共七届二中全会的精神和共产党的“四面八方”政策，并亲自做资本家代表人物的工作，以解除资本家的思想顾虑，推动他们迅速恢复生产。各解放区城市的人民政府积极帮助企业解决生产原料供应和成品推销的困难，并对资金短缺、周转困难的私营厂矿企业，发放工商贷款，帮助企业迅速复工复产，实现生产正常运行。
四、实现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到擘画社会主义宏图的伟大转变
虽然早在1940年1月，毛泽东就提出“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13]P663。但直到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取得全面胜利时，才标志着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革命力量在与国民党反动派为代表的反革命力量经过长达22年生死较量后，真正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才有可能建设新中国和建设社会主义。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召开，为推动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开始由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筹划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伟大转变。 中共中央来到香山之后，按照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进一步深入思考和探索中国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进行转变的重大课题，并开始着手组织筹划和有序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进行伟大转变。主要抓好了以下五项工作。一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路径进行了探索和筹划。香山时期，中共中央坚持马克思主义和我们党的奋斗目标，把在革命实践中形成的理论、路线、方针、政策和制度，与面临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勇于探索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新途径。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指出：“西方资产阶级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方案，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一齐破了产。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这样就造成了一种可能性：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资产阶级的共和国，外国有过的，中国不可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唯一的路是经过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共和国。”[5]P1471二是对实现社会主义社会的资本主义改造方式进行了探索和筹划。如何把资本主义工商业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再转变为社会主义，在香山时期，中共中央就进行了深入系统的思考和探索，提出了通过和平的方式改造资本主义所有制，并要求通过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等方式进行改造。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指出：“为了对付帝国主义的压迫，为了使落后的经济地位提高一步，中国必须利用一切于国计民生有利而不是有害的城乡资本主义因素，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共同奋斗。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5]P1479三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国家政权领导方式进行了探索和筹划。党中央在香山时期，就社会主义国家的性质、各阶级的地位及国家政权的领导方式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探索，提出“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团结起来，组成自己的国家，选举自己的政府，向着帝国主义的走狗即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帮凶们实行专政，實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对于人民内部，则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权。选举权，只给人民，不给反动派。这两方面，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5]P1475。并对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基础进行了规定，提出：“人民民主专政的基础是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而主要是工人和农民的联盟，因为这两个阶级占了中国人口的百分之八十到九十。推翻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主要是这两个阶级的力量。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主要依靠这两个阶级的联盟”[5]P1478-1479。四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经济形态进行了探索和筹划。尽管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新经济，就是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国营经济是社会主义的性质，是整个国民经济的领导力量”[13]P665、678，但没有详尽论述新民主主义经济如何进行实施，也没有提出如何由新民主主义经济向社会主义经济进行转变。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尽管对建设新中国提出了一些构想，但也没有详尽论述如何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具体经济形式。而在香山时期，党中央经过深入的思考和筹划，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具体地提出：“使中国有可能在工人阶级和共产党的领导之下稳步地由农业国进到工业国，由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到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消灭阶级和实现大同”“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农业社会化的步骤，必须和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强大的工业的发展相适应。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必须有步骤地解决国家工业化的问题”[5]P1476-1477。五是对实现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的借鉴模式进行了探索和筹划。经过认真比较和历史分析，在香山时期，党中央坚定地提出：“苏联共产党是胜利了，在列宁和斯大林领导之下，他们不但会革命，也会建设。他们已经建设起来了一个伟大的光辉灿烂的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5]P1481，从而确立了中国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学习和借鉴苏联社会主义道路成功的经验，走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模式。
五、实现由部署“打得赢”到实施“坐得稳”的伟大转变
众所周知，在西柏坡时期党中央的主要精力是放在如何“打得赢”上，为了部署指挥好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的大决战，毛泽东有时几天几夜都很少休息。但在香山时期，党中央就及时把主要精力调整到向如何实现“坐得稳”的伟大转变。为此，制定了一系列军事斗争的重大策略，以及恢复解放区生产生活和稳定社会秩序等等的重大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政策，来巩固新生的政权。
（一）在政治理论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思想教育的伟大转变
为了教育全党和军队领导干部，充分认识到“坐得稳”的极端重要性和紧迫性，毛泽东耐心细致地做好思想政治教育转化工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指出，“夺取这个胜利，已经是不要很久的时间和不要花费很大的气力了;巩固这个胜利，则是需要很久的时间和要花费很大的气力的事情”[5]P1438。同时，提醒各级领导干部和党员“资产阶级的捧场则可能征服我们队伍中的意志薄弱者。可能有这样一些共产党人，他们是不曾被拿枪的敌人征服过的，他们在这些敌人面前不愧英雄的称号;但是经不起人们用糖衣裹着的炮弹的攻击，他们在糖弹面前要打败仗”[5]P1438，并强调“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5]P1438-1439。在从西柏坡向香山进发时，他又向全党提出“进京赶考”这个重要命题，语重心长地告诫全党“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4]P470。 （二）在政权巩固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排兵布阵的伟大转变
香山时期，是实施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开始由局部执政走向全国执政的重要时刻。党中央及时揭穿国民党“和谈”阴谋，号召“宜将乘勇追穷寇”“将革命进行到底”[5]P1375，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5]P1451，“奋勇前进，逮捕一切怙恶不悛的战争罪犯。不管他们逃至何处，均须缉拿归案，依法惩办”[5]P1451。为此，马不停蹄地部署了渡江战役和解放全中国的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运用“天津方式”“北平方式”和“绥远方式”等作战模式，指挥人民解放军横扫国民党残余军事力量，使中国大陆除少数地区外都获得了解放。同时，开展解放区的“剿匪”运动和“反特”斗争。在党中央进驻北平前，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北平管委会主任叶剑英、中央社会部部长李克农为巩固新生政权，通过召开群众大会，开展宣传教育，号召国民党官兵，以及中统、军统特务分子进行自愿登记。到1949年3月底，有1.5万多名国民党军、警、特、宪分子进行了登记，并收缴了各种枪支300多支、电台3部。据情报分析，至少还有3万多名国民党军警特、散兵游勇、黑社会势力隐藏了起来。随着解放军迅猛向全国推进，暗藏解放区的土匪和特务活动更加猖獗，严重威胁着各级新生的人民政权。为此，1949年4月25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公安部，统辖全国各地公安机关，并从华北军区调十九兵团政委罗瑞卿担任部长，同时任命李克农为情报部长，领导全国的“剿匪”运动和“反特”斗争，坚决打击了危害社会秩序和群众安全的各种敌对分子，确保了新生的各级政权的稳固和广大群众的安全，以及社会的稳定。
（三）在物资保障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统筹规划的伟大转变
在1948年及以前，解放区的物资生产和物资保障主要是围绕军事斗争进行，关键是做好军事作战的后勤保障，为“打得赢”提供坚实的物资基础。“三大战役”结束后，党中央及时对物资保障工作进行重大调整，提出在保障军事斗争需要的同时，关键是要保障各解放区城乡人民群众的生活和生产需要，实现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统筹规划的伟大转变。为此，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敏锐地提出：“在革命胜利以后，迅速地恢复和发展生产，对付国外的帝国主义，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5]P1437。并具体地提出了怎样才能“坐得稳”的措施和要求，如“關于恢复和发展生产的问题，必须确定：第一是国营工业的生产，第二是私营工业的生产，第三是手工业生产。”“我们的同志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习生产的技术和管理生产的方法，必须去学习同生产有密切联系的商业工作、银行工作和其他工作。只有将城市的生产恢复起来和发展起来了，将消费的城市变成生产的城市了，人民政权才能巩固起来。”“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5]P1428为此，在香山时期，各级党组织遵照党中央的要求，统筹规划，合理安排，多方协调，积极恢复生产和调运物资，严厉打击奸商等不法分子囤积物资、哄抬物价，切实保障解放区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不受影响。如据不完全的统计，从1949年1月至7月底，中共中央组织力量向北平市场调拨供应粮食达13790万斤，棉布14万匹，棉纱11万件，从而有力地确保了北平市民的生产生活不受影响。[14]
（四）在领导管理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科学治理的伟大转变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强调：“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资产阶级作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并向帝国主义者作外交斗争。既要学会同他们作公开的斗争，又要学会同他们作荫蔽的斗争。如果我们不去注意这些问题，不去学会同这些人作这些斗争，并在斗争中取得胜利，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失败。”[5]P1427“党和人民解放军的任务是在城市和乡村中消灭国民党的反动武装力量，建立党的组织，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建立工会、农会和其他民众团体，建立人民武装力量，肃清国民党残余势力，恢复和发展生产事业”[5]P1429。这些讲话要求，在香山时期各解放区基本上都得到贯彻和落实。如北平市全面实行收缴枪支弹药，清理散兵游勇，打击匪盗势力，收容乞丐小偷，整顿金融秩序和市场摊贩，强化交通和户口管理等社会治理措施，建立新型的革命秩序。为了更好地治理百废待兴的国家，党中央相继成立了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华全国民主青年联合会、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等，并组建了全国自然科学工作者、社会科学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新闻工作者等组织的筹备会，已解放的各大中城市也相应成立了各种协会和组织，协助党组织和解放军做好建立政权，发动民众，发展生产，稳定社会等工作。同时，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搞好社会治理工作，如1949年4月8日，毛泽东复电李宗仁提出“为着早日结束战争恢复和平，以利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生产建设的伟大工作，使国家和人民稳步地进入富强康乐之境，贵我双方亟宜早日成立和平协定。中国共产党甚愿与国内外一切爱国分子携手合作，为此项伟大目标而奋斗”[4]P478。
（五）在作风纪律上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制度建设的伟大转变
要由“打得赢”向“坐得稳”进行伟大转变，抓好作风纪律等制度建设是关键。在作风建设上，1949年3月，毛泽东在《党委会的工作方法》一文中强调“禁止给党的领导者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者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的名字，保持艰苦奋斗作风，制止歌功颂德现象”[5]P1443。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全会作出六条规定：一、不做寿;二、不送礼;三、少敬酒;四、少拍掌;五、不以人名作地名;六、不要把中国同志同马恩列斯平列。”[15]这是当年对中国共产党人定下的规矩，且成为今后共产党人日常的行为准则。中共中央进入香山后，狠抓作风纪律建设，把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关于作风纪律建设的决定决议一一落到实处。如中共中央由西柏坡前往香山，途经保定时，当地领导和军民要举行庆贺大会，毛泽东坚决不同意，并让周恩来电告华北局“因以我党中央迁移名义，号召人民庆祝并不适当，望速停止北平及各地庆贺活动”[16]。1949年5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城市驻军纪律问题的决定》，明确指示“不容许有不守纪律及贪污和腐化的现象”[17]。针对当时党内军内出现的一些“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以及“老革命不如新革命，新革命不如反革命”等思想情绪，要求及时开展政治思想工作，不断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实行防患于未然，强调“我们绝不当李自成”，警惕思想变质和革命意志衰退。不久，在由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的《共同纲领》中就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国家机关，必须厉行廉洁的、朴素的、为人民服务的革命工作作风，严惩贪污，禁止浪费，反对脱离人民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18]P6，从而为“坐得稳”奠定了制度基础。 “彩虹和风雨共生，机遇和挑战并存”。进入新时代，我们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上，迎来了新的历史转折时期。2020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既带来一系列新机遇，也带来一系列新挑战，是危机并存、危中有机、危可转机。”[19]要“增强机遇意识和风险意识，准确识变、科学应变、主动求变，勇于开顶风船，善于转危为机，努力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为安全的发展”[19]。为此，我们各级领导干部也应像党中央从西柏坡向香山进发一样，与时俱进地促进工作重心的伟大转变，下大气力破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开拓创新地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奋发有为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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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习近平.在经济社会领域专家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2020-08-25.
The Five Great Transitions Realized by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from Xibaipo to Xiangshan
WANG Le-ping
（Department of Human Resource，China Executive Leadership Academy Jinggangshan，
Jinggangshan 343600，Jiangxi，China）
Abstract：
From Xibaipo to Xiangshan，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 has created a new chapter of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countryside to the cities and the cities’ leading the rural work.During the Xiangshan period，under the leadership of Mao Zedong and other older-generation proletarian revolutionaries，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after deep thinking，consultation，planning and practical exploration，successfully achieved five great transitions：from leading the revolutionary war to planning peacetime construction，from completing the War of Liberation to drawing the construction blueprint，from rural work to urban work，from leading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to outlining the grand prospect of socialism，and from striving for “military victory” to implementing “successful governance”.These transitions composed the prelude of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having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the history of the Party and the history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Entering the new era，all these are of great reference significance for leading cadres at all levels to energetically push forwar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completing the building of a moderately prosperous society in all respects to building a great modern socialist country in all respects.
Key words：
CPC Central Committee;Xibaipo;Xiangshan;great transition
（责任编辑：徐國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