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张资平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以多产恋爱小说而得名“三角大王”。他的作品尚佳者，对五四倡导自由恋爱不能讲毫无影响。身为创造社元老之一，也不能说全然无可评点。问题在他的情趣未能随时代而升华。更不堪的，是在日本侵华，国家大半壁江山沦陷，亿万同胞惨遭屠杀或颠沛流离期间，他认贼作父，充当了汉奸。他虽然仅充当了汪伪政府一个不伦不类的官——汪伪农矿部简任级技正(相当于司局级)。然而，张资平在汉奸文化宣传方面真也不遗余力，他不仅在日伪大上海广播电台演讲《欧战与兴亚建国运动》，并在他主编的《兴建》杂志上连篇累牍地发表汉奸文章。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组织“中日文化协会”时，他又被任为该协会出版部主任兼会刊《中日文化》主编。听他这副滥调，与他有旧的老朋友都愤怒痛斥。如郁达夫在南洋所撰《文人》中，即斥他：“文化界而出这一种人，实在是中国人千古洗不掉的羞耻事。”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也说：“文艺是为帝国主义者，周作人、张资平这批人就是这样，这叫做汉奸文艺。”
笔者于10余年前接触上海文教界几位老人时，提及当年张资平曾经上书刘少奇副主席事，还有幸于一位老人处，见到了张资平原函的复印件，并允转复赐藏。事情之原委说来话长，但对文史爱好者或添不少兴趣，为学界也留一份历史资料。解放后不思悔过，多次写信要求安排工作
日寇降服，群奸纷纷落网，也许是张资平这类二三流角色虽曾招摇过市，可实际上未受日汪器重，国民党上海肃奸时他却漏网了。但张并不安分，1946年春他敢以本名在《大众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胎动期的创造社》和《创造季刊时代的创造社》两篇回忆录。这就惹怒了一位爱国老人，曾和张资平有旧的“民主斗士”丘哲。丘哲又名晓芙，广东梅县松口乡人，丘是1906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建国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副省长等职。1947年7月，一封由丘哲署名的举报信寄到南京司法部长谢冠生的案头。这就出现了1948年3月20日，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对张资平汉奸罪嫌公诉审判的一幕。可惜一直延捱至1949年5月解放大军兵临沪郊也未开庭。其缘由自然是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大小官员如鸟兽散，哪还顾得了这一场官司?5月27日，上海在欢迎解放军的欢呼声中迎来新生，张资平不知何故，似乎反松了一口气。
对于张资平这一心态表现的最好证明，是在1949年的6月间，正可谓新上海百废待兴的时刻，万分繁忙紧张的新上海的副市长潘汉年，却一连接到了张资平的两封信。信中张以急切的口气要求照顾安排他的工作。对他多年来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竟一字不提。当然，他致函潘，是有一番算计的，潘是创造社同人，北伐时代也在汉口国民军总政治部共过事，应该讲是老熟人。而抗战时期，潘汉年出入虎穴战斗在上海租界“孤岛”，对张的汉奸嘴脸早嗤之以鼻，所以自然是弃之一旁，不给回音。张资平等不及了，以为潘暂时顾不上他，再寻其他人。7月间，他在报上看到也曾是农工民主党发起人之一，正任华东解放军军官教导总团长的季方驻在上海，便千方百计地找去了，荒唐地要求恢复他农工民主党党籍。刚直不阿的季方断然拒绝。张碰了一鼻子灰出来走了。随即，季方将这一情况通报到市政府，潘汉年本无暇问此事，现张倒逼上门来，便指示市府办公室复函，通知他先到所居地长宁区政府登记并出具悔过书，再统一安排些照顾性的工作。这样张资平便以张古梅为名给书局译了《追忆马克思》等书谋生。对他打击更大的，是东北人民政府高级人才招聘团到上海招人，他以张声为名应聘地矿学及外语教学两个专业，经初步笔试，通过并领取了盘缠等费用。当该团往长宁公安局政审时，才发现这一张声竟是张资平。负责该团招聘工作的东北局文化部长刘芝明，本就是出席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上海“左联”老战士，马上电告在上海的人员：“这种人怎么可以上新中国的大学讲坛?”该团召他去谈话，批评他隐瞒真实身份，是不诚实的行为，并当场追缴了已领的路费。这下张才意识到那一阵轻松感只是错觉。
1951年秋，四面碰壁的张资平又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对以往有所检讨并恳求安排工作。得到的回音，是通知他向当地区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委员会登记。他知道这再一次证明上面对他并没有任何照顾的意思。可惜太无自知之明的张资平还不认真悔过。这就发生了张资平两次上书刘少奇副主席的事情。
不满意工作安排，两次上书刘少奇
1953年6月，他便又想到了上书刘少奇。他给中央人民政府发去了第一函。可惜这一函笔者未曾得见。而前一函通过政务院文教委也肯定转到了上海，所以上海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沈北乐找他谈了话，传达政务院文教委回复，建议他向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袁翰青联系，是否承担翻译些科技类书稿，获得报酬补贴家用?同时，在了解他向区失业知识分子办公室登记后，参加区中学教师考笔试已及格，而在体格检查时又因高血压症未通过，便帮助他由区教育局介绍到私立振民补习初中去代课。这一情况由张的后一函中可了解到。张资平得这一答复后，的确也与袁翰青去信联系，袁为化学家，长年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他执掌商务是为适应国家科学大发展需要，着重搞科教、科普书出版。他对张也有所知晓，张还一度在商务编译过科技书，袁很认真地给张复了信，建议他编译部分地质、岩矿类著作，稿酬也可略丰厚些。张却认为，这类著作编译耗时，一二年都不一定成一本书，最好商务每月能支他一笔稳定收入。商务认为无此先例，所以张勉强接受了《化工大全》一书编译。私立振民初中那边代课，他也是勉勉强强去了。然而仅隔了三五月，他又感觉不如意了，于是便再次上书刘少奇副主席。笔者谨将所见到这一当年留存件抄示于下，或有疏漏尚请明者赐教。
少奇副主席钧鉴：前奉函渎陈得蒙关注，曷胜铭感!今特呈致谢，并将平近来服务经过向钧座报告，尚乞俯察：
一、前奉到国务院文教委员会通知：赞成平继续编译地质、岩矿专门著作，可向商务印书馆袁翰青先生接洽，当可得到帮助，平极感文教委员会之盛意，但向商务印书馆接洽结果并未能成事实。盖平原意不望丰厚之稿酬，唯希每月有固定之收入，俾能安心著译。商务印书馆方面复函称，该馆向无此例，未便照行。故文教委员会盛意竟成画饼。平所编译脱稿期限至少一年，而一年中实难枵腹从事著译，必须等待送稿并经该馆决定后始能领得稿费，虽不致有索我于枯鱼之肆之叹，而若大旱之望云霓之情形至为惨苦。平原意欲请求钧座设法成全平之编译素志，按月有最低之生活补助，除非其它机关如高等教育部或地质部所属部门有此项编纂工作外，若限于商务印书馆则平所侧望者似绝无希望。
二、平在沪曾参加新教育学院第八期中学教员考试笔试及格，因血压过高未能参加学习，此次蒙钧座指令上海市人民政府照顾，经沈主任介绍由教育局准许平所希望在私立振民补习初中学校教课，平所以志望此校者，因该校校长系平友好，而仅有半日功课，愿意欲留半 日光阴从事编译。但自加入该校后，始知其内容不甚健全，幸有人民政府教育局常加督促，否则必流为极腐败之学店无已。今试为钧座略呈之。
该校经费全恃学生学费，故学生态度傲慢嚣张，姑举一二例为证明：1、学生在上课前下课后在办公室直出直入，教职员均隐忍敷衍，有些教员且拍肩提臂以示亲热，嬉笑程度似多逾轨；2、有二年丙女生竟向校方夸示其家庭为资产阶级，说：“我将二年级学费一起缴纳谅你欢迎吧。”又说：“你这位先生如此热心可值二百单位”；3、天色稍暗，三年乙学生开电灯，此回应该的。但嘴里却说：“我们是出了单位的。”令平教课时听见颇为难堪；4、试卷容许学生查阅，以示民主，在原则上固无可非议，但亦有流弊，则不难想象，而当教师者则全无威信可言矣；5、教导主任在学习时竞说：“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则未翻身”(当然是一种错觉，并非思想不健全)；6、平为证明物理学光线在凹镜收敛，在凸镜散开，介绍公式P1 1/1+P2 1/2=51，学生竟谓补充材料过深表示不满。但据学校校长报告则教育局曾通知各校不可完全照课本念读，乃教育局派来的辅导员金某少不更事，也有买好学生倾向，令人大惑不解。而校方则将学生越轨行为一切全推在金某身上，故金某处境亦大不易。因有上述种种理由，平拟脱离此校，请求钧座指示本市华东师范大学或交通大学能否容纳。平担任若干功课，即当讲师亦可。至平所能胜任学科计有：一、岩矿学；二、自然地理；三、世界地理；四、光学；五、初年级有机、无机化学。因在大学担任自己所熟悉之专门学科，或可以分出时间来完成平之编译计划也。尚恳钧座同情原谅，平不得已再歌长铗并恕其冒昧潦草之罪，则幸甚感甚。专此。即致最高敬礼!
张资平(印)谨启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再者如上海大学无法容纳，希望教育局能调平至其他全日中学服务，三个月来服务，血压虽高，尚能支持。教育局如肯照顾，则派平加入住宅附近中校任课最盼。
张资平二次上书刘少奇，说明他欲望之强烈。张资平再次上书刘少奇，刘究竟有无批示?如何批示?现不得而知。但他确实将张资平函又转到了中央宣传部。中宣部于1954年1月13日又将张函转给了潘汉年，并致函称，张目前生活困难，要求调华师大或交大任职，再或由商务按月付一定的报酬，都均不适宜，是否还是就近找一教职，并在寒假期内能够解决。潘汉年又将此函交给曾和张谈过一次的沈北乐去办。沈于当年1月底的春节前去和张又见了一面。告诉张，去华师大、交大等高校都是不能考虑的，可以帮他再向市教育局反映一下。张也表示收回去高校的要求。沈向潘汇报得到同意后，又按潘的意思把情况转告了市文委和市教育局，市教育局派当时任局内副处长、后调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总编辑的李槐之去调查处理此事。李是当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抗日老战士，对文艺及美术理论素有研究，张资平的情况自是了解。李先去了张所在的补习学校，学校说张的经济不算困难，他每月固定收入总有100余万元(即人民币新币100余元)，其中学校代课35万元，译书稿酬、版税等也有60至70万元不等。妻子也已工作，只有两个小孩在读书。学校老师对他的评价不太好，上课时东拉西扯的。李将这一情况报告市府办公室后，又专门向分管市文委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报告了一次。姚对张很熟悉，听后当场指示，张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他说经济有困难，对他们的政策是不能饿死人，可以说服学校再加他几节课嘛!要批评张的教学态度，其它问题不予理睬，尤其不能姑息。李随后就去找了张资平本人，据李老说，张还是蛮会轧苗头的，起先还是闪烁其辞地不肯承认自己教学上的问题，后听李是确实了解过，才说自己有不足。李说让学校加几节课他也接受了。情况汇总到潘汉年那里，潘表示同意，上海即以市文委名义于1954年9月间向中宣部汇报了上述情形。
病死劳改农场，人生和创作道路值得深思
说到张资平多次上书的经济窘困，实际也与他落水时的那段生活相关。他在南京伪农矿部、伪中日友好协会任职，虽无什么实权，但还算高官厚禄，搭上了部里的一年轻女职员，见其清纯秀丽，便大摆名作家噱头，又是指导写作，又是引见名流，当年伪官场的空气是污浊透顶，一来二去，张便遂了非分之想。实际当年张已年近半百，早有妻室儿女。不长时日，那女士也连结珠胎，生下一对儿女。那张又是一个不知检点的文人，居然把他的婚外情生活写成了名为《新红A字》和《折柳》等小说，这不仅为其放浪形骸作“情种”辩解，还把日寇屠刀下的玄武湖畔描绘得歌舞升平，一派祥和。抗战胜利，张资平不人不鬼失去了正当职业，仅靠隐隐藏藏地写译文稿摆平两个家庭，自是争吵不休。该女士懊丧不已，抱怨日甚，以致她代张出庭，也说张：“复受妻女冷待，双重刺激，致感无限伤痛。”上海解放后，张与前、后妻及所生子女暂分开住，然后妻对他怨恨不减，张一再上书潘汉年直至刘少奇，即想获得一个正式的身份，使其有一有价值的“名份”。
就在张连连上书受挫已感无望时，1955年6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将他逮捕。指控他的罪行，还是他当年投敌叛国、充当汉奸的旧事。与国民党法庭“惩奸”起诉判决他相异的，当年定罪着重强调的是任伪职，这次则十分突出的指控他撰写大量汉奸文字，宣传日、德法西斯独裁、侵略思想的文化汉奸罪行。1958年9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他有期徒刑20年。他入狱不久，与他同住的后妻也经判决弃他而去。1959年12月，他被押解到安徽一劳改农场后病死。至于张资平为何解放已六年后才被追究?这与当年“肃反”继续开展，毛泽东提出：“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指示有关。张资平终要为他犯下的罪孽付出代价，他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是值得深思的。
责任编辑 肖阿伍
笔者于10余年前接触上海文教界几位老人时，提及当年张资平曾经上书刘少奇副主席事，还有幸于一位老人处，见到了张资平原函的复印件，并允转复赐藏。事情之原委说来话长，但对文史爱好者或添不少兴趣，为学界也留一份历史资料。解放后不思悔过，多次写信要求安排工作
日寇降服，群奸纷纷落网，也许是张资平这类二三流角色虽曾招摇过市，可实际上未受日汪器重，国民党上海肃奸时他却漏网了。但张并不安分，1946年春他敢以本名在《大众晚报》副刊上发表了《胎动期的创造社》和《创造季刊时代的创造社》两篇回忆录。这就惹怒了一位爱国老人，曾和张资平有旧的“民主斗士”丘哲。丘哲又名晓芙，广东梅县松口乡人，丘是1906年追随孙中山的老同盟会员，建国后曾任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广东省副省长等职。1947年7月，一封由丘哲署名的举报信寄到南京司法部长谢冠生的案头。这就出现了1948年3月20日，国民党上海地方法院对张资平汉奸罪嫌公诉审判的一幕。可惜一直延捱至1949年5月解放大军兵临沪郊也未开庭。其缘由自然是国民党政府土崩瓦解，大小官员如鸟兽散，哪还顾得了这一场官司?5月27日，上海在欢迎解放军的欢呼声中迎来新生，张资平不知何故，似乎反松了一口气。
对于张资平这一心态表现的最好证明，是在1949年的6月间，正可谓新上海百废待兴的时刻，万分繁忙紧张的新上海的副市长潘汉年，却一连接到了张资平的两封信。信中张以急切的口气要求照顾安排他的工作。对他多年来对人民犯下的罪行竟一字不提。当然，他致函潘，是有一番算计的，潘是创造社同人，北伐时代也在汉口国民军总政治部共过事，应该讲是老熟人。而抗战时期，潘汉年出入虎穴战斗在上海租界“孤岛”，对张的汉奸嘴脸早嗤之以鼻，所以自然是弃之一旁，不给回音。张资平等不及了，以为潘暂时顾不上他，再寻其他人。7月间，他在报上看到也曾是农工民主党发起人之一，正任华东解放军军官教导总团长的季方驻在上海，便千方百计地找去了，荒唐地要求恢复他农工民主党党籍。刚直不阿的季方断然拒绝。张碰了一鼻子灰出来走了。随即，季方将这一情况通报到市政府，潘汉年本无暇问此事，现张倒逼上门来，便指示市府办公室复函，通知他先到所居地长宁区政府登记并出具悔过书，再统一安排些照顾性的工作。这样张资平便以张古梅为名给书局译了《追忆马克思》等书谋生。对他打击更大的，是东北人民政府高级人才招聘团到上海招人，他以张声为名应聘地矿学及外语教学两个专业，经初步笔试，通过并领取了盘缠等费用。当该团往长宁公安局政审时，才发现这一张声竟是张资平。负责该团招聘工作的东北局文化部长刘芝明，本就是出席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上海“左联”老战士，马上电告在上海的人员：“这种人怎么可以上新中国的大学讲坛?”该团召他去谈话，批评他隐瞒真实身份，是不诚实的行为，并当场追缴了已领的路费。这下张才意识到那一阵轻松感只是错觉。
1951年秋，四面碰壁的张资平又给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写信，对以往有所检讨并恳求安排工作。得到的回音，是通知他向当地区失业知识分子登记委员会登记。他知道这再一次证明上面对他并没有任何照顾的意思。可惜太无自知之明的张资平还不认真悔过。这就发生了张资平两次上书刘少奇副主席的事情。
不满意工作安排，两次上书刘少奇
1953年6月，他便又想到了上书刘少奇。他给中央人民政府发去了第一函。可惜这一函笔者未曾得见。而前一函通过政务院文教委也肯定转到了上海，所以上海市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沈北乐找他谈了话，传达政务院文教委回复，建议他向商务印书馆总编辑袁翰青联系，是否承担翻译些科技类书稿，获得报酬补贴家用?同时，在了解他向区失业知识分子办公室登记后，参加区中学教师考笔试已及格，而在体格检查时又因高血压症未通过，便帮助他由区教育局介绍到私立振民补习初中去代课。这一情况由张的后一函中可了解到。张资平得这一答复后，的确也与袁翰青去信联系，袁为化学家，长年在北京大学等高校任教，他执掌商务是为适应国家科学大发展需要，着重搞科教、科普书出版。他对张也有所知晓，张还一度在商务编译过科技书，袁很认真地给张复了信，建议他编译部分地质、岩矿类著作，稿酬也可略丰厚些。张却认为，这类著作编译耗时，一二年都不一定成一本书，最好商务每月能支他一笔稳定收入。商务认为无此先例，所以张勉强接受了《化工大全》一书编译。私立振民初中那边代课，他也是勉勉强强去了。然而仅隔了三五月，他又感觉不如意了，于是便再次上书刘少奇副主席。笔者谨将所见到这一当年留存件抄示于下，或有疏漏尚请明者赐教。
少奇副主席钧鉴：前奉函渎陈得蒙关注，曷胜铭感!今特呈致谢，并将平近来服务经过向钧座报告，尚乞俯察：
一、前奉到国务院文教委员会通知：赞成平继续编译地质、岩矿专门著作，可向商务印书馆袁翰青先生接洽，当可得到帮助，平极感文教委员会之盛意，但向商务印书馆接洽结果并未能成事实。盖平原意不望丰厚之稿酬，唯希每月有固定之收入，俾能安心著译。商务印书馆方面复函称，该馆向无此例，未便照行。故文教委员会盛意竟成画饼。平所编译脱稿期限至少一年，而一年中实难枵腹从事著译，必须等待送稿并经该馆决定后始能领得稿费，虽不致有索我于枯鱼之肆之叹，而若大旱之望云霓之情形至为惨苦。平原意欲请求钧座设法成全平之编译素志，按月有最低之生活补助，除非其它机关如高等教育部或地质部所属部门有此项编纂工作外，若限于商务印书馆则平所侧望者似绝无希望。
二、平在沪曾参加新教育学院第八期中学教员考试笔试及格，因血压过高未能参加学习，此次蒙钧座指令上海市人民政府照顾，经沈主任介绍由教育局准许平所希望在私立振民补习初中学校教课，平所以志望此校者，因该校校长系平友好，而仅有半日功课，愿意欲留半 日光阴从事编译。但自加入该校后，始知其内容不甚健全，幸有人民政府教育局常加督促，否则必流为极腐败之学店无已。今试为钧座略呈之。
该校经费全恃学生学费，故学生态度傲慢嚣张，姑举一二例为证明：1、学生在上课前下课后在办公室直出直入，教职员均隐忍敷衍，有些教员且拍肩提臂以示亲热，嬉笑程度似多逾轨；2、有二年丙女生竟向校方夸示其家庭为资产阶级，说：“我将二年级学费一起缴纳谅你欢迎吧。”又说：“你这位先生如此热心可值二百单位”；3、天色稍暗，三年乙学生开电灯，此回应该的。但嘴里却说：“我们是出了单位的。”令平教课时听见颇为难堪；4、试卷容许学生查阅，以示民主，在原则上固无可非议，但亦有流弊，则不难想象，而当教师者则全无威信可言矣；5、教导主任在学习时竞说：“农民在政治上翻了身，在经济上则未翻身”(当然是一种错觉，并非思想不健全)；6、平为证明物理学光线在凹镜收敛，在凸镜散开，介绍公式P1 1/1+P2 1/2=51，学生竟谓补充材料过深表示不满。但据学校校长报告则教育局曾通知各校不可完全照课本念读，乃教育局派来的辅导员金某少不更事，也有买好学生倾向，令人大惑不解。而校方则将学生越轨行为一切全推在金某身上，故金某处境亦大不易。因有上述种种理由，平拟脱离此校，请求钧座指示本市华东师范大学或交通大学能否容纳。平担任若干功课，即当讲师亦可。至平所能胜任学科计有：一、岩矿学；二、自然地理；三、世界地理；四、光学；五、初年级有机、无机化学。因在大学担任自己所熟悉之专门学科，或可以分出时间来完成平之编译计划也。尚恳钧座同情原谅，平不得已再歌长铗并恕其冒昧潦草之罪，则幸甚感甚。专此。即致最高敬礼!
张资平(印)谨启
一九五三年十一月三十日
再者如上海大学无法容纳，希望教育局能调平至其他全日中学服务，三个月来服务，血压虽高，尚能支持。教育局如肯照顾，则派平加入住宅附近中校任课最盼。
张资平二次上书刘少奇，说明他欲望之强烈。张资平再次上书刘少奇，刘究竟有无批示?如何批示?现不得而知。但他确实将张资平函又转到了中央宣传部。中宣部于1954年1月13日又将张函转给了潘汉年，并致函称，张目前生活困难，要求调华师大或交大任职，再或由商务按月付一定的报酬，都均不适宜，是否还是就近找一教职，并在寒假期内能够解决。潘汉年又将此函交给曾和张谈过一次的沈北乐去办。沈于当年1月底的春节前去和张又见了一面。告诉张，去华师大、交大等高校都是不能考虑的，可以帮他再向市教育局反映一下。张也表示收回去高校的要求。沈向潘汇报得到同意后，又按潘的意思把情况转告了市文委和市教育局，市教育局派当时任局内副处长、后调任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当总编辑的李槐之去调查处理此事。李是当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的抗日老战士，对文艺及美术理论素有研究，张资平的情况自是了解。李先去了张所在的补习学校，学校说张的经济不算困难，他每月固定收入总有100余万元(即人民币新币100余元)，其中学校代课35万元，译书稿酬、版税等也有60至70万元不等。妻子也已工作，只有两个小孩在读书。学校老师对他的评价不太好，上课时东拉西扯的。李将这一情况报告市府办公室后，又专门向分管市文委的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姚溱报告了一次。姚对张很熟悉，听后当场指示，张的要求是不可能的，他说经济有困难，对他们的政策是不能饿死人，可以说服学校再加他几节课嘛!要批评张的教学态度，其它问题不予理睬，尤其不能姑息。李随后就去找了张资平本人，据李老说，张还是蛮会轧苗头的，起先还是闪烁其辞地不肯承认自己教学上的问题，后听李是确实了解过，才说自己有不足。李说让学校加几节课他也接受了。情况汇总到潘汉年那里，潘表示同意，上海即以市文委名义于1954年9月间向中宣部汇报了上述情形。
病死劳改农场，人生和创作道路值得深思
说到张资平多次上书的经济窘困，实际也与他落水时的那段生活相关。他在南京伪农矿部、伪中日友好协会任职，虽无什么实权，但还算高官厚禄，搭上了部里的一年轻女职员，见其清纯秀丽，便大摆名作家噱头，又是指导写作，又是引见名流，当年伪官场的空气是污浊透顶，一来二去，张便遂了非分之想。实际当年张已年近半百，早有妻室儿女。不长时日，那女士也连结珠胎，生下一对儿女。那张又是一个不知检点的文人，居然把他的婚外情生活写成了名为《新红A字》和《折柳》等小说，这不仅为其放浪形骸作“情种”辩解，还把日寇屠刀下的玄武湖畔描绘得歌舞升平，一派祥和。抗战胜利，张资平不人不鬼失去了正当职业，仅靠隐隐藏藏地写译文稿摆平两个家庭，自是争吵不休。该女士懊丧不已，抱怨日甚，以致她代张出庭，也说张：“复受妻女冷待，双重刺激，致感无限伤痛。”上海解放后，张与前、后妻及所生子女暂分开住，然后妻对他怨恨不减，张一再上书潘汉年直至刘少奇，即想获得一个正式的身份，使其有一有价值的“名份”。
就在张连连上书受挫已感无望时，1955年6月，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以“反革命罪”将他逮捕。指控他的罪行，还是他当年投敌叛国、充当汉奸的旧事。与国民党法庭“惩奸”起诉判决他相异的，当年定罪着重强调的是任伪职，这次则十分突出的指控他撰写大量汉奸文字，宣传日、德法西斯独裁、侵略思想的文化汉奸罪行。1958年9月，上海市人民法院判决他有期徒刑20年。他入狱不久，与他同住的后妻也经判决弃他而去。1959年12月，他被押解到安徽一劳改农场后病死。至于张资平为何解放已六年后才被追究?这与当年“肃反”继续开展，毛泽东提出：“清查反革命是必要的”指示有关。张资平终要为他犯下的罪孽付出代价，他的人生和创作道路是值得深思的。
责任编辑 肖阿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