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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我国经济新常态化的转轨，就业的时代课题重心开始逐渐由数量的提升转为质量的软着陆。就业质量不仅关乎国家经济的高质量、高效益性发展，也关系到国民对幸福生活的追求。然而，人口低生育率、产能过剩和土地城镇化成为我国就业质量有效提升的桎梏。因此，要针对性采取措施，实现新常态下高就业数量向高就业质量的软着陆。
[关键词]就业质量；人口低生育率；产能过剩；土地城镇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1
1就业质量概念界定
就业质量可以理解为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其不仅包含着诸如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等内在因素，也包含着就业环境、社会保护和劳动关系等外在条件。从现有的就业质量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出发，就业质量可定义为包括工作满意度、经济回报、非经济回报、技能和培训、职业发展机会、工作内容、工作匹配程度等在内的狭义就业质量和包括性别平等、工作健康和安全、工作生活平衡、社会对话、非歧视、劳动力市场中介等在内的广义就业质量。
综合而言，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高复合的层次性概念，宏观层面，反映了现有就业指导与保障环境牵引劳动者理性择业创业的助推力度；中观层面，刻画了组织将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纳入企业战略规划的程度与水平；微观层面，除工作满意度，更深层次地体现在劳动者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保值增值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
2就业质量提升过程中的关键约束性因素分析
21人口低生育率引发劳动力议价能力增强的负面效应
21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表明我国人口在进入低速增长阶段的同时也将迈向超低生育水平状态，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性调整在最近一段时期内难以产生有效的扭转力。
人口低生育率引致的劳动力议价能力增强的负面效应图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下降，刘易斯拐点出现即劳动人口供给由无限性向有限性转变。劳动力的规模性短缺变相提升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议价能力的提升本来可以增加就业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整体就业质量，但低生育水平引致的人口总抚养比的上升则引发了议价能力增强中的负面效应，见上图。
长期人口低速增长的态势在使得少子化与老龄化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在加剧着家庭的经济负担。小家庭多老人的常态格局造成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劳动适龄人口的经济压力提升；另外，计划生育所形成的家庭少子化现象及其所引起的“重子轻老”效应使得平均少儿抚养成本居高不下。人口总抚养比强劲上升趋势使得劳动人口对工资性收入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不仅内在迫使他们提升议价能力，而且对于收入水平提升的强烈需求也会使得他们在择业时出现过分看重薪酬水平忽视技能适合性的倾向，从而影响就业质量水平。
22产业结构调整与产能过剩化解下的技术性失业窘境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以质量和效益为衡量标准和价值取向，同时明确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与推动作用。因此，用技术和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一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发展资源和空间的有限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意味着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落后产业的淘汰。
产能过剩通常发生在依靠政府主导投资发展的中西部国有企业，而投资驱动在经济发展驱动格局中作用的弱化不仅意味着新常态下过剩产能的增加，同时也暗示着落后产业中技能水平偏低的企业员工将成为就业群体冗员而遭受淘汰。产能过剩行业中的潜在冗余员工普遍存在着教育水平低下的现象，他们本身的人资水平难以适应产业升级中的行业岗位要求，大面积的技术性失业窘境不可避免，这势必影响我国整体就业质量的提升。
23土地城镇化引起的就业容量泡沫与高质量就业的冲突
一般而言，与产业发展相对称的城镇化才是正常的“城市包围农村”式发展，其不仅可以有效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增强发展续航能力，而且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各地政府通常将城镇化作为政绩提升中的实现抓手，大量农地转做非农用途，土地城镇化被动快速发展。
土地城镇化作为一种经济扩张形式，在短期内固然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解决社会就业难题，但由于其背离产业发展规律，因而难以实现就业容量的长期拓展；另一方面，土地城镇化虽然拓宽了“就业蓄水池”，但是其过度依赖政府投资与政策的畸形发展方式使得区域内流入的（下转P73）
陈溢依：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数据分析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数据分析
陈溢依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国内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到2015年流动人口数量占到全国人口总量的20%。选举实践中，流动人口的选举权被“架空”，实际参与率很低。文章通过多元回归数据分析对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现状进行原因分析。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流动人口这个巨大的群体不应该成为“视角盲区”，在保证他们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政治选举权利的保障同样重要。
[关键词]流动人口；选举权；回归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2
本文通过多元回归数据处理，分析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在流动人口仍然持续增长的今天，希望能找到实现流动人口选举权的突破口。
1数据收集
2015年2～3月，笔者在北京、福建、浙江、江苏、云南、重庆六地对流动人口选举权的实践情况进行小规模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收集了15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7份。笔者的数据分析从个人层面对流动人口参选率低的原因进行回归分析，以流动人口参与选举的次数为解释变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打工时间、是否知道选举权、是否接到户籍地的选举通知、是否接到现居地的选举通知等为因变量。 2数据处理
（1）对于年龄因素，我们认为年龄对选举次数的影响与本次调查想要获得的结果无关，因此我们通过将选举次数除以年龄与18的差（18岁以上才有选举权），来得出每年参加选举的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从而剔除年龄对选举次数的影响。
（2）对于一些答案为“是”或“否”的问题，我们通过设置指示变量的方式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其中“否”赋值为0，“是”赋值为1。
（3）对于收入，由于收入的自然对数具有更好地性质，我们将取自然对数后的收入放入回归模型中。
（4）我们使用逐步剔除法，运用STATA软件，剔除掉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并最终得到了下所示的回归结果，其中lncome表示收入的自然对数，know_d表示“是否知道选举权”的指示变量，inform_out_d表示“在外期间是否获得原居住地选举通知”的指示变量。
3数据模型解释
（1）本模型的R-squared为02802，表明本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对选举次数的解释能力为28%。且模型的整体显著，说明我们的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选举次数的影响因素。
（2）各解释变量的P值都小于005，表明各解释变量对选举次数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具体来说，知道自己有选举权的人比不知道自己有选举权的人每年平均多参加019次选举；在外务工期间收到家中选举通知的人比未收到通知的人每年平均多参加选举017次；收入每增加1%，每年参加选举次数平均减少011次。
（3）回归分析过程中，我们不断排除了受教育程度、外出打工时间对选举次数的影响。这说明对待选举活动的态度积极与否和受教育程度相关性不大，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会比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高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对于回归得到的结果，是否知道选举权与是否在外接到通知对选举次数的影响与事前的估计是一致的；而收入对选举次数的影响出乎了我们的意料，这可能是由于收入越低的流动人口更期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收入较高的流动人口反而愿意安于现状。
（4）选举成本和利益之间的失衡。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理论，作为“经济人”的流动选民是否参与选举，取决于参选的成本和预期收益之间的大小比较。如果参选的预期收益大于参与成本，他们就会选择参加选举，反之，则倾向于放弃。
由于长期离开户籍地，户籍地的政策和流动人口的利益严重分离，回乡参选却要承担路费、误工费等各种成本。石贤平（2008）调查，问及“未能参加户籍地选举活动的主要原因”时，567%的流动人口回答是“回户籍地参加选举费用太高”和“没有时间”。回乡参选的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由于有补贴和奖励才回去的，问及“参加户籍地选举活动的原因”中，282%的人回答“有补贴和奖励才去的”。821%的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是因为“到城市打工或经商”，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衡量过程中，大多数流动人口会选择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选举机构而言，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使组织选举的成本不断增加。选民登记之后很多流动人口不来参加选举，导致选举资源大量浪费。
（5）流动人口的思想观念因素。零点调查公司持续3年对京沪等地外来人口的调查显示，45%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感觉受到歧视。在流入地居住了很多年，还叫“暂住”，工作了很久还被叫“流动”，很难让他们产生归属感。
流动性决定了流动人口习惯考虑短期利益，很难着眼于选举的长期效益，他们意识不到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对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解决自己的社会保障、就业工资、子女教育等问题的重要性。多数流动人口认为选出的代表并不会替自己说话，“觉得选了也白选”“选谁都一样”。见下表。
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阶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流动人口不该成为“视角盲区”。在保证他们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要保证他们能够有畅通的渠道参加社会政治生活。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对流动人口选举权利的实践研究也应该保持一个连续的状态。流动人口选举权得到真正实现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石贤平试论我国流动人口选举权的实现[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
[2]傅丕毅流动人口—政治边缘人[J].浙江人大，2005（1）：16-18
[3]段成荣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3，37（2）：18-19
[关键词]就业质量；人口低生育率；产能过剩；土地城镇化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1
1就业质量概念界定
就业质量可以理解为就业过程中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相结合并取得报酬或收入的具体状况的优劣程度，其不仅包含着诸如工资水平和工作条件等内在因素，也包含着就业环境、社会保护和劳动关系等外在条件。从现有的就业质量理论研究和政策实践出发，就业质量可定义为包括工作满意度、经济回报、非经济回报、技能和培训、职业发展机会、工作内容、工作匹配程度等在内的狭义就业质量和包括性别平等、工作健康和安全、工作生活平衡、社会对话、非歧视、劳动力市场中介等在内的广义就业质量。
综合而言，就业质量是一个多维度高复合的层次性概念，宏观层面，反映了现有就业指导与保障环境牵引劳动者理性择业创业的助推力度；中观层面，刻画了组织将员工个人职业生涯发展纳入企业战略规划的程度与水平；微观层面，除工作满意度，更深层次地体现在劳动者就业过程中人力资本保值增值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的满足程度。
2就业质量提升过程中的关键约束性因素分析
21人口低生育率引发劳动力议价能力增强的负面效应
21世纪以来，总和生育率的持续走低表明我国人口在进入低速增长阶段的同时也将迈向超低生育水平状态，计划生育政策的松动性调整在最近一段时期内难以产生有效的扭转力。
人口低生育率引致的劳动力议价能力增强的负面效应图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人口低生育水平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劳动适龄人口比例下降，刘易斯拐点出现即劳动人口供给由无限性向有限性转变。劳动力的规模性短缺变相提升了劳动者的议价能力。议价能力的提升本来可以增加就业群体的收入水平，提升整体就业质量，但低生育水平引致的人口总抚养比的上升则引发了议价能力增强中的负面效应，见上图。
长期人口低速增长的态势在使得少子化与老龄化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的同时也在加剧着家庭的经济负担。小家庭多老人的常态格局造成老年抚养比不断攀升，劳动适龄人口的经济压力提升；另外，计划生育所形成的家庭少子化现象及其所引起的“重子轻老”效应使得平均少儿抚养成本居高不下。人口总抚养比强劲上升趋势使得劳动人口对工资性收入有着更高的要求，这不仅内在迫使他们提升议价能力，而且对于收入水平提升的强烈需求也会使得他们在择业时出现过分看重薪酬水平忽视技能适合性的倾向，从而影响就业质量水平。
22产业结构调整与产能过剩化解下的技术性失业窘境
经济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战略方针是以质量和效益为衡量标准和价值取向，同时明确市场与政府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与推动作用。因此，用技术和创新驱动代替投资驱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产业结构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一环。需要注意的是，由于发展资源和空间的有限性，产业结构的调整同时也意味着过剩产能的化解和落后产业的淘汰。
产能过剩通常发生在依靠政府主导投资发展的中西部国有企业，而投资驱动在经济发展驱动格局中作用的弱化不仅意味着新常态下过剩产能的增加，同时也暗示着落后产业中技能水平偏低的企业员工将成为就业群体冗员而遭受淘汰。产能过剩行业中的潜在冗余员工普遍存在着教育水平低下的现象，他们本身的人资水平难以适应产业升级中的行业岗位要求，大面积的技术性失业窘境不可避免，这势必影响我国整体就业质量的提升。
23土地城镇化引起的就业容量泡沫与高质量就业的冲突
一般而言，与产业发展相对称的城镇化才是正常的“城市包围农村”式发展，其不仅可以有效拓展经济发展空间、增强发展续航能力，而且可以创造大量就业机会，维护社会的稳定。但是由于各地政府通常将城镇化作为政绩提升中的实现抓手，大量农地转做非农用途，土地城镇化被动快速发展。
土地城镇化作为一种经济扩张形式，在短期内固然能够吸纳大量劳动力，解决社会就业难题，但由于其背离产业发展规律，因而难以实现就业容量的长期拓展；另一方面，土地城镇化虽然拓宽了“就业蓄水池”，但是其过度依赖政府投资与政策的畸形发展方式使得区域内流入的（下转P73）
陈溢依：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数据分析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数据分析
陈溢依
（华北电力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北京102206）
[摘要]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市场经济和城市化的发展，国内流动人口不断增加，到2015年流动人口数量占到全国人口总量的20%。选举实践中，流动人口的选举权被“架空”，实际参与率很低。文章通过多元回归数据分析对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现状进行原因分析。在和谐社会的构建过程中，流动人口这个巨大的群体不应该成为“视角盲区”，在保证他们充分享受经济发展成果的同时，政治选举权利的保障同样重要。
[关键词]流动人口；选举权；回归分析
[DOI]1013939/jcnkizgsc201625072
本文通过多元回归数据处理，分析流动人口选举活动参与率低的原因，在流动人口仍然持续增长的今天，希望能找到实现流动人口选举权的突破口。
1数据收集
2015年2～3月，笔者在北京、福建、浙江、江苏、云南、重庆六地对流动人口选举权的实践情况进行小规模的问卷调查。本次调查共收集了150份问卷，其中有效问卷107份。笔者的数据分析从个人层面对流动人口参选率低的原因进行回归分析，以流动人口参与选举的次数为解释变量，流动人口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打工时间、是否知道选举权、是否接到户籍地的选举通知、是否接到现居地的选举通知等为因变量。 2数据处理
（1）对于年龄因素，我们认为年龄对选举次数的影响与本次调查想要获得的结果无关，因此我们通过将选举次数除以年龄与18的差（18岁以上才有选举权），来得出每年参加选举的次数作为被解释变量，从而剔除年龄对选举次数的影响。
（2）对于一些答案为“是”或“否”的问题，我们通过设置指示变量的方式加入到回归模型中，其中“否”赋值为0，“是”赋值为1。
（3）对于收入，由于收入的自然对数具有更好地性质，我们将取自然对数后的收入放入回归模型中。
（4）我们使用逐步剔除法，运用STATA软件，剔除掉不显著的解释变量，并最终得到了下所示的回归结果，其中lncome表示收入的自然对数，know_d表示“是否知道选举权”的指示变量，inform_out_d表示“在外期间是否获得原居住地选举通知”的指示变量。
3数据模型解释
（1）本模型的R-squared为02802，表明本模型中，各解释变量对选举次数的解释能力为28%。且模型的整体显著，说明我们的模型能够较好地解释选举次数的影响因素。
（2）各解释变量的P值都小于005，表明各解释变量对选举次数的影响都是显著的。具体来说，知道自己有选举权的人比不知道自己有选举权的人每年平均多参加019次选举；在外务工期间收到家中选举通知的人比未收到通知的人每年平均多参加选举017次；收入每增加1%，每年参加选举次数平均减少011次。
（3）回归分析过程中，我们不断排除了受教育程度、外出打工时间对选举次数的影响。这说明对待选举活动的态度积极与否和受教育程度相关性不大，大学生的政治参与积极性会比农民的政治参与积极性高的这种说法并不准确。对于回归得到的结果，是否知道选举权与是否在外接到通知对选举次数的影响与事前的估计是一致的；而收入对选举次数的影响出乎了我们的意料，这可能是由于收入越低的流动人口更期望表达自己的利益需求，收入较高的流动人口反而愿意安于现状。
（4）选举成本和利益之间的失衡。根据成本—收益分析理论，作为“经济人”的流动选民是否参与选举，取决于参选的成本和预期收益之间的大小比较。如果参选的预期收益大于参与成本，他们就会选择参加选举，反之，则倾向于放弃。
由于长期离开户籍地，户籍地的政策和流动人口的利益严重分离，回乡参选却要承担路费、误工费等各种成本。石贤平（2008）调查，问及“未能参加户籍地选举活动的主要原因”时，567%的流动人口回答是“回户籍地参加选举费用太高”和“没有时间”。回乡参选的流动人口中，大部分是由于有补贴和奖励才回去的，问及“参加户籍地选举活动的原因”中，282%的人回答“有补贴和奖励才去的”。821%的流动人口离开户籍地是因为“到城市打工或经商”，在经济利益和政治权利的衡量过程中，大多数流动人口会选择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对选举机构而言，流动人口的流动性使组织选举的成本不断增加。选民登记之后很多流动人口不来参加选举，导致选举资源大量浪费。
（5）流动人口的思想观念因素。零点调查公司持续3年对京沪等地外来人口的调查显示，45%的外来务工经商人员感觉受到歧视。在流入地居住了很多年，还叫“暂住”，工作了很久还被叫“流动”，很难让他们产生归属感。
流动性决定了流动人口习惯考虑短期利益，很难着眼于选举的长期效益，他们意识不到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对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和解决自己的社会保障、就业工资、子女教育等问题的重要性。多数流动人口认为选出的代表并不会替自己说话，“觉得选了也白选”“选谁都一样”。见下表。
在人口大规模流动的阶段，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流动人口不该成为“视角盲区”。在保证他们充分享受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成果的同时要保证他们能够有畅通的渠道参加社会政治生活。流动人口的实际情况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对流动人口选举权利的实践研究也应该保持一个连续的状态。流动人口选举权得到真正实现的过程任重而道远。
参考文献：
[1]石贤平试论我国流动人口选举权的实现[D].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08
[2]傅丕毅流动人口—政治边缘人[J].浙江人大，2005（1）：16-18
[3]段成荣当前我国流动人口面临的主要问题和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J].人口研究，2013，37（2）：1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