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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歌》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部描述革命知识分子成长史的优秀长篇小说，在广大读者、特别是青年中激起了巨大反响。林道静、卢嘉川、林红、江华……这一个个青年布尔什维克的鲜明形象，定格在人们心中。《青春之歌》闪耀着青春和理想的光辉，深深印刻在几代中国青年的记忆中。
《青春之歌》从酝酿到完成，历时6年。1950年，36岁的杨沫频繁因病休养，在病痛与孤寂中，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假如有一天，有一本渗透着自己的心灵，打着个人生活、斗争的烙印，也荡漾着青春的火焰的书出现在世上，我想，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杨沫设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这就是《青春之歌》创作的缘起。
1914年，杨沫出生在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她为抗婚离家出走，走上社会，当过小学教员、书店店员，后来接触左翼进步青年及进步书籍，开始向往革命。1936年，杨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她在冀中一带参加抗日战争，之后参加解放战争，先后担任过县妇救会主任、抗联会宣传部长、報社编辑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地区，干部伤亡率非常高，许多与杨沫有着深厚友谊的战友，三两天前还在一起工作、谈笑，忽然就牺牲了，牺牲时往往二十来岁。
195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杨沫开始动笔写作，小说初名为《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在出版时定名为《青春之歌》。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烈士们的奉献精神支撑杨沫战胜了病痛的折磨，“我相信，我那些年纪轻轻就为革命献了身的同志，会支持我写，鼓舞我写。他们那么深挚地活在我的心里。”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小说初稿终于在1955年4月底全部完成。
《青春之歌》的出版过程充满波折。由于小说主要描写知识分子生活，与写工农兵的文学主潮有些游离，中国青年出版社拿到初稿后举棋不定，要求杨沫自己找名作家写审读意见，如果被专家肯定，小说就可以马上出版。杨沫通过妹妹、著名演员白杨介绍，请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审读，阳翰笙抽不出时间，就把稿子转给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欧阳凡海。欧阳凡海写来6000字的长信，提出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由于分析缺点比较多，中国青年出版社不再主动与杨沫联系。在出版无望的情况下，杨沫想起过去的老同事秦兆阳（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请他把书稿介绍给作家出版社。几经周折，《青春之歌》终于在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令杨沫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小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短短半年时间就发行39万册，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到1990年止，累计发行500万册。短短几个月时间，杨沫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变成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读者来信络绎不绝，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地向她学习。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电影《青春之歌》剧照
由于小说《青春之歌》产生轰动性影响，小说的电影改编问题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早在小说出版之前，杨沫的妹夫、导演蒋君超就开始着手电影剧本的改编，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青春之歌》列入拍摄计划，并选好了导演和演员。由于周扬、陈荒煤等领导坚持由杨沫自己来改编、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上影厂改编和拍摄的请求被否定。
参与电影《青春之歌》拍摄与制作的人员，大都有着相同的历史经验与情感体验。导演崔嵬参加过北平的学生运动和冀中的农民斗争，主演谢芳虽然没有革命斗争经历，但她生长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能够准确把握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抓住林道静思想情感的变化。演员秦怡为了进入林红的内心世界，白天读《青春之歌》的评论材料，晚上看《革命烈士诗抄》《红旗飘飘》，还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寻找灵感。
在陈毅推荐下，周恩来夫妇邀请导演、编剧和主要演员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和他们一起在餐厅临时改的小放映室里，观看电影《青春之歌》。杨沫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时刻，“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我……影片放映中，总理忽然扭头小声对我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我讷讷地说不出话来。”邓颖超后来曾给杨沫写信，说：“《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电影最终在全国放映，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放映，出现许多人饿着肚子通宵达旦排长队买电影票的盛况。
“自传体”长篇小说
《青春之歌》从酝酿到完成，历时6年。1950年，36岁的杨沫频繁因病休养，在病痛与孤寂中，抗战时期的记忆经常浮现在她的脑海。她在日记中写道：“我有时回忆过去，回忆那些牺牲的战友、老百姓；也回忆我自己年轻时（包括小时候）的生活、经历，这些生活万花筒似的，时常在我眼前晃动、缭绕，我恨不得一下子把它们从心上移到纸上。”“假如有一天，有一本渗透着自己的心灵，打着个人生活、斗争的烙印，也荡漾着青春的火焰的书出现在世上，我想，我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幸福的人！”杨沫设想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创作一部“自传体”长篇小说，这就是《青春之歌》创作的缘起。
1914年，杨沫出生在北京一个没落的官僚地主家庭。1931年，她为抗婚离家出走，走上社会，当过小学教员、书店店员，后来接触左翼进步青年及进步书籍，开始向往革命。1936年，杨沫加入中国共产党。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她在冀中一带参加抗日战争，之后参加解放战争，先后担任过县妇救会主任、抗联会宣传部长、報社编辑等。抗日战争时期的冀中地区，干部伤亡率非常高，许多与杨沫有着深厚友谊的战友，三两天前还在一起工作、谈笑，忽然就牺牲了，牺牲时往往二十来岁。
1951年9月，经过一年多的酝酿，杨沫开始动笔写作，小说初名为《千锤百炼》，后改为《烧不尽的野火》，最终在出版时定名为《青春之歌》。在漫长的写作过程中，烈士们的奉献精神支撑杨沫战胜了病痛的折磨，“我相信，我那些年纪轻轻就为革命献了身的同志，会支持我写，鼓舞我写。他们那么深挚地活在我的心里。”经过六七次重写、修改，小说初稿终于在1955年4月底全部完成。
出版后读者来信络绎不绝
《青春之歌》的出版过程充满波折。由于小说主要描写知识分子生活，与写工农兵的文学主潮有些游离，中国青年出版社拿到初稿后举棋不定，要求杨沫自己找名作家写审读意见，如果被专家肯定，小说就可以马上出版。杨沫通过妹妹、著名演员白杨介绍，请中国文联秘书长阳翰笙审读，阳翰笙抽不出时间，就把稿子转给中央戏剧学院教授、鲁迅研究专家欧阳凡海。欧阳凡海写来6000字的长信，提出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由于分析缺点比较多，中国青年出版社不再主动与杨沫联系。在出版无望的情况下，杨沫想起过去的老同事秦兆阳（时任《人民文学》副主编），请他把书稿介绍给作家出版社。几经周折，《青春之歌》终于在1958年1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
令杨沫本人都没有想到的是，小说出版后很快成为畅销书，短短半年时间就发行39万册，至1959年6月共印刷13次，发行121万册。到1990年止，累计发行500万册。短短几个月时间，杨沫从默默无闻的普通干部变成在报纸上经常出现的知名人物。
读者来信络绎不绝，询问林道静、卢嘉川等书中人物是否还活着。有一个战士来信表示，一口气读了两遍，迫切想知道林道静现在什么地方工作，叫什么名字，她的身体怎么样，并说部队里很多同志读完后，都关心她，怀念她。武汉军区空军司令部某部甚至开来公函，请求作家杨沫提供林道静的具体地址，以便直接与她联系，更好地向她学习。有几个南京的女学生来信说，她们曾几次到雨花台寻找卢嘉川的坟墓，非常遗憾没有找到……
电影同样精彩
由于小说《青春之歌》产生轰动性影响，小说的电影改编问题成为文艺界关注的焦点。早在小说出版之前，杨沫的妹夫、导演蒋君超就开始着手电影剧本的改编，1958年上海电影制片厂把《青春之歌》列入拍摄计划，并选好了导演和演员。由于周扬、陈荒煤等领导坚持由杨沫自己来改编、由北京电影制片厂来拍摄，上影厂改编和拍摄的请求被否定。
参与电影《青春之歌》拍摄与制作的人员，大都有着相同的历史经验与情感体验。导演崔嵬参加过北平的学生运动和冀中的农民斗争，主演谢芳虽然没有革命斗争经历，但她生长在高级知识分子家庭，能够准确把握林道静的成长过程，抓住林道静思想情感的变化。演员秦怡为了进入林红的内心世界，白天读《青春之歌》的评论材料，晚上看《革命烈士诗抄》《红旗飘飘》，还跑到天安门广场去寻找灵感。
在陈毅推荐下，周恩来夫妇邀请导演、编剧和主要演员来到中南海西花厅家中，和他们一起在餐厅临时改的小放映室里，观看电影《青春之歌》。杨沫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这个时刻，“总理坐在中间，两边是邓大姐和我……影片放映中，总理忽然扭头小声对我说：‘小超很喜欢看你的小说《青春之歌》……’我讷讷地说不出话来。”邓颖超后来曾给杨沫写信，说：“《青春之歌》电影我看过不止一次，小说也看到‘忘食’。”
电影最终在全国放映，北京、上海、武汉等城市的影院全部爆满，很多影院24小时放映，出现许多人饿着肚子通宵达旦排长队买电影票的盛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