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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词汇与现实生活关系密切，词汇的变化既反映民眾集体心理，又揭示社会发展的轨迹。本文以认知社会语言学为理论支撑，采用文献查询和语料分析等方法，摘取20世纪50-60年代，70-90年代以及新世纪与女性有关的词汇，从词汇的变异与发展角度，分析女性的婚姻认知、职业价值和气质变化三方面内容，探索时代和社会大背景下女性意识和女性生存状态的变迁。
关键词：认知社会语言学 词汇 女性意识 生存状态
认知社会语言学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引入到语言学的语义领域，提出研究语言、社会与认知的范式，弥补了传统认知语言学研究对于语言的内部变异和交际变异关注不够以及社会语言学忽视语言变异的认知根源等缺陷。
一.婚姻认知转变：从“童养媳”到“不婚主义”
童养媳这一现象与封建时代相嵌融，包含社会内容极其广泛。封建时期整体经济落后，婚姻追求低成本，一切从简。宗法制度下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再加上父母执掌子女婚姻权利，普遍采用包办婚姻方式。童养媳是传统制度的受害者。她们生活惨淡，不仅被当作家庭免费劳动力，还要履行繁衍生育的职责。直到1950年，“禁止童养媳”这一条例颁布后，“童养媳”现象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50年代以后，“童养媳”现象大大减少，但婚姻认知与法律制度之间始终存在一定距离，“确山县第八区副区长看到合作社的一男干部和他的妻子攀谈，怒不可遏，连续6次对妻子拳打脚踢”。整理、汇总60年代《人民日报》《宁波报》和《长宁时报》等刊物，发现包办婚姻、童养媳等词汇基本消失，此类现象也基本绝迹;但是“善理家”“顾家、爱家”“持家”较多用来形容女性，这类词语包含了社会对女性的肯定评价，女性自身也接受这类社会褒奖。语言价值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社会文化特征，可见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价值认定主要在于家庭价值而非个体价值，大多数女性婚后以家庭和丈夫为重，这一观念根深蒂固。80年代以后，《妇女》、《科学与生活》等期刊版面上频频出现“x
x
x（男性姓名）的贤内助”，这类词语建构“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背后，少不了为之奉献的女人”的性别观念，“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家庭模式以强大的惯性要求女性做一位“好妻子，，。
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不仅使经济体制发生改变，也促进思想多元化，女性开始注重个体的婚姻体验和质量。“女性应慎重择维护自己在家中的平等地位，谋求夫妻双方共同发展。”女性的婚姻意识自觉转化为社会行动，从争取婚姻权利到争取教育权利，男女同学同校、同工同酬的现象逐渐普及。
到了21世纪，社会的快速转型和选择的多样化为女性打开新视野，宽松的婚姻环境让语言更具流动性和变化性。“只要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没必要一定要那张结婚证书。”“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必要条件？宁愿不婚，不愿‘将就”，。她们不再把结婚和孝道简单划等号，而是把婚姻看做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把婚姻当做获取安全感的唯一途径，人生的选择由“从夫”“从子”变为“从我”“从心”。
二.职业价值擅变：从“贤妻良母”到职场“白骨精”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把女性圈在灶台和织布机前，婚后的妇女常被称为“烧火的”“三转女人”（指围着锅台、丈夫、孩子转的女性）或是“屋里的”“孩子他妈”等，女性在妻子和母亲两种角色中转换。甚至在《艺丰》（1933年）杂志上出现“她的职业就是当贤妻”标题，把女性框定在服侍丈夫和家人的范围内，贤淑是对女性的夸奖，一些女性为了保全“贤妻良母”的令誉，甚至选择忍受丈夫的欺侮。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时代推动着女性争前恐后地走出家庭，迈向社会。“市委号召学习周杏娣、严杏花、洪月仙等标兵的高工效经验，争做红专姑娘、万能嫂，以出色的成绩迎接大跃进。”妇女被强烈的政治热情裹挟，进入以前由男人从事的行业与岗位，“时代变化了，男女都一样”、“女人能顶半边天”成为社会的普遍认知。“三八女子××队”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的代名词，例如“三八女子测量队”、“女炼钢炉长”等称谓背后是女性参与生产劳动的社会事实。《铁姑娘夜战暴风雨》《“铁姑娘”打井队》《巡道路上铁姑娘》，以坚韧的“铁”作比女性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妇女艰苦奋斗的形象得到热情赞扬与鼓励，但过分强调男女工作内容与劳动方式的平等忽视了女性生理特点，导致许多女性健康受损，不合理的就业结构使得女性扮演着“边缘经济角色”，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依旧遥遥无期。
改革开放让社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更好地保护女性劳工权利和职业安全。越来越多的妇女敢于投身新领域，以更加坚强和独立的姿态迈向社会。历史事件总不可避免地在称呼上得以体现，近年来《妇女研究》、《新华文摘》以及《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中不断出现“女部长”“女学究”“女特警”等称谓，以“女 职位”的词汇形成了一定数量。可见，社会为女性提供了多样化的职位，产生了一批靠智慧谋生的职场“白骨精”，扮演“白领 骨干 精英”的角色。女性自觉进入社会公共事业，占有一席之地。但“女 职位”这类构词方式有意突出性别角色而非职位角色，潜藏着男权占据主体的社会现实，职业的刻板化印象仍没有得到较大的突破。
女性自谋职业，发挥专长，不断奋斗，获得更大的上升空间。“促销女郎”“央视一姐”“综艺一姐”等词纷纷出现在大众视野。这些新词将社会维度和认知维度紧密结合，妇女不断克服社会歧视和自身弱点，向科学、工程、司法等领域进军，在原本“男性独大”的行业施展才华，“女法官”“女教授”“女博士”等同时带有性别和职业双重属性的词就是最好的见证。
三.女性气质变化：从“女娇娥”到“女汉子”
不同的时代背景形成不同的女性话语，在男性和父权主导的社会文化中，“内在性”取代了女性的集体意识。“所谓具有女性气质，就是显得像残废、被动、顺从。少女不仅要打扮修饰，而且要抑制她的自然，代之女性长辈所教导的妩媚和造作的娇柔。”
关键词：认知社会语言学 词汇 女性意识 生存状态
认知社会语言学将社会科学的方法论引入到语言学的语义领域，提出研究语言、社会与认知的范式，弥补了传统认知语言学研究对于语言的内部变异和交际变异关注不够以及社会语言学忽视语言变异的认知根源等缺陷。
一.婚姻认知转变：从“童养媳”到“不婚主义”
童养媳这一现象与封建时代相嵌融，包含社会内容极其广泛。封建时期整体经济落后，婚姻追求低成本，一切从简。宗法制度下重男轻女的思想严重，再加上父母执掌子女婚姻权利，普遍采用包办婚姻方式。童养媳是传统制度的受害者。她们生活惨淡，不仅被当作家庭免费劳动力，还要履行繁衍生育的职责。直到1950年，“禁止童养媳”这一条例颁布后，“童养媳”现象才慢慢退出历史舞台。
50年代以后，“童养媳”现象大大减少，但婚姻认知与法律制度之间始终存在一定距离，“确山县第八区副区长看到合作社的一男干部和他的妻子攀谈，怒不可遏，连续6次对妻子拳打脚踢”。整理、汇总60年代《人民日报》《宁波报》和《长宁时报》等刊物，发现包办婚姻、童养媳等词汇基本消失，此类现象也基本绝迹;但是“善理家”“顾家、爱家”“持家”较多用来形容女性，这类词语包含了社会对女性的肯定评价，女性自身也接受这类社会褒奖。语言价值不可避免地包含着社会文化特征，可见当时社会对女性的价值认定主要在于家庭价值而非个体价值，大多数女性婚后以家庭和丈夫为重，这一观念根深蒂固。80年代以后，《妇女》、《科学与生活》等期刊版面上频频出现“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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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男性姓名）的贤内助”，这类词语建构“一个事业有成的男人背后，少不了为之奉献的女人”的性别观念，“女主内，男主外”的传统家庭模式以强大的惯性要求女性做一位“好妻子，，。
90年代末，经济全球化不仅使经济体制发生改变，也促进思想多元化，女性开始注重个体的婚姻体验和质量。“女性应慎重择维护自己在家中的平等地位，谋求夫妻双方共同发展。”女性的婚姻意识自觉转化为社会行动，从争取婚姻权利到争取教育权利，男女同学同校、同工同酬的现象逐渐普及。
到了21世纪，社会的快速转型和选择的多样化为女性打开新视野，宽松的婚姻环境让语言更具流动性和变化性。“只要能和喜欢的人在一起，没必要一定要那张结婚证书。”“婚姻是不是爱情的必要条件？宁愿不婚，不愿‘将就”，。她们不再把结婚和孝道简单划等号，而是把婚姻看做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把婚姻当做获取安全感的唯一途径，人生的选择由“从夫”“从子”变为“从我”“从心”。
二.职业价值擅变：从“贤妻良母”到职场“白骨精”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经济把女性圈在灶台和织布机前，婚后的妇女常被称为“烧火的”“三转女人”（指围着锅台、丈夫、孩子转的女性）或是“屋里的”“孩子他妈”等，女性在妻子和母亲两种角色中转换。甚至在《艺丰》（1933年）杂志上出现“她的职业就是当贤妻”标题，把女性框定在服侍丈夫和家人的范围内，贤淑是对女性的夸奖，一些女性为了保全“贤妻良母”的令誉，甚至选择忍受丈夫的欺侮。
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时代推动着女性争前恐后地走出家庭，迈向社会。“市委号召学习周杏娣、严杏花、洪月仙等标兵的高工效经验，争做红专姑娘、万能嫂，以出色的成绩迎接大跃进。”妇女被强烈的政治热情裹挟，进入以前由男人从事的行业与岗位，“时代变化了，男女都一样”、“女人能顶半边天”成为社会的普遍认知。“三八女子××队”成为那个时代女性的代名词，例如“三八女子测量队”、“女炼钢炉长”等称谓背后是女性参与生产劳动的社会事实。《铁姑娘夜战暴风雨》《“铁姑娘”打井队》《巡道路上铁姑娘》，以坚韧的“铁”作比女性的新闻报道铺天盖地，妇女艰苦奋斗的形象得到热情赞扬与鼓励，但过分强调男女工作内容与劳动方式的平等忽视了女性生理特点，导致许多女性健康受损，不合理的就业结构使得女性扮演着“边缘经济角色”，真正意义上的性别平等，依旧遥遥无期。
改革开放让社会发生重大的变化，相继出台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更好地保护女性劳工权利和职业安全。越来越多的妇女敢于投身新领域，以更加坚强和独立的姿态迈向社会。历史事件总不可避免地在称呼上得以体现，近年来《妇女研究》、《新华文摘》以及《社会学研究》等刊物中不断出现“女部长”“女学究”“女特警”等称谓，以“女 职位”的词汇形成了一定数量。可见，社会为女性提供了多样化的职位，产生了一批靠智慧谋生的职场“白骨精”，扮演“白领 骨干 精英”的角色。女性自觉进入社会公共事业，占有一席之地。但“女 职位”这类构词方式有意突出性别角色而非职位角色，潜藏着男权占据主体的社会现实，职业的刻板化印象仍没有得到较大的突破。
女性自谋职业，发挥专长，不断奋斗，获得更大的上升空间。“促销女郎”“央视一姐”“综艺一姐”等词纷纷出现在大众视野。这些新词将社会维度和认知维度紧密结合，妇女不断克服社会歧视和自身弱点，向科学、工程、司法等领域进军，在原本“男性独大”的行业施展才华，“女法官”“女教授”“女博士”等同时带有性别和职业双重属性的词就是最好的见证。
三.女性气质变化：从“女娇娥”到“女汉子”
不同的时代背景形成不同的女性话语，在男性和父权主导的社会文化中，“内在性”取代了女性的集体意识。“所谓具有女性气质，就是显得像残废、被动、顺从。少女不仅要打扮修饰，而且要抑制她的自然，代之女性长辈所教导的妩媚和造作的娇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