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个北京的邻家女孩儿到今天中国职业女性的成功典范，杨澜这些年总吸引着人们的目光。几个月前，她刚刚辞去阳光媒体投资集团董事局主席，而且将其在阳光集团股份的51％无偿捐赠社会，成立了非盈利机构“阳光文化基金会”，以促进文化传播和社会公益事业。杨澜说，作为阳光文化基金会主席，她今后会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这一事业中来。
　　
　　去美国留学前，我在《正大综艺》正好做到了第200期。
　　我想出国学习的原因并不复杂，当时的工作环境和压力，都让我处于一个不断重复自己的过程，很多的晚会节目，很多的社会活动，如此这般。我不愿意过重复的生活，觉得年轻的时候应该做更多的事情，见更大的世界。还有一点，我的兴趣不在综艺类节目上，我更喜欢文化和新闻类节目，所以希望到国外去看看。
　　正大集团的总裁谢国民先生给了我很大的帮助。1993年年底谢先生到北京来，我们一起吃饭，他问我：“你准备永远这么做下去？有没有想过向其他方面发展？有没有想过再过十年八年，自己该怎么办？有没有想过出国留学什么的？”
　　我半开玩笑地说：“我去留学的话，《正大综艺》岂不是没有主持人了？”谢先生的话让我终生难忘，他很认真地回答我说：“我觉得一个节目没有一个人重要。”
　　1994年1月，我顺利地到美国留学，在纽约大学学了3个月的电影制作后，正式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国际传媒。哥伦比亚大学的学习生活很有意思，除了本专业课程，我还到新闻、电影等学院去听课。哥大具有浓厚的学术气氛，对我的知识结构和思维方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我在哥大的生活说不上艰苦，其中不乏难忘的经历。有一次我写论文写到半夜两点钟，好不容易敲完了，没来得及存盘，那台286电脑就死机了。我当时大脑一片空白，急得哭起来，因为早晨9点就要交上去。我记得宿舍周围很安静，除了自己的哭声，只有宿舍管道里的老鼠在爬来爬去。但没有办法，最后还是擦干眼泪，一直熬到了早晨7点多，把论文重新完成。
　　哥大的学习使我收获颇多，开放的学习环境使我开阔了视野，更亲身接触到了许多成功的传媒人和先进的传媒理念。业余时间，我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杨澜视线》，一个关于美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的专题节目。这是我第一次以独立的眼光看世界，同时担当策划、制片、撰稿和主持的角色，我希望借此实现从一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向复合型传媒人才的过渡。
　　拿到哥伦比亚大学国际传媒硕士学位后，当时美国几家主流传媒机构希望我留在美国工作。而且我的先生吴征1986年就到了美国，在美国有不错的事业，已经适应了美国的生活。但我还是希望回到中国，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从事人文领域的留学生与学理工科的留学生不同，他们通过自然科学这种国际语言很容易在国外立足，而我们做文化和新闻的如果失去了文化的根基，很难在另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文化氛围里发挥。说白了，我事业的根在中国，这是一种天然的情感联系和血脉传承，很简单。
　　1997年，我回到国内。当时凤凰卫视中文台刚刚成立，我便加盟其中。1998年1月，《杨澜工作室》正式开播，把栏目与主持人的名字紧紧捆绑在一起，应该是中国电视媒体较早的尝试。凤凰给了我很大的空间，我是主持人兼制片人，自己做选题，自己负责预算，对我来说这都是非常好的综合锻炼，对我以后从事《杨澜访谈录》等大型访谈节目都有深刻影响。
　　1999年，我离开了凤凰。当然那段时间并没有做家庭主妇，而是在筹备一个属于自己的传播平台。我一直希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传播平台，以承载我的文化理想。2000年8月8日，阳光卫视正式开播，这是当时大中华区第一家华语历史人文主题频道。
　　但4年中，阳光卫视遭遇了很多困难和变故。我自己很喜欢纪录片，电视虽是快餐文化，但在纪录人类文化和人类心灵的历程方面应该有它的功用。国外同类的电视节目主要靠收费盈利，我们最初也判断中国的收费电视很快就会发展起来，但是现在看来，这个判断错了。
　　回过头看，很难用“后悔”来简单地形容，只是觉得愧对那些与我们站在一起的投资者。这种心理压力一直没有减轻过。但是电视主题文化频道的概念随后大量出现，这是趋势。阳光卫视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这段经历，让我成熟多了，我后来也在反思，我到底是不是一个商人的料，我是不是太理想主义了。在后来管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的时候，我吸取了经营阳光卫视的很多教训，更多地遵循商业的规律，改变了经营的思路，比如投资多元化，分担投资风险，同时投资新媒体，与网络媒体进行广泛的合作。
　　几个月前，我辞去了阳光媒体投资集团主席的职位。我只是觉得，自己在商业上并没有激情，我归根到底还是想做文化事业，我喜欢的还是文化传播和新闻，这可以说是一种回归吧。
　　我现在是阳光文化基金会的主席，我希望通过基金会，更多地促进中外文化的交流，促进中国的慈善事业和环保事业。我现在还担任着中国慈善总会的形象大使，希望在这方面能做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