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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著名革命教育家嘉康杰离开我们已经72年了，但他那共产党员的光辉形象，像不畏严寒屹立在中条山上的一株青松，永远植根在山西人民心中；他那为民族解放事业和人民教育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将永远激励后人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奉献毕生。从立志报国，到教育救国，再到革命救国，嘉康杰在追寻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上走过了人生的三个阶段。
立志报国
1890年，嘉康杰在山西省夏县峨嵋岭下的其毋村呱呱坠地。1909年，嘉康杰考入夏县高等小学。时值腐败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眼见国势日衰，民不聊生，少年时的嘉康杰便刻苦求学，确立了报国的志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嘉康杰毅然投笔从戎，直至清帝退位，才解甲归田，后考入山西农业专科学校。1914年夏，他领导学生赶走了为非作歹的学监解荣辂，遭到阎锡山的通缉，便辗转赴日留学。1915年，袁世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嘉康杰的愤慨。他毅然退学返国，在北京参加反袁斗争，后进入法政专门学校学习。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嘉康杰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中。5月4日，古老的北京城沸腾了！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嘉康杰爬上金水桥前的石狮子，声泪俱下地对围观的群众大声演讲：同胞们，中国在巴黎会议的外交失败了，我们的国家要灭亡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同胞们，起来呀！我们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誓死收回青岛。中国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打倒列强！”“打倒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愤怒的吼声像滚滚春雷，激荡在北京上空。
国家危亡，民族振兴，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青年嘉康杰的心中。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仁人志士一样，嘉康杰走上了求学报国之路。然而民族如何振兴？国家如何摆脱此种深陷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命运？此时的嘉康杰仍然如同在黑暗中赶路的旅人，看不清自己前方的道路。
教育救国
嘉康杰在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再次赴日留学。1920年夏，阎锡山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出卖山西煤矿权益的合同。嘉康杰作为留日学生代表，归国返京发动反对阎锡山出卖主权的斗争。阎锡山企图用巨款收买嘉康杰。嘉康杰丝毫不为金钱所动，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阎锡山的卖国行径，迫使阎锡山停止出卖主权的活动。
多年的外出求学经历，开拓了嘉康杰的视野，也让他明白了要兴国必先兴学，中国的未来需要靠一大批有学识的仁人志士来开拓的道理。此时的嘉康杰已确立了教育救国的志愿。
1922年，嘉康杰先在嘉家祠堂办小学，后在夏县和运城创办平民中学和河东中学。在办学过程中，嘉康杰注重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在课程设置方面专门开设了“中国近代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他向学生讲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历史悲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思想。他千方百计为学校图书馆添买孙中山、李大钊、鲁迅等人的著作，订购《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引导学生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中。1922年春，他组织学生反对有些无知的群众集资为夏县知事送“万民伞”的活动，取得了胜利。1925年，他组织学生进行反对阎锡山征收房税和摊派公债的斗争，痛打土豪，赶跑县长，斗争劣绅，迫使阎锡山撤销反动县长的职务。
嘉康杰的办学思想和革命行动为阎锡山所不容。1925年，阎锡山先后查封了平民中学和河东中学，并于第二年暑假期间下令逮捕了嘉康杰。后因广大学生的强烈抗议，1927年5月，嘉康杰被释放。阎锡山再次诱迫嘉康杰为其当家庭教师。他坚决不从，并严正声明：“你不叫我办河东中学，我就办中山中学。”是年7月，他毅然在运城创办了山西中山中学。之后，又相继创办了三所中学。从1921年至1933年的12年中，嘉康杰先后创办了一所小学、六所中学，培养了大约6000多名学生，为山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革命救国
教育可以启迪民智，然而在那个外忧内患摧残着中华民族的黑暗时代，要想求得民族独立，使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使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能够重新腾空而起，贫弱落后的中国需要的是一场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真正的革命，嘉康杰在苦苦思索着。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仿佛拨云见日，嘉康杰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工农革命，才会为中国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嘉康杰经王鸿钧等人介绍，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他出生入死为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奔波于河东大地，把党的思想传播到社会各界和贫苦农民中。
嘉康杰的入党对艰难发展中的河东党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河东建党之初，率先入党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年龄仅在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极其有限，因此，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在短时期内很难为人民群众所认识和了解。河东群众对共产党的第一次认识是国民党的“清党”和大屠杀。从反动派的残暴中，人民群众朦胧地看到了那些被视为“乳臭未干，被共产主义邪说所诱惑，鬼迷了心窍走入歧途”的青年，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此时，第一个站出来同“清党”唱反调的是河东名士嘉康杰。他就是在这腥风血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走进了这群青年之中，并加入了由他们创建的河东地方党组织，成为其中普通的一员。他用自己的言行向河东民众庄严地宣告了共产党及其学说的正义性。就是在他的影响与带动下，金长庚、李仰南、关中亭、白天鹤等一批知识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兰玉山、胡永福、曹金海等一批青年军人加入了党的组织；梁福才、王焕蛾、孙兴华等一批农民加入了党组织。这批新鲜血液的输入，使岌岌可危的河东党组织重新壮大起来，使企图把河东共产党“斩尽杀绝”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痴想变成了梦呓。接着，在嘉康杰的努力下，河东共产党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在夏县韩家岭，嘉康杰筹建了党的红色武装，为群众办学校，宣传革命，开启了河东红色革命史上武装斗争的第一幕。1930年初，成立了中共河东中心县委，嘉康杰任书记。从此，他坚持不懈地投入到建立和发展河东党组织的斗争中。至1933年底，晋南36个县就有32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农村党员发展到400余人。1933年底，山西特委秘书叛变，运城地区党组织全部暴露。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险象环生的岁月里，嘉康杰将生死置之度外，艰苦卓绝地跋涉在河东的山水之间，饿了啃口冷馍，渴了喝口凉水，夜宿破庙或麦秸堆里，坚持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1936年3月， 红军东征打到襄陵、侯马。为配合红军的行动，嘉康杰立即组织成立了河东工农红军游击支队第一大队。1938年初，党组织派嘉康杰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返回晋南后，先后担任中共河东特委委员、晋豫地委委员、晋冀豫区区委委员、晋豫边游击纵队第六大队政治主任、中条山游击大队大队长等职。1939年9月11日，嘉康杰到武乡出席中国共产党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会后，嘉康杰担任了中条地委委员，民运部长。11月18日，他在返回中条地委驻地的路上，途径夏县武家坪村，突遭国民党特务枪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十余年的腥风血雨，十余年的矢志不渝，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起，嘉康杰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置身于个人利益之上，妻子惨死于日寇的“扫荡”，孩子因病过早地夭折，他强忍悲痛，一如既往地坚持在革命斗争的岗位；白色恐怖的威胁，日寇铁蹄的肆虐，他毫无惧色，始终抱定救国救民的意志。嘉康杰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承诺，为党的事业倾注了热血和生命。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之时，人民政府为了深切悼念这位革命教育家，于1952年5月将太岳五中改名为康杰中学。
（责编孟红）
立志报国
1890年，嘉康杰在山西省夏县峨嵋岭下的其毋村呱呱坠地。1909年，嘉康杰考入夏县高等小学。时值腐败的清朝政府丧权辱国，眼见国势日衰，民不聊生，少年时的嘉康杰便刻苦求学，确立了报国的志向。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嘉康杰毅然投笔从戎，直至清帝退位，才解甲归田，后考入山西农业专科学校。1914年夏，他领导学生赶走了为非作歹的学监解荣辂，遭到阎锡山的通缉，便辗转赴日留学。1915年，袁世凯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激起嘉康杰的愤慨。他毅然退学返国，在北京参加反袁斗争，后进入法政专门学校学习。
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爆发了。嘉康杰积极投身于革命洪流中。5月4日，古老的北京城沸腾了！天安门广场成了人的海洋。嘉康杰爬上金水桥前的石狮子，声泪俱下地对围观的群众大声演讲：同胞们，中国在巴黎会议的外交失败了，我们的国家要灭亡了。中国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断送；中国的人民可以被杀戮，而不可以低头。同胞们，起来呀！我们要外争主权，内除国贼，誓死收回青岛。中国的生死存亡就在此一举了！
“打倒列强！”“打倒卖国贼！”“拒绝在巴黎和约签字！”愤怒的吼声像滚滚春雷，激荡在北京上空。
国家危亡，民族振兴，这些问题始终萦绕在青年嘉康杰的心中。像那个时代的许多仁人志士一样，嘉康杰走上了求学报国之路。然而民族如何振兴？国家如何摆脱此种深陷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命运？此时的嘉康杰仍然如同在黑暗中赶路的旅人，看不清自己前方的道路。
教育救国
嘉康杰在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再次赴日留学。1920年夏，阎锡山与日本帝国主义签订出卖山西煤矿权益的合同。嘉康杰作为留日学生代表，归国返京发动反对阎锡山出卖主权的斗争。阎锡山企图用巨款收买嘉康杰。嘉康杰丝毫不为金钱所动，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阎锡山的卖国行径，迫使阎锡山停止出卖主权的活动。
多年的外出求学经历，开拓了嘉康杰的视野，也让他明白了要兴国必先兴学，中国的未来需要靠一大批有学识的仁人志士来开拓的道理。此时的嘉康杰已确立了教育救国的志愿。
1922年，嘉康杰先在嘉家祠堂办小学，后在夏县和运城创办平民中学和河东中学。在办学过程中，嘉康杰注重培养学生的革命思想。在课程设置方面专门开设了“中国近代史”和“帝国主义侵华史”。他向学生讲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历史悲剧，激发了学生的爱国思想。他千方百计为学校图书馆添买孙中山、李大钊、鲁迅等人的著作，订购《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引导学生投身于救国救民的革命运动中。1922年春，他组织学生反对有些无知的群众集资为夏县知事送“万民伞”的活动，取得了胜利。1925年，他组织学生进行反对阎锡山征收房税和摊派公债的斗争，痛打土豪，赶跑县长，斗争劣绅，迫使阎锡山撤销反动县长的职务。
嘉康杰的办学思想和革命行动为阎锡山所不容。1925年，阎锡山先后查封了平民中学和河东中学，并于第二年暑假期间下令逮捕了嘉康杰。后因广大学生的强烈抗议，1927年5月，嘉康杰被释放。阎锡山再次诱迫嘉康杰为其当家庭教师。他坚决不从，并严正声明：“你不叫我办河东中学，我就办中山中学。”是年7月，他毅然在运城创办了山西中山中学。之后，又相继创办了三所中学。从1921年至1933年的12年中，嘉康杰先后创办了一所小学、六所中学，培养了大约6000多名学生，为山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革命救国
教育可以启迪民智，然而在那个外忧内患摧残着中华民族的黑暗时代，要想求得民族独立，使中国人民真正站立起来，使中国这条东方巨龙能够重新腾空而起，贫弱落后的中国需要的是一场以先进理论为指导的真正的革命，嘉康杰在苦苦思索着。就在此时，他遇到了中国共产党，仿佛拨云见日，嘉康杰深深感到，只有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工农革命，才会为中国带来一个美好的未来。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在中国革命最困难的时期，嘉康杰经王鸿钧等人介绍，毅然决然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开始走上了革命的道路。从此，他出生入死为恢复和重建党的基层组织，奔波于河东大地，把党的思想传播到社会各界和贫苦农民中。
嘉康杰的入党对艰难发展中的河东党组织具有重要的意义。河东建党之初，率先入党的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年龄仅在20岁左右的青年学生。由于他们的社会地位和影响极其有限，因此，他们所从事的革命事业在短时期内很难为人民群众所认识和了解。河东群众对共产党的第一次认识是国民党的“清党”和大屠杀。从反动派的残暴中，人民群众朦胧地看到了那些被视为“乳臭未干，被共产主义邪说所诱惑，鬼迷了心窍走入歧途”的青年，并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此时，第一个站出来同“清党”唱反调的是河东名士嘉康杰。他就是在这腥风血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时候，走进了这群青年之中，并加入了由他们创建的河东地方党组织，成为其中普通的一员。他用自己的言行向河东民众庄严地宣告了共产党及其学说的正义性。就是在他的影响与带动下，金长庚、李仰南、关中亭、白天鹤等一批知识分子加入了党组织；兰玉山、胡永福、曹金海等一批青年军人加入了党的组织；梁福才、王焕蛾、孙兴华等一批农民加入了党组织。这批新鲜血液的输入，使岌岌可危的河东党组织重新壮大起来，使企图把河东共产党“斩尽杀绝”的国民党反动派的痴想变成了梦呓。接着，在嘉康杰的努力下，河东共产党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
在夏县韩家岭，嘉康杰筹建了党的红色武装，为群众办学校，宣传革命，开启了河东红色革命史上武装斗争的第一幕。1930年初，成立了中共河东中心县委，嘉康杰任书记。从此，他坚持不懈地投入到建立和发展河东党组织的斗争中。至1933年底，晋南36个县就有32个县建立了党组织，农村党员发展到400余人。1933年底，山西特委秘书叛变，运城地区党组织全部暴露。党的工作转入地下。在白色恐怖、险象环生的岁月里，嘉康杰将生死置之度外，艰苦卓绝地跋涉在河东的山水之间，饿了啃口冷馍，渴了喝口凉水，夜宿破庙或麦秸堆里，坚持发展党的组织，开展革命斗争。1936年3月， 红军东征打到襄陵、侯马。为配合红军的行动，嘉康杰立即组织成立了河东工农红军游击支队第一大队。1938年初，党组织派嘉康杰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学习。他返回晋南后，先后担任中共河东特委委员、晋豫地委委员、晋冀豫区区委委员、晋豫边游击纵队第六大队政治主任、中条山游击大队大队长等职。1939年9月11日，嘉康杰到武乡出席中国共产党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当选为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会后，嘉康杰担任了中条地委委员，民运部长。11月18日，他在返回中条地委驻地的路上，途径夏县武家坪村，突遭国民党特务枪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
十余年的腥风血雨，十余年的矢志不渝，从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一刻起，嘉康杰始终把党和人民的利益置身于个人利益之上，妻子惨死于日寇的“扫荡”，孩子因病过早地夭折，他强忍悲痛，一如既往地坚持在革命斗争的岗位；白色恐怖的威胁，日寇铁蹄的肆虐，他毫无惧色，始终抱定救国救民的意志。嘉康杰以自己的行动践行着共产党员的承诺，为党的事业倾注了热血和生命。
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上空之时，人民政府为了深切悼念这位革命教育家，于1952年5月将太岳五中改名为康杰中学。
（责编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