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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近年来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热门人选之一，她的作品因高度关注人类在物质社会中的生存难题而享誉世界。《浮现》是阿特伍德早期的一部长篇小说，作品中的无名女主人公隐喻了加拿大民族，这个民族长期以被殖民的身份存在着，独立后的加拿大依然难逃美国文化殖民的威胁，这种被殖民的创伤记忆始终笼罩着加拿大。因此，以后殖民主义为视角，剖析《浮现》中无名女主人公的创伤记忆，去理解阿特伍德借《浮现》的创伤书写，理解她追寻加拿大民族身份认同的那份执着，并在这一过程中可以感受她对于女性、乃至整个加拿大民族社会、历史和现实的关怀。
关键词：《浮现》 后殖民主义 创伤书写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有着“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无论是她的诗歌、小说还是文学评论在国际上总能引起研究的热潮，她所具有的影响力更是毋庸置疑的。她的作品多次斩获国内外诸多奖项，因其女性作家的独特身份使她格外关注女性这一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现状。《浮现》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于197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整部作品从无名女主人公的视角出发，向读者讲述了“我”为寻找父亲而踏上回乡之旅的故事，但实际上这段寻父之旅一直浸透着“谎言”。作者抽丝剥茧般揭开“我”谎言背后的秘密，将“我”的伤痛抑或是整个加拿大民族的伤痛展现出来，那段被殖民的岁月记忆也在字里行间中慢慢重现。
一、“他者”处境与文化殖民
萨义德《东方学》于1978年出版，该著作奠定了后殖民理论的基础。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处于“他者”地位的东方被处于“自我”地位的西方客体化、边缘化，东方与西方各自被贴上相对立的标签，东方成为布偶一样的存在，在西方的虚构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除此之外，后殖民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斯皮瓦克在继承萨义德的基础上将性别、阶级和种族融入后殖民理论，加之她曾致力于研究解构主义理论，这使得她对文本的分析不再受制于简单的二元论的话语体系中。相对于萨义德的理论，斯皮瓦克的理论女权主义色彩较为厚重，她更加关注的是第三世界中底层妇女的生存处境，她认为第三世界妇女的声音完全被忽视了，并且她认为“第三世界的女性双重地被殖民者和本土男权所镇压， 沦为了殖民者和男权的无声死去的‘他者’”。可以说，后殖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围绕被殖民化的“他者”建立起来，不断完善。因此，在后殖民理论的指导下，对经典重新解读，尝试在逆写、差异等方式下重新建立被殖民化“他者”的身份成为理论实践的一大内容。
另外，加拿大先后曾是法、英的殖民地，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获得独立，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更是巩固了加拿大的独立地位。但尽管如此，长期处在殖民地的加拿大人自卑的心理却从来没有得到清除。在1972年出版的《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评论集中谈及加拿大文学的生存问题，“无论是原初的移民面对加拿大恶劣的自然气候，抑或是加拿大面对其宗主国英国的文化控制、其邻近美国的经济文化霸权，加拿大人总是艰难地在夹缝中以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由于长期受到英国主流文学的影响，原有的加拿大民族文化被隔绝、疏远、淡忘，这无不使得加拿大文学处在了“他者”的地位。加拿大不仅对英国报以极深的殖民态度，对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也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但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获得了独立，独立之后日益强大的美国在文化领域也逐渐威胁着加拿大。在《浮现》中“美国阴影”随处可见，披着人类衣服，手拿美国国旗的小雄驼鹿、各种美国产品的包装、标语，以及他们破坏原始自然留下的证据也清晰可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对加拿大的影响同作者提到的“南方疾病”一样，它侵蚀着加拿大人，作者在作品中厌恶的美国佬最后发现其实是加拿大人。阿特伍德将加拿大美国化倾向问题，以及对处在他者地位的加拿大边缘化问题的关注借《浮现》的“创伤”主题层层呈现出来。
二、《浮现》中的创伤书写
《浮现》中所展现的创伤一方面来源于无名女主人公的记忆的错乱，身份的丢失，沦为“他者”的处境；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加拿大的地理位置以及曾经的殖民地身份与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常常因为相像的边缘化特性被联系起来，加拿大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浮现》中创伤的另一来源。这里的“创伤”实际上是文化层面的创伤，它包括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社会的等方面。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 C.亚历山大就将创伤视为一种文化事件，在他的《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到文化创伤“当个体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诚然，创伤作为个体的经历以及个体生命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会缓慢地从个体的变成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因此文学书写渐渐成为再现創伤的方式，也被看作是创伤治愈的良药，它是对个体生命的探寻，更是对文化创伤的反思。
（一）精神的放逐——沦为“他者”的女性
女主人公无名的设定指向人们失去了代号，没有能证明自己独立身份的证据，找不到未来的出路也丢失了过去的记忆，包括现在的处境也令人无法相信。除此以外，“斯皮瓦克将女性主体异质性看作是第三世界妇女真实的生存状态，在帝国殖民主义中心话语和男权中心话语的双重压迫下丧失了女性主体的个体性和独立性，沦为‘异质化’的‘他者’，即与男性主体相对立的异质客体物”。男性的话语权地位操纵着女性的行为，即使女性成为顺从者，也无法满足男性的欲望，更加避免不了沦为“他者”的悲剧。小说中的大卫代表了男性统治权威，他对被残害的动物无动于衷，对血淋淋的场面视若无睹，并拍摄下来以供娱乐，至于其妻安娜也只是他施欲的工具，他为了自己拍摄的乐趣，强迫安娜脱掉衣服抱着镜头前的大树，做死鸟的陪衬。“安娜被举了起来，大头朝下地趴在他的肩膀上，潮湿的头发像一根根绳子垂落下来。‘赶快做决定，’大卫说，‘脱还是被扔进湖里？’” 安娜在大卫的威胁下只能顺从妥协，无法拒绝更无法做选择。
关键词：《浮现》 后殖民主义 创伤书写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有着“加拿大文学女王”的美誉，无论是她的诗歌、小说还是文学评论在国际上总能引起研究的热潮，她所具有的影响力更是毋庸置疑的。她的作品多次斩获国内外诸多奖项，因其女性作家的独特身份使她格外关注女性这一群体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现状。《浮现》是玛格丽特·阿特伍德发表于1972年的一部长篇小说，整部作品从无名女主人公的视角出发，向读者讲述了“我”为寻找父亲而踏上回乡之旅的故事，但实际上这段寻父之旅一直浸透着“谎言”。作者抽丝剥茧般揭开“我”谎言背后的秘密，将“我”的伤痛抑或是整个加拿大民族的伤痛展现出来，那段被殖民的岁月记忆也在字里行间中慢慢重现。
一、“他者”处境与文化殖民
萨义德《东方学》于1978年出版，该著作奠定了后殖民理论的基础。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的思维方式是建立在二元对立基础之上的。处于“他者”地位的东方被处于“自我”地位的西方客体化、边缘化，东方与西方各自被贴上相对立的标签，东方成为布偶一样的存在，在西方的虚构中失去了自己的声音。除此之外，后殖民理论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斯皮瓦克在继承萨义德的基础上将性别、阶级和种族融入后殖民理论，加之她曾致力于研究解构主义理论，这使得她对文本的分析不再受制于简单的二元论的话语体系中。相对于萨义德的理论，斯皮瓦克的理论女权主义色彩较为厚重，她更加关注的是第三世界中底层妇女的生存处境，她认为第三世界妇女的声音完全被忽视了，并且她认为“第三世界的女性双重地被殖民者和本土男权所镇压， 沦为了殖民者和男权的无声死去的‘他者’”。可以说，后殖民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围绕被殖民化的“他者”建立起来，不断完善。因此，在后殖民理论的指导下，对经典重新解读，尝试在逆写、差异等方式下重新建立被殖民化“他者”的身份成为理论实践的一大内容。
另外，加拿大先后曾是法、英的殖民地，直到19世纪下半叶才获得独立，1982年的加拿大宪法更是巩固了加拿大的独立地位。但尽管如此，长期处在殖民地的加拿大人自卑的心理却从来没有得到清除。在1972年出版的《生存——加拿大文学主题指南》评论集中谈及加拿大文学的生存问题，“无论是原初的移民面对加拿大恶劣的自然气候，抑或是加拿大面对其宗主国英国的文化控制、其邻近美国的经济文化霸权，加拿大人总是艰难地在夹缝中以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由于长期受到英国主流文学的影响，原有的加拿大民族文化被隔绝、疏远、淡忘，这无不使得加拿大文学处在了“他者”的地位。加拿大不仅对英国报以极深的殖民态度，对美国也是一样，美国也曾是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但早在18世纪下半叶就获得了独立，独立之后日益强大的美国在文化领域也逐渐威胁着加拿大。在《浮现》中“美国阴影”随处可见，披着人类衣服，手拿美国国旗的小雄驼鹿、各种美国产品的包装、标语，以及他们破坏原始自然留下的证据也清晰可见。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对加拿大的影响同作者提到的“南方疾病”一样，它侵蚀着加拿大人，作者在作品中厌恶的美国佬最后发现其实是加拿大人。阿特伍德将加拿大美国化倾向问题，以及对处在他者地位的加拿大边缘化问题的关注借《浮现》的“创伤”主题层层呈现出来。
二、《浮现》中的创伤书写
《浮现》中所展现的创伤一方面来源于无名女主人公的记忆的错乱，身份的丢失，沦为“他者”的处境；另一方面随着西方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兴起，加拿大的地理位置以及曾经的殖民地身份与女性在社会中的位置常常因为相像的边缘化特性被联系起来，加拿大文化身份认同问题成为《浮现》中创伤的另一来源。这里的“创伤”实际上是文化层面的创伤，它包括历史的、现实的、民族的、社会的等方面。耶鲁大学社会学教授杰弗里· C.亚历山大就将创伤视为一种文化事件，在他的《迈向文化创伤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到文化创伤“当个体和群体觉得他们经历了可怕的事件，在群体意识上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痕迹，成为永久的记忆，根本且无可逆转地改变了他们的未来，文化创伤就发生了”。诚然，创伤作为个体的经历以及个体生命的体验，在一定程度上会缓慢地从个体的变成集体的、民族的、国家的乃至上升到整个人类社会。因此文学书写渐渐成为再现創伤的方式，也被看作是创伤治愈的良药，它是对个体生命的探寻，更是对文化创伤的反思。
（一）精神的放逐——沦为“他者”的女性
女主人公无名的设定指向人们失去了代号，没有能证明自己独立身份的证据，找不到未来的出路也丢失了过去的记忆，包括现在的处境也令人无法相信。除此以外，“斯皮瓦克将女性主体异质性看作是第三世界妇女真实的生存状态，在帝国殖民主义中心话语和男权中心话语的双重压迫下丧失了女性主体的个体性和独立性，沦为‘异质化’的‘他者’，即与男性主体相对立的异质客体物”。男性的话语权地位操纵着女性的行为，即使女性成为顺从者，也无法满足男性的欲望，更加避免不了沦为“他者”的悲剧。小说中的大卫代表了男性统治权威，他对被残害的动物无动于衷，对血淋淋的场面视若无睹，并拍摄下来以供娱乐，至于其妻安娜也只是他施欲的工具，他为了自己拍摄的乐趣，强迫安娜脱掉衣服抱着镜头前的大树，做死鸟的陪衬。“安娜被举了起来，大头朝下地趴在他的肩膀上，潮湿的头发像一根根绳子垂落下来。‘赶快做决定，’大卫说，‘脱还是被扔进湖里？’” 安娜在大卫的威胁下只能顺从妥协，无法拒绝更无法做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