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3计划”的全称是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
　　 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脑体收入倒挂人们戏称“造导弹不如卖茶叶蛋，拿手术刀不如拿剃头刀”。同时期的很多国家，却在砸下巨额资金，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把发展高技术列为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认定只有这样才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有先机。1983年美国率先推出战略防御计划，即“星球大战计划”、苏联制定“高科技发展纲要”、法国及西欧推出尤里卡计划，日本也出台了今后十年科学技术振兴政策等。
　　 中国怎么办？当时，有两种声音：一种观点是，谁能把握住高科技领域的发展方向，谁就能在国际竞争中占据优势，因此我国应该拥有自己的高科技;而另一种意见则推崇“拿来主义”，毕竟当时中国还很穷，发展有轻重缓急，科技方面可以先搞一些短期见效的项目，等美国搞出来，我们也有了经济实力，直接利用他们的成果。
　　 作为参加过“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科学家，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深知，真正的高科技是永远不可能用钱买来的。他们非常着急，经过反复商量，最后决定给中央写信。1986年3月3日，4位科学家递出了“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
　　 这份报告很快呈送到邓小平的案头。邓小平两天后作出批示。他指示：“宜速决断，不可拖延。”在全国200多位专家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党中央、国务院果断决策，于1986年11月启动实施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旨在提高我国自主创新能力，坚持战略性、前沿性和前瞻性，以前沿技术研究发展为重点。因该报告提交时间是1986年3月，所以又叫“863计划”。朱光亚是“863计划”的总负责人，参与了该计划的制定和實施。
　　 今天让中国人骄傲的高性能计算机、第三代移动通信、北斗、深海机器人与工业机器人、制造业信息化技术、天地观测系统、海洋观测与探测、新一代核反应堆、超级杂交水稻、抗虫棉、基因工程药物、新材料等一大批世界公认的高技术都受益于“863计划”。
　　 而在当时，还是物质匮乏的年代，方方面面都需要钱，能递交这个报告也需要极大的勇气。
　　 王大珩执笔起草时，陈芳允打了一个比方：国家与小家一样，要精打细算过日子，得把钱用在刀刃上，有些钱是可以不花的，但有些钱是必须要花的，“涉及国力竞争，牵涉到国家命运的钱就不得不花”。
　　 所以，他们在信中只提出要一到两亿元人民币，还解释，这相当于美国同期投资的千分之一二。在信的最后一段，他们明显怕给中央出难题，写道：“我们寄希望于能从国家节约中的一部分来支持这项费用（例如少进口一些小轿车或者减少运输包装损耗）。但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因事关我国今后国际地位和进入21世纪后在经济国防方面能否进入世界前列的问题，特此报告。”
　　 让他们没想到的是，邓小平和中央批的专款竟是100个亿！而中国当年全国财政总支出才约2000亿元。这在当时粮票尚未完全取消的中国不啻为天文数字。阻力很大。王大珩曾表示，担心这个计划推进不下去。
　　 “863计划”的实施，是中国共产党科教兴国的一个重大战略部署，为中国在世界高科技领域占有一席之地奠定了更加坚实的基础。“吃水不忘挖井人”，当享受着今天的科技繁荣时，我们要致敬小平同志的果断决策，也不能忘了这份报告的起草人王大珩、王淦昌、杨嘉墀、陈芳允4位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