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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史记·循吏列传》这一史书体例为司马迁首创，班固著《汉书》时加以沿袭，后代正史中也基本为“循吏”著有列传。通过对比《史记·循吏列传》与《汉书·循吏传》可发现两者在對象选取、叙述详略上存在较大的差异。而通过探究作者所处的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和著史宗旨的差异来解释出现这些差异的原因，足以窥探史家在历史书写中的价值取向。而作为著史者如何减少外在因素的干扰，尽量客观地书写历史则是后代史家需要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史记·循吏列传》；《汉书·循吏传》；著史宗旨
0 绪论
《史记·循吏列传》最早提出“循吏”之名，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此后，循吏成为正史中的一类典型人物而被史家所记述。何为“循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云：“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此外，在《循吏列传》开篇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通过这两处，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将循吏定义为“奉法循理之吏”，而“奉职循理”是对其基本要求。
宋代吴子良在《荆溪林下偶谈》中评论道：“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古人为何会如此评价？本文通过对《史记》、《汉书》“循吏”列传间差异的探究，旨在把握史家个人的思想体系和著史宗旨对其著史内容的影响。
1 《史记·循吏列传》文本概述
《史记·循吏列传》全篇可分为三部分：序、正文、赞。在本篇中，司马迁鲜有地用了两次“太史公曰”，即开头和结尾部分。第一部分“序”里司马迁提出了对循吏的要求；第二部分正文中司马迁通过具体事例简要地介绍了春秋时期的五位循吏：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第三部分“赞”是司马迁对这五人的事迹所做的评价。
传记第一部分以“太史公曰”开篇，在这里，司马迁认为法律并不是治国之根本，并明确提出循吏应坚持“奉职循理”，认为只要官吏们奉公尽职，遵纪守法，天下便“可以为治”。
紧接着在第二部分司马迁简略地介绍了春秋时期的五位“循吏”的事迹。第一位“循吏”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司马迁记载了他进谏楚庄王恢复币值和改变楚之民俗，使民自高其车两件具体事例。第二位“循吏”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在介绍子产时，司马迁并没有像介绍孙叔敖那样再次列举具体的事例，而是通过对比子产治理前后国家的情况来展现子产治理的才能和拥有的品质。第三位“循吏”是鲁国国相公仪休，司马迁评价他“奉法循理，无所变更”，并列举了他尽管喜欢吃鱼但不收受别人赠与的鱼和“拔葵出妻”的典型事例。第四位“循吏”石奢是楚昭王时期的国相。司马迁评价他“坚直廉正，无所阿避”。司马迁通过列举他追查凶手发现是凶手自己父亲时，以自刎而死的方式来表现他在忠孝两者间的选择。第五位“循吏”李离是晋文公时期的法官。司马迁选取了他的一件事例来记载：李离在发觉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后便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这彰显了李离作为法官对法律尊严的维护。
通过对五位“循吏”事迹的叙述，司马迁在本篇结尾分别以一句话对五人的事迹加以总结：“太史公曰：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作者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写出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意在阐明一个为政治国的根本道理：“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正与开篇相呼应。
2 《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差异比较及原因分析
虽然班固所著《汉书》中承袭了司马迁的《循吏列传》这一体例，但是通过《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两者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存在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史记》为纪传体通史，《汉书》为断代史的体裁差别所导致的，而是有其更深次的原因，以下将具体分析两文出现的差异并对其进行比较，然后就这些差异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2.1《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差异比较
《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的差异对比，可概括为对象选取之别和叙述详略之别两类之别。具体如下：
2.1.1对象选取之别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第一卷《史记 汉书》中便提到《史记·循吏列传》与《汉书·循吏传》中选取的“循吏”对象的不同：“史记‘循吏传载周秦间人：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汉书所载则‘文翁、王成、王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皆汉人也。”①在此，我们不能忽略《史记》与《汉书》之间不同的体裁可能导致两人选取对象的不同。史记为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皇帝，下至汉武帝天汉年间的历史，所以记载“循吏”时他尽可以选择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吏，但是《循吏列传》中司所记皆先秦之人与事，可谓有古无今1；而班固所著《汉书》为断代史的体裁限定了他只能选择汉朝的官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与班固同处两汉时期，为什么司马迁在著《循吏列传》时只选取春秋时期的人物而不选择他所处当代的人物，他所选取春秋时期的五位官吏来论述“循吏”有什么目的？借此表现了他什么样的循吏观？由此是否能折射出两人不同的著史目的和思想体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探究的问题。
2.1.2叙述详略之别
首先体现在字数上，总观《史记·循吏列传》和《汉书·循吏传》全文，可以发现前者全篇一千二百余字，在《史记》全篇中可数最简略；而后者全篇共五千八百余字，相当于前者的四倍还多；而两者的叙述详略又具体可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记载人物事件功绩的详略，司马迁所记载的五个“循吏”中，最详细全面的为孙叔敖，叙其余四人则皆非常简要。记叙孙叔敖时共介绍了他的两件事例，也不过三百七十余字；而《汉书·循吏传》中记载最为详细的为黄霸，共记载了他的大小功绩十余件，且描写较细致，共两千二百余字；二是表现在对人物的生平的取舍：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只简要介绍这个人以及他最具代表性的事例，不言其他；而《汉书·循吏传》中不但记叙了循吏年少时之事，而且对循吏的叙述从小至终老，都有详细的记叙，有的甚至把循吏的妻子及后世子孙也捎带涉及。 2.2《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差异原因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在对象选取、叙述详略、结构层次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探究差异存在的背后原因有助于读者更加了解作者借助文章想表述出来的真正内涵。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因此本文将从司马迁与班固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以及著史宗旨这三方面来探究这些差异存在的背后原因。
2.2.1时代背景
司马迁生于西汉时期，所处的时代是西汉建立六七十年，汉武帝当政时期。此时的国家已达到鼎盛时期，但是在这鼎盛的背后，武帝对外不断征伐四夷，对内修订法度，重用酷吏，导致许多官员都是谄谀取荣之辈，而百姓财用匮乏，社会上蕴藏着极大的危机。司马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自己的历史著作。面对如此现实，司马迁同样意识到如果不改变统治策略，不改酷政，不行德义，将会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就有重蹈秦王朝覆辙的危险。因此，司马迁大胆地对汉武帝治政得失进行评价。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不选取时人而选用春秋时期的五位“循吏”，通过论述他们的德行事迹借以表达对现实时代的不满，同时寄托了司马迁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使之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具有先秦诸子散文的特征。
而班固所处正是西汉已经结束，东汉前期正转向中期的时代，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政局比较稳定。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使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逐渐得到统一，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到此时基本确立，儒家思想发展也较为完善。在皇帝出席，众儒生相聚的白虎观会议上儒家思想更是得到强化，班固参加完此次会议之后便奉召写一部《白虎通义》，将会上儒家的议论综合到一起。所以班固相比于司马迁，他的时代任务便是如何维持目前的稳定局面，而不是回答历史接下来将会怎样发展变化。因此，在《汉书·循吏传》中班固可以轻而易举地选出社会上的循吏，并对他们的事迹细致入微地侃侃而谈，借此来表达对他们的称赞。
2.2.2个人经历
众所周知，正当司马迁在进行史书的撰述时，遭遇了李陵之祸。司马迁本效忠主上，但事与愿违，因李陵而入狱，适逢酷吏之风盛行，深受其害，身遭腐刑之辱，此时的司马迁对现实更是绝望。这是他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因此对他《史记》著述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司马迁在狱中的亲身经历使得他见识到汉代狱吏的残酷并激起深切反感，因而可以解释为何在他笔下的《循吏列传》中没有一个汉代人入选。借此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司马迁也因而萌发了反对以严刑峻法为能的酷吏政治、呼吁体察民情和“奉职循理”的循吏的追求。
虽然班固“私修”国史被人告发，但是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的转折，对于班固修撰《汉书》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因此相比于司马迁的遭遇，班固著《汉书》较为顺利；而后因窦宪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此时距班固完成汉书已二十余年。因此，纵观班固修《汉书》的过程受个人仕途和人生经历的影响较小，所以这也在无形奠定了《汉书》的特点。
2.2.3著史宗旨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评价司马迁和班固时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迁书体园而用神，班书体方而用智”。司马迁的著史宗旨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司马迁著史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变化，找出历史经验，为现世及后世提供借鉴。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称赞了那些奉职循理、克己奉公的循吏，认为重用循吏治政，便能达到“社会大治”的效果，这其间表达了司马迁自己的治国思想。相比于司马迁，班固受命编写《汉书》，这就奠定了他的著史宗旨即出于“宣汉”的目的，要为汉朝统治的“正统性”正名。从《汉书·循吏传》中我们可以看到班固以时间为顺序，记叙了西汉循吏每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循吏产生的原因，描述了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等，这些也都体现了班固的著史宗旨中“宣汉”的思想，因此白寿彝先生评价班固著《汉书》的目的“通过历史说教，巩固皇朝统治”。
3 结语
综上，通过对《史记·循吏列传》与《汉书·循吏传》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虽为同一题材，但彼此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为对象选取、叙述详略和结构层次三个方面。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有著史者所处时代背景、个人经歷、以及著史宗旨的不同。而我们每个人作为时代和社会的一部分，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同时又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产物，不被时代的潮流所带偏方向，不被个人的经历所影响，保持自己或者保持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应有的客观性是我们需要坚守的原则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汉）司马迁：《史记》，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
[3]（清）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肖黎：《司马迁评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5]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6]瞿林东：《汉书研究》（第四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7]王晓红：《略论司马迁的循吏观——以<史记·循吏列传>为中心》，《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11月第32卷第21期
[8]田敏：《从<史记·循吏列传>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3期
[9]孙希勇：《司马迁、班固和范晔思想管窥——“循”“酷”列传比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10]施丁：《班固与<汉书>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1]马卉：《浅析<史记>与<汉书>之异同——兼论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思想》，《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年8月
[12]罗霄：《司马迁的循吏观》，《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5月。
[13]梁宗华：《班固的儒学观对<汉书>的影响和制约》，《东岳论丛》，1999年第3期。
注释：
[1]（清）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正，卷一《史记 汉书》，第2页。
[2]孙希勇：《司马迁、班固和范晔思想管窥——“循”“酷”列传比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关键词：《史记·循吏列传》；《汉书·循吏传》；著史宗旨
0 绪论
《史记·循吏列传》最早提出“循吏”之名，后为《汉书》《后汉书》直至《清史稿》所承袭，此后，循吏成为正史中的一类典型人物而被史家所记述。何为“循吏”？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云：“奉法循理之吏，不伐功矜能，百姓无称，亦无过行。作《循吏列传》第五十九。”；此外，在《循吏列传》开篇 “太史公曰：“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通过这两处，我们可以看到司马迁将循吏定义为“奉法循理之吏”，而“奉职循理”是对其基本要求。
宋代吴子良在《荆溪林下偶谈》中评论道：“太史公《循吏传》文简而高，意淡而远，班孟坚《循史传》不及也。”古人为何会如此评价？本文通过对《史记》、《汉书》“循吏”列传间差异的探究，旨在把握史家个人的思想体系和著史宗旨对其著史内容的影响。
1 《史记·循吏列传》文本概述
《史记·循吏列传》全篇可分为三部分：序、正文、赞。在本篇中，司马迁鲜有地用了两次“太史公曰”，即开头和结尾部分。第一部分“序”里司马迁提出了对循吏的要求；第二部分正文中司马迁通过具体事例简要地介绍了春秋时期的五位循吏：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第三部分“赞”是司马迁对这五人的事迹所做的评价。
传记第一部分以“太史公曰”开篇，在这里，司马迁认为法律并不是治国之根本，并明确提出循吏应坚持“奉职循理”，认为只要官吏们奉公尽职，遵纪守法，天下便“可以为治”。
紧接着在第二部分司马迁简略地介绍了春秋时期的五位“循吏”的事迹。第一位“循吏”是春秋时期楚庄王的令尹孙叔敖，司马迁记载了他进谏楚庄王恢复币值和改变楚之民俗，使民自高其车两件具体事例。第二位“循吏”是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在介绍子产时，司马迁并没有像介绍孙叔敖那样再次列举具体的事例，而是通过对比子产治理前后国家的情况来展现子产治理的才能和拥有的品质。第三位“循吏”是鲁国国相公仪休，司马迁评价他“奉法循理，无所变更”，并列举了他尽管喜欢吃鱼但不收受别人赠与的鱼和“拔葵出妻”的典型事例。第四位“循吏”石奢是楚昭王时期的国相。司马迁评价他“坚直廉正，无所阿避”。司马迁通过列举他追查凶手发现是凶手自己父亲时，以自刎而死的方式来表现他在忠孝两者间的选择。第五位“循吏”李离是晋文公时期的法官。司马迁选取了他的一件事例来记载：李离在发觉案情有误而枉杀人命后便把自己拘禁起来判以死罪。这彰显了李离作为法官对法律尊严的维护。
通过对五位“循吏”事迹的叙述，司马迁在本篇结尾分别以一句话对五人的事迹加以总结：“太史公曰：孙叔敖出一言，郢市复。子产病死，郑民号哭。公仪子见好布而家妇逐。石奢纵父而死，楚昭名立。李离过杀而伏剑，晋文以正国法。”作者以缅怀与崇敬的心情写出他们的政绩和道德风范，意在阐明一个为政治国的根本道理：“奉职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正与开篇相呼应。
2 《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差异比较及原因分析
虽然班固所著《汉书》中承袭了司马迁的《循吏列传》这一体例，但是通过《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两者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存在较大的差异，这些差异存在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史记》为纪传体通史，《汉书》为断代史的体裁差别所导致的，而是有其更深次的原因，以下将具体分析两文出现的差异并对其进行比较，然后就这些差异深入探讨其背后的原因。
2.1《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差异比较
《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的差异对比，可概括为对象选取之别和叙述详略之别两类之别。具体如下：
2.1.1对象选取之别
赵翼在《廿二史札记》第一卷《史记 汉书》中便提到《史记·循吏列传》与《汉书·循吏传》中选取的“循吏”对象的不同：“史记‘循吏传载周秦间人：孙叔敖、子产、公仪休、石奢、李离。’汉书所载则‘文翁、王成、王霸、朱邑、龚遂、召信臣’，皆汉人也。”①在此，我们不能忽略《史记》与《汉书》之间不同的体裁可能导致两人选取对象的不同。史记为纪传体通史，记载了上起皇帝，下至汉武帝天汉年间的历史，所以记载“循吏”时他尽可以选择春秋战国时期的官吏，但是《循吏列传》中司所记皆先秦之人与事，可谓有古无今1；而班固所著《汉书》为断代史的体裁限定了他只能选择汉朝的官吏。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司马迁与班固同处两汉时期，为什么司马迁在著《循吏列传》时只选取春秋时期的人物而不选择他所处当代的人物，他所选取春秋时期的五位官吏来论述“循吏”有什么目的？借此表现了他什么样的循吏观？由此是否能折射出两人不同的著史目的和思想体系？这些都是我们需要探究的问题。
2.1.2叙述详略之别
首先体现在字数上，总观《史记·循吏列传》和《汉书·循吏传》全文，可以发现前者全篇一千二百余字，在《史记》全篇中可数最简略；而后者全篇共五千八百余字，相当于前者的四倍还多；而两者的叙述详略又具体可表现在两方面：一是记载人物事件功绩的详略，司马迁所记载的五个“循吏”中，最详细全面的为孙叔敖，叙其余四人则皆非常简要。记叙孙叔敖时共介绍了他的两件事例，也不过三百七十余字；而《汉书·循吏传》中记载最为详细的为黄霸，共记载了他的大小功绩十余件，且描写较细致，共两千二百余字；二是表现在对人物的生平的取舍：在《史记·循吏列传》中司马迁只简要介绍这个人以及他最具代表性的事例，不言其他；而《汉书·循吏传》中不但记叙了循吏年少时之事，而且对循吏的叙述从小至终老，都有详细的记叙，有的甚至把循吏的妻子及后世子孙也捎带涉及。 2.2《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差异原因分析
综合以上分析，《汉书·循吏传》与《史记·循吏列传》在对象选取、叙述详略、结构层次三方面存在较大的差异，探究差异存在的背后原因有助于读者更加了解作者借助文章想表述出来的真正内涵。陈寅恪先生曾经说过：“对于古人之学说，应具有了解之同情，方可下笔。盖古人著书立说，皆有所为而发。故其所处之环境，所受之背景，非完全明了，则其学说不易评论。”因此本文将从司马迁与班固的时代背景，个人经历以及著史宗旨这三方面来探究这些差异存在的背后原因。
2.2.1时代背景
司马迁生于西汉时期，所处的时代是西汉建立六七十年，汉武帝当政时期。此时的国家已达到鼎盛时期，但是在这鼎盛的背后，武帝对外不断征伐四夷，对内修订法度，重用酷吏，导致许多官员都是谄谀取荣之辈，而百姓财用匮乏，社会上蕴藏着极大的危机。司马迁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自己的历史著作。面对如此现实，司马迁同样意识到如果不改变统治策略，不改酷政，不行德义，将会使各种矛盾更加激化，就有重蹈秦王朝覆辙的危险。因此，司马迁大胆地对汉武帝治政得失进行评价。因此，司马迁在《史记·循吏列传》中不选取时人而选用春秋时期的五位“循吏”，通过论述他们的德行事迹借以表达对现实时代的不满，同时寄托了司马迁自己的政治理想，因此使之在形式上、内容上都具有先秦诸子散文的特征。
而班固所处正是西汉已经结束，东汉前期正转向中期的时代，经过光武帝、明帝、章帝，政局比较稳定。汉武帝时期，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使政治、经济和文化上逐渐得到统一，封建社会的基本秩序到此时基本确立，儒家思想发展也较为完善。在皇帝出席，众儒生相聚的白虎观会议上儒家思想更是得到强化，班固参加完此次会议之后便奉召写一部《白虎通义》，将会上儒家的议论综合到一起。所以班固相比于司马迁，他的时代任务便是如何维持目前的稳定局面，而不是回答历史接下来将会怎样发展变化。因此，在《汉书·循吏传》中班固可以轻而易举地选出社会上的循吏，并对他们的事迹细致入微地侃侃而谈，借此来表达对他们的称赞。
2.2.2个人经历
众所周知，正当司马迁在进行史书的撰述时，遭遇了李陵之祸。司马迁本效忠主上，但事与愿违，因李陵而入狱，适逢酷吏之风盛行，深受其害，身遭腐刑之辱，此时的司马迁对现实更是绝望。这是他人生中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因此对他《史记》著述工作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司马迁在狱中的亲身经历使得他见识到汉代狱吏的残酷并激起深切反感，因而可以解释为何在他笔下的《循吏列传》中没有一个汉代人入选。借此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司马迁也因而萌发了反对以严刑峻法为能的酷吏政治、呼吁体察民情和“奉职循理”的循吏的追求。
虽然班固“私修”国史被人告发，但是汉明帝鉴于班固具有独力修撰汉史的宏愿，也希望通过班固进一步宣扬”汉德”，特下诏让他继续完成所著史书。班固从私撰《汉书》到受诏修史的转折，对于班固修撰《汉书》是一个有力的推动。因此相比于司马迁的遭遇，班固著《汉书》较为顺利；而后因窦宪擅权被杀，班固受株连，死于狱中，此时距班固完成汉书已二十余年。因此，纵观班固修《汉书》的过程受个人仕途和人生经历的影响较小，所以这也在无形奠定了《汉书》的特点。
2.2.3著史宗旨
清代史家章学诚在评价司马迁和班固时说：“迁书通变化，而班氏守绳墨”“迁书体园而用神，班书体方而用智”。司马迁的著史宗旨为“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即司马迁著史的目的在于通过研究社会发展的历史变化，找出历史经验，为现世及后世提供借鉴。在《循吏列传》中司马迁称赞了那些奉职循理、克己奉公的循吏，认为重用循吏治政，便能达到“社会大治”的效果，这其间表达了司马迁自己的治国思想。相比于司马迁，班固受命编写《汉书》，这就奠定了他的著史宗旨即出于“宣汉”的目的，要为汉朝统治的“正统性”正名。从《汉书·循吏传》中我们可以看到班固以时间为顺序，记叙了西汉循吏每个时期的发展状况，分析了循吏产生的原因，描述了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等，这些也都体现了班固的著史宗旨中“宣汉”的思想，因此白寿彝先生评价班固著《汉书》的目的“通过历史说教，巩固皇朝统治”。
3 结语
综上，通过对《史记·循吏列传》与《汉书·循吏传》的对比，我们可以发现两者虽为同一题材，但彼此间却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这些差异主要表现为对象选取、叙述详略和结构层次三个方面。而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主要有著史者所处时代背景、个人经歷、以及著史宗旨的不同。而我们每个人作为时代和社会的一部分，都不可能脱离社会而存在，我们每一个人同时又是我们所处这个时代的产物，不被时代的潮流所带偏方向，不被个人的经历所影响，保持自己或者保持历史学家在研究历史过程中应有的客观性是我们需要坚守的原则和努力的方向。
参考文献
[1]（汉）班固：《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
[2]（汉）司马迁：《史记》，上海：中华书局，1959年。
[3]（清）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正，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
[4]肖黎：《司马迁评传》，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年。
[5]陈寅恪：《陈寅恪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北京：三联书店，2001年。
[6]瞿林东：《汉书研究》（第四卷），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
[7]王晓红：《略论司马迁的循吏观——以<史记·循吏列传>为中心》，《渭南师范学院学报》，2017年11月第32卷第21期
[8]田敏：《从<史记·循吏列传>看司马迁的政治思想》，《文学界》（理论版），2011年第3期
[9]孙希勇：《司马迁、班固和范晔思想管窥——“循”“酷”列传比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
[10]施丁：《班固与<汉书>的史学思想》，《历史研究》，1992年第4期
[11]马卉：《浅析<史记>与<汉书>之异同——兼论司马迁和班固的史学思想》，《边疆经济与文化》，2011年8月
[12]罗霄：《司马迁的循吏观》，《安徽文学》（下半月）2011年5月。
[13]梁宗华：《班固的儒学观对<汉书>的影响和制约》，《东岳论丛》，1999年第3期。
注释：
[1]（清）赵翼：《廿二史札记》，王树民校正，卷一《史记 汉书》，第2页。
[2]孙希勇：《司马迁、班固和范晔思想管窥——“循”“酷”列传比较》，东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