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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30年代，上海素有“东方巴黎”之称。富丽堂皇的大饭店，气势不凡的银行、商厦，风格各异的剧院、歌舞厅，租界内一座座充满异国情调的洋房，以及黄浦江口停泊着的一艘艘装上卸下的商船，无不散发出现代都市的极大魅力。相对于当时中国普遍的贫穷落后，上海的喧嚣繁华恍若有一种超然于中国土地的异域风情。白天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入夜则灯火辉煌，火树银花。上海，有着太强的诱惑力。
上海，也引起了日本人的虎视眈眈。
1937年8月13日，随着淞沪战争的爆发，上海这座闻名于世的大都市结束了它的歌舞升平，而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最终，明珠失色，上海沦陷。之前，一直坚持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文化界人士纷纷撤离上海。仍然执守“孤岛”者为数较寡，而阿英即为其中之一。根据中共组织的决定，在最困难的时期，阿英仍然坚守上海的抗战文化阵地。在租界以“风雨书屋”为掩护，出版《文献》杂志，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亦为日军占领。面对严峻形势，上海地下党组织通知阿英火速撤离。撤往何处呢？在香港与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中，阿英选择了后者。去苏北，是阿英全家的一次大迁徙。在战乱时期将妇挈雏大行动，可谓困难重重。但阿英心有所属，义无反顾。可是，撤离准备工作却耗时许久，直到1941年岁末，阿英全家才登上前往苏北的轮船，离开上海。
敌后之行与陈毅之托
上海到苏北，如果不绕道，行程只需几日。可是当时日伪重重封锁，关卡甚多，途中迂回辗转，时遇险情。阿英最终抵达苏北盐阜区竟花了半年多时间。其中艰难正如阿英自己所称：“常是持枪在手，暗夜潜行。诸凡海陆河川，风雨晦冥，艰辛苦难，无不饱经。”
当阿英风尘仆仆踏上阜宁县境时，军长陈毅正翘首以盼，希望能早日见到这位从敌占区千里迢迢而来的“大文化人”。事后，阿英在回忆这一情景时写道：“到达苏北后，我才得知，要我去新四军，乃是陈毅同志的主意。我们一家能够安全抵达军部，全赖华中局和陈毅同志多方关照。”又说：“早在上海时就知道陈毅同志能征善战，又精通文墨，他驰骋疆场，又瞩目文坛，对我们党的军队文化建设也卓有功绩。这一点，我来到陈毅同志身边后，感受更深。”
7月中旬的一天，阿英终于抵达停翅港军部并与陈毅相见。停翅港是阜宁陈集一个较大的村庄，东西2里多。村上树木葱郁，景致优美。村中心有一片水塘，塘中有一小洲，长着两棵挺拔苍劲的大树。传说曾有一只美丽的凤凰在此停歇，由此得名停翅港。
陈毅对阿英的到来十分欣喜，他热情地接待了阿英。陈毅对文化人很尊重，他说早在10多年前就读过阿英的作品。两人从文化艺术切入话题，竟颇多共鸣，谈得十分契合。陈毅说：“吾军在文艺及戏剧上反映甚弱，人才如得开展，颇想致力于此。”并希望阿英“留此最好能专事写作”，“集中文化人，重振军区文化”。见陈毅军长戎马倥偬中犹能如此重视文化工作，且十分信赖和器重自己，阿英心中充满着知遇之情。
从此，阿英与陈毅相互引为知己，畅抒胸臆。阿英成为军部随意进出的常客，他们切磋和交流文学方面的感知，有时话题也拓宽到时局等政治层面。陈毅为人豁达，态度谦虚，非常健谈。两人常常到“繁星耿耿一河横，丛林静止夜无声”时始尽兴而归。陈毅在与阿英的交往中，常常将其诗作请阿英提意见。阿英也极爱读陈毅的诗作，感觉到其诗的恣意飞扬、大气豪放以及文采斐然。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阿英竟汇集了陈毅军长诗作20多首，并用毛笔抄录在毛边纸上，装订成册，扉页题上“阿英手录”，并盖印章后转赠陈毅军长留念。这本手抄本的《陈毅诗集》至今仍为陈毅后人收藏，成为佳话。
一天，陈毅向阿英问起郭沫若、茅盾以及曾在上海文化战线上工作的一些同志的近况。随后，他告诉阿英，不久将有一批文化人陆续到来，这里已汇去路费。正是由于陈毅的亲自关心和具体安排，乃有邹韬奋、范长江、贺绿汀等先后抵达苏北，融入到苏北的抗日新文化运动中。
抵盐阜根据地后，阿英心情极佳。这除了有陈毅的热情关心外，还与不少故友重逢有关，其中包括彭康、钱俊瑞、范长江、扬帆、贺绿汀、吕振羽、黄源等。当时，整个苏北根据地以抗战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正轰轰烈烈、蔚然成风。阿英置身其间，呼吸着一种全新的文化气息，怎能不为之激动和兴奋。他内心涌动着一种创作欲，那是他全部情感积淀的一种待发。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融入到这充满魅力的全新环境和生活中去，开始了陈毅所寄希望于他的“专事写作”……
《宋公堤》再现宏伟工程
历史上，苏北沿海人民曾饱尝海啸之苦，情形至惨。据文献记载：海啸时“屋庐遇浪而摧，人畜随波以逝。命顷顿刻，不闻呼号声，死在须臾，悉作含冤魂。”这是一个令人恶梦惊心的场面。千百年来，苏北人民多么盼望能够有一条坚固的海堤挡住那肆虐的海啸，消除生存威胁。
1940年冬，在阜宁县东坎镇一间校舍召开的士绅座谈会上，新任县长宋乃德掷地有声：“无情的海啸年复一年地摧残、毁灭着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历代统治者只顾横征暴敛，不顾百姓死活。我们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必须修筑海堤，造福人民。”
然而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并未赢得全场的掌声。原因是，前几年，国民党政府也曾修过堤，但除了劳民伤财、敷衍成一个土堆外，沿海人民并未受益。地方士绅对此失望太深，他们对抗日民主政府是否真心修堤，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么艰巨的工程，都持怀疑态度。会议无果而终。
修堤的内涵扩大了，它不仅关系到抗日力量的发动，更主要的是关系到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威信。为此，一直关注此事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阜宁县政府：修筑海堤，应从政治影响上决定，费用问题次之。在翌年召开的阜宁县第一届参议会上，宋乃德再次重申了民主政府的决心，并且决定全部费用不由群众负担，以盐税作抵押发行公债，由政府偿还。提案最终获得通过。以宋乃德为主任的“修堤委员会”宣告成立，在苏北抗战史上影响巨大的浩繁工程拉开了序幕…… 阿英抵盐阜区时，此工程已竣工一年，但他所到之处，无不听到关于修筑海堤的相关故事。其中很多情节十分生动，非常感人。尤其当地一首民谣给阿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从此不闻冲家祸，每闻潮声想宋公。”这里所称的“宋公”即宋乃德。老百姓将宋乃德与历史上修“范公堤”的范仲庵并提，可见他们对宋公堤的感情之深。
宋公堤，由此像一块磁铁，深深吸引着阿英。出于职业的敏感，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创作题材。对此，阿英在其日记中曾有记述：
“晨，就场中读《新华报》，有于岩《宋公堤》特写一篇，详述阜东筑堤经过，不仅艰苦，且极富于戏剧性，显示我军除对敌伪残酷斗争外，对于自然斗争，亦在无限迫害中开展，颇思设法一阅此次建筑海堤之全部档案，并至阜东考察，并详为访问主要当事人，期能成一大剧本……旋军长来访，余告以《宋公堤》写作计划，彼极同意，并愿予以便利。”
陈毅军长的支持令阿英信心大增。旋即，他持军长介绍信策马前往盐阜行署所在地阜宁岔头，拜访时任行署主任的宋乃德。宋乃德曾任八路军五纵队供给部部长，苏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受命出任阜宁县县长。
这次与宋乃德晤面，阿英收获颇丰。作为亲历者的宋乃德向他讲述了很多修堤细节。这些对剧本创作很有帮助。此后，阿英又查阅了《阜宁县新志》《阜宁县水利工程委员会驻滩办事处工作纪要》等资料，丰富了自己对海潮、海啸及海堤的一些感性认识。为做创作前的资料准备，他编辑了一本《海啸诗抄》并撰写了《诗人小传》，整理了《宋公堤札记》3卷。又补记数跋及地方著名士绅杨芷江吁请修堤长记，写一小序，共两万数千言。
1942年底，阿英完成了纪实作品《宋公堤》初稿。不久，日军对盐阜区实施了第二次大扫荡。阿英遂转移海边。反扫荡结束后，阿英开始了宋公堤实地考察。
沿废黄河口向南，阿英终于看到了一道蜿蜒曲折、绵延近百里的土岗。它就像一条卧龙，横亘在黄海之滨，守护着苏北平原。这就是他情牵已久的宋公堤；这就是当年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直接关注并拍板修筑的宋公堤；这就是三师师长黄克诚在关键时刻将全师新购军粮接济民工而保证工程竣工的宋公堤；这就是八滩区区长陈振东面对匪徒酷刑，从容正色：“我为筑堤而来，今为筑堤而死。何憾”的宋公堤；这就是工程竣工后，海啸复至，大堤巍然屹立，民众欢呼雀跃的宋公堤……
宋公堤蕴藏着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见证了一段多么伟大的历史。在宋公堤面前，阿英突然意识到一种职责的神圣。他准备先写成一篇纪实作品，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改编成剧本。这年9月，洋洋1.5万字的《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宋公堤》一文终于脱稿。这是迄今为止对宋公堤记述最为详细的一篇纪实文章。其文列七部分，不仅史料翔实，记述细致，而且文笔优美，饱蘸情感。该文开篇即赋五言诗：“壮气凌云上，雄才一代中。孤军驱暴虏，只手拯哀鸿。苏北干臣重，淮东障海功。生灵数百万，翘首仰英风。”正是阿英的这篇长文，使后来者得以详细了解到宋公堤修筑过程中跌宕起伏的经过，以及它对于民生的伟大之处。在后来创刊的《新知识》杂志中，此文分两期连载。遗憾的是，阿英将《宋公堤》改编成剧本一事始终萦绕心怀，但终其一生却未能了其心愿。
从“艺文社”到《新知识》
1942年，苏北抗日根据地汇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这种高密度的文人聚集，在根据地似不多见，由此引发了有儒将之称的陈毅军长的思考。他与阿英商量，能否成立一个文化组织，把众多的诗文爱好者吸引到一起来，为抗战文化出力。当时，苏北地区的一些士绅、文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诗文交往，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形成了一种抗战的文化统一战线，也营造了一种氛围。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42年10月，盐阜区参议会的召开为陈毅、阿英这一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契机。
参议会期间，陈毅专门约请了出席会议的文人、学者、士绅，共同商讨诗文社事宜。其时，在阜宁卖饭曹已建有一文化村，阿英、范长江、扬帆、孙冶方、胡考等文化人，均相对集中居住于此，经常会开展一些文化活动。而军部所在地，则在距文化村不远的停翅港。参议会闭幕那天，陈毅登门至文化村与大家商议诗文社组织章程等具体事宜。对此，阿英在日记中记载颇详：
“军长约晚间访庞友兰、杨芷江二先生，谈组织诗文社事。晚饭后，与长江、黄源两同志至军长室，旋并偕彭康同访庞、杨二老，漫谈约时许，关于诗文社，推定彼等起草缘起，会完后在文化村正式召集会议。”
“扬帆同志即来，军长托其约余前往彼处，陪伴诸绅，当即偕往。至则亚农、白桃、阑西诸同志均在。士绅到者为庞友兰、杨芷江、唐碧澄、乔耀汉、杨幼樵5人，又计雨亭，共6人。……午饭后，乃谈诗文社事，杨、庞等已拟名为‘湖海诗文社’，取其意有三：陈元龙湖海之士，因军长而起也；盐阜有射阳湖、黄海，因地而起也；宋诗‘湖海楼开名集’，因雅集而起也。经商议，将‘诗文’改为‘艺文’，以期能更广泛地吸收书画、金石等方面人才。”
湖海艺文社旋即成立。阿英为发起人之一。此外还有陈毅、彭康、庞友兰、杨芷江、范长江、王阑西、薛暮桥、扬帆、李一氓等22人列名。其中有军部、华中局及苏北地方政权负责人，有知名文化人，亦有苏北硕儒及著名士绅。发起人范围之广、面之宽，即可见湖海艺文社五湖四海之性质了。“湖海艺文社临时社约”由阿英负责起草，它是规范同仁行为的章程。陈毅特地写了《湖海艺文社开征引》长诗，以为助兴。
阿英此前参与组织过不少文学社团，其中有著名的太阳社以及左联等。这次在盐阜区组织湖海艺文社，更加丰富和充实了他一生的文化生活。
当时，在苏北有一种特别浓烈的文化氛围，抗战的诗歌文学作品也较为丰富。而与之不相适应的是，缺少大型的文学载体。为此，阿英多次与钱俊瑞、范长江、黄源等相关人员讨论此事，并在陈毅的提议下，组织了一个文化杂志编委会，决定出版《新文化》刊物。继之，阿英又与曾任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长、主管过《江淮日报》的王阑西以及诗人林山磋商，决定将以普及科学生活知识为宗旨的《大众知识》更名为《新知识》，继续出版。然而以上计划，随着1942年底日军对根据地的大扫荡而被迫放弃。 时至1943年初夏，经过反扫荡后，根据地环境已逐步安定。恢复《新知识》杂志事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于一部分文化人已随军部转移淮南，故对《新知识》杂志编委会人员进行了调整，阿英、王阑西、车载三人为编委会常委，阿英任主编，其长子钱毅为助理编辑。由于人手不够，原拟创办《新文化》杂志的计划取消，其文化的内容并入《新知识》。《新知识》风格定位为既有文化又有知识的综合性大型杂志。
《新知识》创刊后，阿英即致信已迁驻淮南黄花塘的陈毅。不久，陈毅复电去：“阿英、车载、阑西诸同志：《大众知识》复刊，甚好。创刊号，我来不及投稿，以后可以写几篇小文章，以答雅意。我建议，《新知识》应以顾及中上层社会为度，且应成为活泼生动的综合杂志。”
《新知识》的编辑工作主要靠阿英，《发刊词》《编后》及设计编排，画版样，几乎全是他亲自动手，经常一写就是十几封约稿信。《新知识》除转载延安报刊的一些重要文章以及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外，主要反映苏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也有一些介绍苏联卫国战争的文艺作品。阿英在编辑《新知识》的同时，自己亦写有不少文章发表在《新知识》上，其中包括著名的“海边三记”，即《扫荡记》《春荒记》《海啸记》。
阿英在《新知识》上还辟有《湖海诗文选》专栏，为湖海艺文社社员创作园地。同时它又成为陈毅等领导人以诗会友，交流感情，达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种渠道。陈毅、张爱萍、李一氓、沈其震、吕振羽、车载等人均于此发表过自己的诗作。至抗战结束，《新知识》一共出了6期，每期印数近2000份。其影响除盐阜区外，还扩大到淮海区、苏中区甚至山东等地。
在主编《新知识》的同时，阿英还负责编辑盐阜地委机关报《盐阜报》的副刊《新地》。阿英为根据地新文化建设可谓呕心沥血，倾注了无限热情。据其次子钱小惠介绍，当时“他几乎每天都要伏案写作，严寒的三九天，手指僵了，也不停笔。有时，笔砚冻了，就改用铅笔。实在没法写了，也要坚持看一些书。”
阿英的工作作风都体现在认真、严谨、勤奋、扎实这几个字上。凡与之接触者，无不为其工作热情和创作激情所感染。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阿英笔端汩汩流淌出来的不仅仅是文字，还有对抗战文化执着追求的一种精神。
“为着战死者的忆念”
在盐阜区抗日根据地，阿英结识了陈毅、黄克诚、张爱萍等一批新四军将领，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信念和意志的力量。正是从这样一批对民族忠诚、善于指挥、英勇无畏的新四军指挥员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激情和魅力，深深感染着阿英。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化人，阿英始终关注着他们，并希冀从一个独特的群体角度来解读他们。阿英将与他们接触的工作和生活细节，都通过日记的形式作为资料保存下来，以便在合适的时间，通过访问记和人物传记的形式，记录下他们的飒爽英姿。但由于战争环境的瞬息万变，以及面对日军扫荡的不停转移，阿英几乎未能实现这样的愿望。但他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篇、也是唯一的关于新四军将领的人物传记。传主是时任三师参谋长的彭雄。
彭雄15岁在井冈山参加革命，历经百战，一路成长，成为八路军中一位杰出善战的军事指挥员。在华北抗战中，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跃马挥刀。一次，彭雄所部遭日军包围，他指挥部队打退日军三次进攻，最后跃上一匹白马冲出重围。日军3辆汽车竟未能追上。故有“白马将军”之誉。彭雄是随黄克诚南下抵达苏北的。阿英到盐阜区后，经常会听到一些关于彭雄的传说，这不免引起阿英的好奇。
一天，阿英专程到三师师部拜访彭雄。在阿英眼中，彭雄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浓浓的眉毛下，眼神炯炯发亮。他性格豪爽，嗓门洪亮，说起话来语速很快，显得特别干练果断。在阿英的要求下，彭雄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从江西红军时代，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到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鲁西南郑探口之役、剿灭抱犊谷土霸刘桂棠等。彭雄几乎滔滔不绝，甚至有点眉飞色舞。以后阿英说：“我最感到兴奋的，是他那一种给人以清新感觉的明朗、简约、有力的新语言形式的创造”，“在和他的谈话中，很容易使你把握他的本质，浑然的天性，无邪的神采，以及他是怎样的在企图驾驭、洗炼他的语言，甚至希望他的语言完全成为富有艺术性的描绘。不但说，而且还摹拟着各种声态，用着手的种种动作，加强他的语言的力量。”
与彭雄接触多了，阿英发现彭雄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尤其喜欢军事书籍。为此，彭雄在战争间隙甚至策划出版一套《军事丛书》，这是令阿英很吃惊的。彭雄还曾将他的压箱宝贝取出来给阿英看。那是两本很厚的活页本，上面记载他所参加战斗的手绘地图、图表、总结和文献等。阿英称，总字数“是不会在10万言以下的”。
阿英与彭雄还有很多之约，但因一突然事件，竟使这些约定永远无法履行了。
1943年3月，彭雄与时任八旅旅长的田守尧率领一批团以上干部前往延安学习，在连云港小沙东海面与日军汽艇遭遇。遭遇战从破晓打到黄昏，彭雄、田守尧等均壮烈牺牲。噩耗传到盐阜区，阿英难以置信。他急切地赶到三师师部以求证消息真伪。却见师长黄克诚已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黄克诚连声说：“对他们的牺牲，我是要负责任的。这是可以避免的，我太大意了。”不幸已成事实，阿英不仅是惊愕，更有无尽的遗憾和惋惜。他知道此刻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地将一些散落的记忆汇集起来，来悼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军事将领。
阿英说：“用文字向海上死者致其哀思，在我这是第二回了。”阿英说的第一回，是指《义勇军进行曲》和《大路歌》的曲作者聂耳。他是在日本被海浪吞噬而遇难的。阿英甚至认为这是一宗疑案。聂耳的抗日歌声风靡全国，阿英由心而发，写下纪念性文字，以慰痛惜之情。而这一次，“我却又不能不在这茫茫的海甸，风雨的深宵，荧荧一灯之下，对着浩淼的海洋，再为我们英勇的海上战死者彭雄同志，挥泪重写哀词。”
阿英这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为着战死者的忆念—回忆彭雄同志》，它详细地记述了彭雄的革命经历以及对彭雄的印象。文章最后说：“我遗憾，我和他相处太浅，还不能够对他有较深了解，形象地把它刻画出来……我这回忆，不过叙述我个人所知道的几件事，聊抒一己的哀思而已。唉，彭雄同志，在两个风雨的深宵，我回叙他直到啼鸡雄唱，我是忍不住地又要留下泪来了！……” 阿英纪念彭雄的文章后来在《新知识》刊载，也成了后人了解和纪念彭雄的一份珍贵资料。
大众戏剧的有力推手
在根据地，阿英深切地感受到文化对于部队和地方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在一次与华中局文委书记钱俊瑞的谈话中，他说：“艺术较发展之部队，其战斗力亦强，反之则弱。物质生活既苦，若无精神生活鼓动，足以影响战斗意志。”戏剧是阿英的专长，他自然对此倾注情感与更多关注。
当时，盐阜区有不少从敌占区和大后方来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既面临着政治环境的转换，也有着所熟稔的城市文化背景与苏北地域文化背景的落差问题。比如，一次阿英观看了由部队文工团演出的外国独幕剧《破旧的别墅》和《日出》第三幕。之后，阿英在与普通观众闲聊时，发现他们均说看不懂。阿英后来对同行说：“看来城里搞的那套东西不宜全部搬来。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战士和群众的喜爱，只有找到他们熟悉和喜欢的形式，戏剧才有可能达到宣传群众、鼓舞群众的目的。”为此，阿英做了很多努力。
在盐阜区，淮剧是一种地方文艺形式，但过去常表现才子佳人以及庸俗糟粕的东西。而新成立的阜宁县文工团，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尝试，演出新淮剧《照减不误》，以配合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收到很好的效果。阿英很关注也很赞赏对地方戏的这种改革，此后专门写了《论淮剧》《农村剧团组织训练与演出》《编剧杂谈》《敌后演出四讲》等文章，从理论上来支撑淮剧改革。阿英既是群众性戏剧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根据地戏剧运动的指导者。他是大剧作家，不少文艺团体都希望能得到他的亲临指导，阿英是有请必到，而且倾注极大热情指导帮助地方和部队文工团排练戏剧。当时阿英在根据地帮助指导排练的剧目有：《小奸细》《郑家父子》《照减不误》《参军记》《小板凳》等，以及《新小放牛》等秧歌舞剧。当时军鲁工团、三师鲁工团、新安旅行团、苏北文工团以及各县文工团，包括部队和地方的所有戏剧工作者，凡在创作、学习中遇到问题，都要找阿英讨论和请教。阿英也非常乐于同大家研究戏剧理论以及进行戏剧实践。
由于阿英在盐阜区现代戏剧创作和演出上的躬亲力行，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戏剧作品的创作数量和质量。随着《渔滨河边》《生死同心》《路遥知马力》《刘桂英是朵大红花》《雨过天晴》《淮阴之战》等系列代表性戏剧作品的演出问世，敌后戏剧创作进入了一个枝繁叶茂的繁荣期。据《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运动资料》一书的《华中根据地戏剧书录》部分记载：仅1943年和1944年，苏北根据地即有近70个淮剧剧本，内容涉及到根据地建设的各个方面。广大抗日军民沐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心情怡然，倍受其益。
1944年秋和1945年夏，苏北区党委宣传部先后两次将各县文工团集中进行整训。阿英直接参与了集训计划的制定，并为文工团干部和团员讲授戏剧理论以及表演知识等。同时，还帮助与指导苏北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盐阜文娱》和《农村剧团》等艺术刊物。
抗战时期，苏北敌后戏剧的繁荣和兴盛，无疑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阿英则是熠熠生辉的闪亮焦点。
历史话剧经典《李闯王》
1945年5月6日，一条消息在阜宁县益林镇不胫而走：大型古装历史话剧《李闯王》当晚将在益林首次公演。是日晚，驻益林镇及其附近的机关干部群众、部队指战员纷纷聚集广场，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
《李》剧一开幕，就是宁武关外闯王营地，闯王的军旗、军帐、军座，以及闯王的军威与战争的气氛，都很逼真地呈现。李闯王与文武大将足智多谋、指挥战斗的英姿，以及号令将士攻陷北京城的场面，均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众的心情随着剧情的发展而跌宕起伏。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煤山，李闯王胜利了。但悲剧亦从此滋生。李闯王和他的将僚们开始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甚至骄奢淫逸，以致埋下悲剧的种子。观众越看越紧张，并开始“为古人担忧”。一出戏如此深深地牵动着观众的心，可见其魅力所在。该剧场面之大，艺术水平之高，教育效果之好，超过了以往在苏北根据地演出的任何历史剧。
《李闯王》是阿英在盐阜区创作的影响较大的剧本之一，也是当时演出此剧的三师八旅文工团的代表之作、得意之作和巅峰之作。
1944年，德国法西斯已面临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已为时不远。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和各根据地将工作重心逐步转到城市，同时，告诫全党全军，牢记历史上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这一年，按干支纪年是甲申年，而在300年前的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也是甲申年，故而时在重庆的郭沫若以敏锐的眼光，鉴古观今，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重庆《新华日报》首发，延安《解放日报》转载。毛泽东认为郭沫若写的虽谓历史，却乃时代檄文，要求中宣部和总政治部通知各根据地党政军组织学习，并意味深长地提出学好该文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苏北根据地也不例外地组织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希望能有一种好的形式，将这一学习教育活动搞得生动而有效。于是，他想到了戏剧，想到了阿英。这天，他对阿英说：“郭沫若先生写了一篇好文章，他是历史学家，但此文独将视线放在了300年前的甲申年，很有眼光，很有喻义。我在考虑，能否根据郭先生的这篇文章，创作一部历史剧，以配合这次的学习运动。当然，这可能要让你受累了。你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你。”
阿英欣然允诺。他对张爱萍说：“副师长放心，这个历史剧我写。没别的要求，就是要给我一点时间，因为要查找的资料实在太多。”
“行，你在前线奋战，我当好后勤部长”，张爱萍调侃了一句。
阿英一诺千金。他查阅很多资料，对李自成、李岩、刘宗敏等文武将领和崇祯皇帝、吴三桂等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逐一梳理考证和研究。阿英认为，历史剧表现的是历史真实，但也需“有一定限度的艺术夸张，否则就不是戏剧艺术”。阿英于1945年1月开始剧本创作，时值三九，天寒地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阿英锲而不舍，一鼓作气，连续两个多月，终使五幕历史话剧《李闯王》剧本问世。
《李闯王》由三师八旅文工队排演。该队接受任务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了有领导、导演和主要演员参加的导演团，研究剧本和人物，制定导演计划，分配角色，加紧排练。阿英则全程跟踪，边参加排练，边修改剧本，力求完善。阿英还依据话剧的规律和要求，设计了各场舞台布景、装置和每个人物的服装道具。阿英严谨细腻的创作作风由此可见。
《李闯王》首演时，三师师长黄克诚以及八旅和盐阜地方党政领导均前往观看，并给予高度评价。黄克诚为此专门致函阿英，肯定和祝贺该剧创作演出成功。随后，八旅文工队根据师、旅首长的意见，到各部队和地方巡回演出。仅在盐阜区境内就演出30余场，以后又应邀前往一师及苏中地区进行多场演出。李自成、李岩、刘宗敏、牛金星等剧中历史人物深入观众心中，可谓形成一股《李闯王》热。
《李闯王》的问世，是缘于张爱萍当时的一个独特思路。可以说，张爱萍的灵感，阿英的实践，成就了《李闯王》。稍有遗憾的是，张爱萍当时没能看到《李闯王》的演出，因为他将任务交给阿英不久，即接到华中局和军部的调令，前往淮北接替牺牲的彭雪枫任四师师长。张爱萍未能做好对阿英承诺的“后勤部长”，为此颇有歉疚。建国后的一次见面，张爱萍、阿英重提旧事，不禁开怀大笑。
1946年底，根据组织决定，阿英北上东北，从而结束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五年多的战斗生活。其间，他与盐阜抗日军民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建立了深厚情谊。那历史细节和人物情感，都被融进了他80多万字的《敌后日记》中，成为翔实记录敌后抗战生活的珍贵历史资料。 （编辑：王 庆）
上海，也引起了日本人的虎视眈眈。
1937年8月13日，随着淞沪战争的爆发，上海这座闻名于世的大都市结束了它的歌舞升平，而经历了一场血与火的洗礼。最终，明珠失色，上海沦陷。之前，一直坚持上海从事抗日救亡运动的文化界人士纷纷撤离上海。仍然执守“孤岛”者为数较寡，而阿英即为其中之一。根据中共组织的决定，在最困难的时期，阿英仍然坚守上海的抗战文化阵地。在租界以“风雨书屋”为掩护，出版《文献》杂志，宣传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事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上海租界亦为日军占领。面对严峻形势，上海地下党组织通知阿英火速撤离。撤往何处呢？在香港与苏北新四军抗日根据地中，阿英选择了后者。去苏北，是阿英全家的一次大迁徙。在战乱时期将妇挈雏大行动，可谓困难重重。但阿英心有所属，义无反顾。可是，撤离准备工作却耗时许久，直到1941年岁末，阿英全家才登上前往苏北的轮船，离开上海。
敌后之行与陈毅之托
上海到苏北，如果不绕道，行程只需几日。可是当时日伪重重封锁，关卡甚多，途中迂回辗转，时遇险情。阿英最终抵达苏北盐阜区竟花了半年多时间。其中艰难正如阿英自己所称：“常是持枪在手，暗夜潜行。诸凡海陆河川，风雨晦冥，艰辛苦难，无不饱经。”
当阿英风尘仆仆踏上阜宁县境时，军长陈毅正翘首以盼，希望能早日见到这位从敌占区千里迢迢而来的“大文化人”。事后，阿英在回忆这一情景时写道：“到达苏北后，我才得知，要我去新四军，乃是陈毅同志的主意。我们一家能够安全抵达军部，全赖华中局和陈毅同志多方关照。”又说：“早在上海时就知道陈毅同志能征善战，又精通文墨，他驰骋疆场，又瞩目文坛，对我们党的军队文化建设也卓有功绩。这一点，我来到陈毅同志身边后，感受更深。”
7月中旬的一天，阿英终于抵达停翅港军部并与陈毅相见。停翅港是阜宁陈集一个较大的村庄，东西2里多。村上树木葱郁，景致优美。村中心有一片水塘，塘中有一小洲，长着两棵挺拔苍劲的大树。传说曾有一只美丽的凤凰在此停歇，由此得名停翅港。
陈毅对阿英的到来十分欣喜，他热情地接待了阿英。陈毅对文化人很尊重，他说早在10多年前就读过阿英的作品。两人从文化艺术切入话题，竟颇多共鸣，谈得十分契合。陈毅说：“吾军在文艺及戏剧上反映甚弱，人才如得开展，颇想致力于此。”并希望阿英“留此最好能专事写作”，“集中文化人，重振军区文化”。见陈毅军长戎马倥偬中犹能如此重视文化工作，且十分信赖和器重自己，阿英心中充满着知遇之情。
从此，阿英与陈毅相互引为知己，畅抒胸臆。阿英成为军部随意进出的常客，他们切磋和交流文学方面的感知，有时话题也拓宽到时局等政治层面。陈毅为人豁达，态度谦虚，非常健谈。两人常常到“繁星耿耿一河横，丛林静止夜无声”时始尽兴而归。陈毅在与阿英的交往中，常常将其诗作请阿英提意见。阿英也极爱读陈毅的诗作，感觉到其诗的恣意飞扬、大气豪放以及文采斐然。在不到一年时间里，阿英竟汇集了陈毅军长诗作20多首，并用毛笔抄录在毛边纸上，装订成册，扉页题上“阿英手录”，并盖印章后转赠陈毅军长留念。这本手抄本的《陈毅诗集》至今仍为陈毅后人收藏，成为佳话。
一天，陈毅向阿英问起郭沫若、茅盾以及曾在上海文化战线上工作的一些同志的近况。随后，他告诉阿英，不久将有一批文化人陆续到来，这里已汇去路费。正是由于陈毅的亲自关心和具体安排，乃有邹韬奋、范长江、贺绿汀等先后抵达苏北，融入到苏北的抗日新文化运动中。
抵盐阜根据地后，阿英心情极佳。这除了有陈毅的热情关心外，还与不少故友重逢有关，其中包括彭康、钱俊瑞、范长江、扬帆、贺绿汀、吕振羽、黄源等。当时，整个苏北根据地以抗战为主题的新文化运动正轰轰烈烈、蔚然成风。阿英置身其间，呼吸着一种全新的文化气息，怎能不为之激动和兴奋。他内心涌动着一种创作欲，那是他全部情感积淀的一种待发。于是，他迫不及待地融入到这充满魅力的全新环境和生活中去，开始了陈毅所寄希望于他的“专事写作”……
《宋公堤》再现宏伟工程
历史上，苏北沿海人民曾饱尝海啸之苦，情形至惨。据文献记载：海啸时“屋庐遇浪而摧，人畜随波以逝。命顷顿刻，不闻呼号声，死在须臾，悉作含冤魂。”这是一个令人恶梦惊心的场面。千百年来，苏北人民多么盼望能够有一条坚固的海堤挡住那肆虐的海啸，消除生存威胁。
1940年冬，在阜宁县东坎镇一间校舍召开的士绅座谈会上，新任县长宋乃德掷地有声：“无情的海啸年复一年地摧残、毁灭着沿海人民的生命财产。而历代统治者只顾横征暴敛，不顾百姓死活。我们八路军和抗日民主政府决不能让历史悲剧重演，必须修筑海堤，造福人民。”
然而这铿锵有力的声音并未赢得全场的掌声。原因是，前几年，国民党政府也曾修过堤，但除了劳民伤财、敷衍成一个土堆外，沿海人民并未受益。地方士绅对此失望太深，他们对抗日民主政府是否真心修堤，有没有能力完成这么艰巨的工程，都持怀疑态度。会议无果而终。
修堤的内涵扩大了，它不仅关系到抗日力量的发动，更主要的是关系到党和抗日民主政权的威信。为此，一直关注此事的中原局书记刘少奇指示阜宁县政府：修筑海堤，应从政治影响上决定，费用问题次之。在翌年召开的阜宁县第一届参议会上，宋乃德再次重申了民主政府的决心，并且决定全部费用不由群众负担，以盐税作抵押发行公债，由政府偿还。提案最终获得通过。以宋乃德为主任的“修堤委员会”宣告成立，在苏北抗战史上影响巨大的浩繁工程拉开了序幕…… 阿英抵盐阜区时，此工程已竣工一年，但他所到之处，无不听到关于修筑海堤的相关故事。其中很多情节十分生动，非常感人。尤其当地一首民谣给阿英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南到北一条龙，不让咸潮到阜东。从此不闻冲家祸，每闻潮声想宋公。”这里所称的“宋公”即宋乃德。老百姓将宋乃德与历史上修“范公堤”的范仲庵并提，可见他们对宋公堤的感情之深。
宋公堤，由此像一块磁铁，深深吸引着阿英。出于职业的敏感，他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难得的创作题材。对此，阿英在其日记中曾有记述：
“晨，就场中读《新华报》，有于岩《宋公堤》特写一篇，详述阜东筑堤经过，不仅艰苦，且极富于戏剧性，显示我军除对敌伪残酷斗争外，对于自然斗争，亦在无限迫害中开展，颇思设法一阅此次建筑海堤之全部档案，并至阜东考察，并详为访问主要当事人，期能成一大剧本……旋军长来访，余告以《宋公堤》写作计划，彼极同意，并愿予以便利。”
陈毅军长的支持令阿英信心大增。旋即，他持军长介绍信策马前往盐阜行署所在地阜宁岔头，拜访时任行署主任的宋乃德。宋乃德曾任八路军五纵队供给部部长，苏北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受命出任阜宁县县长。
这次与宋乃德晤面，阿英收获颇丰。作为亲历者的宋乃德向他讲述了很多修堤细节。这些对剧本创作很有帮助。此后，阿英又查阅了《阜宁县新志》《阜宁县水利工程委员会驻滩办事处工作纪要》等资料，丰富了自己对海潮、海啸及海堤的一些感性认识。为做创作前的资料准备，他编辑了一本《海啸诗抄》并撰写了《诗人小传》，整理了《宋公堤札记》3卷。又补记数跋及地方著名士绅杨芷江吁请修堤长记，写一小序，共两万数千言。
1942年底，阿英完成了纪实作品《宋公堤》初稿。不久，日军对盐阜区实施了第二次大扫荡。阿英遂转移海边。反扫荡结束后，阿英开始了宋公堤实地考察。
沿废黄河口向南，阿英终于看到了一道蜿蜒曲折、绵延近百里的土岗。它就像一条卧龙，横亘在黄海之滨，守护着苏北平原。这就是他情牵已久的宋公堤；这就是当年中原局书记刘少奇直接关注并拍板修筑的宋公堤；这就是三师师长黄克诚在关键时刻将全师新购军粮接济民工而保证工程竣工的宋公堤；这就是八滩区区长陈振东面对匪徒酷刑，从容正色：“我为筑堤而来，今为筑堤而死。何憾”的宋公堤；这就是工程竣工后，海啸复至，大堤巍然屹立，民众欢呼雀跃的宋公堤……
宋公堤蕴藏着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见证了一段多么伟大的历史。在宋公堤面前，阿英突然意识到一种职责的神圣。他准备先写成一篇纪实作品，然后在此基础上再改编成剧本。这年9月，洋洋1.5万字的《苏北伟大的水利工程建设—宋公堤》一文终于脱稿。这是迄今为止对宋公堤记述最为详细的一篇纪实文章。其文列七部分，不仅史料翔实，记述细致，而且文笔优美，饱蘸情感。该文开篇即赋五言诗：“壮气凌云上，雄才一代中。孤军驱暴虏，只手拯哀鸿。苏北干臣重，淮东障海功。生灵数百万，翘首仰英风。”正是阿英的这篇长文，使后来者得以详细了解到宋公堤修筑过程中跌宕起伏的经过，以及它对于民生的伟大之处。在后来创刊的《新知识》杂志中，此文分两期连载。遗憾的是，阿英将《宋公堤》改编成剧本一事始终萦绕心怀，但终其一生却未能了其心愿。
从“艺文社”到《新知识》
1942年，苏北抗日根据地汇集了众多的文人雅士，这种高密度的文人聚集，在根据地似不多见，由此引发了有儒将之称的陈毅军长的思考。他与阿英商量，能否成立一个文化组织，把众多的诗文爱好者吸引到一起来，为抗战文化出力。当时，苏北地区的一些士绅、文人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诗文交往，增进了相互间的了解，形成了一种抗战的文化统一战线，也营造了一种氛围。可以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1942年10月，盐阜区参议会的召开为陈毅、阿英这一计划的实施创造了契机。
参议会期间，陈毅专门约请了出席会议的文人、学者、士绅，共同商讨诗文社事宜。其时，在阜宁卖饭曹已建有一文化村，阿英、范长江、扬帆、孙冶方、胡考等文化人，均相对集中居住于此，经常会开展一些文化活动。而军部所在地，则在距文化村不远的停翅港。参议会闭幕那天，陈毅登门至文化村与大家商议诗文社组织章程等具体事宜。对此，阿英在日记中记载颇详：
“军长约晚间访庞友兰、杨芷江二先生，谈组织诗文社事。晚饭后，与长江、黄源两同志至军长室，旋并偕彭康同访庞、杨二老，漫谈约时许，关于诗文社，推定彼等起草缘起，会完后在文化村正式召集会议。”
“扬帆同志即来，军长托其约余前往彼处，陪伴诸绅，当即偕往。至则亚农、白桃、阑西诸同志均在。士绅到者为庞友兰、杨芷江、唐碧澄、乔耀汉、杨幼樵5人，又计雨亭，共6人。……午饭后，乃谈诗文社事，杨、庞等已拟名为‘湖海诗文社’，取其意有三：陈元龙湖海之士，因军长而起也；盐阜有射阳湖、黄海，因地而起也；宋诗‘湖海楼开名集’，因雅集而起也。经商议，将‘诗文’改为‘艺文’，以期能更广泛地吸收书画、金石等方面人才。”
湖海艺文社旋即成立。阿英为发起人之一。此外还有陈毅、彭康、庞友兰、杨芷江、范长江、王阑西、薛暮桥、扬帆、李一氓等22人列名。其中有军部、华中局及苏北地方政权负责人，有知名文化人，亦有苏北硕儒及著名士绅。发起人范围之广、面之宽，即可见湖海艺文社五湖四海之性质了。“湖海艺文社临时社约”由阿英负责起草，它是规范同仁行为的章程。陈毅特地写了《湖海艺文社开征引》长诗，以为助兴。
阿英此前参与组织过不少文学社团，其中有著名的太阳社以及左联等。这次在盐阜区组织湖海艺文社，更加丰富和充实了他一生的文化生活。
当时，在苏北有一种特别浓烈的文化氛围，抗战的诗歌文学作品也较为丰富。而与之不相适应的是，缺少大型的文学载体。为此，阿英多次与钱俊瑞、范长江、黄源等相关人员讨论此事，并在陈毅的提议下，组织了一个文化杂志编委会，决定出版《新文化》刊物。继之，阿英又与曾任盐阜区党委宣传部长、主管过《江淮日报》的王阑西以及诗人林山磋商，决定将以普及科学生活知识为宗旨的《大众知识》更名为《新知识》，继续出版。然而以上计划，随着1942年底日军对根据地的大扫荡而被迫放弃。 时至1943年初夏，经过反扫荡后，根据地环境已逐步安定。恢复《新知识》杂志事被提上议事日程。由于一部分文化人已随军部转移淮南，故对《新知识》杂志编委会人员进行了调整，阿英、王阑西、车载三人为编委会常委，阿英任主编，其长子钱毅为助理编辑。由于人手不够，原拟创办《新文化》杂志的计划取消，其文化的内容并入《新知识》。《新知识》风格定位为既有文化又有知识的综合性大型杂志。
《新知识》创刊后，阿英即致信已迁驻淮南黄花塘的陈毅。不久，陈毅复电去：“阿英、车载、阑西诸同志：《大众知识》复刊，甚好。创刊号，我来不及投稿，以后可以写几篇小文章，以答雅意。我建议，《新知识》应以顾及中上层社会为度，且应成为活泼生动的综合杂志。”
《新知识》的编辑工作主要靠阿英，《发刊词》《编后》及设计编排，画版样，几乎全是他亲自动手，经常一写就是十几封约稿信。《新知识》除转载延安报刊的一些重要文章以及宣传党的文艺政策外，主要反映苏北根据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活动，也有一些介绍苏联卫国战争的文艺作品。阿英在编辑《新知识》的同时，自己亦写有不少文章发表在《新知识》上，其中包括著名的“海边三记”，即《扫荡记》《春荒记》《海啸记》。
阿英在《新知识》上还辟有《湖海诗文选》专栏，为湖海艺文社社员创作园地。同时它又成为陈毅等领导人以诗会友，交流感情，达成抗日统一战线的一种渠道。陈毅、张爱萍、李一氓、沈其震、吕振羽、车载等人均于此发表过自己的诗作。至抗战结束，《新知识》一共出了6期，每期印数近2000份。其影响除盐阜区外，还扩大到淮海区、苏中区甚至山东等地。
在主编《新知识》的同时，阿英还负责编辑盐阜地委机关报《盐阜报》的副刊《新地》。阿英为根据地新文化建设可谓呕心沥血，倾注了无限热情。据其次子钱小惠介绍，当时“他几乎每天都要伏案写作，严寒的三九天，手指僵了，也不停笔。有时，笔砚冻了，就改用铅笔。实在没法写了，也要坚持看一些书。”
阿英的工作作风都体现在认真、严谨、勤奋、扎实这几个字上。凡与之接触者，无不为其工作热情和创作激情所感染。在战火纷飞的环境中，阿英笔端汩汩流淌出来的不仅仅是文字，还有对抗战文化执着追求的一种精神。
“为着战死者的忆念”
在盐阜区抗日根据地，阿英结识了陈毅、黄克诚、张爱萍等一批新四军将领，从他们身上感受到了一种信念和意志的力量。正是从这样一批对民族忠诚、善于指挥、英勇无畏的新四军指挥员身上散发出的一种激情和魅力，深深感染着阿英。作为一个纯粹的文化人，阿英始终关注着他们，并希冀从一个独特的群体角度来解读他们。阿英将与他们接触的工作和生活细节，都通过日记的形式作为资料保存下来，以便在合适的时间，通过访问记和人物传记的形式，记录下他们的飒爽英姿。但由于战争环境的瞬息万变，以及面对日军扫荡的不停转移，阿英几乎未能实现这样的愿望。但他还是为我们留下了一篇、也是唯一的关于新四军将领的人物传记。传主是时任三师参谋长的彭雄。
彭雄15岁在井冈山参加革命，历经百战，一路成长，成为八路军中一位杰出善战的军事指挥员。在华北抗战中，他身先士卒，冲锋在前，跃马挥刀。一次，彭雄所部遭日军包围，他指挥部队打退日军三次进攻，最后跃上一匹白马冲出重围。日军3辆汽车竟未能追上。故有“白马将军”之誉。彭雄是随黄克诚南下抵达苏北的。阿英到盐阜区后，经常会听到一些关于彭雄的传说，这不免引起阿英的好奇。
一天，阿英专程到三师师部拜访彭雄。在阿英眼中，彭雄身材高大，体格健壮，浓浓的眉毛下，眼神炯炯发亮。他性格豪爽，嗓门洪亮，说起话来语速很快，显得特别干练果断。在阿英的要求下，彭雄介绍了自己的革命经历。从江西红军时代，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一直到平型关战役、百团大战、鲁西南郑探口之役、剿灭抱犊谷土霸刘桂棠等。彭雄几乎滔滔不绝，甚至有点眉飞色舞。以后阿英说：“我最感到兴奋的，是他那一种给人以清新感觉的明朗、简约、有力的新语言形式的创造”，“在和他的谈话中，很容易使你把握他的本质，浑然的天性，无邪的神采，以及他是怎样的在企图驾驭、洗炼他的语言，甚至希望他的语言完全成为富有艺术性的描绘。不但说，而且还摹拟着各种声态，用着手的种种动作，加强他的语言的力量。”
与彭雄接触多了，阿英发现彭雄是一个爱读书的人，尤其喜欢军事书籍。为此，彭雄在战争间隙甚至策划出版一套《军事丛书》，这是令阿英很吃惊的。彭雄还曾将他的压箱宝贝取出来给阿英看。那是两本很厚的活页本，上面记载他所参加战斗的手绘地图、图表、总结和文献等。阿英称，总字数“是不会在10万言以下的”。
阿英与彭雄还有很多之约，但因一突然事件，竟使这些约定永远无法履行了。
1943年3月，彭雄与时任八旅旅长的田守尧率领一批团以上干部前往延安学习，在连云港小沙东海面与日军汽艇遭遇。遭遇战从破晓打到黄昏，彭雄、田守尧等均壮烈牺牲。噩耗传到盐阜区，阿英难以置信。他急切地赶到三师师部以求证消息真伪。却见师长黄克诚已陷入深深地自责之中。黄克诚连声说：“对他们的牺牲，我是要负责任的。这是可以避免的，我太大意了。”不幸已成事实，阿英不仅是惊愕，更有无尽的遗憾和惋惜。他知道此刻唯一能做的事，就是尽可能地将一些散落的记忆汇集起来，来悼念这位英年早逝的军事将领。
阿英说：“用文字向海上死者致其哀思，在我这是第二回了。”阿英说的第一回，是指《义勇军进行曲》和《大路歌》的曲作者聂耳。他是在日本被海浪吞噬而遇难的。阿英甚至认为这是一宗疑案。聂耳的抗日歌声风靡全国，阿英由心而发，写下纪念性文字，以慰痛惜之情。而这一次，“我却又不能不在这茫茫的海甸，风雨的深宵，荧荧一灯之下，对着浩淼的海洋，再为我们英勇的海上战死者彭雄同志，挥泪重写哀词。”
阿英这篇文章的标题即是《为着战死者的忆念—回忆彭雄同志》，它详细地记述了彭雄的革命经历以及对彭雄的印象。文章最后说：“我遗憾，我和他相处太浅，还不能够对他有较深了解，形象地把它刻画出来……我这回忆，不过叙述我个人所知道的几件事，聊抒一己的哀思而已。唉，彭雄同志，在两个风雨的深宵，我回叙他直到啼鸡雄唱，我是忍不住地又要留下泪来了！……” 阿英纪念彭雄的文章后来在《新知识》刊载，也成了后人了解和纪念彭雄的一份珍贵资料。
大众戏剧的有力推手
在根据地，阿英深切地感受到文化对于部队和地方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在一次与华中局文委书记钱俊瑞的谈话中，他说：“艺术较发展之部队，其战斗力亦强，反之则弱。物质生活既苦，若无精神生活鼓动，足以影响战斗意志。”戏剧是阿英的专长，他自然对此倾注情感与更多关注。
当时，盐阜区有不少从敌占区和大后方来的文化工作者，他们既面临着政治环境的转换，也有着所熟稔的城市文化背景与苏北地域文化背景的落差问题。比如，一次阿英观看了由部队文工团演出的外国独幕剧《破旧的别墅》和《日出》第三幕。之后，阿英在与普通观众闲聊时，发现他们均说看不懂。阿英后来对同行说：“看来城里搞的那套东西不宜全部搬来。要很好地研究一下战士和群众的喜爱，只有找到他们熟悉和喜欢的形式，戏剧才有可能达到宣传群众、鼓舞群众的目的。”为此，阿英做了很多努力。
在盐阜区，淮剧是一种地方文艺形式，但过去常表现才子佳人以及庸俗糟粕的东西。而新成立的阜宁县文工团，采取“旧瓶装新酒”的尝试，演出新淮剧《照减不误》，以配合根据地减租减息运动的开展，收到很好的效果。阿英很关注也很赞赏对地方戏的这种改革，此后专门写了《论淮剧》《农村剧团组织训练与演出》《编剧杂谈》《敌后演出四讲》等文章，从理论上来支撑淮剧改革。阿英既是群众性戏剧活动的积极参加者，也是根据地戏剧运动的指导者。他是大剧作家，不少文艺团体都希望能得到他的亲临指导，阿英是有请必到，而且倾注极大热情指导帮助地方和部队文工团排练戏剧。当时阿英在根据地帮助指导排练的剧目有：《小奸细》《郑家父子》《照减不误》《参军记》《小板凳》等，以及《新小放牛》等秧歌舞剧。当时军鲁工团、三师鲁工团、新安旅行团、苏北文工团以及各县文工团，包括部队和地方的所有戏剧工作者，凡在创作、学习中遇到问题，都要找阿英讨论和请教。阿英也非常乐于同大家研究戏剧理论以及进行戏剧实践。
由于阿英在盐阜区现代戏剧创作和演出上的躬亲力行，极大地提高了地方戏剧作品的创作数量和质量。随着《渔滨河边》《生死同心》《路遥知马力》《刘桂英是朵大红花》《雨过天晴》《淮阴之战》等系列代表性戏剧作品的演出问世，敌后戏剧创作进入了一个枝繁叶茂的繁荣期。据《抗日战争时期延安及各抗日民主根据地文艺运动资料》一书的《华中根据地戏剧书录》部分记载：仅1943年和1944年，苏北根据地即有近70个淮剧剧本，内容涉及到根据地建设的各个方面。广大抗日军民沐浴在这种文化氛围中，心情怡然，倍受其益。
1944年秋和1945年夏，苏北区党委宣传部先后两次将各县文工团集中进行整训。阿英直接参与了集训计划的制定，并为文工团干部和团员讲授戏剧理论以及表演知识等。同时，还帮助与指导苏北区党委宣传部主办《盐阜文娱》和《农村剧团》等艺术刊物。
抗战时期，苏北敌后戏剧的繁荣和兴盛，无疑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而阿英则是熠熠生辉的闪亮焦点。
历史话剧经典《李闯王》
1945年5月6日，一条消息在阜宁县益林镇不胫而走：大型古装历史话剧《李闯王》当晚将在益林首次公演。是日晚，驻益林镇及其附近的机关干部群众、部队指战员纷纷聚集广场，把戏台围得水泄不通。
《李》剧一开幕，就是宁武关外闯王营地，闯王的军旗、军帐、军座，以及闯王的军威与战争的气氛，都很逼真地呈现。李闯王与文武大将足智多谋、指挥战斗的英姿，以及号令将士攻陷北京城的场面，均表现得淋漓尽致。观众的心情随着剧情的发展而跌宕起伏。随着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自缢煤山，李闯王胜利了。但悲剧亦从此滋生。李闯王和他的将僚们开始骄傲自满，忘乎所以，甚至骄奢淫逸，以致埋下悲剧的种子。观众越看越紧张，并开始“为古人担忧”。一出戏如此深深地牵动着观众的心，可见其魅力所在。该剧场面之大，艺术水平之高，教育效果之好，超过了以往在苏北根据地演出的任何历史剧。
《李闯王》是阿英在盐阜区创作的影响较大的剧本之一，也是当时演出此剧的三师八旅文工团的代表之作、得意之作和巅峰之作。
1944年，德国法西斯已面临总崩溃，日本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太平洋战场节节失利，中国人民的抗战胜利已为时不远。中共中央要求全党和各根据地将工作重心逐步转到城市，同时，告诫全党全军，牢记历史上明末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这一年，按干支纪年是甲申年，而在300年前的1644年，李自成农民起义也是甲申年，故而时在重庆的郭沫若以敏锐的眼光，鉴古观今，写出了《甲申三百年祭》一文。重庆《新华日报》首发，延安《解放日报》转载。毛泽东认为郭沫若写的虽谓历史，却乃时代檄文，要求中宣部和总政治部通知各根据地党政军组织学习，并意味深长地提出学好该文的目的“也是叫同志们引以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
苏北根据地也不例外地组织学习《甲申三百年祭》。时任新四军三师副师长的张爱萍希望能有一种好的形式，将这一学习教育活动搞得生动而有效。于是，他想到了戏剧，想到了阿英。这天，他对阿英说：“郭沫若先生写了一篇好文章，他是历史学家，但此文独将视线放在了300年前的甲申年，很有眼光，很有喻义。我在考虑，能否根据郭先生的这篇文章，创作一部历史剧，以配合这次的学习运动。当然，这可能要让你受累了。你有什么要求我尽量满足你。”
阿英欣然允诺。他对张爱萍说：“副师长放心，这个历史剧我写。没别的要求，就是要给我一点时间，因为要查找的资料实在太多。”
“行，你在前线奋战，我当好后勤部长”，张爱萍调侃了一句。
阿英一诺千金。他查阅很多资料，对李自成、李岩、刘宗敏等文武将领和崇祯皇帝、吴三桂等重要历史人物和事件逐一梳理考证和研究。阿英认为，历史剧表现的是历史真实，但也需“有一定限度的艺术夸张，否则就不是戏剧艺术”。阿英于1945年1月开始剧本创作，时值三九，天寒地冻，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阿英锲而不舍，一鼓作气，连续两个多月，终使五幕历史话剧《李闯王》剧本问世。
《李闯王》由三师八旅文工队排演。该队接受任务后高度重视，立即组织了有领导、导演和主要演员参加的导演团，研究剧本和人物，制定导演计划，分配角色，加紧排练。阿英则全程跟踪，边参加排练，边修改剧本，力求完善。阿英还依据话剧的规律和要求，设计了各场舞台布景、装置和每个人物的服装道具。阿英严谨细腻的创作作风由此可见。
《李闯王》首演时，三师师长黄克诚以及八旅和盐阜地方党政领导均前往观看，并给予高度评价。黄克诚为此专门致函阿英，肯定和祝贺该剧创作演出成功。随后，八旅文工队根据师、旅首长的意见，到各部队和地方巡回演出。仅在盐阜区境内就演出30余场，以后又应邀前往一师及苏中地区进行多场演出。李自成、李岩、刘宗敏、牛金星等剧中历史人物深入观众心中，可谓形成一股《李闯王》热。
《李闯王》的问世，是缘于张爱萍当时的一个独特思路。可以说，张爱萍的灵感，阿英的实践，成就了《李闯王》。稍有遗憾的是，张爱萍当时没能看到《李闯王》的演出，因为他将任务交给阿英不久，即接到华中局和军部的调令，前往淮北接替牺牲的彭雪枫任四师师长。张爱萍未能做好对阿英承诺的“后勤部长”，为此颇有歉疚。建国后的一次见面，张爱萍、阿英重提旧事，不禁开怀大笑。
1946年底，根据组织决定，阿英北上东北，从而结束了在敌后抗日根据地五年多的战斗生活。其间，他与盐阜抗日军民同舟共济、相濡以沫，建立了深厚情谊。那历史细节和人物情感，都被融进了他80多万字的《敌后日记》中，成为翔实记录敌后抗战生活的珍贵历史资料。 （编辑：王 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