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称《决定》）提出，“着力清除市场壁垒，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和公平性”。
　　1978年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中国改革的新时代，农民权利逐步扩大，粮食增产、农民增收，为发展提供了支持。近年来，中国持续对外开放凸显出农业的软肋。面对农业先进国家，中国在国际市场上有竞争力的农产品不多。与此同时，国内食品价格居高不下。2006年至2011年，城市居民的恩格尔系数甚至略有提高。
　　当务之急是提高中国农业竞争力。一是改变农业技术模式，大力发展旱作农业；二是革新农业组织体系，发展家庭农场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三是改变支农方式，提高政府支农效率。这三类改革难度都很大，需要更基础的改革提供动力。即促进农业要素的市场化，特别是促进土地要素的市场化，给农民更大的支配土地要素的权利。
　　改革方向确定以后，关键是落实。早在5年前的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了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方案，一是要调整“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使集体经济这个层次向农民合作社转变；二是明晰土地产权，实现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长久不变；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这三项改革意见如果落实，其意义不可估量。但在过去5年里，国家一直没有出台具体的改革方案，有的内容作了一些试点工作，却没有总结推广。从调查看，一些试点的问题比较突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还不明朗。
　　此次《决定》提出“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实际上主要指明晰土地产权，使土地可交易，而可交易是可抵押的前提。已有的调查表明，明晰土地产权很难一蹴而就。当土地承包权转变为长久不变的土地财产权后，承包权实际上成为农民私权掌控的对象。对于这样一个重大变革，必须保证起点的公平，否则容易引发社会不稳定。
　　目前，一些地方的农民土地承包权分配存在不平等现象，农民在等待“30年”到期后重新调整土地。所以，一刀切地在全国范围里，以现有承包关系为基础，实行承包权长久不变政策并不合适。在承包权真正转变为财产权以后，土地交易还需要规范，而规范的制定与落实任务仍然十分艰巨。
　　《决定》重申要“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是有利于解决许多复杂问题的重大改革举措，但这项改革的推进同样需要慎重。全国近60万个行政村拥有约18万平方公里的建设用地（包括宅基地），如果简单推向市场，将意味着出现大量开发建设点。其实这既不必要，也无可能。那么，什么样的农村建设用地可以推向市场？规划怎么制定？土地用途管制如何落实？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
　　《决定》还提出，要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发展家庭农场与农民合作社，这同样是一个艰巨任务。笔者的调查表明，在小型兼业农户基础上形成的合作社很难正常运转。合作社必须做大、做强，必须依靠专业家庭农场获得发展。从目前形势看，实现这一目标的政策环境并不具备。一些部门以为合作社越多越好，有的地方给合作社数量增长提出指标要求。另外一些地方不认真支持合作社，却把资金给了龙头企业。解决类似问题也需要转变认识，建立新的思路。
　　决策机制本身也要改革，处理好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有利于提高决策制定及落实效率。以土地的规划管理与用途管制为例，高度的中央集中控制并不一定有效。好的策略是收放结合，应该中央管理的一定管好，可以由地方管理的交给地方，中央只出台规范性意见。中央可以划定农业保护区，采取一系列技术性措施，主要由中央监管保护区；同时，对于农业保护区以外的土地，可以交给地方管理，中央不再干预。
　　只要理顺体制，把重大问题的风险防控体现于政策设计中，对放权于农就不必过度担心。中国农业竞争力将因农民获得更多权利保障而稳步提高。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宏观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