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的学历止于小学，这是外公的主意。外公很早就表明态度，母亲小学一毕业，就得外出打工以贴补家用。母亲的老师得知后，特意来访，试图说服外公，让母亲继续升学。母亲说，她远远见到老师的身影，就赶紧溜出家门，躲在邻近的巷口，她怕自己在场，大人不好说话。一边躲着，一边忍受胸腔内那急速搏动的焦躁。母亲拼命祈祷，希望外公会回心转意，自己能够跟其他人一样，无忧无虑地坐在教室里学习。当老师青着脸踏出母亲家门时，母亲的心一沉。外公并不认为女儿坐在教室里，握着铅笔，朗读课文，能让他多买上一瓶酒，而在工厂的生产线上工作却可以。
　　升学路断，母亲疾奔上邻近的小山丘，望着大海。不能在父亲面前表达的幽怨，悉数化为泪水。几天后，她成为女工。那一年，她十二岁。
　　在工厂安顿好，母亲瞒着外公报了夜校，并请同事帮她圆谎。钟一响，母亲就奋力踩着向别人暂借的破“铁马”，哐啷哐啷地去上课。平常浸泡在酒精中醉生梦死的外公，对于钱倒是很精明。没多久，外公算出母亲上呈的加班费有短缺，当下冲往工厂堵人，眼见纸包不住火，同事只得吐露实情——她去读书了。母亲下课返家，外公怒不可遏地将她一顿痛打。母亲退了学，之后几十年，她都没办法回到教室，听上哪怕一个钟头的课程。很有可能，她整个人的一部分，也被彻底地禁锢在那个挨揍的夜晚。
　　十四岁时，母亲在外婆的建议下，独自踏上前往高雄的船。在高雄，母亲一口澎湖腔的闽南语，常遭人嘲笑。她跟一位同事交情甚笃，下班后，便从对方身上模仿“标准”的闽南语;其他闲暇时间，她继续学普通话，工厂内的报纸是她的免费教材。母亲是这样自修的：左手拿报，右手执笔，一旦出现生字，圈起，拿起字典查找，然后在报纸留白处反复抄写，直至完全记熟那个字的形、音、义。
　　从小到大，我眼中的母亲，认识很多字，说话也字正腔圆。后来，母亲揭晓个中隐情，我才恍然大悟，母亲无意识地调换着符号与象征，只想获得一种命运：不再被人霸凌。这段经历也滋养出母亲沉静的个性：她从不贸然评说一个人的好坏，也能忍耐别人对她的胡言乱语，心性平静，波澜不惊。
　　母亲以长女的身份守护着她的家庭。外公基本不捕鱼了，成天意兴阑珊地晒网。母亲把手足一个个地接到高雄，眼看这个家即将拨云见日，她却罹患重病，近一米七的个子，消瘦到三十八公斤。医生说，唯有台北的医院可以收治。母亲反过来安慰外婆，说她累了，这样就好，不用再治疗了。母亲算过了，交通费、住宿费和医药费会再次压垮这个家庭。母亲瞒着外婆，把大妹唤来榻前，嘱咐她撑起这个家。后来，她奇迹般地以一帖中药渡过难关。母亲说，那时她觉得就这样子走了也无所谓。活着未曾感受到多少幸福，倒想再一次投胎，看看是不是能有更好的生活。
　　我问母亲，为什么想要孩子？母亲说，前半生，她最常有的情绪是孤独。长年在外拼凑家计，跟家人相处的时间很短暂。等到日子不再那样匮乏，手足一一成家后，她反而困惑了。母亲打了一个比方：“就像你把家布置得很理想，看了看，很满意，这么舒适，为什么不再邀请一些人来呢？我邀请的人，就是你们。”
　　我想，母亲之所以渴望孩子，也是想通过我们，让她朝思暮想却永远也得不到的某种氛围得以再现，而这一次她能够不被辜负。孩童的存在，提醒我们，活在当下，也要活在未来。而孩童的未来性，有时也能使母亲借由我们的童年，去弥补她儿时的遗憾。
　　我三岁多时，母亲把我们姐弟从奶奶身边接来同住。平日她把我们送入幼儿园，假日则带我们去博物馆。我们一同观看细胞分裂、恐龙灭绝、哺乳类动物幸存的影视资料，对猛犸象和噬菌体的外形激赏不已。我对动植物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势必认读每一段介绍文字，母亲在我身后一行行朗读，不忘给我解释含义。我们也去书店，这其实是她最享受的时光。为了安抚我们，她允诺，我们离开时能带走一两本自己喜欢的书。我跟弟弟从母亲那犹豫为难的语气中，误以为书是贵得要死、别的小孩子拼命也要获取的奖励。之前进入安静场所而翻涌的躁动，瞬间转化为狩猎般的探险兴趣。
　　曾有一回，一本书的插图吸引了我。文字没附注音，有些段落我读得很吃力，我抱着那本书，请母亲念给我听，她从自己的书本中抬起头来，迟疑了几秒，说：“妈妈也在读书，你可不可以挑一本简单的自己读？”语毕，她的目光又落回书上。我至今仍忘不了那暗淡的心情。我以为母亲会放下书本，但她没有，她把书本抓得更牢，仿佛那是一张船票，她将乘上船，前往更丰饶的地方。
　　上小学时，母亲慎重地交给我一样物品：字典。自字典交到我手上的那一秒起，母亲就再也不帮我认读任何一个字——读不出招牌上的字，问她，她只要我记下，让我返家后查字典。
　　我当然讨厌母亲的做法。有时童话读得兴起，去问母亲，她也是狠心遥指家中摆放字典的矮柜。为着一个字，得在字典里翻尋，字字都在“此山中”，对于幼小的我，也有“云深不知处”的无奈。我为了轻减日后的负担，若课文学到“雨”，就连着部首一路读到“雪霞霜雾霪”，也因为每个字都是我亲手掘出，便显得格外刻骨铭心。
　　上小学时，我是敬仰母亲的;升入初中后，这份敬仰日渐生变。
　　初中的第一堂英文课，老师问全班，有谁没办法按顺序念出所有的英文字母。我没有多想便举了手，环顾四周，却发现自己竟是少数。回家后，我把这份难堪与羞耻扔给母亲。母亲向我道歉，说：“我只读到小学，不清楚原来英文这么重要。你的学历比我高了，不然这样，我再带你去买一本英文字典，好吗？”我以沉默作答。这份复杂的情绪，到了高中愈加严重。升学考试不仅筛选出成绩好的学生，也隐约淘洗出家世背景较好的同学。多数同学都有家学渊源，相比之下我的背景相当突兀。客观上我明白“万般皆是命”，主观上却藏不住“半点不由人”的感伤。我的挚友，自小就受到父母的严加管教。我向往这种家庭，以为爱一个孩童不过如此，约束他、管教他，确保他没有辜负每分每秒，年年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我那时未能读出挚友的隐忍，隐忍自己得收下一份过于贵重又不能拒绝的礼物：在父母无微不至的关注下，你必须活成人上人，为父母争气。 　　我甚至谴责了母亲的“无为而治”。
　　高二时，我因胃酸倒流，每个星期有一天得去医院检查。我跟母亲坐在医院的长椅上等待显示屏上号码的跳跃，有时母亲会想到什么似的说“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下一秒，她又陷入自我审查、修正，“算了，当我没说，我也没读过书，我懂什么”。对话便到此终止。又一个星期，我们坐在同一张长椅上，忍受同一份尴尬。相比之下，做胃镜真是太轻松了，一根细管，数次忍耐和几分疼痛就能看清楚病灶。也许那时候我与母亲之间也需要一根管子，去查看生活的酸液是如何将我们之间的关系腐蚀出窟窿的，為什么我们表达感情的方式只剩下沉默，沉默至少稀释了我们对彼此咆哮的欲望。我怨过她，怨她什么也不懂，填志愿的时候甚至不知道学校的排序。这反复纠缠的情结，直到我大学毕业，才有了释怀的契机。挚友与我吐露生命的负担，我也看到其他孩子的伤楚。他们被父母的期望压得喘不过气，而我的母亲从头到尾，不忘送给我最难能可贵的爱：自在。
　　我本该向母亲道歉，但我没有。我以为母亲能从我重新释出的依赖，理解到我对过往言行的懊悔。我低估了道歉这一举动的功效，对受伤的人而言，这是不容省略的仪式。
　　一场国外旅行，终于使我意识到自己错得有多离谱。那时，酒店的系统出了点纰漏，我们一行人准备就住时，酒店已是满房的状态。我跟前台服务人员用英文争执起来，母亲也很紧张，不时出声询问。工作人员请来经理，我得同时和两个人沟通，母亲的频频询问让我左支右绌。我转头，以不耐烦的语气说：“你先在旁边等好不好，我这里很忙。”几天后，在餐厅里，母亲突然开口说：“那日在前台，你让我很受伤。你让我觉得我英文不好，什么都不懂，是个累赘。”母亲似是再也承受不了，一把撕开我们多年以来绝不轻易碰触也从未结痂的伤口。她问：“命运怎么开了个玩笑，让鸭子生出天鹅呢？”闻言，我跌入时光的回廊：博物馆的标本、为我朗读介绍文字、手上字典的重量、我升入初中时既欣喜又心酸的祝福——“从今天起你就读得比我高了”，也包括高中之后的片段回忆……在她认识的字比我多时，我们相互理解;而在我习得的知识比她多时，我却单方面地关闭频道，再也不让她收听。羞耻感淹没我的心房，我岂止红了眼眶，眼泪也扑簌簌直落。
　　“鸭子怎么会生出天鹅呢？”我生平见过最温柔、最友善的控诉，再也想不到还有其他表达方式，比这样的言说更委婉深沉。
　　我深知母亲苦于她的失学。终其一生，她在职业上的选择很少，也总是碍于学历而不得晋升。我深知母亲辛劳的一生与她长女的身份密切相关，她牺牲自己，换来手足上学的机会。我偶尔体谅，偶尔怨怼。仿佛她可以选择，其实她根本没有选择。
　　我向母亲道歉，我错了，我的书读得太差劲了，知识的存在是用以认识自己，而非否认来历。母亲也掉泪了。她原谅了我，她总是能谅解别人对她的误解。
　　到了三十岁，我看得更清晰。母亲没有给我指示，她给了我一盏明灯，我要往哪儿去，她极少干涉。
　　我跟弟弟对知识的恋慕，很大程度上来自模仿，模仿我们最重要的人对于知识的渴慕。她若得一秒钟清闲，就读一段文字，无论报纸还是杂志都好，而她的两个小孩跟在她的身后，陪她摇头晃脑，把整个世界都收纳于掌中开合的书页。母亲没有藏私，她并没有为我们精心规划出缜密的学习计划，也不曾给我们编排课程，她甚至从不评价我们成绩的好坏。她只是把我们引到水畔，我们见她泅水、拍浮，时而没入水中，时而浮出水面深吸一口气。我们的一切成就，都来自一个十二岁时离开教室的小女孩。
　　再次回答那个问题：“丑小鸭怎么会变成天鹅？”因为丑小鸭的妈妈，本来就是天鹅啊！
　　（心香一瓣摘自中国友谊出版公司《可是我偏偏不喜欢》一书，本刊节选，王 娓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