嫩绿的蔬菜竟在重金属垃圾的“烘培”之中孕育，确有些触目惊心。电池和塑料覆盖着的土地，也许依然肥沃，却不再有清新的气息。污浊的颜色，变异的成分，如所有急遽发展的城市郊区一样，这里的农地似乎只能靠工业化学的毒物来维持长育果蔬的养分。城市扩张，工厂环绕，逼仄着本就日益稀缺的农作物用地。番禺“垃圾种菜”戳出的则是，灯红酒绿的都市文明之外，一亩正常的“田地”亦难觅得的悲怆现实。
　　所以，批判的道德大棒也就不能单单挥向采用“垃圾肥”的菜农。他们应该对这种庸常的恶负一部分责任。倘不是出于投机取巧杀鸡取卵的短视心理，也不至于为省钱便以分明未分拣干净的固体垃圾作肥料。可同时，他们亦是粗粝的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生态恶化大背景下的受害者。抑或者，还可将此种“菜篮子危机”归咎为质监部门的把关不严，垃圾场的见利忘义。总之，线性的罪错认定虽与情理相合，却无以抵消背后的环境灾变之实。
　　而今，工业化伴随着征地拆迁快速扩张，建筑、工业、生活垃圾愈来愈多。与城市毗邻的农村土地一方面成了城市垃圾的倾倒及处理场所，另一方面则因这种垃圾的人为迁移积累而承受着越来越多的污染。传统的“农家肥”自然早已绝迹。为了让日渐贫瘠的土地仍保持足够多的产出率，只能借助于工业肥料来透支。没有了过去的青山绿水，绿油油的庄稼地，田地与成堆的垃圾和工厂的浓烟、污水相伴。到最后，危害“堪忧”的重金属也被当成肥料播撒在地里，不也是“水到渠成”的事吗？
　　没有农村的城市文明终难持久。拱卫于城市边缘的农村土地，理应在轰轰烈烈的“造城运动”中得到呵护。试想，如果繁荣的城市周围连一片像样的菜地都无，那该是怎样的荒芜和不幸。民以食为天。而“食”的根本来源，就是农民的土地。没有了农地存在所赖以依靠的生态体系，绿色健康的果蔬，也就只是一个梦。
　　当下的转基因、绿色食品争议，牵扯到的亦是土地生态之争。城市化过程中，如能考虑到绿色种植的需要，保全相当面积农地及周边环境的完整，农民也不至于就地取材以垃圾为“肥”。健全农村与工业土地属性及边界的划分，将工业的废弃物阻隔在庄稼地之外，才是避免类似“菜地悲歌”重演的关键。
　　——王艳春/来源：中国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