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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两天整理书籍,偶尔翻开《瓜蒂庵文集》,衬页上潦草地记着一行字,“久觅不获之书,今日得之,庶几无憾矣。”从容思索,依稀记得是去年从辽宁邮购到这批书时的信手涂鸦,当日的心情演变为今朝的追忆,一切都由时光说了算。
六七年前第一次知道瓜蒂庵主谢国桢,好像是在黄裳或余秋雨的什么集子里,当时我正情绪高涨着自学版本学,因此一下就记牢了这个名字。以后每次逛书店都分外留意与瓜蒂庵有关的东西,然而很可惜,似乎瓜蒂庵里做的学问注定要作市场经济中的晦学。可我还在找,去年终于在一份邮购书目中查到《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瓜蒂庵文集》分别收录在几套丛书中,于是就慷而慨之了。今年又继续追踪,不远数千里淘来三个月前出版的《明清史谈丛》,当可为之浮一大白!
刚主先生祖籍江苏武进,祖父谢暄曾入袁世凯幕府,袁氏废居洹上时还有往还,《圭塘集》中收有两人的唱和诗。他1926年从清华国学研究所毕业后,即到国立北京图书馆工作,其时馆长为梁启超。刚主先生在清华毕业时,以论文《顾亭林学谱》得到导师梁启超的赏识,被聘为梁府西席,并参加梁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当时从清华国学研究所到北京图书馆去的还有赵万里、孙楷第和许世瑛。据邓云乡先生记述,他们在北图既不负责买书也不管编目等具体事务,而只是看书、写文章,月薪一百大洋。“不久,袁同礼回国任馆长,仍然这样培养他们,没有几年,几个人都学问大进,著述惊人,很快成为海内外知名学者。”
刚主先生在北图的生活应当是充实而安定的,而且治学条件得天独厚。只以1930年他奉北图之命赴江浙观书为例,离京前由傅增湘写信介绍他到张元济涵芬楼看书,陈垣介绍去徐家汇土山湾天主堂图书馆登楼,冒鹤亭写信给南浔嘉业堂刘翰怡,到沪后留连于涉园和涵芬楼,又经张元济引荐到平湖看葛嗣威传朴堂的藏书牗《三吴回忆录》牘。1931年,他最主要的学术著作《晚明史籍考》成书,此书出版以后适正专力研究晚明史的柳亚子评价道:“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1932年起刚主先生执教于中央大学等学府,1934年另一部著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实此书在四年前南浔嘉业堂看书时就组成了。鲁迅见到此书后赞他“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可惜两人始终没有见过面。他的其它著述,如《明清笔记谈丛》、《东北流人考》、《南明史略》等也都是实学研究,常在今天学术论文的“引用书目”中出现。
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瓜蒂庵文集》和《明清史谈丛》编辑于十五年前,收集的文章泰半曾刊登于全国各地包括香港的各种报刊,其余则选自未发表过的手稿。这些文章大都熔铸目录学和史学,间一以文学笔调出之,厚朴笃实,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对于这些文章,冠之以“文史札记”也好,“文化散文”也罢,甚至仅用“书话”也很贴切,因为即使是游记诗歌并没有一篇或离过书呵。黄裳的文风与刚主先生极相似,不过一个清丽,一个朴健。刚主先生之女谢纪青教授曾说,其父生前为报纸杂志写这类文章,有些朋友好意劝他不要写这种小东西,他却不以为然。其实通俗一点并非坏事,有耐心读完《晚明史籍考》和《黄梨洲学谱》的毕竟少数,至今学术圈外还有人记得刚主先生,多半是因为他的《瓜蒂庵文集牘和《明清史谈丛》。坚守学术的高蹈遐举固然可贵,但把学术度向俗人世界也是一种功德,而且也需大学问。因此,没有必要再骂余秋雨的“俗”,那么多骂他的高明之士倒是看似“雅”了,可惜他们的雅只局限在自家门槛里,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们著作的名字。到底没能真正“雅”起来啊。
刚主先生以明清史家兼目录学家,终身访书读书爱书,轶闻很多。他对古籍的考究与傅增湘、叶德辉,以至王重民、赵万里等人侧重版本不同,而是注重对书籍内容学术价值的检讨。因此,他说“至于善本书籍,佳椠名抄,我自然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篇断羽的东西,好比买瓜,人们得到的都是些好瓜珍品,我不过是拾些瓜蒂。”他眼力好,常能用较少的钱买到稀有的资料,一次他以三元钱购来许多有价值的稿本,同行就戏称他为“谢三元”。刚主先生对书的热情至老不衰,1981年在杭州以五角钱淘到光绪初年刻本《胡庆余堂药目》,就版本而论没什么大不了,但对研究“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是难得的史料,老先生一路从杭州夸到上海,从上海夸回北京。他在复旦大学女儿处有临时客居的书斋,藏书则在北京寓所,“两间不大的房间中,除门、窗两面而外,周围都是到顶的书架,放得满满的,大多是先生几十年中南北搜求来的明、清史籍珍本”。
“文革”时期刚主先生于河南息县劳动近两年,还曾与顾颉刚一道被令每天洒扫庭除,有次他举起扫帚问顾颉刚:“咱们两个像不像《空城计》里打扫街道的老军?”可见也是倒过霉的,瓜蒂庵里那三万余册“四旧”想必是后来发还的劫余之物了。有次他在上海淘得好书,和邓云乡、王西野上杏花楼吃白斩鸡,老人基本没什么酒量,只爱喝些黄酒啤酒之类的软酒,而给人写字题跋,却总爱写“被酒”、“薄醉”、“微醺”等字样,他说爱的是这种情调。醉翁之意未必在酒,据说刚主先生爱夜读,晚饭之后高声朗诵常声达户外,他在瓜蒂庵里面对邺侯之架满目缥缃,应当是不饮而醺的吧。而月明星稀之夜,老先生的一吟三叹传出户外之时,沐于微醺之中的也恐怕非止一人罢。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刚主先生以八十二岁高龄跌交住院,半夜小便把床单衣裤弄湿了,护士小姐收去湿裤子湿床单后一去不复返。老先生傻等着靠枕睡着了,也未盖被子。高级病房,开着空调,冻了一夜。高烧四十度,两三天时间,就去了……这是微醺过的人所不愿闻也不忍听的。
六七年前第一次知道瓜蒂庵主谢国桢,好像是在黄裳或余秋雨的什么集子里,当时我正情绪高涨着自学版本学,因此一下就记牢了这个名字。以后每次逛书店都分外留意与瓜蒂庵有关的东西,然而很可惜,似乎瓜蒂庵里做的学问注定要作市场经济中的晦学。可我还在找,去年终于在一份邮购书目中查到《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和《瓜蒂庵文集》分别收录在几套丛书中,于是就慷而慨之了。今年又继续追踪,不远数千里淘来三个月前出版的《明清史谈丛》,当可为之浮一大白!
刚主先生祖籍江苏武进,祖父谢暄曾入袁世凯幕府,袁氏废居洹上时还有往还,《圭塘集》中收有两人的唱和诗。他1926年从清华国学研究所毕业后,即到国立北京图书馆工作,其时馆长为梁启超。刚主先生在清华毕业时,以论文《顾亭林学谱》得到导师梁启超的赏识,被聘为梁府西席,并参加梁主编的《中国图书大辞典》的编纂。当时从清华国学研究所到北京图书馆去的还有赵万里、孙楷第和许世瑛。据邓云乡先生记述,他们在北图既不负责买书也不管编目等具体事务,而只是看书、写文章,月薪一百大洋。“不久,袁同礼回国任馆长,仍然这样培养他们,没有几年,几个人都学问大进,著述惊人,很快成为海内外知名学者。”
刚主先生在北图的生活应当是充实而安定的,而且治学条件得天独厚。只以1930年他奉北图之命赴江浙观书为例,离京前由傅增湘写信介绍他到张元济涵芬楼看书,陈垣介绍去徐家汇土山湾天主堂图书馆登楼,冒鹤亭写信给南浔嘉业堂刘翰怡,到沪后留连于涉园和涵芬楼,又经张元济引荐到平湖看葛嗣威传朴堂的藏书牗《三吴回忆录》牘。1931年,他最主要的学术著作《晚明史籍考》成书,此书出版以后适正专力研究晚明史的柳亚子评价道:“这部书,我叫它是研究南明史料的一个钥匙。”1932年起刚主先生执教于中央大学等学府,1934年另一部著作《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其实此书在四年前南浔嘉业堂看书时就组成了。鲁迅见到此书后赞他“钩索文籍,用力甚勤”,可惜两人始终没有见过面。他的其它著述,如《明清笔记谈丛》、《东北流人考》、《南明史略》等也都是实学研究,常在今天学术论文的“引用书目”中出现。
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瓜蒂庵文集》和《明清史谈丛》编辑于十五年前,收集的文章泰半曾刊登于全国各地包括香港的各种报刊,其余则选自未发表过的手稿。这些文章大都熔铸目录学和史学,间一以文学笔调出之,厚朴笃实,也是经得起时间考验的作品。对于这些文章,冠之以“文史札记”也好,“文化散文”也罢,甚至仅用“书话”也很贴切,因为即使是游记诗歌并没有一篇或离过书呵。黄裳的文风与刚主先生极相似,不过一个清丽,一个朴健。刚主先生之女谢纪青教授曾说,其父生前为报纸杂志写这类文章,有些朋友好意劝他不要写这种小东西,他却不以为然。其实通俗一点并非坏事,有耐心读完《晚明史籍考》和《黄梨洲学谱》的毕竟少数,至今学术圈外还有人记得刚主先生,多半是因为他的《瓜蒂庵文集牘和《明清史谈丛》。坚守学术的高蹈遐举固然可贵,但把学术度向俗人世界也是一种功德,而且也需大学问。因此,没有必要再骂余秋雨的“俗”,那么多骂他的高明之士倒是看似“雅”了,可惜他们的雅只局限在自家门槛里,没有多少人记得他们著作的名字。到底没能真正“雅”起来啊。
刚主先生以明清史家兼目录学家,终身访书读书爱书,轶闻很多。他对古籍的考究与傅增湘、叶德辉,以至王重民、赵万里等人侧重版本不同,而是注重对书籍内容学术价值的检讨。因此,他说“至于善本书籍,佳椠名抄,我自然是买不起的,只能拾些人弃我取、零篇断羽的东西,好比买瓜,人们得到的都是些好瓜珍品,我不过是拾些瓜蒂。”他眼力好,常能用较少的钱买到稀有的资料,一次他以三元钱购来许多有价值的稿本,同行就戏称他为“谢三元”。刚主先生对书的热情至老不衰,1981年在杭州以五角钱淘到光绪初年刻本《胡庆余堂药目》,就版本而论没什么大不了,但对研究“红顶商人”胡雪岩却是难得的史料,老先生一路从杭州夸到上海,从上海夸回北京。他在复旦大学女儿处有临时客居的书斋,藏书则在北京寓所,“两间不大的房间中,除门、窗两面而外,周围都是到顶的书架,放得满满的,大多是先生几十年中南北搜求来的明、清史籍珍本”。
“文革”时期刚主先生于河南息县劳动近两年,还曾与顾颉刚一道被令每天洒扫庭除,有次他举起扫帚问顾颉刚:“咱们两个像不像《空城计》里打扫街道的老军?”可见也是倒过霉的,瓜蒂庵里那三万余册“四旧”想必是后来发还的劫余之物了。有次他在上海淘得好书,和邓云乡、王西野上杏花楼吃白斩鸡,老人基本没什么酒量,只爱喝些黄酒啤酒之类的软酒,而给人写字题跋,却总爱写“被酒”、“薄醉”、“微醺”等字样,他说爱的是这种情调。醉翁之意未必在酒,据说刚主先生爱夜读,晚饭之后高声朗诵常声达户外,他在瓜蒂庵里面对邺侯之架满目缥缃,应当是不饮而醺的吧。而月明星稀之夜,老先生的一吟三叹传出户外之时,沐于微醺之中的也恐怕非止一人罢。
邓云乡在《文化古城旧事》中说,刚主先生以八十二岁高龄跌交住院,半夜小便把床单衣裤弄湿了,护士小姐收去湿裤子湿床单后一去不复返。老先生傻等着靠枕睡着了,也未盖被子。高级病房,开着空调,冻了一夜。高烧四十度,两三天时间,就去了……这是微醺过的人所不愿闻也不忍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