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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吃惊的目光中，这位年逾古稀的新闻界大家，不慌不忙地骑上一辆半新的自行车，慢慢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他的人生有许多不同寻常的纪录——第一个以“右派”身份入党，后来成为正部级官员；古稀之年，执教清华，成为全国新闻院系年纪最大、级别最高的院长……范敬宜跌宕起伏的人生，浓缩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理想追求，充满了传奇色彩。
名人之后 非常少年
1931年，范敬宜出生于江苏吴县，为北宋名臣范仲淹第28世孙。范敬宜小时候，虽没有奢侈的享受，但书是从来不缺的。父亲范承达是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与邹韬奋(当年名邹恩润)是同班同学，母亲蔡佩秋出身书香门第，曾师从章太炎、吴梅，她工诗词，擅音律，品格高洁。外祖父蔡晋镛是晚清举人，也是新式学堂——苏州草桥中学(今苏州一中)的首任校长，后来的文学家叶圣陶、俞平伯，历史学家顾颉刚，杰出画家吴湖帆，都是该校第一期学生。出生在这样一个诗书世家，注定了他一生与诗文结缘。尽管祖上显赫的名分，范敬宜常常避而不提，可家族血脉中的基因与禀赋却明白无误地在范敬宜身上显现出来。
少时的范敬宜天分颇高，却又体弱多病，是家人的宠儿。他7岁刚刚念小学一年级，抗日战争爆发，苏州遭日军空袭，全家连夜逃至60多里外的光福镇，这个曾以邓尉山香雪海闻名遐迩的世外桃源，一夜之间成了人满为患的避难所。苏州陷落，他们家被日军洗劫一空。大病初愈的父亲忧愤交加，吐血身亡。那一夜的情景范敬宜终生不忘：隔壁是鬼子烧杀抢掠后在茶馆里狂呼乱叫，这边是祖母和母亲搂着两个浑身颤抖的孩子，守着年轻父亲的遗体，不敢点灯，不敢哭泣。这样一直熬到天亮。范敬宜将家仇国恨埋在了心底，救国、报国成了他一生的追求与信念。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范敬宜跟随祖母、母亲与姐姐，一起迁往上海，与留美归来、终生未嫁的两位姑母住在一起。范敬宜即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心脏病和肾病而辍学，医生预言：这个孩子至多活到20岁，但绝不能上学。
休学在家的日子里，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母亲向他传授中国古典名著，曾留学美国的姑母则当了他的英文老师，传给他西方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潜移默化地培育出范敬宜的文学才质，13岁时就写出了这样的题画诗：“罢钓归来宿雨收，一溪绿水泛轻舟，诗情只在斜阳里，莫向云山深处求。”
15岁时，范敬宜进入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到17岁时，范敬宜的作品不仅有古体诗、近体诗和长短句，还有了散曲，他深厚的国学修养就此奠定。
投身新闻，把诗情画意都轻放
从禀赋来说，范敬宜当是古人所谓“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但范敬宜却谦虚地说，自己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诗、书、画，“余事”而已。这虽是谦言，却也道出了新闻在他心中的分量。他自己则解释说，弃画而从新闻，是缘于自己从小对报纸的热爱，当时他休学在家，为打发寂寞难耐的时光，他学着《申报》和《大公报》自办了一张家庭手抄小报，标题、内容、版式，看起来像模像样，起名《静园新闻》，报纸的内容为邻里小事，读者也是左邻右舍。这份报纸给一个病困家中的少年带来了许多快乐和希望。当一名记者，去深入社会，感受现实中鲜活的一切，成了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1949年，18岁的范敬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中文系，鉴于他的实际水平，学校特准其直人三年级。在圣约翰的日子里，范敬宜更喜欢到新闻系上课，新闻系主办的校报，还聘请范敬宜当编辑。这份对新闻的热爱，竟使他后来放弃了名师看好的绘画前途。
1951年，范敬宜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受巍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影响，进了当时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开始了党报编辑的生涯。1975年10月，他随一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参观，路过北京时进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看望老同志，当时天色已晚，他望着报社灯火通明的窗口，心想：在这里工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啊。
范敬宜没有想到，18年后，自己竟然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在此工作。
当繁华落尽，古稀之年的范敬宜站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台上，面对台下一张张稚气的脸，他讲的第一堂课，就是“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20年风霜都付笑谈中
1957年，26岁的范敬宜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辽阳种马场接受艰苦的劳动改造。两年超负荷的劳动锻炼，反而使体弱多病的范敬宜不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变得越来越健康、结实。谈起这段往事，范敬宜幽默地说，当年名医预言我最多活到20岁，经过这一番劳动改造竟然能活到了今天，这倒是始料未及的意外收获。
但厄运才刚刚开始。1966年，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范敬宜再次受到冲击，被流放到辽宁西部最贫困的建昌县插队落户，这一次的下乡，不但艰苦程度超过了辽阳种马场，而且一去就是10年。
建昌县一个非常贫瘠的偏僻山村，山头上一个孤零零的小土屋成了范敬宜的家——没有电灯，没有收音机，完全与世隔绝。因为没有电，冬季天一黑一家4口就早早上炕，屋内天寒地冻，屋外朔风凛冽。他天天和农民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担粪锄草样样都不落下。1971年范敬宜在《浣溪沙·夏锄》中写道：“一袭轻衫锄一张，清风拂面槐花香，燕山脚下麦初黄。难得书生知稼穑，犹堪明目辨莠良，喜看遍地绿如洋。”在他的眼里，举步维艰的下放生活成了悠闲的田园别居，充满了劳作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
利用农闲，志向不改的范敬宜还是不断地写作，一如既往地向党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当地一位县委书记，偶尔路过范敬宜所在的公社，发现了这位颇为“面善”的年轻“右派”，就千方百计地把他借到县里农业办公室。这期间，县委许多重要的报告、文件几乎都出自他之手。
范敬宜在近天命之年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1984年，组织上将他调京担任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不久，又转回本行，成为《经济日报》的总编辑，1993年，又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当我们问起几十年来他从事新闻工作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时，他只是动情地说了一句话：“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2005年，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二年级学生李强，利用寒假到农村社会调查8天，写出了3万余字的《乡村八记》，通过对一个家庭收支状况的剖析，客观地反映了农村的现状和政策的落实情况，体现了一个大学生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范敬宜看后，当晚就写了1000多字的评语，推荐给全院老师，还把它寄给了温总理。没想到总理百忙中专门写了一封信，对关心国家前途的青年寄予了殷切希望。2005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版刊登了温家宝总理的这封回信。
此事一出，轰动一时，还引出了一场热烈讨论。《乡村八记》折射出的教育理念，使这个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范爷爷”的范敬宜再次广被社会所关注。对于外界的评价，范敬宜处之淡然，他说：“过去说我是资产阶级的黑笔杆子，现在又说我是大师、权威，其实过去我没有那么坏，现在也没有那么好，我还是范敬宜。”
采访结束，范敬宜拿出一本《敬宜笔记》，认认真真地在扉页上签了名送给我们，随后，在我们吃惊的目光中，这位年逾古稀的新闻界大家，不慌不忙地骑上一辆半新的自行车，慢慢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们不由得想起学生写给他的一句肺腑之言：叫我如何不敬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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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敬宜，1931年生，江苏吴县人，北宋名臣范仲淹第28世孙。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任《辽宁日报》副总编。1984年调任文化部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至200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
他的人生有许多不同寻常的纪录——第一个以“右派”身份入党，后来成为正部级官员；古稀之年，执教清华，成为全国新闻院系年纪最大、级别最高的院长……范敬宜跌宕起伏的人生，浓缩了一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与理想追求，充满了传奇色彩。
名人之后 非常少年
1931年，范敬宜出生于江苏吴县，为北宋名臣范仲淹第28世孙。范敬宜小时候，虽没有奢侈的享受，但书是从来不缺的。父亲范承达是上海交大的毕业生，与邹韬奋(当年名邹恩润)是同班同学，母亲蔡佩秋出身书香门第，曾师从章太炎、吴梅，她工诗词，擅音律，品格高洁。外祖父蔡晋镛是晚清举人，也是新式学堂——苏州草桥中学(今苏州一中)的首任校长，后来的文学家叶圣陶、俞平伯，历史学家顾颉刚，杰出画家吴湖帆，都是该校第一期学生。出生在这样一个诗书世家，注定了他一生与诗文结缘。尽管祖上显赫的名分，范敬宜常常避而不提，可家族血脉中的基因与禀赋却明白无误地在范敬宜身上显现出来。
少时的范敬宜天分颇高，却又体弱多病，是家人的宠儿。他7岁刚刚念小学一年级，抗日战争爆发，苏州遭日军空袭，全家连夜逃至60多里外的光福镇，这个曾以邓尉山香雪海闻名遐迩的世外桃源，一夜之间成了人满为患的避难所。苏州陷落，他们家被日军洗劫一空。大病初愈的父亲忧愤交加，吐血身亡。那一夜的情景范敬宜终生不忘：隔壁是鬼子烧杀抢掠后在茶馆里狂呼乱叫，这边是祖母和母亲搂着两个浑身颤抖的孩子，守着年轻父亲的遗体，不敢点灯，不敢哭泣。这样一直熬到天亮。范敬宜将家仇国恨埋在了心底，救国、报国成了他一生的追求与信念。
父亲去世后的第二年，范敬宜跟随祖母、母亲与姐姐，一起迁往上海，与留美归来、终生未嫁的两位姑母住在一起。范敬宜即被查出患有肺结核、心脏病和肾病而辍学，医生预言：这个孩子至多活到20岁，但绝不能上学。
休学在家的日子里，具有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母亲向他传授中国古典名著，曾留学美国的姑母则当了他的英文老师，传给他西方文化。这些丰富多彩的文化元素融合在一起，潜移默化地培育出范敬宜的文学才质，13岁时就写出了这样的题画诗：“罢钓归来宿雨收，一溪绿水泛轻舟，诗情只在斜阳里，莫向云山深处求。”
15岁时，范敬宜进入国学大师唐文治先生创办的无锡国学专科学校。到17岁时，范敬宜的作品不仅有古体诗、近体诗和长短句，还有了散曲，他深厚的国学修养就此奠定。
投身新闻，把诗情画意都轻放
从禀赋来说，范敬宜当是古人所谓“三绝”式人物——诗、书、画无不精妙。但范敬宜却谦虚地说，自己不是画家，不是书法家，更不是诗人，只是一个“老新闻工作者”，诗、书、画，“余事”而已。这虽是谦言，却也道出了新闻在他心中的分量。他自己则解释说，弃画而从新闻，是缘于自己从小对报纸的热爱，当时他休学在家，为打发寂寞难耐的时光，他学着《申报》和《大公报》自办了一张家庭手抄小报，标题、内容、版式，看起来像模像样，起名《静园新闻》，报纸的内容为邻里小事，读者也是左邻右舍。这份报纸给一个病困家中的少年带来了许多快乐和希望。当一名记者，去深入社会，感受现实中鲜活的一切，成了他的一个最大心愿。
1949年，18岁的范敬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上海著名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中文系，鉴于他的实际水平，学校特准其直人三年级。在圣约翰的日子里，范敬宜更喜欢到新闻系上课，新闻系主办的校报，还聘请范敬宜当编辑。这份对新闻的热爱，竟使他后来放弃了名师看好的绘画前途。
1951年，范敬宜从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受巍巍《谁是最可爱的人》的影响，进了当时东北局机关报《东北日报》开始了党报编辑的生涯。1975年10月，他随一批农村干部到大寨参观，路过北京时进城到王府井大街的人民日报社看望老同志，当时天色已晚，他望着报社灯火通明的窗口，心想：在这里工作的人该有多幸福啊。
范敬宜没有想到，18年后，自己竟然以《人民日报》总编辑的身份在此工作。
当繁华落尽，古稀之年的范敬宜站在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讲台上，面对台下一张张稚气的脸，他讲的第一堂课，就是“如果有来生，还是当记者”。
20年风霜都付笑谈中
1957年，26岁的范敬宜被打成“右派”，并被送往辽阳种马场接受艰苦的劳动改造。两年超负荷的劳动锻炼，反而使体弱多病的范敬宜不仅奇迹般地活了下来，而且变得越来越健康、结实。谈起这段往事，范敬宜幽默地说，当年名医预言我最多活到20岁，经过这一番劳动改造竟然能活到了今天，这倒是始料未及的意外收获。
但厄运才刚刚开始。1966年，横扫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范敬宜再次受到冲击，被流放到辽宁西部最贫困的建昌县插队落户，这一次的下乡，不但艰苦程度超过了辽阳种马场，而且一去就是10年。
建昌县一个非常贫瘠的偏僻山村，山头上一个孤零零的小土屋成了范敬宜的家——没有电灯，没有收音机，完全与世隔绝。因为没有电，冬季天一黑一家4口就早早上炕，屋内天寒地冻，屋外朔风凛冽。他天天和农民们一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担粪锄草样样都不落下。1971年范敬宜在《浣溪沙·夏锄》中写道：“一袭轻衫锄一张，清风拂面槐花香，燕山脚下麦初黄。难得书生知稼穑，犹堪明目辨莠良，喜看遍地绿如洋。”在他的眼里，举步维艰的下放生活成了悠闲的田园别居，充满了劳作的乐趣和收获的喜悦。
利用农闲，志向不改的范敬宜还是不断地写作，一如既往地向党汇报自己的思想状况。当地一位县委书记，偶尔路过范敬宜所在的公社，发现了这位颇为“面善”的年轻“右派”，就千方百计地把他借到县里农业办公室。这期间，县委许多重要的报告、文件几乎都出自他之手。
范敬宜在近天命之年终于迎来了人生的春天。1984年，组织上将他调京担任国家外文出版局局长，不久，又转回本行，成为《经济日报》的总编辑，1993年，又被任命为《人民日报》总编辑。当我们问起几十年来他从事新闻工作最深的感受是什么时，他只是动情地说了一句话：“离基层越近，离真理越近。”
2005年，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的二年级学生李强，利用寒假到农村社会调查8天，写出了3万余字的《乡村八记》，通过对一个家庭收支状况的剖析，客观地反映了农村的现状和政策的落实情况，体现了一个大学生对国计民生的深切关注。范敬宜看后，当晚就写了1000多字的评语，推荐给全院老师，还把它寄给了温总理。没想到总理百忙中专门写了一封信，对关心国家前途的青年寄予了殷切希望。2005年6月16日的《人民日报》在一版刊登了温家宝总理的这封回信。
此事一出，轰动一时，还引出了一场热烈讨论。《乡村八记》折射出的教育理念，使这个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范爷爷”的范敬宜再次广被社会所关注。对于外界的评价，范敬宜处之淡然，他说：“过去说我是资产阶级的黑笔杆子，现在又说我是大师、权威，其实过去我没有那么坏，现在也没有那么好，我还是范敬宜。”
采访结束，范敬宜拿出一本《敬宜笔记》，认认真真地在扉页上签了名送给我们，随后，在我们吃惊的目光中，这位年逾古稀的新闻界大家，不慌不忙地骑上一辆半新的自行车，慢慢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们不由得想起学生写给他的一句肺腑之言：叫我如何不敬他!
相关链接：
范敬宜，1931年生，江苏吴县人，北宋名臣范仲淹第28世孙。1951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曾任《辽宁日报》副总编。1984年调任文化部外文局局长，1986年任《经济日报》总编辑，1993年任《人民日报》总编辑；1998年至2003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2002年4月被清华大学聘为教授、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