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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思孝，山东“80后”作家，被称为“小镇焦虑青年”的代表。长期以来，魏思孝从事短篇写作，将自己的生活经历与情感体验融入其中，书写对象主要聚焦于社会底层困顿潦倒的青年群体。目前已出版《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嘘，听你说》《兄弟，我们就要发财了》等多部小说集。在长篇小说《余事勿取》中，魏思孝立足于小人物的现实处境，塑造了一群无力改变现状、命运惨淡的小人物。他笔下的青年一代无聊颓废，老年一代勤劳朴素，两代人在生活的风浪面前或妥协或抗争，最终都走向了失败。魏思孝对小人物“委之于命”和“高人一等”的自欺心理的书写，与鲁迅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剖析可谓一脉相承。在魏思孝笔下，文学原乡“辛留村”如鲁迅的“鲁镇”一样，作为广阔乡村社会的一隅，展现了21世纪以来乡村人们普遍的生存状态与精神哲学。
在《余事勿取》中，魏思孝通过一场乡村命案，以侯军、卫学金、卫华邦三个人物为线索，在三天时间的直线推进中融入倒叙、插叙以及回忆等多种手法，完成了对乡村地区几代人、几个村落的人物群像的描摹与彼此关系的勾勒，其人物形象可以分为青年一代与老年一代两类。
（一）无聊颓丧的小镇青年。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认为“闲荡者”的出现是对机械文明发展的一种现实反映。在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也使县城与小镇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现代化场所，如20世纪90年代大街上触目可见的台球桌、录像厅、发廊，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网吧、旅馆、餐馆、按摩店等等。
在长篇小说《余事勿取》中，魏思孝对“小镇青年”群体进行了全貌式的描绘，完整呈现了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侯军、王立昌、李道广等青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每天的行动轨迹不外“旅馆—街上—网吧—旅馆”的循环。他们与魏思孝以往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同质性。不同的是，作家完整呈现了这群人一步步坠入深渊的过程。以侯军为例，侯军原本是一个想要除暴安良的小孩，但在经历了父亲早亡、母亲疯癫乃至母亲去世的挫折之后，他的生活变得无可依靠。他在生活的风浪里摇摆，学过技术，搞过装修，开过拖拉机，与好友合办过烧烤店，但都以失败告终。生活的惨淡让他困顿但他又不甘于现状，认为自己尚且年轻，还能够赚取更多的钱获得翻身的机会。在不劳而获思想的作祟下，他在犯罪的边缘跃跃欲试，抢劫偷窃勒索。魏思孝没有以批判的情感书写这类青年，而是给予他们同情。这群青年置身快速发展的大时代，在困顿的现实生活里挣扎着。他们是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游离者，是没有正当工作的无业者，他们没有崇拜也无可崇拜，没有信仰也无可信仰，在空虚、失意中兴风作浪，捉弄别人，反过来变成捉弄自己，害人变成害己，生活一片灰色。
（二）勤劳恭顺的老一代农民。不同于子辈的无聊颓废，魏思孝以重笔呈现了其父辈一代人的“仆仆于谋生之道”，他们踏实担当，勤劳恭顺却在生活的打压下“逆来了，顺受了”。在《余事勿取》中，卫学金是老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宽厚，不忍心问破产的弟弟索要工资；他勤劳，一生都在努力工作，不曾停歇；他善良，当得知自己命不久矣之时，回想过往的遗憾，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反省道歉。卫学金夹在父辈人与子辈人中间，是家庭的中坚力量，他承受着生活的种种打击，挣扎奉献了一辈子。生活的重压常常压得卫学金这些底层人喘不过气来，他们拼命挣扎着，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换取幸福的生活。年轻时，卫学金买了骡子，成为骡队的一员，那时的他怀有理想，觉得人生有无限可能。后来骡队解散，他又辗转在各种工厂打零工。如今年过半百，他把对生活的美好渴求寄托在儿女身上，结果生活的真相是“年轻时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或许好运还没来。后来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目前看来这希望就像曾经抱有的那些希望一样结局惨淡”。面对生活接连不断的厄运，失业、患病，他变得顺从而无力反抗，只是想要尽己所能奉献最后的一点价值。他希望自己在公路上恰到好处地被撞死，给妻儿留下一笔可观的赔偿款，让他们在自己死后的生活能够过得如意。结果，这个希望也破灭了，他在公路上遭遇了绑架，被绑起来扔在小树林里丧失了生命。生而不得，死亦不得，从生到死过得心酸而卑微。
不管是以侯军为代表的颓丧无聊的青年群体，还是以卫学金为代表的勤劳恭顺的农民，这些小人物都在人生的路途中“滚鞭下马”。
小人物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社会地位卑微，能够获得的物质财富非常少，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在《余事勿取》中，小人物的生存哲学主要表现于“委之于命”以及“高人一等”的心理平衡机制，这与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脉相承。
“委之于命”是阿Q“精神胜利法”之一种。人们常常会在倒霉或者走投无路时相信宿命的存在。魏思孝的小说以“余事勿取”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的宿命论思想。“平治道涂，余事勿取”，是一句风水术语。皇历中对它的阐释是：在这一天，除了皇历上讲的宜做之事外，其他的事情都不适合做，否则会招来祸端。魏思孝在一篇访谈中也说道：“在乡土中国，我们这个国家，自下而上，不能说是迷信，也总有玄妙和被宿命支配的情形存在。在农村，任何略显庄重的时刻，比如婚丧嫁娶，都要看日子，选择一个所谓的吉日。良辰美景，并不常有；那些日常，又是如何去度过的呢？”笔者认为，在日常的生活中，这些小人物仍舊将生活的困顿与失意寄托于宿命使然，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寄托于玄学。
如魏思孝所说，在乡村，不少人家会供奉观音菩萨和耶稣受难像，他们并非对佛学教义与圣经有什么钟爱与领悟，而是祈求供奉着的神明帮助自己实现平安和发财的朴素愿望，他们相信自己的低姿态会让神灵网开一面。当主人公卫学金一下子经历了失业、生病住院、女儿订了婚结果又黄了……许多不顺心的事情后，眼前困顿的生活让他觉得或许以算命卜卦的方式能够看到些微的希望从而获得慰藉。他找中堡镇的老头给他算命，老头说他寿限五十一。老头的话让卫学金的心情更加沉重，他感觉到了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在年轻的时候，卫学金是骡队的一员，在一次运输过程中，同伴王国庆从车上摔下来不省人事，王国庆至此终结了赶车生涯，两年后的一天晚上在房梁上吊自杀了。卫学金和孟传武再次说到王国庆的事情时，他当时正寄宿在一所寺庙里，他朝佛像拜叩。夜里的凉风吹在卫学金的身上，他隐约中感到了神明的力量，以及无法改变命运的无力感。对于卫学金来说，生活的诸多不顺意，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被他归因于“这就是命”。 小说中人们面对疾病与死亡时，这种“高人一等”的“自欺”心理表现得最为尽致。卫学金在面对得了绝症的结拜兄弟刘兴乐时，他看着好友空洞无助的眼神，呼吸困难的状态，心中充满了对自己尚还健康的庆幸。在卫学金查出得了绝症的时候，他想找个人去倾诉一下自己的不幸与绝望，却发现他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在医院时与他同病相怜的那个男子本应该是他最合适的倾诉对象，因为他们一样在绝症面前时日无多，那个男子正在经受着自己经受的苦难，没有比这更宽慰的事情了，他可以尽情表露自己面对死亡时的怯弱，从对方的身上找到更惨的地方，比如对方比自己要年轻几岁，从而获得心理的某些平衡，让人生的绝望还能有些微的减缓。对于卫学金来说，他认为他和正常人去诉说自己得了癌症，时日无多，只会助长他们的优越感，暗自庆幸自己的处境。人们总是在“比较”中获得生活还不是很糟的心理安慰。
魏思孝笔下的小人物与乡村紧密相连，他认为《余事勿取》“不是大家固有思维里的乡土文学，姑且叫‘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随着乡镇企业等乡村经济实体的增多以及先进的科技、文化在乡村的传播，中国农村进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新农村文学大都呈现经济浪潮下农村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以及农民脱贫致富的艰苦过程。魏思孝的“新农村”书写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真实再现了21世纪以来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
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人物”创作的先河。魏思孝的创作诚然没有取得鲁迅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也没有鲁迅犀利带血的启蒙批判，但他以自己的文学原乡“辛留村”为描摹对象，冷静客观地呈现了自己置身其中的农村社会变迁。他说“我就是在乡村”。他认为在年岁渐长之后“面对世界，自己没那么重要了，而我生活的村莊，那些熟悉的村民，他们的脸庞，以及生存的境遇，更触动了我”。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影响下，中国农村与城市已经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界限，现代化工业化的侵入使得传统农村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魏思孝笔下的“辛留村”正逐渐与城市趋同。辛留村沿街排列的商业房，村内修建的水泥路、排水沟，村民高大宽敞的住房等，都说明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但现代化在农村推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辛留村周围，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工厂，齐鲁石化炼油厂、塑料厂以及一个个私人小厂子。工厂的污染排放使农村的环境不断恶化，村中的井水不能再饮用，空气中常年漂浮着呛人的味道，农村的色彩一片灰蒙。农村无法摆脱时代的巨大牵引力，但又不能完全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不可避免产生诸多时代病症。可以说，“辛留村”是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在《余事勿取》中，魏思孝立足于小人物，不仅仅是为了展现每个小人物个体辛酸的运命，背后还有着对小人物所在的广阔乡村社会的直视。魏思孝无意表现宏大的叙事，他融入了自己多年的乡村经验与生活体验，直面乡村生活，从细节出发为他熟知的小人物立像，深入剖析了他们的生存哲学。文学应当以人为中心，始终关注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从这个层面说，笔者认为魏思孝的《余事勿取》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作者简介 陈晶晶，女，1997年生，山西霍州人，现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唐长华，女，1973年生，山东寿光人，2003年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山东当代作家研究，在《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获淄博市第31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四届泰山文艺奖等。
责任编辑 孙海彦
一、小人物形象
在《余事勿取》中，魏思孝通过一场乡村命案，以侯军、卫学金、卫华邦三个人物为线索，在三天时间的直线推进中融入倒叙、插叙以及回忆等多种手法，完成了对乡村地区几代人、几个村落的人物群像的描摹与彼此关系的勾勒，其人物形象可以分为青年一代与老年一代两类。
（一）无聊颓丧的小镇青年。本雅明在《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中认为“闲荡者”的出现是对机械文明发展的一种现实反映。在中国，现代化的推进也使县城与小镇出现了一些所谓的现代化场所，如20世纪90年代大街上触目可见的台球桌、录像厅、发廊，近年来层出不穷的网吧、旅馆、餐馆、按摩店等等。
在长篇小说《余事勿取》中，魏思孝对“小镇青年”群体进行了全貌式的描绘，完整呈现了这个群体的生存环境与生存状态。侯军、王立昌、李道广等青年游手好闲、不务正业，每天的行动轨迹不外“旅馆—街上—网吧—旅馆”的循环。他们与魏思孝以往短篇小说中的人物具有同质性。不同的是，作家完整呈现了这群人一步步坠入深渊的过程。以侯军为例，侯军原本是一个想要除暴安良的小孩，但在经历了父亲早亡、母亲疯癫乃至母亲去世的挫折之后，他的生活变得无可依靠。他在生活的风浪里摇摆，学过技术，搞过装修，开过拖拉机，与好友合办过烧烤店，但都以失败告终。生活的惨淡让他困顿但他又不甘于现状，认为自己尚且年轻，还能够赚取更多的钱获得翻身的机会。在不劳而获思想的作祟下，他在犯罪的边缘跃跃欲试，抢劫偷窃勒索。魏思孝没有以批判的情感书写这类青年，而是给予他们同情。这群青年置身快速发展的大时代，在困顿的现实生活里挣扎着。他们是支离破碎的家庭的游离者，是没有正当工作的无业者，他们没有崇拜也无可崇拜，没有信仰也无可信仰，在空虚、失意中兴风作浪，捉弄别人，反过来变成捉弄自己，害人变成害己，生活一片灰色。
（二）勤劳恭顺的老一代农民。不同于子辈的无聊颓废，魏思孝以重笔呈现了其父辈一代人的“仆仆于谋生之道”，他们踏实担当，勤劳恭顺却在生活的打压下“逆来了，顺受了”。在《余事勿取》中，卫学金是老一代农民的代表。他宽厚，不忍心问破产的弟弟索要工资；他勤劳，一生都在努力工作，不曾停歇；他善良，当得知自己命不久矣之时，回想过往的遗憾，对自己过去所做的一些事情反省道歉。卫学金夹在父辈人与子辈人中间，是家庭的中坚力量，他承受着生活的种种打击，挣扎奉献了一辈子。生活的重压常常压得卫学金这些底层人喘不过气来，他们拼命挣扎着，希望通过自己的奋斗换取幸福的生活。年轻时，卫学金买了骡子，成为骡队的一员，那时的他怀有理想，觉得人生有无限可能。后来骡队解散，他又辗转在各种工厂打零工。如今年过半百，他把对生活的美好渴求寄托在儿女身上，结果生活的真相是“年轻时以为是自己做得不够，或许好运还没来。后来他把希望寄托在儿子身上，目前看来这希望就像曾经抱有的那些希望一样结局惨淡”。面对生活接连不断的厄运，失业、患病，他变得顺从而无力反抗，只是想要尽己所能奉献最后的一点价值。他希望自己在公路上恰到好处地被撞死，给妻儿留下一笔可观的赔偿款，让他们在自己死后的生活能够过得如意。结果，这个希望也破灭了，他在公路上遭遇了绑架，被绑起来扔在小树林里丧失了生命。生而不得，死亦不得，从生到死过得心酸而卑微。
不管是以侯军为代表的颓丧无聊的青年群体，还是以卫学金为代表的勤劳恭顺的农民，这些小人物都在人生的路途中“滚鞭下马”。
二、小人物的生存哲学
小人物生活在社会的底层，社会地位卑微，能够获得的物质财富非常少，正如恩格斯所说，人们“既然对物质上的解放感到绝望，就去追寻精神上的解放来代替，就去追寻思想上的安慰，以摆脱完全的绝望处境”。在《余事勿取》中，小人物的生存哲学主要表现于“委之于命”以及“高人一等”的心理平衡机制，这与鲁迅笔下阿Q的“精神胜利法”一脉相承。
“委之于命”是阿Q“精神胜利法”之一种。人们常常会在倒霉或者走投无路时相信宿命的存在。魏思孝的小说以“余事勿取”命名体现了中国人的宿命论思想。“平治道涂，余事勿取”，是一句风水术语。皇历中对它的阐释是：在这一天，除了皇历上讲的宜做之事外，其他的事情都不适合做，否则会招来祸端。魏思孝在一篇访谈中也说道：“在乡土中国，我们这个国家，自下而上，不能说是迷信，也总有玄妙和被宿命支配的情形存在。在农村，任何略显庄重的时刻，比如婚丧嫁娶，都要看日子，选择一个所谓的吉日。良辰美景，并不常有；那些日常，又是如何去度过的呢？”笔者认为，在日常的生活中，这些小人物仍舊将生活的困顿与失意寄托于宿命使然，将对未来生活的美好期待寄托于玄学。
如魏思孝所说，在乡村，不少人家会供奉观音菩萨和耶稣受难像，他们并非对佛学教义与圣经有什么钟爱与领悟，而是祈求供奉着的神明帮助自己实现平安和发财的朴素愿望，他们相信自己的低姿态会让神灵网开一面。当主人公卫学金一下子经历了失业、生病住院、女儿订了婚结果又黄了……许多不顺心的事情后，眼前困顿的生活让他觉得或许以算命卜卦的方式能够看到些微的希望从而获得慰藉。他找中堡镇的老头给他算命，老头说他寿限五十一。老头的话让卫学金的心情更加沉重，他感觉到了冥冥之中命运的安排。在年轻的时候，卫学金是骡队的一员，在一次运输过程中，同伴王国庆从车上摔下来不省人事，王国庆至此终结了赶车生涯，两年后的一天晚上在房梁上吊自杀了。卫学金和孟传武再次说到王国庆的事情时，他当时正寄宿在一所寺庙里，他朝佛像拜叩。夜里的凉风吹在卫学金的身上，他隐约中感到了神明的力量，以及无法改变命运的无力感。对于卫学金来说，生活的诸多不顺意，无论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都被他归因于“这就是命”。 小说中人们面对疾病与死亡时，这种“高人一等”的“自欺”心理表现得最为尽致。卫学金在面对得了绝症的结拜兄弟刘兴乐时，他看着好友空洞无助的眼神，呼吸困难的状态，心中充满了对自己尚还健康的庆幸。在卫学金查出得了绝症的时候，他想找个人去倾诉一下自己的不幸与绝望，却发现他已经失去了最好的机会。在医院时与他同病相怜的那个男子本应该是他最合适的倾诉对象，因为他们一样在绝症面前时日无多，那个男子正在经受着自己经受的苦难，没有比这更宽慰的事情了，他可以尽情表露自己面对死亡时的怯弱，从对方的身上找到更惨的地方，比如对方比自己要年轻几岁，从而获得心理的某些平衡，让人生的绝望还能有些微的减缓。对于卫学金来说，他认为他和正常人去诉说自己得了癌症，时日无多，只会助长他们的优越感，暗自庆幸自己的处境。人们总是在“比较”中获得生活还不是很糟的心理安慰。
三、直面乡村的书写
魏思孝笔下的小人物与乡村紧密相连，他认为《余事勿取》“不是大家固有思维里的乡土文学，姑且叫‘社会主义新农村文学’。”随着乡镇企业等乡村经济实体的增多以及先进的科技、文化在乡村的传播，中国农村进入了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时期。新农村文学大都呈现经济浪潮下农村发生的历史性巨变以及农民脱贫致富的艰苦过程。魏思孝的“新农村”书写某种程度上继承了鲁迅的文学传统，真实再现了21世纪以来农民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
鲁迅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小人物”创作的先河。魏思孝的创作诚然没有取得鲁迅如此高的艺术成就，也没有鲁迅犀利带血的启蒙批判，但他以自己的文学原乡“辛留村”为描摹对象，冷静客观地呈现了自己置身其中的农村社会变迁。他说“我就是在乡村”。他认为在年岁渐长之后“面对世界，自己没那么重要了，而我生活的村莊，那些熟悉的村民，他们的脸庞，以及生存的境遇，更触动了我”。在改革开放时代大潮的影响下，中国农村与城市已经逐渐失去传统意义上的区域界限，现代化工业化的侵入使得传统农村的经济模式、生活方式、思维方式都发生了变化，魏思孝笔下的“辛留村”正逐渐与城市趋同。辛留村沿街排列的商业房，村内修建的水泥路、排水沟，村民高大宽敞的住房等，都说明农村社会的巨大变化。但现代化在农村推进的同时，也产生了一系列问题。辛留村周围，密布着大大小小的工厂，齐鲁石化炼油厂、塑料厂以及一个个私人小厂子。工厂的污染排放使农村的环境不断恶化，村中的井水不能再饮用，空气中常年漂浮着呛人的味道，农村的色彩一片灰蒙。农村无法摆脱时代的巨大牵引力，但又不能完全紧跟时代的发展步伐，不可避免产生诸多时代病症。可以说，“辛留村”是中国农村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缩影。
四、结语
在《余事勿取》中，魏思孝立足于小人物，不仅仅是为了展现每个小人物个体辛酸的运命，背后还有着对小人物所在的广阔乡村社会的直视。魏思孝无意表现宏大的叙事，他融入了自己多年的乡村经验与生活体验，直面乡村生活，从细节出发为他熟知的小人物立像，深入剖析了他们的生存哲学。文学应当以人为中心，始终关注人的生存与精神状态。从这个层面说，笔者认为魏思孝的《余事勿取》具有重要的艺术价值。
作者简介 陈晶晶，女，1997年生，山西霍州人，现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研究生。
唐长华，女，1973年生，山东寿光人，2003年山东师范大学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现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作家作品研究，山东当代作家研究，在《小说评论》《当代文坛》等刊物发表论文30余篇。获淄博市第31次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第四届泰山文艺奖等。
责任编辑 孙海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