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两岁半时，出麻疹，出到腰部，那红红的疹子死活不肯再往下走了，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母亲年纪尚轻，并不知我已经并发了肺炎。就在那天中午，我父亲要出差远行。他看了看帐子里的我，还是走了。我们随父亲落户到一个叫“文成”的农机修造厂，在那个交通闭塞的山区，我们举目无亲，二弟才五个月大。
　　我发高烧，抽搐，鼻翼一扇一扇的，喘不过气来。母亲抱着我去掛急诊，见我抽得那样，医生叫所有排在我面前的急诊病人让开，给我先看。医院很快就下了病危通知单。接下来的日子，母亲一手搂着我，一手搂着二弟，在医院那张狭窄的病床上住院一个星期，硬是把我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七岁的事情就有记忆了。那次，我和伙伴们玩“窗台跳”，我们轮流着一个个从高高的窗台上跳下，另一个在下面拿背垫着。轮到我往下跳时，那家伙却恶作剧地突然闪开了，结果我摔了个仰面朝天，后脑狠狠地磕在石板上，顿时昏了过去。也不知躺了多少时辰，我苏醒了，发现自己躺在母亲温暖的怀里。我摸摸后脑勺，有个大包。母亲问我，痛得怎样？我好强地说，不太疼。母亲说，还不太痛，你把妈的魂都吓掉了。
　　十岁时一场大病，那可是烙进我的脑海一辈子都忘不了的。那年，父亲已调回台州，我也在海门红旗小学（现在的椒江实验小学）上三年级。那天上完体育课，我觉得全身乏力，人都快虚脱了，便向老师告了假，步履蹒跚地往家走。学校离家很近，只要穿过一条五六十米的茅坑弄堂（两边都是茅坑）就到，可是我却走得很艰辛。到爷爷家的老屋时，几乎连跨门槛的力气都没有了。我浑身疼痛，尤其是右腿。我一瘸一拐地终于挪进那十几平方米的家，一头栽倒在床上就昏昏沉沉地睡去了。
　　我是被母亲的喊叫声弄醒的，她是一家工厂的铣工，下班已经天黑了。她抱起了我，用自己的额头贴着我的额头——她一直来都是这样给我们试体温的。只听到她说，滚烫！我睁开眼，发现我那三个月大的小弟躺在我身边，不住地蹬着一双小腿。这时我父亲也下班回家了，母亲告诉他，说我病得不轻，得赶快送人民医院。
　　接诊的是一位中年医生。我虽然烧得迷迷糊糊的，却记得他当时正在和一个熟人闲聊，对我们的到来连眼皮都没抬一下。父亲赶紧递过烟去，他老大不情愿地转过头来，接过烟看看，扔在桌上。他问我：怎么啦？我艰难地开合着嘴巴，说，难受，腿痛，肚皮也痛。父亲补充说，还发烧。这位医生从一个瓶里抽出一支体温计，一下子杵到我嘴里，又和那个熟人聊天去了。他聊得太专注了，以致父亲给我拔出体温计看了，紧张地喊，医生，高烧四十一度！他才回过神来。
　　那个和他聊天的人说，陈医生，你忙。起身走了。于是我们知道他姓陈。陈医生在我嘴巴里、脖子上鼓捣了几下，断定说，重感冒。父亲怀疑地问，那腿疼肚皮疼呢？医生说，重感冒浑身都痛，于是开了药方，让我连挂三天大瓶。父母亲天天背我去医院，天天挂好几个大瓶，把小弟留在家里让二弟照看。我很不好意思，我是大哥，不但不能帮父母的忙，还老让他们背来背去。可是我的腿上的肿块越来越大，疼得根本无法下地。三天的针都挂完了，病情却没有丝毫好转。
　　接下来是个星期天，母亲把我背出门时，说，今天人民医院休息，我们到中医院去吧。一进中医院那个老式四合院大门，一位和我母亲熟悉的、高个子护士就喊着我母亲的名字，然后指着背上的我，问，怎么了？母亲就把我的病情说了。那位姓周的护士让我们进了她的外科工作室，让我躺下。她在我的腿上、肚皮上摸捏了几下，说：“脓毒败血症吧？”母亲的脸一下子吓得煞白。周护士说，我也说不准，明天找个好医生仔细看看吧。
　　那个星期天，我又在中医院挂了两个大瓶。
　　第二天，我又被背到人民医院，接诊的还是那位姓陈的医生，母亲提到了“脓毒败血症”五个字，陈医生犹豫了一下，开了许多化验单，一圈下来，我被确诊为脓毒败血症。陈医生当着我的面说，这病十分凶险，尤其是儿童和老人，病死率百分之九十！——他晃着脑袋，做出爱莫能助的样子，说，住院治治看吧。
　　我虽然小，也知道这“治治看吧”不是什么好事儿。却因为小，对“死”的概念很淡薄。现在想来，这说法对当时我的父母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他们赶紧为我办了住院手续。父亲跑出去买了本医学的书，成天翻看。后来我才知道，这种病的病因，一般是细菌从伤口进入血液循环，引起全身感染而起。于是我记起了前几天匆匆跑过茅坑弄堂时，被一块从茅坑里捞上来的石头蹭破了一块皮，肯定是那个伤口惹的祸。
　　隔壁病房住了一个和我差不多大小的男孩，陈医生指了指说，他也是脓毒败血症。我看了看那孩子，一刹那明白什么叫“同病相怜”。
　　这病很是难治，试用了几种抗生素效果都不理想，那些肿块像不安分的幽灵，在我身上到处游走，今天在肚皮上，明天就到了胸口，后天又到脖子上；它们就像雨后春笋，防不胜防地会从某个部位冒出来。有一天我呼吸困难，气喘如牛，肺好像就要炸了，护士赶忙推来氧气瓶让我吸氧，医生说，那是可恶的脓毒们跑到我肺里去了。
　　后来改用了红霉素。那红霉素的反应我至今想起都后怕，瓶子挂上去才一会儿，肠胃就翻江倒海起来，接着，仿佛有几十只老鼠在我体内奔突，啮噬着我的心肝，叫我坐也不对，卧也不行，难受使我都吼出声来，好几次都想把针头拔掉，但知道这是治病，拔不得的，接着我又恶心又呕吐，吐了一地，吐得眼泪鼻涕的，很是狼狈。就这样上午吊针，下午吊针，病情却没有起色，我经常神志不清，说胡话，身体多处出现了脓肿。轮到那位陈医生值住院病房的班，他断言我活不下去了，劝父母亲把我背回家去。
　　那天，隔壁那个男孩被一条白单子盖得严严实实的，推了出去。多年后母亲跟我说，那天她见到那个孩子走了，她自己差不多都崩溃了。
　　然而，父母绝不放弃我。有一回陈医生摊着双手，对我父母说，药物对你儿子来说无效，我是治不了了——要么你们自己说，用什么药吧。爸妈就根据医书，真的说出些药名来。陈医生就像个听话的孩子，乖乖地记了下来。从那开始，医院就用我自己父母拟的药方给我吊针。 　　父母发动一切可以发动的力量，找有名望的老中医，开了中药煎了给我喝。又到处寻求民间偏方，母亲还听从邻居女人的劝说，请来道士巫婆作法，来个中、西、巫、道综合治疗。他们听说南山殿附近有个土郎中能治疑难杂症，于是每天晚上把我从医院背出，背到南山殿，看了病又背回去。那阵子东方红大街（现在的中山路）正在拓宽，路面全被挖开了，只剩下边沿的一条羊肠小道供人行走，小道上还全是泥巴和石块。父母亲背着我，小心翼翼地在这条路上不知走了多少个来回。
　　有一次，在父亲背我的路上，老天爷突降大雨，瞬间我和爸爸都被淋成个落汤鸡。我趴在父亲的背上，从后面看过去，只见雨水沿着他的两鬓像断线的珠子般地往下乱坠，那镶在棕色镜框里的眼镜片上，一条条雨水细流像虫子般乱扭，濡湿的眼镜顺着他的鼻梁一次次地往下滑。他一手托住我的屁股，一手快速地扶一下镜框。我突然感到特别的心痛，忍不住抽泣起来，泪水和着雨水，淌在父亲本已湿透的背上。
　　为了给我治病，母亲什么方法都用上了，听说太和山的香火很是灵验，还说山上的佛祖原本就是医生化身。母亲觉得这下子有救了，于是天色微曦就出了门，去登太和山顶，祈求神佛保佑。一天晚上，父母正带我在戚继光庙旁的一个土医生那里看病，外面突然骚动起来，接着听得人喊：着火啦！着火啦！母亲背着我出门一看，只见西南角方向燃起了熊熊大火，火光把半边夜空都照红了。母亲喊道，不好，那可是我们家的方向啊，可别把我那两个孩子给烧死了！母亲把我扔在土医生家里，自己拔腿就跑。正在修建的东方红大街坑坑洼洼，又没有路灯。她深一脚浅一脚，跌跌撞撞地顺着火光的方向赶，摔倒了爬起，爬起来又摔倒，她气喘吁吁地赶到老工会门口，才看出火灾现场并不是我们家，心里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我被父親背回了家，我看到母亲正坐在床沿，她的腿上、膝盖上，都是青一块紫一块的，鞋上全是泥。我掩住脸，泪水无声地从指缝中溢出。
　　45天后，我像婴儿一样慢慢地重新学习走路了，胃口也渐渐地好起来了。这一场和死神的拉锯战，父母亲胜利了，他们紧锁的眉宇终于舒开了！
　　为了给我治病，家里债台高筑；为了给我治病，父母的背都累弯了，腿都跑细了；这期间，他们没有吃过一顿正常的饭，没睡过一个安稳觉，母亲竟得了胃溃疡，一下子像老了十岁。
　　父母像一棵参天的大树，荫护着我，他们给我的生命，远远不止一次。有这样的父母，我很幸运！
　　责任编辑：黄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