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日那天,我正在美国俄亥俄州的一所大学念书,距我告别中国仅仅4个月。当我读到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大声宣告“中国人民站起来了!”的消息时,我不禁在我小小的宿舍里同样喊起来。在结束了国民党政府的黑暗统治后,我相信中国人民现在有机会建立一个新中国,一个消除了剥削和压迫,平等、民主、繁荣的社会主义新中国。
　　1932年,我在四川成都出生,那时的中国是一个极度贫穷、混乱的国家,被西方的评论家称为“亚洲穷人”。在我的孩提时代,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是穷困潦倒的农民,他们衣衫褴褛,起早贪黑地进行着沉重的体力劳动,却仍饱受饥饿的威胁,因为他们要向冷酷无情的地主支付昂贵的地租。
　　当时,我家大门外就住着这样一个佃农,他们一家都挤在路边一间茅草顶、土墙的小棚屋里。尽管他们家养了一头猪,但是根本吃不上肉——甚至吃不上米,因为所有的庄稼收成都被地主当租子收走了。城市里的工人生活也同样凄惨。许多可怕的疾病,如痢疾、肺结核、霍乱、伤寒、斑疹伤寒、血吸虫病等等夺走穷人的生命。每年多达6000万人死于传染病和由寄生虫引起的疾病。
　　当时,残暴的军阀控制着中国大部分地域,他们和腐败、压迫人的政府合作,政府的密探在暗中监视着每个人的一举一动。进步人士因为公开发表言论而遭受迫害、被投入监狱或枪毙。在我父母任教的大学,有些学生会突然失踪。当时政府为了满足其财政所需而大肆印制钞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使老百姓的生活苦不堪言。
　　在那些可怕的岁月中,我的父亲告诉我只有共产党想要改变中国,并已制订了一套办法。人民解放军每次打了胜仗我们就感到喜悦,我还跟在我家里聚会的进步学生学跳秧歌。父亲每晚还让一位年轻女子用我家的短波收音机收听延安的广播,将新消息和行动方针转达给成都的地下革命组织。
　　1948年夏天,我问两个峨眉山的农民有没有听说过毛泽东。他们回答说:“当然,毛朱的队伍很快就要来解放我们了。”(自从12年前长征经过这里,毛泽东和朱德的名声就在他们之中盛传着,而且二人已融为一体,成了民族英雄!)就在1949年7月我准备离开成都前夕,我在学校校园里曾看见蒋介石大元帅及其夫人。很显然,他们在内战中已遭失败,共产党人领导的胜利即将到来。
　　我们期待着巨大变革的来临,而一切也并未让我们失望。在两年内,我的父母目睹了土地改革废除了地主所有制,农民生活实现跃进。大型和小型合作社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中国社会也开始了社会主义化进程。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曲折道路上有前进也有挫折,但是从整体上看,进步是巨大的。今天,尽管在社会的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众多问题——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以及环境问题,但是与我童年记忆中的中国相比,人民的生活已获得极大的改善。每次来中国,我都能感受到这里发生的变化。在成都平原,我看到农民已变成农业经营者,他们所居住的茅草小土房被双层现代化楼房所取代。在甘肃戈壁滩边上的山丹,也就是路易·艾黎建立学校的那个偏远的地方,我见到人们已经告别了贫穷、肮脏和破衣烂衫,他们吃饱、穿暖、富足、住在宽阔干净的街道旁的现代建筑里。我在中国到处都能看到人们已摆脱了压迫、剥削和疾病的桎梏。
　　60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愿智慧的中国领导人能够找到解决中国所面临的国内和全球问题的办法,继续沿着民主的社会主义社会道路前进。
　　(2009年8月17日)
　　
　　本文作者为前新西兰中国友好协会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