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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具有“人文圣山“之称的文化名山庐山，蕴藏着丰富的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庐山石刻是人文景观中的重要部分，在众多庐山文化遗产中别具一格，其艺术价值、史料价值、文化价值在中国众多文化名山中堪称翘楚，元代的庐山石刻虽为数不多，但在其质量之高，庐山石刻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较之庐山其他朝代的庐山石刻，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元代庐山石刻书体艺术中饱含隐士情怀。
关键词：元代；庐山石刻；书体艺术；隐士情怀
一、庐山元代石刻
依据庐山的实际情况，可把庐山石刻按照材质的不同，分为摩崖石刻和碑刻，摩崖石刻是刻在花岗岩上，碑刻是刻于青石之上。现存的庐山石刻有1300多处，这1300多处庐山石刻遍布庐山山南和山北，在石刻富集之处，还形成了诸多石刻群，1998年，庐山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传时，庐山的石刻文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元代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时间最短的王朝，其存在时间为公元1271年至公元1368年，且这个朝代是由少数名族建立的，在历时不到100年的王朝中，交替了11位皇帝。现存的庐山元代石刻共有11处，分别位于白鹿洞书院、秀峰、醉石等地，主要是在庐山的一些重要的景点、景区或者主要干道的重要位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元代丞相别不花的摩崖石刻《虎》字和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碑刻书白居易《庐山草堂记》。此外，金旷的简寂观摩崖石刻，释师大的秀峰铁线观音碑刻画，吴思勉的玉渊潭题摩崖石刻，俊男的三将军洞摩崖石刻也是代表之作。
二、赵孟頫的庐山石刻与隐士情怀
石刻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书体艺术上，中国书法将汉字的书体分为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谈到中国书法，尤其是談到元代书法，不得不提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庐山留下翰墨的大书法家赵孟頫，赵孟頫的书法对于整个元代书法，甚至是后来的明清两代书法影响颇深，其一人对一个朝代的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中其他朝代所罕见的。赵孟頫始学书于5岁，初学赵构，赵构的书法师承黄庭坚、米芾，后赵转学二王，自谓学过钟繇，但其学书法之路应该是以二王为本，可见，赵孟頫博采众长，元虞集在《道园学古录 跋赵子昂临智永千文》一文中深入辟里，道清其书之来源：“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书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资精奥神话而不可及矣。”他是历史上是一位各种书体兼善的书法大家，《元史》本传有云：“（赵）篆、溜、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鲜于枢《困学斋集》中云：“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这既是对赵孟頫的评价，也是对一代大书法家的赞誉。存留在庐山的碑刻：书白居易《庐山草堂记》，乃是其游历庐山时所巉石，作品属于行楷字体，行楷是指楷书中带有行书笔意，此行楷结体方中带扁，布局疏朗，意态从容，给人以超然脱俗之感，仿佛可见作者那超逸之神情。赵孟頫出生在宋亡之际，宋亡后归故乡闲居，后经人推荐，元世祖忽必烈被任为兵部郎中，后任集贤直学士，再升翰林学士、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赵虽然身在高位，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归隐之情怀就自然得在书法中表现出来，但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也不同诗人以诗词吟诵，书法反映得较为隐蔽，这幅作品的一笔一划将其隐士情怀刻画得淋漓尽致。他的书法有着追求典雅而秀韵的风格，也融入了憧憬隐逸生活的内质。
赵孟頫对元代隐士书法同样影响尤其深远，隐士，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产物，隐士在各个朝代的叫法不一，有称为高士、逸士、处士等，通常这些不入世者有着清高孤傲、洁身自爱、知命达礼，视富贵如浮云的人生信条，元代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出现了很多隐士或者是有隐士情怀的人，包括诸多具有隐士情怀的宗教信徒：
（一）首先，元代是一群借助着马背上的骁勇善战的蒙古贵族而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朝代更迭、开疆阔域，战火连绵也使人民流离失所，痛不欲生，元代因其存在时间短，虽经济、政治、文化有所发展，但是总体来说，人民生活并未得到极大的改善；
（二）蒙古族属于少数民族，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实行了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四等，很显然，蒙古人为一等，色目（西域人）人为二等，汉人（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人、契丹人）为三等，最后一等，就是南人，指的是淮水以南的南宋人，这种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民族歧视，给为数庞大的汉人以深深地打击；
（三）在元代这种政治背景下，不平等待遇政策，导致许多汉人、士人仕途无望，他们报国无门，失去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进而则转向文学，艺术发展，以隐逸来求心灵的出口，以隐逸来求精神的超脱。
元代的隐逸不同于其他朝代的隐逸，这种规模较大的“急急的隐山河”乃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性的精神退避，恰恰把文人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和创作意识唤醒起来了，以书画自遣，他们的淡泊、率真、超凡拔俗，甚至可以称之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心态在书法的创作风格上，表现出一种简逸朴实，用笔率意醇和，个体精神尤显逼人的追求，不同程度得反映了隐士高逸的趣味。
三、其他元代庐山石刻书体艺术中的隐士情怀
金旷乃是龙虎山的道士，在元大德年间游庐山金鸡峰下的简寂观，在简寂观油盐石路西侧，刻“龙虎金旷送囗，留此泉石之游月，及登汉王峰。”汉王峰即汉阳峰，字体结体方正，布局疏朗，笔画瘦硬，给人以一种放纵之感；
俊男，为信佛的居士，在至正三年（1343年）归宗金轮峰下的三将军洞内，刻石“南康在塔囗，生俊男舍石观音囗至正癸未造塔，自可立”，题字结体舒展宽大，虽为楷体，但不求工整规矩；
吴思勉在至正九年栖贤谷玉渊潭石壁上的题记：大元至正己丑三月既望，承直郎、南康路总管府推官、河间吴思勉、进道同司狱官、盱江胡名世良臣，公馀，览玉渊之胜概，追前哲之遗踪，书此以纪岁月云。在侍吴中、吴著、吴克终、侍吏骆天凤。书体似学魏碑，结体方正，笔画有力，如折铁断剑；
泰定年间开先主持释师大的秀峰铁线观音像题记（原碑刻在文革中被毁，现为所存拓片描摹而成），题记叙述了绘刻的缘起和经过，其纯净清淡的表现手法脱俗清高，同时富含浓郁的宗教色彩。宗教和隐逸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确有相连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丞相别不花在至大四年（1131年）刻于秀峰龙潭青玉峡右侧石壁上，入峡迎面可见，为大篆书体，别具创意。因此人是蒙古人，可见少数民族当时汉文化的推崇，事实上，元代统治者还是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性，甚至一度推行“汉法”。
不管这些刻石者是否属于正真意义上的隐士，但是，他们作品中倾向于写意，不求形式，强调个性，追求精神向往，追求“逸”的境界，无不透视出一种隐士情怀，或许，也只有通过寄托于作品之上，这些人的人格精神才能得以完美抒发。
庐山，这座风景秀丽的名山，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包括自然景观文化、书院文化、隐逸文化、宗教文化等，钟灵韵秀的庐山自古以来就吸引了海内外文人雅士的到来，庐山的内外兼修，正好给文人士子、隐士居士提供一个最佳的选择。庐山元代石刻相比宋、明、清石刻来说，石刻数量甚少，所以弥足珍贵。保存到现在的每一处石刻景观，便成为了游人观摩、欣赏、研究的重点，我们用心感受元代来庐山石刻，似乎每一方石刻背后都已一首悦耳的赞歌；每一方石刻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方石刻都还留有余温。人们每每看到庐山元代的石刻，总会记起，有那么一帮具有隐士情怀的刻石者在庐山留下了他们的痕迹，而这些石刻，也正是他们这种人格精神的完美体现。虽然隐士书法未成为元代书法史上的主流一派，后世学习者也不多，但作为具有较高价值的审美类型，显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庐山元代石刻书体艺术中的隐士情怀，也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陶勇清.庐山历代石刻[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0.
[2]黄惇.中国书法史 元明卷[M].南京：出版社，2009.
关键词：元代；庐山石刻；书体艺术；隐士情怀
一、庐山元代石刻
依据庐山的实际情况，可把庐山石刻按照材质的不同，分为摩崖石刻和碑刻，摩崖石刻是刻在花岗岩上，碑刻是刻于青石之上。现存的庐山石刻有1300多处，这1300多处庐山石刻遍布庐山山南和山北，在石刻富集之处，还形成了诸多石刻群，1998年，庐山在申报世界文化遗传时，庐山的石刻文化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元代由于其历史的特殊性，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存在时间最短的王朝，其存在时间为公元1271年至公元1368年，且这个朝代是由少数名族建立的，在历时不到100年的王朝中，交替了11位皇帝。现存的庐山元代石刻共有11处，分别位于白鹿洞书院、秀峰、醉石等地，主要是在庐山的一些重要的景点、景区或者主要干道的重要位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元代丞相别不花的摩崖石刻《虎》字和元代大书法家赵孟頫碑刻书白居易《庐山草堂记》。此外，金旷的简寂观摩崖石刻，释师大的秀峰铁线观音碑刻画，吴思勉的玉渊潭题摩崖石刻，俊男的三将军洞摩崖石刻也是代表之作。
二、赵孟頫的庐山石刻与隐士情怀
石刻的艺术价值主要体现在其书体艺术上，中国书法将汉字的书体分为篆书、隶书、楷书、行书、草书。谈到中国书法，尤其是談到元代书法，不得不提及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在庐山留下翰墨的大书法家赵孟頫，赵孟頫的书法对于整个元代书法，甚至是后来的明清两代书法影响颇深，其一人对一个朝代的影响之深，在中国历史中其他朝代所罕见的。赵孟頫始学书于5岁，初学赵构，赵构的书法师承黄庭坚、米芾，后赵转学二王，自谓学过钟繇，但其学书法之路应该是以二王为本，可见，赵孟頫博采众长，元虞集在《道园学古录 跋赵子昂临智永千文》一文中深入辟里，道清其书之来源：“赵松雪书，笔既流利，学亦渊深。观其书，得心应手，会意成文，楷书深得《洛神赋》而揽其标，行书诣《圣教序》而入其室，至于草书，饱《十七帖》而变其形，可谓书之兼学力、天资精奥神话而不可及矣。”他是历史上是一位各种书体兼善的书法大家，《元史》本传有云：“（赵）篆、溜、分、隶、真、行草书无不冠绝古今，遂以书名天下。”鲜于枢《困学斋集》中云：“子昂篆、隶、真、行、颠草为当代第一，小楷又为子昂诸书第一。”这既是对赵孟頫的评价，也是对一代大书法家的赞誉。存留在庐山的碑刻：书白居易《庐山草堂记》，乃是其游历庐山时所巉石，作品属于行楷字体，行楷是指楷书中带有行书笔意，此行楷结体方中带扁，布局疏朗，意态从容，给人以超然脱俗之感，仿佛可见作者那超逸之神情。赵孟頫出生在宋亡之际，宋亡后归故乡闲居，后经人推荐，元世祖忽必烈被任为兵部郎中，后任集贤直学士，再升翰林学士、荣禄大夫，官居从一品。赵虽然身在高位，但一生始终有归隐之心，归隐之情怀就自然得在书法中表现出来，但书法既不同于绘画直接以形表现，也不同诗人以诗词吟诵，书法反映得较为隐蔽，这幅作品的一笔一划将其隐士情怀刻画得淋漓尽致。他的书法有着追求典雅而秀韵的风格，也融入了憧憬隐逸生活的内质。
赵孟頫对元代隐士书法同样影响尤其深远，隐士，是中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所特有的产物，隐士在各个朝代的叫法不一，有称为高士、逸士、处士等，通常这些不入世者有着清高孤傲、洁身自爱、知命达礼，视富贵如浮云的人生信条，元代其特殊的时代背景，出现了很多隐士或者是有隐士情怀的人，包括诸多具有隐士情怀的宗教信徒：
（一）首先，元代是一群借助着马背上的骁勇善战的蒙古贵族而建立起来的，与此同时，朝代更迭、开疆阔域，战火连绵也使人民流离失所，痛不欲生，元代因其存在时间短，虽经济、政治、文化有所发展，但是总体来说，人民生活并未得到极大的改善；
（二）蒙古族属于少数民族，由蒙古贵族建立的王朝实行了民族歧视政策，将各族人分为四等，很显然，蒙古人为一等，色目（西域人）人为二等，汉人（女真人和原金统治下的北方人、契丹人）为三等，最后一等，就是南人，指的是淮水以南的南宋人，这种将人分为三六九等的民族歧视，给为数庞大的汉人以深深地打击；
（三）在元代这种政治背景下，不平等待遇政策，导致许多汉人、士人仕途无望，他们报国无门，失去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心，进而则转向文学，艺术发展，以隐逸来求心灵的出口，以隐逸来求精神的超脱。
元代的隐逸不同于其他朝代的隐逸，这种规模较大的“急急的隐山河”乃是一种社会现象，这种社会性的精神退避，恰恰把文人艺术家的主体意识和创作意识唤醒起来了，以书画自遣，他们的淡泊、率真、超凡拔俗，甚至可以称之为不食人间烟火的心态在书法的创作风格上，表现出一种简逸朴实，用笔率意醇和，个体精神尤显逼人的追求，不同程度得反映了隐士高逸的趣味。
三、其他元代庐山石刻书体艺术中的隐士情怀
金旷乃是龙虎山的道士，在元大德年间游庐山金鸡峰下的简寂观，在简寂观油盐石路西侧，刻“龙虎金旷送囗，留此泉石之游月，及登汉王峰。”汉王峰即汉阳峰，字体结体方正，布局疏朗，笔画瘦硬，给人以一种放纵之感；
俊男，为信佛的居士，在至正三年（1343年）归宗金轮峰下的三将军洞内，刻石“南康在塔囗，生俊男舍石观音囗至正癸未造塔，自可立”，题字结体舒展宽大，虽为楷体，但不求工整规矩；
吴思勉在至正九年栖贤谷玉渊潭石壁上的题记：大元至正己丑三月既望，承直郎、南康路总管府推官、河间吴思勉、进道同司狱官、盱江胡名世良臣，公馀，览玉渊之胜概，追前哲之遗踪，书此以纪岁月云。在侍吴中、吴著、吴克终、侍吏骆天凤。书体似学魏碑，结体方正，笔画有力，如折铁断剑；
泰定年间开先主持释师大的秀峰铁线观音像题记（原碑刻在文革中被毁，现为所存拓片描摹而成），题记叙述了绘刻的缘起和经过，其纯净清淡的表现手法脱俗清高，同时富含浓郁的宗教色彩。宗教和隐逸从某种意义上来理解，确有相连之处。
值得一提的是，元代丞相别不花在至大四年（1131年）刻于秀峰龙潭青玉峡右侧石壁上，入峡迎面可见，为大篆书体，别具创意。因此人是蒙古人，可见少数民族当时汉文化的推崇，事实上，元代统治者还是注意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重要性，甚至一度推行“汉法”。
不管这些刻石者是否属于正真意义上的隐士，但是，他们作品中倾向于写意，不求形式，强调个性，追求精神向往，追求“逸”的境界，无不透视出一种隐士情怀，或许，也只有通过寄托于作品之上，这些人的人格精神才能得以完美抒发。
庐山，这座风景秀丽的名山，蕴藏着丰富的文化资源，包括自然景观文化、书院文化、隐逸文化、宗教文化等，钟灵韵秀的庐山自古以来就吸引了海内外文人雅士的到来，庐山的内外兼修，正好给文人士子、隐士居士提供一个最佳的选择。庐山元代石刻相比宋、明、清石刻来说，石刻数量甚少，所以弥足珍贵。保存到现在的每一处石刻景观，便成为了游人观摩、欣赏、研究的重点，我们用心感受元代来庐山石刻，似乎每一方石刻背后都已一首悦耳的赞歌；每一方石刻背后都有一个动人的故事；每一方石刻都还留有余温。人们每每看到庐山元代的石刻，总会记起，有那么一帮具有隐士情怀的刻石者在庐山留下了他们的痕迹，而这些石刻，也正是他们这种人格精神的完美体现。虽然隐士书法未成为元代书法史上的主流一派，后世学习者也不多，但作为具有较高价值的审美类型，显然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庐山元代石刻书体艺术中的隐士情怀，也值得我们深思。
参考文献：
[1]陶勇清.庐山历代石刻[M].南昌：江西美术出版社，2010.
[2]黄惇.中国书法史 元明卷[M].南京：出版社，20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