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说那年，《棋王》发表后，阿城在北京的寓所被一拨又一拨的约稿人包围。许以厚重稿酬的有之，许以出国笔会的有之，许以名牌杂志首篇的有之，许以组织作品研讨会的有之。阿城对所有人都客客气气，他并不拿出稿子来，只是像一个实诚的北京大嫂，留人吃饭。他亲自下厨，端出了一盆又一盆的炸酱面，切了一盤又一盘的黄瓜丝。他的好友朱伟回忆说，当时，阿城火热到什么程度呢？“他一天要下七八锅面条，家里买挂面一买至少50卷。”
　　吃完了一大盆面，吃光了一篮子小黄瓜，眼看着作家家里的一溜儿黄酱瓶子空下去，再有磨功的编辑也只好讪讪告辞。
　　所有人都走了，一位装束寒酸的拜访者留到最后，欲言又止。
　　阿城问及他的来意，知道眼前这位约稿人隶属某县级文化馆，文化馆办了一份杂志，希望扩大影响，把印刷的纸张品质提高一些。编辑遂去当地酒厂拉赞助。谁想，酒厂厂长是阿城的粉丝，说：“你先去搞一个《牌王》来。”阿城又进一步了解到，这位约稿的黑脸汉子一心想调往省城与老婆团聚，无奈人微言轻，他的愿望没有人听得见。说到被人事干部和岳父母双重挤对的窘况时，黑脸汉子的腮帮子一阵抽动。阿城听毕，闭目思忖半分钟，忽地起身，把写字桌最下面的一个抽屉打开，拿出一份短篇手稿，双手递到黑脸汉子手中。
　　于是，那位大吃一惊的约稿人命运发生了巨变：他拉到了酒厂的赞助，并升任杂志副主编；过了不到半年，他顺顺当当调往省城的文学杂志社，分到宿舍，当了编辑。
　　阿城为数不多的几篇短篇小说，就这样陆续充当了夫妻团聚、父子重逢的垫脚石。它们的首发刊物，都是名不见经传的地市小刊物。
　　那是上世纪80年代的事。这份侠义，至今还在阿城的朋友圈里流传，它展示了阿城对人性的洞见与悲悯心。作家若不是这样的人，写不出《棋王》中王一生这样的人物。
　　（刘 振摘自《扬子晚报》2017年9月2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