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基于出版与意识形态辩证关系，我国出版事业意识形态性本质要求彰显出鲜明的党性原则、政治导向和阵地意识。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有深厚的理论和现实根源，其在内涵上体现为以出版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锻造主流意识形态主体依靠和主体认同两个方面，并在助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方面彰显出鲜明时代价值。
关键词：党性原则 意识形态 阵地建设
明确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内涵，首先必须辨明出版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纵观出版学界关于出版属性的分析，政治属性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出版发挥传播文化、积累文化功能的过程中必然蕴含意识形态烙印，罗紫初先生所言“在赋予出版的众多涵义中，‘公之于众’的含义更有着特殊的地位”[1]，这就意味着向受众（读者）传播（出版活动）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宣传意识形态，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的过程。[2]一方面，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出版全过程;另一方面，出版在巩固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必须明确我国出版工作意识形态性质的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版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然体现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出版工作坚持党性原则，以有责、负责、尽责的态度守好出版之“疆土”，就必须要树立阵地意识，打造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防线。
一、出版实践与意识形态关系诠释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及运动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本原理。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同时，上层建筑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就出版事业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的地位及其所具有的主要社会功能来看，出版无疑属于上层建筑，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对出版事业性质及功能的定位。
（一）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出版全过程
任何历史时期的出版事业都是和这一时代的文化发展进程相关联的。[3]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出版物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纵观出版全过程，从选题撰稿到编辑审阅再到印刷发行，整个过程均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这其中涉及的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也均置身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中。正如学者周宏所言，作者只能“在意识形态的情境中进行着具有意识形态实践意义的精神生产”[4]，而这时的“精神产品”尚未能被认定为完全意义上的出版物，只有经过出版工作者审核处理后，书稿才能成为物质产品形态，即具备“完整形态的出版物”的资格。因此，出版工作者发挥的作用在这一情境下也“或隐或显地表露了出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5]。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出版工作而言，“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国出版行业必须坚持贯彻的根本方针，更是出版工作性质的集中体现。我国出版发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物的创作、审核、发行各环节均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
（二）出版有助于巩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在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出版发行的同时，出版发行也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阵地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出版的属性和功能决定了其必然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场域，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甚至将出版看作传播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尽管有学者反对此观点，但将出版事业归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形式已经成为共识）[6]。事实上，意识形态借助出版场域进行传播的过程也是其得以巩固强化的过程，尤其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其出版传播的过程必然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与鼓励。与此同时，出版物的多样化传播形式也有利于提高意识形态宣传的渗透力和亲和力，文学作品、学术论著、科普读物、娱乐读物等均可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进而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尤其是在数字技术与出版理念进一步融合的当下，多元化的出版形式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提供了更多机遇和可能。
二、出版凸显意识形态性的本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必然导致部分出版企业产权和经营权发生变化，但是无论出版产业属性作用如何彰显，其社会主义出版业的根本性质不会改变，坚持党的领导和党性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立场不会改变，树立阵地意识的诉求和必要性不会改变。
（一）坚持党性原则
对于我国出版工作而言，贯彻“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马克思指出，出版尤其是党报党刊出版是“以同等武器同敌人斗争的第一阵地”[7]，其肩负着捍卫党的理论，驳斥敌对思想的重要任务。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提及出版物的党性原则，指出出版事业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顺利推进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8]毛泽东认为出版宣传是增强党性“极为重要的工具”[9]。党性原则也是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的鲜明主线，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事关”高度深刻阐述了新闻舆论工作（包括出版工作）的重要地位。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出版实践。[10]
（二）坚持正确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正确导向引导人，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讲导向，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导向。必须坚持将主流意识形态正确导向作为出版的神圣职责和根本方针，贯穿到编辑审核各个环节，全面落实在每一本出版物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48字职责使命首要的要求便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旗帜，构筑坚强的意识形态阵地，利用好出版平台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三）树立阵地意识
新时代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在各领域的斗争依然尖锐复杂，出版领域是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之一，必须在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这就要求出版行业必须树立意识形态阵地意识，坚持“政治家办报”“党管意识形态”，切实以出版助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思想的田野，如果真理不去占领，就会杂草丛生，意识形态阵地亦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阵地意识，勇于举旗帜、打头阵、当先锋，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生力军。”树立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意识，就是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打造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防线。 三、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时代内涵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趋扩大，所面临意识形态领域交锋也日趋激烈，这种交锋映射于出版领域更加凸显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必要性。香港刻意丑化国家历史的“毒教材”，引发广泛争论的《方方日记》海外出版，这些出版物与《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華谎言与事实真相》等图书在出版领域的交锋，均凸显出意识形态工作的迫切性。当前时代背景下，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包含两个维度内涵。
（一）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是巩固国家安全防线的重要抓手
作为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居于极端重要地位。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事关旗帜、道路，事关“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顺利落实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实现，更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一旦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主流意识形态遭到解构，必然导致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根本性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的混乱，导致社会秩序难以良性有序运行，国家基石遭到破坏。[11]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方位下，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新的挑战，出版发行实践因其特有意识形态属性而肩负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使命。具体而言，使出版物成为宣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关键力量既包括“中国故事”“中国精神”藉由出版载体实现对外输出，也包括通过出版手段抨击回应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和污蔑。
以后疫情时期抗疫历史话语权争夺为例，掌握抗疫历史话语权的过程事实上也是牢牢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过程，中国坚决捍卫记录真实抗疫历史的权利，针对“污名化”“病毒化”言论，出版界积极发挥力量，国务院新闻办联合人民出版社出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实践》成为彰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武器”，用真实数据、真实案例反映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巨大付出和成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管主办的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坚定——一个外国人的武汉日记》从外国人视角真实展现了武汉从疫情爆发到“封城”，从八方支援到恢复繁荣的真实过程，书中主角阿德汉无偿接受100多次外媒采访，用数据和事实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武汉抗疫的真相，成为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的经典传播范例。
（二）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是锻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体依靠的重要载体
运用好出版实践锻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依靠和主体认同，要坚定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石，牢牢掌握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发挥出版释疑解惑、强化认同的意识形态引导功能，锻造广大人民群众真信、真认同的主体依靠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新时代中国而言，人民群众是否了解党的执政理念，认同党的政策主张，支持国家发展实践，直接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出版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的意识形态阵地必须发挥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作用。构建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必须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始终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出版服务对象，既要“扎根人民生活、扎根实践沃土、扎根基层实际”，又要发挥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注重叙事策略优化，切实做到“亲民性”与“说理性”相统一。
同样以疫情期间出版实际为例，受各方因素影响，疫情期间部分国际出版物的负面导向也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解和质疑。为什么中国的抗疫成果不被部分西方国家认可，西方制度是否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水平和能力方面优于中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等问题一度困扰人民群众对抗疫真实历史的理解和判断。基于此，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国内高水平出版机构及时采用应急出版预案，出版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经济战“疫”：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对策》等一系列彰显中国制度治理优势和中国精神凝聚力的精品出版物;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疫情防控纪法监督保障手册》收集整理了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的文件、法规等70余件，实体出版物免费向湖北省纪检监察系统赠送，电子出版物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及“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免费发布;《抗疫家书》收录了一线医护人员及其亲属师友撰写的50组家书，字里行间展现家国大爱和真情;《院士战“疫”》收录钟南山、李兰娟等10位院士的访谈实录，展示了他们逆行抗疫，国士无双的风采与事迹;中国知网联合学界刊物开设疫情数字出版绿色通道，优先出版疫情防控系列论文，为国内民众了解真实抗疫历史，增强制度认同和民族自信提供了多元渠道和信息基础。出版界在解读政府抗疫政策、展示真实抗疫历史、展现伟大抗疫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由疫情淬炼，“欧美崇拜”逐渐被打破，国内民众民族自信普遍提升，对中国制度和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信任愈增。
国际话语权和意识形态领域争锋更加激烈，出版行业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加凸显，当前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既有迫切性，又处在充满机遇的黄金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版工作在意识形态宣传巩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指出：“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2]这一改革明确将出版管理职责划归于中宣部，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出版发行活动的指导和管理，进一步强化了出版发行工作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署职责文本表述中第一条便明确指出要贯彻党的宣传方针政策，加强阵地管理，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导向。基于时代诉求和国内外现实境遇，强化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必将成为当下和未来出版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罗紫初.出版学理论研究述评[J].出版科学，2002（S1）：4-11.
[2]易图强.出版学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3]张骐严，慕玲.基于文化自信与国家形象的中华文化海外出版策略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8（05）：82-85.
[4]周宏.论意识形态的文化意义[J].江海学刊，2002（06）：38-42.
[5]陈子伶.意识形态与出版——再谈加强出版思想研究[J].中国出版，1991（09）：3-6.
[6]童兵.试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哲学基础[J].南京社会科学，2016（01）：107-114.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36.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3-94.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4.
[10]新华通讯社课题组.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3.
[11]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新时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心. 筑牢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防线[N].天津日报，2019-04-18（003）.
[12]王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2018年3月1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02）：270-276.
（作者单位系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关键词：党性原则 意识形态 阵地建设
明确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内涵，首先必须辨明出版与意识形态的关系。纵观出版学界关于出版属性的分析，政治属性是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出版发挥传播文化、积累文化功能的过程中必然蕴含意识形态烙印，罗紫初先生所言“在赋予出版的众多涵义中，‘公之于众’的含义更有着特殊的地位”[1]，这就意味着向受众（读者）传播（出版活动）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宣传意识形态，巩固意识形态阵地的过程。[2]一方面，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出版全过程;另一方面，出版在巩固意识形态指导地位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此外，必须明确我国出版工作意识形态性质的要求。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出版事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必然体现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性，出版工作坚持党性原则，以有责、负责、尽责的态度守好出版之“疆土”，就必须要树立阵地意识，打造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防线。
一、出版实践与意识形态关系诠释
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及运动规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基本原理。上层建筑是由经济基础决定并为其服务的，同时，上层建筑又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具有一定的能动作用。就出版事业在社会结构中占据的地位及其所具有的主要社会功能来看，出版无疑属于上层建筑，这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学说，对出版事业性质及功能的定位。
（一）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出版全过程
任何历史时期的出版事业都是和这一时代的文化发展进程相关联的。[3]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出版物作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也必然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纵观出版全过程，从选题撰稿到编辑审阅再到印刷发行，整个过程均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这其中涉及的作者和出版工作者也均置身于意识形态的影响之中。正如学者周宏所言，作者只能“在意识形态的情境中进行着具有意识形态实践意义的精神生产”[4]，而这时的“精神产品”尚未能被认定为完全意义上的出版物，只有经过出版工作者审核处理后，书稿才能成为物质产品形态，即具备“完整形态的出版物”的资格。因此，出版工作者发挥的作用在这一情境下也“或隐或显地表露了出版的意识形态倾向性”[5]。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就出版工作而言，“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是我国出版行业必须坚持贯彻的根本方针，更是出版工作性质的集中体现。我国出版发行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物的创作、审核、发行各环节均受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
（二）出版有助于巩固意识形态的指导地位
在意识形态影响和制约出版发行的同时，出版发行也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思想阵地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出版的属性和功能决定了其必然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重要场域，阿尔都塞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一文中甚至将出版看作传播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尽管有学者反对此观点，但将出版事业归属于思想上层建筑即意识形态形式已经成为共识）[6]。事实上，意识形态借助出版场域进行传播的过程也是其得以巩固强化的过程，尤其是对主流意识形态而言，其出版传播的过程必然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与鼓励。与此同时，出版物的多样化传播形式也有利于提高意识形态宣传的渗透力和亲和力，文学作品、学术论著、科普读物、娱乐读物等均可以作为宣传马克思主义真理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载体，进而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尤其是在数字技术与出版理念进一步融合的当下，多元化的出版形式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提供了更多机遇和可能。
二、出版凸显意识形态性的本质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成分、组织形式、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日趋多样化，这必然导致部分出版企业产权和经营权发生变化，但是无论出版产业属性作用如何彰显，其社会主义出版业的根本性质不会改变，坚持党的领导和党性原则、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立场不会改变，树立阵地意识的诉求和必要性不会改变。
（一）坚持党性原则
对于我国出版工作而言，贯彻“二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方向体现出鲜明的阶级性和党性。马克思指出，出版尤其是党报党刊出版是“以同等武器同敌人斗争的第一阵地”[7]，其肩负着捍卫党的理论，驳斥敌对思想的重要任务。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明确提及出版物的党性原则，指出出版事业是整个无产阶级事业顺利推进的“齿轮和螺丝钉”，必须自觉接受党的领导。[8]毛泽东认为出版宣传是增强党性“极为重要的工具”[9]。党性原则也是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的鲜明主线，习近平总书记用“五个事关”高度深刻阐述了新闻舆论工作（包括出版工作）的重要地位。作为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出版工作必须坚持党性原则，按照党和人民的意志、利益进行出版实践。[10]
（二）坚持正确导向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坚持以正确导向引导人，做到“所有工作都有利于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讲导向，这是最重要、最根本的导向。必须坚持将主流意识形态正确导向作为出版的神圣职责和根本方针，贯穿到编辑审核各个环节，全面落实在每一本出版物当中。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的48字职责使命首要的要求便是“高举旗帜、引领导向”。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必须高举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旗帜，构筑坚强的意识形态阵地，利用好出版平台武装全党，教育人民。
（三）树立阵地意识
新时代新形势下，意识形态在各领域的斗争依然尖锐复杂，出版领域是意识形态交锋的“战场”之一，必须在大是大非和政治原则问题上增强主动性、掌握主动权、打好主动仗，这就要求出版行业必须树立意识形态阵地意识，坚持“政治家办报”“党管意识形态”，切实以出版助力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思想的田野，如果真理不去占领，就会杂草丛生，意识形态阵地亦是如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强化阵地意识，勇于举旗帜、打头阵、当先锋，当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生力军。”树立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意识，就是要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打造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防线。 三、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时代内涵
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日趋扩大，所面临意识形态领域交锋也日趋激烈，这种交锋映射于出版领域更加凸显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的必要性。香港刻意丑化国家历史的“毒教材”，引发广泛争论的《方方日记》海外出版，这些出版物与《美国关于新冠肺炎疫情的涉華谎言与事实真相》等图书在出版领域的交锋，均凸显出意识形态工作的迫切性。当前时代背景下，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包含两个维度内涵。
（一）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是巩固国家安全防线的重要抓手
作为国家安全的基本构成要素，意识形态安全在国家安全体系中居于极端重要地位。意识形态安全工作事关旗帜、道路，事关“十四五”发展规划的顺利落实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的实现，更事关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一旦意识形态安全受到威胁，主流意识形态遭到解构，必然导致整个国家和全体国民根本性的政治信仰、价值观念的混乱，导致社会秩序难以良性有序运行，国家基石遭到破坏。[11]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方位下，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发生新的变化，意识形态安全也面临新的挑战，出版发行实践因其特有意识形态属性而肩负维护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重要使命。具体而言，使出版物成为宣传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关键力量既包括“中国故事”“中国精神”藉由出版载体实现对外输出，也包括通过出版手段抨击回应意识形态领域的攻击和污蔑。
以后疫情时期抗疫历史话语权争夺为例，掌握抗疫历史话语权的过程事实上也是牢牢巩固主流意识形态指导地位的过程，中国坚决捍卫记录真实抗疫历史的权利，针对“污名化”“病毒化”言论，出版界积极发挥力量，国务院新闻办联合人民出版社出版《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实践》成为彰显中国国际话语权的重要“武器”，用真实数据、真实案例反映中国人民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的巨大付出和成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管主办的当代世界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坚定——一个外国人的武汉日记》从外国人视角真实展现了武汉从疫情爆发到“封城”，从八方支援到恢复繁荣的真实过程，书中主角阿德汉无偿接受100多次外媒采访，用数据和事实向国际社会展示了武汉抗疫的真相，成为讲述中国抗疫故事的经典传播范例。
（二）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是锻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主体依靠的重要载体
运用好出版实践锻造主流意识形态的主体依靠和主体认同，要坚定唯物史观的方法论基石，牢牢掌握人民群众的主体性地位，发挥出版释疑解惑、强化认同的意识形态引导功能，锻造广大人民群众真信、真认同的主体依靠力量。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对于新时代中国而言，人民群众是否了解党的执政理念，认同党的政策主张，支持国家发展实践，直接关乎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出版工作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构建的意识形态阵地必须发挥引领社会、凝聚人心、推动发展的作用。构建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必须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始终坚持以广大人民群众为出版服务对象，既要“扎根人民生活、扎根实践沃土、扎根基层实际”，又要发挥党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纽带作用，注重叙事策略优化，切实做到“亲民性”与“说理性”相统一。
同样以疫情期间出版实际为例，受各方因素影响，疫情期间部分国际出版物的负面导向也引起了国内民众的不解和质疑。为什么中国的抗疫成果不被部分西方国家认可，西方制度是否在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对水平和能力方面优于中国治理能力和治理体系等问题一度困扰人民群众对抗疫真实历史的理解和判断。基于此，人民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等国内高水平出版机构及时采用应急出版预案，出版了《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经济战“疫”：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与对策》等一系列彰显中国制度治理优势和中国精神凝聚力的精品出版物;中国方正出版社出版的《疫情防控纪法监督保障手册》收集整理了与疫情防控工作相关的文件、法规等70余件，实体出版物免费向湖北省纪检监察系统赠送，电子出版物在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及“学习强国”等网络平台免费发布;《抗疫家书》收录了一线医护人员及其亲属师友撰写的50组家书，字里行间展现家国大爱和真情;《院士战“疫”》收录钟南山、李兰娟等10位院士的访谈实录，展示了他们逆行抗疫，国士无双的风采与事迹;中国知网联合学界刊物开设疫情数字出版绿色通道，优先出版疫情防控系列论文，为国内民众了解真实抗疫历史，增强制度认同和民族自信提供了多元渠道和信息基础。出版界在解读政府抗疫政策、展示真实抗疫历史、展现伟大抗疫精神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经由疫情淬炼，“欧美崇拜”逐渐被打破，国内民众民族自信普遍提升，对中国制度和中国政府的治理能力信任愈增。
国际话语权和意识形态领域争锋更加激烈，出版行业在巩固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方面发挥的作用愈加凸显，当前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既有迫切性，又处在充满机遇的黄金时期。党和国家高度重视出版工作在意识形态宣传巩固方面发挥的重要作用，2018年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明确指出：“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在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广播电视管理职责的基础上组建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作为国务院直属机构。”[12]这一改革明确将出版管理职责划归于中宣部，进一步加强了党对出版发行活动的指导和管理，进一步强化了出版发行工作的意识形态属性。出版署职责文本表述中第一条便明确指出要贯彻党的宣传方针政策，加强阵地管理，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和创作导向。基于时代诉求和国内外现实境遇，强化出版领域意识形态阵地建设必将成为当下和未来出版界面临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
[1]罗紫初.出版学理论研究述评[J].出版科学，2002（S1）：4-11.
[2]易图强.出版学概论[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7.
[3]张骐严，慕玲.基于文化自信与国家形象的中华文化海外出版策略分析[J].出版发行研究，2018（05）：82-85.
[4]周宏.论意识形态的文化意义[J].江海学刊，2002（06）：38-42.
[5]陈子伶.意识形态与出版——再谈加强出版思想研究[J].中国出版，1991（09）：3-6.
[6]童兵.试析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哲学基础[J].南京社会科学，2016（01）：107-114.
[7]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336.
[8]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列宁全集（1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93-94.
[9]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454.
[10]新华通讯社课题组.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要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7：3.
[11]中共天津市委党校新时代意识形态研究中心. 筑牢新时代意识形态安全防线[N].天津日报，2019-04-18（003）.
[12]王勇.关于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的说明——2018年3月13日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J].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8（02）：270-276.
（作者单位系长安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