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通过6年前引入职业经理人,组建执行团队,方正集团实际上是完成两代高管团队的交接,这无论在国企或是私企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为什么方正能够顺利完成?
　　
　　李友:首先是因为公司创始人王选老师的退出。王老师是在50多岁就从方正的管理岗位上退下去的,作为方正的创始人彻底离开行政岗位,而且他主张企业要引入经营型的专业人才,技术型人才就做技术,销售型人才就做销售,都不要做经营。他认为公司的管理和技术、销售是两码事。我认为在这一点上,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创业者无人能比。他那么高的威信,那么多成就,能够在这个时候退下去,为了这个公司能真正做好。
　　所以现在反过来看,李友不来,张友王友也一定会来。国内同类型的公司不少,为什么有的越做越杂,越做越差劲?其实我认为就是他们无法完成领导集体的换代,可能,多数创始人把公司当成了公“家”,一旦成为“家”,就不好经营了。
　　第二个我认为王老师了不起的地方,是尽管他已经离开了公司,但是对于公司技术上的支持力度、了解程度是匪夷所思的。他会经常找普通技术人员去了解情况,即使觉得我们做的不好,他不会来骂我们,他会来跟大家讲道理。他的意见我们也有听的,也有不听的,但多数是听的。现在回过头看,他当时说要做的那些东西都是对的,否则今天我们不会有国家级的数字复合出版系统工程。他不因为离开就不谋其政,他谋政但不干预,这也是我认为他了不起的地方。
　　第三个了不起的地方,是在整个方正改制过程中,王老师把他所获取的利益全部捐到王选基金支持这边的科研。我认为目前还没有一个中国这类企业的创始人能做到这一点,起码我在中关村没有看到,当然,我没有诋毁有钱的创始人们和千万薪水的创始人们的意思。
　　方正能走到今天,我们实实在在的实力比别人强,而且强很多,我认为这绝非偶然,也不是仅仅某一个人的功劳,是这两代人的努力。方正集团是实实在在的转型,我们把IT真正做成了IT服务和集成电路;医疗医药我们成功的开始有了赢利模式;金融,这是很多人谈虎色变的东西,可是我们成功的和世界最大的银行之一合作,这是让全中国做金融的人为之震惊的一件事情。瑞信为什么和方正合作,说明我们在规范经营。
　　《商务周刊》:近年来,国际化是中国企业一直在关注的问题,方正有没有考虑过?
　　李友:我们对于自己的业务规划一直是务实的。前些天,我们公司一个新员工来找我坐了半个小时,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很感慨。他说自己把公司从2001年以来的报纸翻出来,看看当时你讲了些啥,说发现当年你们讲的东西,现在都逐步实现了。如果把十年前中国企业家讲的愿景都拿来看一看,实现的很少,因为他们每天在讲不同的想法。我当时讲,方正要做金融,我们就做了,而且就做好了,有了这么多牌照;我说医疗医药要做,我们已经做成了,在赚钱了;我说我们要做做PCB,做集成电路,当时多少人笑话我们,实际上电路板也是电路设计,没有多大区别,他们这是教条主义。
　　全世界的跨国公司都来和中国人抢市场,他们能把中国市场做好就赚钱了。看看工信部公布的数据,中国手机保有量7亿部,一个诺基亚公司每年卖多少?1.3亿部。他们在海外卖多少?不到4000万部。诺基亚就是芬兰来的一个当初很小的公司,我去过他们的总部,那个楼还没有方正的大。所以说,中国有多少公司去海外发展,最后都做垮了,说明海外市场不好做。为什么,因为他已经很成熟了。中国这么大的市场,我觉得把中国市场做好就行了,我做的事情基本上就是这样。
　　但不能说方正没有国际化。我现在很骄傲的说,我们在跟国际公司合作,瑞信、东亚银行在金融方面和方正合作;在集成电路方面,英特尔、东芝在和我们合作;我们做软件集成和外包,欧姆龙在和我合作,只是我们不去吹而已。有首歌里说:羞答答的玫瑰静悄悄的开,我们就是那朵羞答答的玫瑰。
　　《商务周刊》:方正在多元化的并购和整合都没有出什么问题,这种在重大决策的谨慎原则是企业风格,还是领导者的风格?
　　李友:我们没出过风险,但是经常就会看起来比别人慢一些,在速度和风险上我们还是选择了谨慎原则。方正一直都是这样的。这是一个校企,有校园文化,大家觉得不要冒风险,而且我个人也觉得这个公司还不够大,所以要沉住气。
　　在投资上,要看你有多少钱可以拿出来去冒险。风投都是拿自己的一小部分钱,公司会有自己的投资原则。三五年后方正很有钱了,也会是这种原则,每年拿多少钱出来干什么,会有规矩,一个投瞎了也不要紧。但假如你自己都活不下去,还这投那投,这风险就会越来越大。
　　《商务周刊》:方正的校园文化在最近几年有了怎样的变化?
　　李友:我认为一个企业的文化就是一把手文化,你是个什么样的形象,你的屁股正不正,下面也会跟着做,上梁不正下梁歪。我认为我的屁股就坐得很正。第一,我决不去打招呼说我有个哥们来了,请采购部关照一下这个供应商,我在方正干了十年,我敢说我没打过这样的招呼。第二,干部的事情上,我也绝不允许打招呼。我在家跟我老婆讲,两件事不能提,第一是不能提我工作范围内的事情,尤其是人的问题,你不要来跟我说谁好谁不好,我有自己的判断标准,你跟我一讲,毕竟是我老婆,我骂一通,心里还是会去想,她说的话是不是对的;第二我说不要跟我说股票的事,方正下面七八家上市公司,我每天上班的时候面对这些就够烦的了,在家里你要再跟我说这些事情,我跟上班一样。
　　我提拔干部时可能心里糊涂,但开人的时候一定是明明白白的。提拔人的时候,他可能蒙了我;但处理人的时候,他不好的一面我一定是清清楚楚。那我就一定是稳准狠的,不会留情面的。
　　《商务周刊》:这是你个人一贯的风格吗?
　　李友:肯定是。我自己觉得还是一个党的培养的问题,我过去干审计,规矩是小时候学的是啥就是啥,审计作风就是清清楚楚的。审计人员的心态都是一样的,这件事情我要弄得很清楚,至于怎么处理,那是头儿的事。
　　我基本上工作作风也是这样。这件事,我一定会搞清楚,搞清楚之后怎么处理,那是另外一码事情。在处理的过程中,我觉得这件事有个人品质或者职业素质方面的问题,我就不留情面,比如不把公司的事当回事,我认为这就属于他的基本职业素质有问题。我们昨天办公室发了一个通知,通过一家公司订票,但订票费要20块钱,结果这个通知发给全集团,很多员工都跟我说,我们根本不用找这家公司,我们在大街上打个电话送张火车票就5块钱。我就很恼火,直接找到分管的老总,我说你们有病。这个有病的问题是两个方面,第一有病,让别人耻笑集团的办事作风;第二有病,你们这15块钱的回扣也敢拿吗?没有回扣,那就更有病,说明你不把公司的事当回事,要是你们家你会这么做的吗?15块钱不多,但是反映已经官僚到如此地步,这就是职业素质的问题。
　　品质问题就更不用客气了。苏钢是个国企,我们接过来的时候有小金库,每家苏钢的二级公司都有小金库,我们三令五申把小金库都清理完了。但是销售部到年底根据他们销售惯例,会拿一点客户给他们的回扣,这回扣按规矩要交到财务科上去的,他们就留下50万元没交。结果到年底的时候,这个副总裁就派他的财务处长准备把这50万块钱当成奖金给大家分了,而且要给董事长和总裁都分一点,就派财务处长去跟董事长和总裁要身份证复印件,去要的时候他也不说要干啥。董事长和总裁就跟我顺便说了一下这个事,我说那还能干啥,年底了,要身份证复印件不就是给你们开个存折吗,一定有小金库的钱要发给你了。我说把他们给我叫来问,他们给我讲了100个理由。我说我是干审计出身的,我问过1000遍这样的话了。我后来就专门约他们在办手续之前谈了一次话,我说我不能容忍你们这种品质,你们年薪已经很高了,但是你们企图分掉我的钱,这就是品质问题了,那我就不容忍了,尽管你钱没分成。
　　对职业素质和职业道德方面的问题,这是绝对不能容忍的。好在我们这里,基本上这样的问题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