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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成化十二年（1476）四月二十七日深夜的北京城，黄华坊（今东四一带）的教坊司官办妓院附近，修武伯沈昱府中闪出一名头戴白毡帽、身穿白衣的中年男子。这时的北京城已经宵禁，路上禁止行人。白衣男子似乎轻车熟路，借着残月繁星的微光，走到了妓院区。妓院区的街门已经关闭，男子轻轻叩门。守门人似乎认识男子，街门微开，男子闪身入内，门又迅速关闭了。到二更时分，街门再次打开，白衣男子闪出，依旧步行而回。他没有注意到，有个人影一直偷偷尾随在后，一直目送他进了沈府。
尾随者原来是个年轻僧人，名觉亮。天亮后，觉亮把一纸诉状递进了刑部衙门。诉状揭露，这位深夜偷偷嫖娼的白衣男子，原来是位僧人，而且是明代第一大寺——北京大隆善护国寺的八品僧官常琇！状纸不仅指控常琇嫖娼，还提到他和一名尼姑净山长期通奸。
离奇且影响巨大的僧官嫖娼案
刑部接状后立即调查，原来当夜接待常琇的是妓女刁银课儿，她被拘传到刑部提审。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明朝的法律。按照《大明律》，教坊司管辖下的妓院（乐户）是合法的，普通人都可去买春，但官员和僧人、道士不行。僧道嫖娼、通奸者杖一百，按明代惯例减一等，实际应杖九十。至于僧官，则既是僧人，又是国家官员的双重身份，嫖娼当然也是违法的。
常琇得到消息，连忙写状纸声辩。为了扭转案情，他还派徒孙将状纸上呈皇帝。和尚当然无法直接面奏皇帝，状纸被锦衣卫镇抚司接收。由于涉案的是有钱和尚，油水足，镇抚司兴趣很大，随即给刑部发公文，将刁银课儿及相关案卷都调了过来，修武伯沈昱、尼姑净山也被提来讯问。
随后的案情大大超出了常琇的预料，刁银课儿、净山哪里经得起锦衣卫衙门的威吓，把她们和常琇的风流韵事一一招供出来。《皇明条法事类纂》保存了都察院将此案上奏皇帝的奏本，我们今天对此事的了解便都由此而来。
奏本告诉我们，常琇本是北京彭城卫前所的一名“余丁”，即军人家属，出家后任僧录司左觉义。僧录司直属礼部，是管理天下僧寺的机关，就设在大隆善护国寺内。左觉义为从八品官，负责督察全国僧尼的法纪。常琇还投靠南和伯方瑛，认其做了义父。方瑛是著名武将，早年战功很多。他在天顺三年（1459）病死后，其小妾常氏颇有姿色，难耐寡居寂寞，和常琇逐渐勾搭成奸。方家发觉后，将常氏赶出家门。靠着常琇的关系，常氏离开方家后，在大顺圣庵出家做了尼姑，法号净山，两人依旧时常通奸。方瑛死后其子方毅袭爵，因家务纠纷被剥夺了爵位，方家此时无甚势力，也没能把常琇治罪，常琇反倒又升了护国寺的僧官。
常琇这时终日交游的，也是一群与南和伯一样的袭爵武官。卷宗里记载他最早的一起嫖娼案，是案发两年前的成化十年（1474）。这年正月十六日，修武伯沈昱因为坠马被踢伤，在家休养，常琇备了面盒、手帕等礼物前去探望，同去的有本寺僧官德鲁思忠。沈昱摆酒相待，又请来了丰润伯曹振（后来有人考证他就是曹雪芹的先祖）、锦衣卫带俸（即有衔无职）指挥佥事（正四品）王珩，又叫来了一群教坊司“乐妇”：刁银课儿、晁小冤家儿、陈三儿、张福友儿、刘四儿、赵三圣保儿。众官、僧在乐妇弹唱伴奏下喝酒行令，一直闹到天黑。常琇在做僧官以前，就和刁银课儿“往来情热”，此刻不禁又想重温旧情，无奈来时只带了给沈昱的礼物，没预备嫖资，就让跟班回寺里，取来银子一两、白苎丝半匹、手帕十方，送了刁银课儿。两人装作伤风，离席到书房歇息，“偷奸一度”，各回院寺。
五天后的二十一日，沈昱伤好，丰润伯曹振又在家摆酒为他庆贺，除了沈昱，常琇、德鲁思忠、王珩等也应邀而来。又叫来四个乐妇弹唱，其中有上次的陈三儿、刘四儿，如此又喝了一天。二月初一，常琇又和德鲁思忠到泰宁侯陈桓家走动，陈家摆酒接待，叫来四个乐妇，其中又有刘四儿，如是又是一天。以后，常琇又派跟班给刁银课儿陆续送银两、云青缎、茶褐缎各一匹，以及酥油、乳饼、甜食及果品等，两人往来不绝。
次年的成化十一年（1475）八月，护国寺老住持然净病死，与常琇颇交好的然积担任了住持。因为住持职位之争，然净的弟子觉亮被赶出了寺院。这年底，朝廷册立皇太子——就是后来的孝宗弘治皇帝，大赦天下。从法律上讲，常琇以往的嫖娼、通奸等罪行都已被赦免了，虽然这些罪行尚未暴露。觉亮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寻机告倒然积、常琇。
成化十二年（1476）正月，常琇又到妓院嫖宿。他先是带着跟班，骑马到修武伯沈昱家，将马寄放在沈家马房，由跟班喂养，自己扮作俗人，到了刁银课儿家，付“银豆十颗”作嫖资，奸宿一夜，次日早上到沈家，换僧服回寺。三月初九日，尼姑净山的师傅病故，常琇前去吊孝、起棺，与净山在房中通奸一次。直到四月二十七日夜，最后一次嫖娼事发。据案卷记载，把门乐工蒋海给常琇开门后，将他带到了刁银课儿家中。为酬谢蒋海深夜帮忙，刁母还给了他三分银子。常琇这次的嫖资是六钱银子。二更时，又是蒋海开门给他放行。
镇抚司审理完毕，将案卷及人犯移送都察院定罪。这时，都察院和大理寺就定罪量刑发生了不同意见。按照都察院的拟罪，常琇应按“奏事诈不以实”律处杖九十、徒两年半，净山按“尼僧犯奸”律杖九十，德鲁思忠、陈桓、沈昱、曹振、王珩及刁银课儿等乐妇都按“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杖七十。常琇和德鲁思忠勒令还俗，陈桓等武官不许管军管事。
大理寺的拟罪是：常琇不仅宿娼饮酒，而且与义父之妾通奸，罪行深重，应死罪减一等，发辽东充军；德鲁思忠革职为民；陈桓、曹振、王珩等武官与僧、娼宴饮，罚俸禄一年，不许在朝廷侍卫管事；沈昱不仅与僧娼宴饮，还容留常琇通奸，情节更重，应停职停俸。成化皇帝批准了大理寺的拟罪，并命令刊刻此案的案卷，告示天下，在全国各司（省）、府、州、县张贴，禁止僧人拜认义父、携妓饮酒、往来文武官民之家，以及重申官员不得携妓饮酒等。《明实录》对此也有记载，当年曾轰动一时。
道德堕落的象征：明代军官
常琇案虽然到此结束，但它反映出的明代武官和僧人的“私生活”却值得关注。明代军人和军官身份都是世袭；侯、伯爵位大多来自军功，爵位世袭传承。本案中的修武伯沈昱、丰润伯曹振、泰宁侯陈桓都是承袭世爵，担任武官。沈昱以前曾在蓟州、宁夏担任军职；曹振在此案之后三年任职神机营，又调任南京操江水军；陈桓也在十余年后到宁夏担任军职（均见《明史》各人本传）。这些武官、世侯没有科举经历，大都缺乏文化修养，品位低下。
再者，明代法律中，比死刑低一等的刑罚就是充军，徒刑、流刑都比充军刑轻，难以用到军人身上，军官更可以纳钞（或米、木头等）赎罪。所以军人、军官犯罪，大多是调动个卫所服役而已，只要不犯死刑，法律基本上就奈何他们不得。这便造成一个现象，就是明代军人、军官的犯罪率，比文官及百姓要高得多。犯罪案件当中，又以通奸、嫖娼、贪污受贿等风化、经济犯罪为多，反映出教育和法纪的双重缺乏。常琇出家前就是军籍，案发后的刑罚还是发到辽东为军，由此也可以想象当时的军纪如何。
再以本案所涉及诸侯、伯为例。天顺五年（1461）时，曹振在祖父丧期中纳妓女为妾，受到多次弹劾，皇帝开恩，只免了他一年的俸禄，命其到国子监读书一年（《英宗实录》卷三三三）；次年，南和伯方毅通奸案发，原来，他还在为父服丧期间，就与其父的婢女通奸，丧满袭爵后又奸污霸占家仆之妹为妾，还诱使祖母诬陷其叔不孝，最终被剥夺了爵位（《英宗实录》卷三三九）。从常琇案的卷宗可见，这些侯伯整日的生活，无非就是宴饮社交、吃酒听唱，完全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寄生阶层。此案中没有追究这些武官是否曾嫖娼，这背后大概有诸人对镇抚司官员的贿赂。
贵为侯伯尚且如此，普通军官的通奸、嫖娼案件更是频发。成化朝廷相继实行调换卫所、革去实职、革职为民等处罚，但一直难以奏效。成化三年（1476），江淮卫指挥李勋、魏鉴屡次嫖娼事发，两人都是袭祖职的三品武官，本来只需缴纳一点罚款即可。然朝廷觉得处分太轻，改为保留级别、调别的卫所任职，不许管军管事（即担任实职），并宣布以后犯者照此执行。成化七年（1471），南京金吾左卫指挥佥事（正四品）姜晟、带俸指挥使（正三品）李洪等，到乐妇店内饮酒听唱，本应以纳木料赎杖七十之罪，此时朝廷又明确为：武官挟妓饮酒，管事者革去管事，未管事（即带俸）者以后亦不得管事。
明代法律，官员不得娶乐户女子为妻妾，但娶妓女的武官可不止曹振。成化十五年（1479），庆阳卫副千户（从五品）毕通，用贪污的五十两银子和布十四匹，娶乐人之妾为妻，四年后事发，本来纳米后仍可任原职。朝廷觉得事关风化，决定依照李勋案例，保留级别俸禄，改调别卫，不许管军管事。
明代军队卫所的住宅区大都比较集中，军官、军人之间通婚非常普遍（《英宗实录》卷六十二“正统四年十二月丁丑”，山海卫指挥同知周俊奏言），所以军官与同僚、下级妻女通奸的案件也常发生。常琇案发前两年的成化十年（1474），京城锦衣卫中千户所校尉任亨，勾引已故军人妻盛氏出家在外奸宿案发，本应纳钞代刑，仍任原职。朝廷觉得犯奸之人，“行止有亏”，再给皇帝护驾朝廷也脸上无光，遂改调京城不担负守卫朝廷任务的京城卫所。次年，锦衣卫后千户所校尉叶普贤、任福贵又犯此罪：叶勾引军人王俞之妻来家奸宿；任则是勾引本卫另一校尉之妻杨氏出外奸宿。两人都按照任亨案的先例，改调别卫充军。
十余年后的弘治三年（1490），云南木密关守御所正千户黄钺，见本所致仕（退休）副千户可宗的次女川儿姿色颇好，起意奸淫。此时的川儿已经与本所军人熊顺订婚。可家与军人郑全家相邻，黄钺就让军伴（勤务兵）向郑全之妻联络，让她与川儿通风密约。结果川儿当即“笑允”，与黄钺在郑全家相会通奸一次，黄钺付银子二钱。后两人通奸不断，直到被熊顺当场捉获，告到上级。朝廷决议将黄钺革职为民，以后军职有奸同僚妻女者都照此办理。
这是明中叶的情况。到晚明时情况如何？最鲜明的反映当数小说《金瓶梅》了，其主人公西门庆是山东的理刑千户，其实正是以锦衣卫理刑千户为原型。他不仅是院中李桂姐、郑月儿等妓女的老主顾，家里还有个娶来的妓女老婆李娇儿。有趣的是，西门庆见到同僚何千户的妻子蓝氏时，也是淫心顿起，必欲奸之而后快，要不是他死得早，恐怕马上也要实践黄钺那一套了。另外，西门庆也是在一群帮闲的簇拥下，终日宴饮笙歌，其生活和常琇案中的诸人如出一辙。
即色即空：僧人的性
武官之外，僧人通奸的情况也值得一提。大概是元代宽纵僧人的遗风，明初颇有僧人娶妻的，所以明初旧例规定，僧有妻子的，任何人都可以殴打羞辱，还可以索钞五十锭。如果没有钱，打死也不违法（《英宗实录》卷八十二“正统六年八月戊子”）。成化时朝廷讨论常琇案说，“南北两京，天下司府州县，僧尼数多，其如常琇、沈昱等淫秽丑声不少”，可见僧人通奸的现象也比较普遍，社会声望很差。
弘治年间以后，政府对僧尼道士犯奸的处罚又有加重，在原来杖九十、还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于本寺观庵院门首枷号一个月”的处罚。到嘉靖五年（1526），再次发布新例，加重僧道通奸的量刑（《嘉靖新例》）。可惜这次不像常琇案那样有完整的文书保存下来，我们无法知道具体案情了。这次的新规定有：第一，如果有妇女到寺观出游，需拿送官府，并逮捕其丈夫，都处以枷号一个月之刑。第二，僧道勾引他人妻女离家通奸（刁奸），借机逃走或者诓骗财物的，发边远卫充军。第三，妇人勾引其他妇女到寺观的，妇人及其丈夫枷号三个月；知情的主持也同样治罪。
从这几条规定推测，这个案件包含的情节应当是：僧人勾引民妻到寺庙通奸，并将其拐骗私奔。这和《水浒传》第四十五回里僧人裴如海勾引杨雄之妻潘巧云的情节非常相似。联系常琇案判决后朝廷曾命各地张榜公布，嘉靖初年的这个案件也一定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并可能成为《水浒传》作者的灵感来源之一。《水浒传》在这里的一段评论颇能反映当时社会对僧人的看法：
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紧。为何说这等话？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说这句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食，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无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说，一个财主家，虽然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闲事恼心，夜间又被钱物挂念。到三更二更才睡，总有娇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们，一日假辛辛苦苦挣扎，早晨巴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来，未上床，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没颗米，明日又无钱。总然妻子有些颜色，也无些什么意兴。因此上输与这和尚们一心闲静，专一理会这等勾当。那时古人评论到此去处，说这和尚们真个利害。因此苏东坡学士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和尚们还有四句言语，道是：“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从古极今，先人留下两句言语，单道这和尚家是铁里蛀虫，凡俗人家岂可惹他。自古说这秃子道：“色中饿鬼兽中狨，弄假成真说祖风。此物只宜林下看，岂堪引入画堂中！”
僧人普遍不如武职官员富有，能像常琇那样钻营到僧官之职、有钱嫖娼或包养情妇的终是少数。但僧人过独身生活，没有合法妻室，性欲更难以宣泄。很多僧人只能求助同性性行为，长老对徒弟的性侵犯尤为普遍。明代这方面没有太直接的案例，但清代刑部的档案选编《刑案汇览》卷五十二可做一点参考：嘉庆二十三年（1544），湖北省举人、教谕卢嘉会鸡奸十四岁弟子事发，由于律例对儒师鸡奸弟子没有明文规定，湖北巡抚比照亲属乱伦通奸定罪，受到刑部批评。刑部意见称：“儒师之奸弟子，固例无明文，而僧道之奸弟子，则事所常有。”要求比照僧道鸡奸弟子判罪，可见僧道此类案件之多。
常琇嫖娼案是一个个案，但它反映出了专制国家机器的腐朽，以及它统治之下整个社会的堕落。我们希望它仅仅属于历史。
除有说明者外，本文参考文献均来自《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四十三，见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
尾随者原来是个年轻僧人，名觉亮。天亮后，觉亮把一纸诉状递进了刑部衙门。诉状揭露，这位深夜偷偷嫖娼的白衣男子，原来是位僧人，而且是明代第一大寺——北京大隆善护国寺的八品僧官常琇！状纸不仅指控常琇嫖娼，还提到他和一名尼姑净山长期通奸。
离奇且影响巨大的僧官嫖娼案
刑部接状后立即调查，原来当夜接待常琇的是妓女刁银课儿，她被拘传到刑部提审。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明朝的法律。按照《大明律》，教坊司管辖下的妓院（乐户）是合法的，普通人都可去买春，但官员和僧人、道士不行。僧道嫖娼、通奸者杖一百，按明代惯例减一等，实际应杖九十。至于僧官，则既是僧人，又是国家官员的双重身份，嫖娼当然也是违法的。
常琇得到消息，连忙写状纸声辩。为了扭转案情，他还派徒孙将状纸上呈皇帝。和尚当然无法直接面奏皇帝，状纸被锦衣卫镇抚司接收。由于涉案的是有钱和尚，油水足，镇抚司兴趣很大，随即给刑部发公文，将刁银课儿及相关案卷都调了过来，修武伯沈昱、尼姑净山也被提来讯问。
随后的案情大大超出了常琇的预料，刁银课儿、净山哪里经得起锦衣卫衙门的威吓，把她们和常琇的风流韵事一一招供出来。《皇明条法事类纂》保存了都察院将此案上奏皇帝的奏本，我们今天对此事的了解便都由此而来。
奏本告诉我们，常琇本是北京彭城卫前所的一名“余丁”，即军人家属，出家后任僧录司左觉义。僧录司直属礼部，是管理天下僧寺的机关，就设在大隆善护国寺内。左觉义为从八品官，负责督察全国僧尼的法纪。常琇还投靠南和伯方瑛，认其做了义父。方瑛是著名武将，早年战功很多。他在天顺三年（1459）病死后，其小妾常氏颇有姿色，难耐寡居寂寞，和常琇逐渐勾搭成奸。方家发觉后，将常氏赶出家门。靠着常琇的关系，常氏离开方家后，在大顺圣庵出家做了尼姑，法号净山，两人依旧时常通奸。方瑛死后其子方毅袭爵，因家务纠纷被剥夺了爵位，方家此时无甚势力，也没能把常琇治罪，常琇反倒又升了护国寺的僧官。
常琇这时终日交游的，也是一群与南和伯一样的袭爵武官。卷宗里记载他最早的一起嫖娼案，是案发两年前的成化十年（1474）。这年正月十六日，修武伯沈昱因为坠马被踢伤，在家休养，常琇备了面盒、手帕等礼物前去探望，同去的有本寺僧官德鲁思忠。沈昱摆酒相待，又请来了丰润伯曹振（后来有人考证他就是曹雪芹的先祖）、锦衣卫带俸（即有衔无职）指挥佥事（正四品）王珩，又叫来了一群教坊司“乐妇”：刁银课儿、晁小冤家儿、陈三儿、张福友儿、刘四儿、赵三圣保儿。众官、僧在乐妇弹唱伴奏下喝酒行令，一直闹到天黑。常琇在做僧官以前，就和刁银课儿“往来情热”，此刻不禁又想重温旧情，无奈来时只带了给沈昱的礼物，没预备嫖资，就让跟班回寺里，取来银子一两、白苎丝半匹、手帕十方，送了刁银课儿。两人装作伤风，离席到书房歇息，“偷奸一度”，各回院寺。
五天后的二十一日，沈昱伤好，丰润伯曹振又在家摆酒为他庆贺，除了沈昱，常琇、德鲁思忠、王珩等也应邀而来。又叫来四个乐妇弹唱，其中有上次的陈三儿、刘四儿，如此又喝了一天。二月初一，常琇又和德鲁思忠到泰宁侯陈桓家走动，陈家摆酒接待，叫来四个乐妇，其中又有刘四儿，如是又是一天。以后，常琇又派跟班给刁银课儿陆续送银两、云青缎、茶褐缎各一匹，以及酥油、乳饼、甜食及果品等，两人往来不绝。
次年的成化十一年（1475）八月，护国寺老住持然净病死，与常琇颇交好的然积担任了住持。因为住持职位之争，然净的弟子觉亮被赶出了寺院。这年底，朝廷册立皇太子——就是后来的孝宗弘治皇帝，大赦天下。从法律上讲，常琇以往的嫖娼、通奸等罪行都已被赦免了，虽然这些罪行尚未暴露。觉亮咽不下这口气，一直寻机告倒然积、常琇。
成化十二年（1476）正月，常琇又到妓院嫖宿。他先是带着跟班，骑马到修武伯沈昱家，将马寄放在沈家马房，由跟班喂养，自己扮作俗人，到了刁银课儿家，付“银豆十颗”作嫖资，奸宿一夜，次日早上到沈家，换僧服回寺。三月初九日，尼姑净山的师傅病故，常琇前去吊孝、起棺，与净山在房中通奸一次。直到四月二十七日夜，最后一次嫖娼事发。据案卷记载，把门乐工蒋海给常琇开门后，将他带到了刁银课儿家中。为酬谢蒋海深夜帮忙，刁母还给了他三分银子。常琇这次的嫖资是六钱银子。二更时，又是蒋海开门给他放行。
镇抚司审理完毕，将案卷及人犯移送都察院定罪。这时，都察院和大理寺就定罪量刑发生了不同意见。按照都察院的拟罪，常琇应按“奏事诈不以实”律处杖九十、徒两年半，净山按“尼僧犯奸”律杖九十，德鲁思忠、陈桓、沈昱、曹振、王珩及刁银课儿等乐妇都按“不应得为而为之、事理重者”杖七十。常琇和德鲁思忠勒令还俗，陈桓等武官不许管军管事。
大理寺的拟罪是：常琇不仅宿娼饮酒，而且与义父之妾通奸，罪行深重，应死罪减一等，发辽东充军；德鲁思忠革职为民；陈桓、曹振、王珩等武官与僧、娼宴饮，罚俸禄一年，不许在朝廷侍卫管事；沈昱不仅与僧娼宴饮，还容留常琇通奸，情节更重，应停职停俸。成化皇帝批准了大理寺的拟罪，并命令刊刻此案的案卷，告示天下，在全国各司（省）、府、州、县张贴，禁止僧人拜认义父、携妓饮酒、往来文武官民之家，以及重申官员不得携妓饮酒等。《明实录》对此也有记载，当年曾轰动一时。
道德堕落的象征：明代军官
常琇案虽然到此结束，但它反映出的明代武官和僧人的“私生活”却值得关注。明代军人和军官身份都是世袭；侯、伯爵位大多来自军功，爵位世袭传承。本案中的修武伯沈昱、丰润伯曹振、泰宁侯陈桓都是承袭世爵，担任武官。沈昱以前曾在蓟州、宁夏担任军职；曹振在此案之后三年任职神机营，又调任南京操江水军；陈桓也在十余年后到宁夏担任军职（均见《明史》各人本传）。这些武官、世侯没有科举经历，大都缺乏文化修养，品位低下。
再者，明代法律中，比死刑低一等的刑罚就是充军，徒刑、流刑都比充军刑轻，难以用到军人身上，军官更可以纳钞（或米、木头等）赎罪。所以军人、军官犯罪，大多是调动个卫所服役而已，只要不犯死刑，法律基本上就奈何他们不得。这便造成一个现象，就是明代军人、军官的犯罪率，比文官及百姓要高得多。犯罪案件当中，又以通奸、嫖娼、贪污受贿等风化、经济犯罪为多，反映出教育和法纪的双重缺乏。常琇出家前就是军籍，案发后的刑罚还是发到辽东为军，由此也可以想象当时的军纪如何。
再以本案所涉及诸侯、伯为例。天顺五年（1461）时，曹振在祖父丧期中纳妓女为妾，受到多次弹劾，皇帝开恩，只免了他一年的俸禄，命其到国子监读书一年（《英宗实录》卷三三三）；次年，南和伯方毅通奸案发，原来，他还在为父服丧期间，就与其父的婢女通奸，丧满袭爵后又奸污霸占家仆之妹为妾，还诱使祖母诬陷其叔不孝，最终被剥夺了爵位（《英宗实录》卷三三九）。从常琇案的卷宗可见，这些侯伯整日的生活，无非就是宴饮社交、吃酒听唱，完全是一个无所事事的寄生阶层。此案中没有追究这些武官是否曾嫖娼，这背后大概有诸人对镇抚司官员的贿赂。
贵为侯伯尚且如此，普通军官的通奸、嫖娼案件更是频发。成化朝廷相继实行调换卫所、革去实职、革职为民等处罚，但一直难以奏效。成化三年（1476），江淮卫指挥李勋、魏鉴屡次嫖娼事发，两人都是袭祖职的三品武官，本来只需缴纳一点罚款即可。然朝廷觉得处分太轻，改为保留级别、调别的卫所任职，不许管军管事（即担任实职），并宣布以后犯者照此执行。成化七年（1471），南京金吾左卫指挥佥事（正四品）姜晟、带俸指挥使（正三品）李洪等，到乐妇店内饮酒听唱，本应以纳木料赎杖七十之罪，此时朝廷又明确为：武官挟妓饮酒，管事者革去管事，未管事（即带俸）者以后亦不得管事。
明代法律，官员不得娶乐户女子为妻妾，但娶妓女的武官可不止曹振。成化十五年（1479），庆阳卫副千户（从五品）毕通，用贪污的五十两银子和布十四匹，娶乐人之妾为妻，四年后事发，本来纳米后仍可任原职。朝廷觉得事关风化，决定依照李勋案例，保留级别俸禄，改调别卫，不许管军管事。
明代军队卫所的住宅区大都比较集中，军官、军人之间通婚非常普遍（《英宗实录》卷六十二“正统四年十二月丁丑”，山海卫指挥同知周俊奏言），所以军官与同僚、下级妻女通奸的案件也常发生。常琇案发前两年的成化十年（1474），京城锦衣卫中千户所校尉任亨，勾引已故军人妻盛氏出家在外奸宿案发，本应纳钞代刑，仍任原职。朝廷觉得犯奸之人，“行止有亏”，再给皇帝护驾朝廷也脸上无光，遂改调京城不担负守卫朝廷任务的京城卫所。次年，锦衣卫后千户所校尉叶普贤、任福贵又犯此罪：叶勾引军人王俞之妻来家奸宿；任则是勾引本卫另一校尉之妻杨氏出外奸宿。两人都按照任亨案的先例，改调别卫充军。
十余年后的弘治三年（1490），云南木密关守御所正千户黄钺，见本所致仕（退休）副千户可宗的次女川儿姿色颇好，起意奸淫。此时的川儿已经与本所军人熊顺订婚。可家与军人郑全家相邻，黄钺就让军伴（勤务兵）向郑全之妻联络，让她与川儿通风密约。结果川儿当即“笑允”，与黄钺在郑全家相会通奸一次，黄钺付银子二钱。后两人通奸不断，直到被熊顺当场捉获，告到上级。朝廷决议将黄钺革职为民，以后军职有奸同僚妻女者都照此办理。
这是明中叶的情况。到晚明时情况如何？最鲜明的反映当数小说《金瓶梅》了，其主人公西门庆是山东的理刑千户，其实正是以锦衣卫理刑千户为原型。他不仅是院中李桂姐、郑月儿等妓女的老主顾，家里还有个娶来的妓女老婆李娇儿。有趣的是，西门庆见到同僚何千户的妻子蓝氏时，也是淫心顿起，必欲奸之而后快，要不是他死得早，恐怕马上也要实践黄钺那一套了。另外，西门庆也是在一群帮闲的簇拥下，终日宴饮笙歌，其生活和常琇案中的诸人如出一辙。
即色即空：僧人的性
武官之外，僧人通奸的情况也值得一提。大概是元代宽纵僧人的遗风，明初颇有僧人娶妻的，所以明初旧例规定，僧有妻子的，任何人都可以殴打羞辱，还可以索钞五十锭。如果没有钱，打死也不违法（《英宗实录》卷八十二“正统六年八月戊子”）。成化时朝廷讨论常琇案说，“南北两京，天下司府州县，僧尼数多，其如常琇、沈昱等淫秽丑声不少”，可见僧人通奸的现象也比较普遍，社会声望很差。
弘治年间以后，政府对僧尼道士犯奸的处罚又有加重，在原来杖九十、还俗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于本寺观庵院门首枷号一个月”的处罚。到嘉靖五年（1526），再次发布新例，加重僧道通奸的量刑（《嘉靖新例》）。可惜这次不像常琇案那样有完整的文书保存下来，我们无法知道具体案情了。这次的新规定有：第一，如果有妇女到寺观出游，需拿送官府，并逮捕其丈夫，都处以枷号一个月之刑。第二，僧道勾引他人妻女离家通奸（刁奸），借机逃走或者诓骗财物的，发边远卫充军。第三，妇人勾引其他妇女到寺观的，妇人及其丈夫枷号三个月；知情的主持也同样治罪。
从这几条规定推测，这个案件包含的情节应当是：僧人勾引民妻到寺庙通奸，并将其拐骗私奔。这和《水浒传》第四十五回里僧人裴如海勾引杨雄之妻潘巧云的情节非常相似。联系常琇案判决后朝廷曾命各地张榜公布，嘉靖初年的这个案件也一定在当时社会上引起很大反响，并可能成为《水浒传》作者的灵感来源之一。《水浒传》在这里的一段评论颇能反映当时社会对僧人的看法：
看官听说：原来但凡世上的人情，惟和尚色情最紧。为何说这等话？且如俗人出家人，都是一般父精母血所生，缘何见得和尚家色情最紧？说这句话，这上三卷书中所说潘、驴、邓、小、闲，惟有和尚家第一闲。一日三食，吃了檀越施主的好斋好供。住了那高堂大殿僧房，又无俗事所烦，房里好床好铺睡着，无得寻思，只是想着此一件事。假如譬喻说，一个财主家，虽然十相俱足，一日有多少闲事恼心，夜间又被钱物挂念。到三更二更才睡，总有娇妻美妾同床共枕，那得情趣。又有那一等小百姓们，一日假辛辛苦苦挣扎，早晨巴不到晚，起的是五更，睡的是半夜，到晚来，未上床，先去摸一摸米瓮，看到底没颗米，明日又无钱。总然妻子有些颜色，也无些什么意兴。因此上输与这和尚们一心闲静，专一理会这等勾当。那时古人评论到此去处，说这和尚们真个利害。因此苏东坡学士道：“不秃不毒，不毒不秃。转秃转毒，转毒转秃。”和尚们还有四句言语，道是：“一个字便是僧；两个字是和尚；三个字鬼乐官；四字色中饿鬼。”从古极今，先人留下两句言语，单道这和尚家是铁里蛀虫，凡俗人家岂可惹他。自古说这秃子道：“色中饿鬼兽中狨，弄假成真说祖风。此物只宜林下看，岂堪引入画堂中！”
僧人普遍不如武职官员富有，能像常琇那样钻营到僧官之职、有钱嫖娼或包养情妇的终是少数。但僧人过独身生活，没有合法妻室，性欲更难以宣泄。很多僧人只能求助同性性行为，长老对徒弟的性侵犯尤为普遍。明代这方面没有太直接的案例，但清代刑部的档案选编《刑案汇览》卷五十二可做一点参考：嘉庆二十三年（1544），湖北省举人、教谕卢嘉会鸡奸十四岁弟子事发，由于律例对儒师鸡奸弟子没有明文规定，湖北巡抚比照亲属乱伦通奸定罪，受到刑部批评。刑部意见称：“儒师之奸弟子，固例无明文，而僧道之奸弟子，则事所常有。”要求比照僧道鸡奸弟子判罪，可见僧道此类案件之多。
常琇嫖娼案是一个个案，但它反映出了专制国家机器的腐朽，以及它统治之下整个社会的堕落。我们希望它仅仅属于历史。
除有说明者外，本文参考文献均来自《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四十三，见刘海年、杨一凡总主编：《中国珍稀法律典籍集成》乙编第五册，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