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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书城》去年十月号上，写了篇《常任侠日记中的丁玲》，最近《书城》今年一月号刊登了李向东先生与我商榷的文章。我对向东先生的文章本来可以不作答复，因为我的文章只是介绍性的，为丁玲研究增添一点史料，没有什么理论见解。最后决定写这篇答文，主要是向东先生似乎有些误解，认为我介绍常任侠日记的用意，是想证明丁玲被捕后一直受国民党优待，政治上存在许多疑点；而这可能会误导社会舆论，重启丁玲的冤案。事实上我只想说明，从常任侠的日记中看，丁玲在南京的最后一年，“除了不能离开南京外，行为已完全自由”，中统已经解除对她的跟踪、监视，最后甚至取消了“不能离开南京”这条约束。她这才有机会多次离开南京，去北平、上海寻找党的帮助。
我的这个说法，也是丁玲早就承认的。一九四○年九月，萧军曾在日记中说，丁玲接受中央组织部审查后，回来告诉过他，组织部向她提了三个问题：“一、当冯达写自首书时，她不应该不劝他。二、能够出来为什么不早出来？三、为什么国民党既不审问，不杀，也不下狱？”丁玲的答复是：“一、我明知无效，因为他（冯达）已经知道自己政治的前途已灭绝了。二、我出来如没有适当工作，我为什么要出来呢？三、因为我是个特殊人物啊！我虽然是党员，但是个作家啊！”试想丁玲的这段自白，又与我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呢？
萧军的这段日记，向东先生在《丁玲传》里也引用过。澄清了这一点，再来谈向东先生提出的几个问题。
一、苜蓿园四十四号
丁玲在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是中山门外的苜蓿园四十四号。我在文章里采用万亚刚的说法，认为这处房子是中统建造的，“为中统领导人周末休闲之所”。向东先生不同意这个说法，提醒我丁玲《魍魉世界》的附录，收有傅焕光的女儿傅甘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傅焕光是农林学家，也是当年建设中山陵园的主任技师，傅甘在信里说：“我家住在中山门外卫桥，苜蓿园。家中还有一些房子，由一个朋友借走，以后也不知他们又去办理何事之用。‘文革’中，便要我父亲交待与您的关系。……我想大约就是关您的房子，可能是我家的余房。”向东先生据此认为，丁玲所住的这所房子不是中统建造的，房主人是傅焕光。
向东先生提醒我的这封信，我写文章时当然看到过。但是傅焕光家的“余房”是否就是丁玲住的苜蓿园四十四号，还要进一步求证。而更重要的是，即便这就是傅焕光的“余房”，也正如傅甘信里所说，当时已经“由一个朋友借走”，不知“去办理何事之用”了。这些房子被“借走”后，完全可能被中统借用、租用或者征用，经过改造修葺后，作为“中统领导人周末休闲之所”。
所以我当时看了这封信后，不唯没有产生怀疑，反而更相信万亚刚的说法。这就是我在文章中说的，当时苜蓿园一带是南京近郊的风景区，是中统“领导人”的周末度假之所，即便“房租也不贵”，也绝不会太便宜。以丁玲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既要养家又要租屋，恐怕租不起。而这就牵连出一个问题，即苜蓿园四十四号到底是什么样的房子。丁玲说是“五间房的茅屋”“房子小，质量不高”“像荒村里的一座草庵”，她只是“奄奄一息地蛰居在这里”。但万亚刚在《国共斗争的见闻里》不止一处说到，这是“一幢独立式小洋房”“中统特将她夫妇和姚蓬子一起，安置在那里，待她不谓不厚”。两人的说法实在相去甚远。
向东先生相信丁玲的说法，认为这是“五间房的茅屋”。以蒋祖林的记忆，“中间是个堂屋，左右各有两间房，姚蓬子住两间，他们住两间，两个房间一前一后，丁玲住大些的前屋，跟外祖母住较小的后屋”，冯达独自“住在后面院子里的一间小房”。他还特别指出，我在引用少青的《最近的丁玲女士》时，漏掉了关键的一句话。少青的原文是：这是一幢“四开间西式平房，粉红色的墙壁，茅草盖顶，十分清雅。她住的是这四开间房子之一半，计有平房四间，中间是客室，靠东的前房是她的书房，后面即是她的卧室”，我漏掉了“计有平房四间”一句。他怀疑我“独独隐去”这一句，似乎有意要断章取义。
其实我“隐去”这句话，主要是为了叙述方便，读者核对原文，就会发现这里并无隐瞒。少青所说“计有平房四间”与丁玲母亲的说法并不矛盾。道理很简单，少青当天去采访丁玲，由于身份和行为所限，看到的只是房子的一部分。因而她所说的“这四开间房子之一半”，也就是这四间平房，主要是丁玲平时活动、使用的部分，包括客厅、书房和卧室。而丁玲的母亲、两个孩子和两个女工，则住在房子的其他部分。冯达因为有肺结核病，又单独隔离住在“后面院子里”。
这层道理，只要想一下就可以理解。试想如果房子只有五间，丁、姚两家各住两间，以丁玲一家人口之众，大大小小、里里外外七口之多，如何住得下？何况如果只有两间，怎么会出现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向东先生显然也发现不对，临时想出一种解释，说“少青来访时，丁母已携祖林祖慧返湘，故丁玲将两房改为一卧室一书房”。但这只是向东先生的揣测。
从常任侠日记中看，他最后两次见丁玲都在一九三六年。一次是三月十五日，一次是五月十七日。前一次，丁玲的母亲和孩子都在南京。后一次，丁玲才告诉常任侠，“母亲及小孩均回湖南”了。这大约也证实了丁玲的说法，她母亲是四月底回湖南的。而少青的《最近的丁玲女士》写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离丁玲的母亲回湖南只有两个月。可以想见，丁玲送走母亲、孩子，就是“为了准备逃离南京”。她既然做这样的准备，在将母亲、孩子送走后，哪还有心思、又有什么必要大规模改造房子，将两房改作四房，分出独立的客厅和书房呢？况且从《丁母回忆录》中看，这客厅、书房绝非新造，都是原来就有的。
所以有关这幢房子的详细情况，还是在此长期居住过的丁玲母亲最清楚，这是“一整栋新式茅房，周围空阔，建筑完美，有十来间房，仍与某友共居。女又添器具，将病者另居后面两间，为我设一静室打坐，卧室相连，小孩游戏室、客室，伊写作书室。余下数间友夫妇居。空气非常之好，用了两个女工，起居一切均适吾意。在室中望紫金山，极清楚”。
二、关于丁玲去北平 丁玲在最终逃离南京之前，为了与党取得联系，曾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去北平找李达、王会悟夫妇。她在《魍魉世界》里对这次经历讲得很含糊，不知道是她决意铤而走险，还是先已取得了中统的同意。我在这件事上，接受徐恩曾的说法，认为她去北平是经中统同意的，旅费也是由中统提供的。在文章中，引用了徐恩曾《我与共产党斗争的回忆》中的一段，说有一天他去看丁玲，“在谈笑中，她很随便地谈到北平的景物，言下很有欣慕之情，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鼓励她去玩一次，第二天我派人给她送去一笔旅费，结果她去玩了一个月才回来”。
但是向东先生认为，丁玲去北平没有告知中统，是她秘密出行，“一个人悄然离开的”。根据是丁玲在《魍魉世界》中说，她往返的车票，是沈从文的胞妹沈岳萌提供的。“那时她（沈岳萌）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向东先生说：“丁玲写此文时，沈从文尚健在，从沈岳萌那里要车票事，丁玲不会信口胡言，也没有必要编造。”
我同意向东先生的说法，丁玲去北平的车票是向沈岳萌要的，丁玲在这件事上“不会信口胡言，也没有必要编造”。但沈岳萌的车票与中统给她的旅费，完全是互不矛盾的两回事。徐恩曾只说他派人给丁玲“送去一笔旅费”，并没有说他派人买好了车票。丁玲为了节省这笔旅费，仍然可以再请沈岳萌帮忙，使用沈岳萌提供的免费车票。我想，要弄清这件事的究竟，关键不在车票上，而在以丁玲当时的处境，是否能够不经中统同意就离开南京。
首先，丁玲自己说，她这次去北平，只是想从李达那里“找到与党联系的机会”，能否如愿毫无把握，很可能无功而返。我甚至认为，她当时还没下决心去陕北。所以她在去北平之前，必须给自己留有余地，做好回来的准备。其次，丁玲在南京的最后一年，虽然“行为已完全自由”了，但不等于已经脱离了中统的控制；她不仅“周围还有特务”，每个月还要向中统领取生活费。
同时，还要考虑到姚蓬子。姚蓬子与丁玲不同，他发表宣言脱离共产党后已经正式加入中统，是中统“特工总部”训练科的科员，负责中统人员的思想训练。他去芜湖主编《芜湖日报》，也是由中统委派的。正如丁玲所说，中统安排姚蓬子与她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而据丁玲交待，她去北平前“为了迷惑敌人”，曾故意向姚蓬子透露，她准备去北平探望王会悟，“大约两星期可以回来”，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不要说丁玲将这件事告诉姚蓬子，事实上等于告诉了中统，即便姚蓬子当时没有介意，或出于私交替她有所隐瞒，后来发现她迟迟不归，也势必将这件事报告中统。
因此，我相信在这种背景下，丁玲不会不经中统同意，就“冒着被抓回来的风险”轻易离开南京，否则她回南京后，后果就难以逆料。而事实是她在北平“玩了一个月才回来”，回来之后不仅平安无事，没有遭到中统的怀疑，不久又两次去上海，直到最后逃离南京为止。
还有一件小事，也许可以作为间接证据。丁玲到了北平后，六月十四日，顾颉刚曾去李达家“访丁玲”，结果“未遇”。向东先生在《丁玲传》里认为，顾颉刚去看丁玲，“这只能是谭惕吾的委托，否则他不会知道丁玲的行踪”。这个说法显然不成立。一九三六年这一年，是顾颉刚对谭惕吾（单）相思最苦的时候，任何与谭惕吾有关的事，他在日记中都有记录。然而这件事，直到六月十八日丁玲回南京后，他才在日记里提到：“健常来书，嘱见丁玲，惟已迟耳。”可见丁玲来北平的行踪，不是谭惕吾告诉他的。我认为，以顾颉刚平时交游之广，完全可能从其他渠道获悉丁玲的行踪，但是可能性最大的，还是他两个月前去南京时与谭惕吾一道“访丁玲于苜蓿园”，丁玲当面告诉他的。
这就说明丁玲去北平是两个月前就计划好的，既不是“悄然离开”的冒险行动，也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至于她为什么早早告诉顾颉刚，可能与此行的目的有关。丁玲说她这次去北平，是想“与党取得联系，重回革命队伍”，这话当然不错，但恐怕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在北平找一份职业。丁玲说过：“我出来如没有适当工作，我为什么要出来呢？”丁玲在《魍魉世界》里说，她为这件事曾去找过谭惕吾，说她想在“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机关谋个职位”，“北平、上海都可以”。谭惕吾告诉她，顾颉刚主持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应为“通俗读物编刊社”）正需要人，她去了很合适，但是顾先生不希望她“再参加政治活动”。我想顾颉刚去李达家见她，很可能就是为了谈这件事。
三、所谓“自首”问题
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说，我上篇文章只是介绍性的，不涉及丁玲被捕后，是否有过自首、变节的问题。但是写到这里发现，只要谈丁玲这段历史，最后总是绕不过这个话题。我想向东先生与我商榷，也是为了捍卫丁玲的清白。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早就很清楚了。长期争论不休的原因，主要是认知上的问题。
丁玲在《魍魉世界》里说，她被中统绑架后，在叛徒顾顺章的劝说、诱导下，曾在“一张八行信纸那样大的白纸”上“写了一张条子”，“大意说，我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出去后居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后面还加了一句“未经什么审讯”。丁玲说，她当时和后来一直认为，她写的这张条子“没有什么价值，既不是叛变、自首，也不表示动摇、妥协。对敌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用处。对我自己，则可能是摆脱敌人的一种手段”。但是中统并不这样看，而是认为她写了“申明书”，就是“表示悔悟，并完成了自新手续”（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所以她交出这张条子，只过一个星期，“顾顺章就传话说，明天可以动身，回湖南去”；回湖南以后，“就自由了”。后来知道她不愿意回湖南，坚持要留在南京，又同意她将母亲接来南京，就近“居家养母”。
我相信丁玲对这种“认知”上的不同，心里是很清楚的。向东先生在《丁玲传》里提到，一九四三年丁玲在接受审干时，“精神负担很重”。曾于八月二十七日写了一份“南京历史的补充交代材料，增加了一个过去隐瞒的细节”。这个“过去隐瞒的细节”，就是这张“要命的条子”。丁玲在补充材料里说：她遭中统绑架后，“相信了一个奸细的话，以为能够求得即速出去为妙，以为只要不写脱离共产党字样算不得自首，以为这对国民党的一时欺骗不要紧。我听从了他，我写了一个条子……”她所说的“奸细”，就是后来指明的顾顺章，她所说的“条子”，内容即如上述。丁玲还在补充材料里承认，一九四○年九月，她接受组织部审查，任弼时找她谈话时，她“没有谈这个条子”，是害怕“引起怀疑，徒增麻烦”。当然，她也同时强调了“那是为了蒙骗敌人所写，并无实质性内容”。 客观地说，类似丁玲的情况，当时在党内很常见。司马璐（马义）说，一九三八年底，他从上海到延安时，中共在审查党员时有一条标准：“在国民党监狱写悔过书争取出狱，只要坦白交代，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认为这是骗国民党的技巧和斗争手段。”因此，他接受组织部审查时，组织部要他交代“在镇江从国民党监狱中放出，是否写过悔过书，是否自首过”，他回答说“没有”，“他们反而觉得难以置信”（《中共历史的见闻》，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这种斗争“技巧”和“手段”，在延安整风中被改变了性质，定性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以后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断翻出来检验，成了许多人一生难以洗刷的“污点”。
贾植芳在《我的人生档案》里说，一九五五年他因胡风案入狱后，遇见过一个无锡口音的老特务，每次被提审回来就趴在椅子上写材料。有一次他不禁问，“你这么忙，写些什么呢？”这位老特务回答，“就是写三十年代丁玲、田汉、阳翰笙这些人被国民党中统局捕去以后的材料”。贾植芳说，他“听了暗暗吃惊”，“似乎看到尚在社会上活跃的丁玲、田汉们，正像秋后的蚱蜢一样，一根命运之线已经被一只黑手牢牢地牵住了。这是多么恐怖的景象。”
我想丁玲在写那张纸条时，绝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后果，以至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中组部颁发了九号文件，“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后，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仍然不同意这个结论，认为文件的材料不充分。坚持一九五八年中国作协的《审查结论》，即丁玲被捕后“曾经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行为”，“在政治上是犯有严重错误的”。
四、我的几点看法
需要说明的是，丁玲在南京的三年受到中统的优待，除了她具有作家身份，是所谓“特殊人物”以外，也与中统汲取经验，改变了对共产党的对策有关。中统创始人之一黄凯在《我在中统十七年》中说，一九三一年，徐恩曾接替叶秀峰主持中统后，在“对敌党敌派的政策上”作了重大调整。他说叶、徐两人虽然“目标一致，但手段不同，叶指导各军警机关对敌党敌派要斩草除根，徐主张推行以分化为主高压为辅的怀柔政策。我经过观察、体验，觉得叶秀峰一副铁青面孔，声色俱厉，不好相处，而徐恩曾则是和蔼可亲，并且挥金如土”。黄凯认为徐恩曾的策略推行后，果然行之有效，促使“许多共党分子发生转变”，以后便成了中统“与共产党进行斗争”的法宝。（《传记文学》第61卷第6期）
徐恩曾推行的这套“怀柔政策”，显然用在了丁玲身上。万亚刚在《记丁玲》里说，丁玲“完成自新手续”后，“中统即将她夫妇安置在高级旅馆里，后移居一栋旧式大府邸，二人拥有一间大书房，外有小院子，种有花草，三餐茶饭，执行丰盛，丁玲自称这样的舒适生活，从未有过。到了夏季，南京炎热，又将她夫妇送到莫干山别墅避暑，入冬才回南京”。
丁玲《魍魉世界》的说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也说徐恩曾出现后，她住的“囚房就热闹起来了”，“几人看守忙着打扫房间，把他们的床撤到小墙门外头去了。三顿饭也都在外边那间厅里吃。满桌是菜，鸡、鸭、鱼、肉。陪我吃饭的那群牢头禁子都喜笑颜开。第二天，买来了蚊帐、枕巾、被单等等。第三天来了个医生，给了些阿斯匹林。第四天拿来很多旧小说，还让我开单子，说买什么书都可以”。徐恩曾还向她表示，他愿意（以彭学沛的名义）提供六万块钱，资助她出国。以至“她所受的优待，使许多中统同仁羡慕之余，还有怨言”。
万亚刚还提到丁玲迁入苜蓿园后，他和徐恩曾都是丁家的常客。徐恩曾还与丁玲相处得“很投机，假日郊游，常邀她作伴，彼此的友情日渐深厚”。可见丁玲正是利用这种“友情”，才向徐恩曾表示她想去北平“玩一次”。而且回来后又重施故计，借向徐恩曾表达谢意的机会，提出新的要求，“说她身体有病，要到上海找个日本医生诊治”。所以万亚刚说，徐恩曾和他都没有想到，丁玲会这样不告而别。他说丁玲出走后，他和姚蓬子一起研究“她出走的动机”，两人都有些不解，能够想到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可能和她丈夫久病不愈有关”。
总之，丁玲在南京的历史，事实上是清楚的。常任侠日记所反映的，就是丁玲的实际状况。而无论是国民党提出的供词还是丁玲自己的交代，乃至中组部对丁玲的历次审查结论，都与这种实际状况没有实质的不同。
向东先生在与我商榷的文章里，提到常任侠晚年给丁玲的一封信。常任侠在信里说，当年同游的旧友死的死，病的病，他已经是丁玲这段历史唯一的“见证人”。他愿意以书面证词，证明丁玲在南京的时候“忠心向党，未犯错误，并无叛党行为，希予平反”。向东先生说，丁玲一直妥善收藏着这封信，陈明还在信封上注明“要件”。应当说常任侠的信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是他能够提供的证词，离不开他这段时期的日记。现在日记出版了，也等于公开了他的证词。
因此，我的结论是：丁玲作为一个长期献身革命的老党员，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在政治问题上只能服从党的检验，接受党组织的结论。但是无论结论是什么，都不会影响她文学上的成就，也不会改变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换言之，政党的意志不可以支配和决定人的一切。一九四三年九月，萧军听说丁玲在审干中遭受迫害，被定性为失节分子后，曾在日记中愤怒地说过：“从事政治者以政治衡量一切，从事文学者以作品衡量一切。”我认为，要总结历史的教训，实现历史的进步，必须学会区分这两件不同的事。
既说到这里，有句话想送给向东先生。丁玲虽然是党员，一生的历史与党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但是写《丁玲传》毕竟是写文学家的传记，而不是写某个党员的行状。定性丁玲是百分之百的党员、百分之八十的党员，还是百分之五十的党员，不是写传记必须做的事。想通了这一点，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最后再补充一点，向东先生可能认为，我谈丁玲在南京这段历史，为什么一再使用国民党方面的材料，只相信特务的话，不相信丁玲的话。对于这一点我不想多作解释，简单地说，徐恩曾在写《我与共产党斗争的回忆》时，已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时他已经脱离中统二十多年，没必要伪造历史，对丁玲施加迫害。万亚刚的情况更是这样。他在写《记丁玲》时，已经两次接受统战部邀请回大陆参观访问，亲眼看到了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于“大觉悟”之后，有了“恩仇俱泯，自我新生的胸怀”，从此“以祖国统一为大愿”（李敖语）。而且当时丁玲已经去世，他更没必要利用伪造历史的手段，加害死去了的丁玲。
我想这层道理不难理解。相反，倒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叛徒特务在接受改造时提供的材料，真实性很让人怀疑。贾植芳先生在《我的人生档案》里说，他看到那个老特务“狞笑着写丁玲、田汉们的材料时”，就“突然明白了原先根本想不到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那些身在囹圄的叛徒特务，唯恨不能立功赎罪，只要上头需要，他们可以编造出各种历史证据来置人于死地。”这确是历史研究者必须注意的。
我的这个说法，也是丁玲早就承认的。一九四○年九月，萧军曾在日记中说，丁玲接受中央组织部审查后，回来告诉过他，组织部向她提了三个问题：“一、当冯达写自首书时，她不应该不劝他。二、能够出来为什么不早出来？三、为什么国民党既不审问，不杀，也不下狱？”丁玲的答复是：“一、我明知无效，因为他（冯达）已经知道自己政治的前途已灭绝了。二、我出来如没有适当工作，我为什么要出来呢？三、因为我是个特殊人物啊！我虽然是党员，但是个作家啊！”试想丁玲的这段自白，又与我的文章有什么不同呢？
萧军的这段日记，向东先生在《丁玲传》里也引用过。澄清了这一点，再来谈向东先生提出的几个问题。
一、苜蓿园四十四号
丁玲在南京的最后一处住所，是中山门外的苜蓿园四十四号。我在文章里采用万亚刚的说法，认为这处房子是中统建造的，“为中统领导人周末休闲之所”。向东先生不同意这个说法，提醒我丁玲《魍魉世界》的附录，收有傅焕光的女儿傅甘写给丁玲的一封信。傅焕光是农林学家，也是当年建设中山陵园的主任技师，傅甘在信里说：“我家住在中山门外卫桥，苜蓿园。家中还有一些房子，由一个朋友借走，以后也不知他们又去办理何事之用。‘文革’中，便要我父亲交待与您的关系。……我想大约就是关您的房子，可能是我家的余房。”向东先生据此认为，丁玲所住的这所房子不是中统建造的，房主人是傅焕光。
向东先生提醒我的这封信，我写文章时当然看到过。但是傅焕光家的“余房”是否就是丁玲住的苜蓿园四十四号，还要进一步求证。而更重要的是，即便这就是傅焕光的“余房”，也正如傅甘信里所说，当时已经“由一个朋友借走”，不知“去办理何事之用”了。这些房子被“借走”后，完全可能被中统借用、租用或者征用，经过改造修葺后，作为“中统领导人周末休闲之所”。
所以我当时看了这封信后，不唯没有产生怀疑，反而更相信万亚刚的说法。这就是我在文章中说的，当时苜蓿园一带是南京近郊的风景区，是中统“领导人”的周末度假之所，即便“房租也不贵”，也绝不会太便宜。以丁玲每月一百元的生活费，既要养家又要租屋，恐怕租不起。而这就牵连出一个问题，即苜蓿园四十四号到底是什么样的房子。丁玲说是“五间房的茅屋”“房子小，质量不高”“像荒村里的一座草庵”，她只是“奄奄一息地蛰居在这里”。但万亚刚在《国共斗争的见闻里》不止一处说到，这是“一幢独立式小洋房”“中统特将她夫妇和姚蓬子一起，安置在那里，待她不谓不厚”。两人的说法实在相去甚远。
向东先生相信丁玲的说法，认为这是“五间房的茅屋”。以蒋祖林的记忆，“中间是个堂屋，左右各有两间房，姚蓬子住两间，他们住两间，两个房间一前一后，丁玲住大些的前屋，跟外祖母住较小的后屋”，冯达独自“住在后面院子里的一间小房”。他还特别指出，我在引用少青的《最近的丁玲女士》时，漏掉了关键的一句话。少青的原文是：这是一幢“四开间西式平房，粉红色的墙壁，茅草盖顶，十分清雅。她住的是这四开间房子之一半，计有平房四间，中间是客室，靠东的前房是她的书房，后面即是她的卧室”，我漏掉了“计有平房四间”一句。他怀疑我“独独隐去”这一句，似乎有意要断章取义。
其实我“隐去”这句话，主要是为了叙述方便，读者核对原文，就会发现这里并无隐瞒。少青所说“计有平房四间”与丁玲母亲的说法并不矛盾。道理很简单，少青当天去采访丁玲，由于身份和行为所限，看到的只是房子的一部分。因而她所说的“这四开间房子之一半”，也就是这四间平房，主要是丁玲平时活动、使用的部分，包括客厅、书房和卧室。而丁玲的母亲、两个孩子和两个女工，则住在房子的其他部分。冯达因为有肺结核病，又单独隔离住在“后面院子里”。
这层道理，只要想一下就可以理解。试想如果房子只有五间，丁、姚两家各住两间，以丁玲一家人口之众，大大小小、里里外外七口之多，如何住得下？何况如果只有两间，怎么会出现一间客厅、一间书房、一间卧室？向东先生显然也发现不对，临时想出一种解释，说“少青来访时，丁母已携祖林祖慧返湘，故丁玲将两房改为一卧室一书房”。但这只是向东先生的揣测。
从常任侠日记中看，他最后两次见丁玲都在一九三六年。一次是三月十五日，一次是五月十七日。前一次，丁玲的母亲和孩子都在南京。后一次，丁玲才告诉常任侠，“母亲及小孩均回湖南”了。这大约也证实了丁玲的说法，她母亲是四月底回湖南的。而少青的《最近的丁玲女士》写于一九三六年七月一日，离丁玲的母亲回湖南只有两个月。可以想见，丁玲送走母亲、孩子，就是“为了准备逃离南京”。她既然做这样的准备，在将母亲、孩子送走后，哪还有心思、又有什么必要大规模改造房子，将两房改作四房，分出独立的客厅和书房呢？况且从《丁母回忆录》中看，这客厅、书房绝非新造，都是原来就有的。
所以有关这幢房子的详细情况，还是在此长期居住过的丁玲母亲最清楚，这是“一整栋新式茅房，周围空阔，建筑完美，有十来间房，仍与某友共居。女又添器具，将病者另居后面两间，为我设一静室打坐，卧室相连，小孩游戏室、客室，伊写作书室。余下数间友夫妇居。空气非常之好，用了两个女工，起居一切均适吾意。在室中望紫金山，极清楚”。
二、关于丁玲去北平 丁玲在最终逃离南京之前，为了与党取得联系，曾于一九三六年五月去北平找李达、王会悟夫妇。她在《魍魉世界》里对这次经历讲得很含糊，不知道是她决意铤而走险，还是先已取得了中统的同意。我在这件事上，接受徐恩曾的说法，认为她去北平是经中统同意的，旅费也是由中统提供的。在文章中，引用了徐恩曾《我与共产党斗争的回忆》中的一段，说有一天他去看丁玲，“在谈笑中，她很随便地谈到北平的景物，言下很有欣慕之情，我明白她的意思，于是鼓励她去玩一次，第二天我派人给她送去一笔旅费，结果她去玩了一个月才回来”。
但是向东先生认为，丁玲去北平没有告知中统，是她秘密出行，“一个人悄然离开的”。根据是丁玲在《魍魉世界》中说，她往返的车票，是沈从文的胞妹沈岳萌提供的。“那时她（沈岳萌）在南京铁道部工作，每年都有四张二等卧车厢的免票。”向东先生说：“丁玲写此文时，沈从文尚健在，从沈岳萌那里要车票事，丁玲不会信口胡言，也没有必要编造。”
我同意向东先生的说法，丁玲去北平的车票是向沈岳萌要的，丁玲在这件事上“不会信口胡言，也没有必要编造”。但沈岳萌的车票与中统给她的旅费，完全是互不矛盾的两回事。徐恩曾只说他派人给丁玲“送去一笔旅费”，并没有说他派人买好了车票。丁玲为了节省这笔旅费，仍然可以再请沈岳萌帮忙，使用沈岳萌提供的免费车票。我想，要弄清这件事的究竟，关键不在车票上，而在以丁玲当时的处境，是否能够不经中统同意就离开南京。
首先，丁玲自己说，她这次去北平，只是想从李达那里“找到与党联系的机会”，能否如愿毫无把握，很可能无功而返。我甚至认为，她当时还没下决心去陕北。所以她在去北平之前，必须给自己留有余地，做好回来的准备。其次，丁玲在南京的最后一年，虽然“行为已完全自由”了，但不等于已经脱离了中统的控制；她不仅“周围还有特务”，每个月还要向中统领取生活费。
同时，还要考虑到姚蓬子。姚蓬子与丁玲不同，他发表宣言脱离共产党后已经正式加入中统，是中统“特工总部”训练科的科员，负责中统人员的思想训练。他去芜湖主编《芜湖日报》，也是由中统委派的。正如丁玲所说，中统安排姚蓬子与她住在一起，“一定是别有用心的，是有所图谋的”，“至少可以监视我，把我的言行，一举一动都告诉国民党”。而据丁玲交待，她去北平前“为了迷惑敌人”，曾故意向姚蓬子透露，她准备去北平探望王会悟，“大约两星期可以回来”，还“假意托他们好好照料病中的冯达”。不要说丁玲将这件事告诉姚蓬子，事实上等于告诉了中统，即便姚蓬子当时没有介意，或出于私交替她有所隐瞒，后来发现她迟迟不归，也势必将这件事报告中统。
因此，我相信在这种背景下，丁玲不会不经中统同意，就“冒着被抓回来的风险”轻易离开南京，否则她回南京后，后果就难以逆料。而事实是她在北平“玩了一个月才回来”，回来之后不仅平安无事，没有遭到中统的怀疑，不久又两次去上海，直到最后逃离南京为止。
还有一件小事，也许可以作为间接证据。丁玲到了北平后，六月十四日，顾颉刚曾去李达家“访丁玲”，结果“未遇”。向东先生在《丁玲传》里认为，顾颉刚去看丁玲，“这只能是谭惕吾的委托，否则他不会知道丁玲的行踪”。这个说法显然不成立。一九三六年这一年，是顾颉刚对谭惕吾（单）相思最苦的时候，任何与谭惕吾有关的事，他在日记中都有记录。然而这件事，直到六月十八日丁玲回南京后，他才在日记里提到：“健常来书，嘱见丁玲，惟已迟耳。”可见丁玲来北平的行踪，不是谭惕吾告诉他的。我认为，以顾颉刚平时交游之广，完全可能从其他渠道获悉丁玲的行踪，但是可能性最大的，还是他两个月前去南京时与谭惕吾一道“访丁玲于苜蓿园”，丁玲当面告诉他的。
这就说明丁玲去北平是两个月前就计划好的，既不是“悄然离开”的冒险行动，也不是不可告人的“秘密”。至于她为什么早早告诉顾颉刚，可能与此行的目的有关。丁玲说她这次去北平，是想“与党取得联系，重回革命队伍”，这话当然不错，但恐怕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在北平找一份职业。丁玲说过：“我出来如没有适当工作，我为什么要出来呢？”丁玲在《魍魉世界》里说，她为这件事曾去找过谭惕吾，说她想在“一个没有政治背景的机关谋个职位”，“北平、上海都可以”。谭惕吾告诉她，顾颉刚主持的平民教育促进会（应为“通俗读物编刊社”）正需要人，她去了很合适，但是顾先生不希望她“再参加政治活动”。我想顾颉刚去李达家见她，很可能就是为了谈这件事。
三、所谓“自首”问题
我在文章一开始就说，我上篇文章只是介绍性的，不涉及丁玲被捕后，是否有过自首、变节的问题。但是写到这里发现，只要谈丁玲这段历史，最后总是绕不过这个话题。我想向东先生与我商榷，也是为了捍卫丁玲的清白。但是我认为，这个问题早就很清楚了。长期争论不休的原因，主要是认知上的问题。
丁玲在《魍魉世界》里说，她被中统绑架后，在叛徒顾顺章的劝说、诱导下，曾在“一张八行信纸那样大的白纸”上“写了一张条子”，“大意说，我因误会被捕，生活蒙受优待，出去后居家养母”，“不参加社会活动”，后面还加了一句“未经什么审讯”。丁玲说，她当时和后来一直认为，她写的这张条子“没有什么价值，既不是叛变、自首，也不表示动摇、妥协。对敌人来说，这没有什么用处。对我自己，则可能是摆脱敌人的一种手段”。但是中统并不这样看，而是认为她写了“申明书”，就是“表示悔悟，并完成了自新手续”（万亚刚《国共斗争的见闻》）。所以她交出这张条子，只过一个星期，“顾顺章就传话说，明天可以动身，回湖南去”；回湖南以后，“就自由了”。后来知道她不愿意回湖南，坚持要留在南京，又同意她将母亲接来南京，就近“居家养母”。
我相信丁玲对这种“认知”上的不同，心里是很清楚的。向东先生在《丁玲传》里提到，一九四三年丁玲在接受审干时，“精神负担很重”。曾于八月二十七日写了一份“南京历史的补充交代材料，增加了一个过去隐瞒的细节”。这个“过去隐瞒的细节”，就是这张“要命的条子”。丁玲在补充材料里说：她遭中统绑架后，“相信了一个奸细的话，以为能够求得即速出去为妙，以为只要不写脱离共产党字样算不得自首，以为这对国民党的一时欺骗不要紧。我听从了他，我写了一个条子……”她所说的“奸细”，就是后来指明的顾顺章，她所说的“条子”，内容即如上述。丁玲还在补充材料里承认，一九四○年九月，她接受组织部审查，任弼时找她谈话时，她“没有谈这个条子”，是害怕“引起怀疑，徒增麻烦”。当然，她也同时强调了“那是为了蒙骗敌人所写，并无实质性内容”。 客观地说，类似丁玲的情况，当时在党内很常见。司马璐（马义）说，一九三八年底，他从上海到延安时，中共在审查党员时有一条标准：“在国民党监狱写悔过书争取出狱，只要坦白交代，不但可以被接受，而且认为这是骗国民党的技巧和斗争手段。”因此，他接受组织部审查时，组织部要他交代“在镇江从国民党监狱中放出，是否写过悔过书，是否自首过”，他回答说“没有”，“他们反而觉得难以置信”（《中共历史的见闻》，香港明镜出版社2004年版）。但是这种斗争“技巧”和“手段”，在延安整风中被改变了性质，定性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以后根据政治斗争的需要不断翻出来检验，成了许多人一生难以洗刷的“污点”。
贾植芳在《我的人生档案》里说，一九五五年他因胡风案入狱后，遇见过一个无锡口音的老特务，每次被提审回来就趴在椅子上写材料。有一次他不禁问，“你这么忙，写些什么呢？”这位老特务回答，“就是写三十年代丁玲、田汉、阳翰笙这些人被国民党中统局捕去以后的材料”。贾植芳说，他“听了暗暗吃惊”，“似乎看到尚在社会上活跃的丁玲、田汉们，正像秋后的蚱蜢一样，一根命运之线已经被一只黑手牢牢地牵住了。这是多么恐怖的景象。”
我想丁玲在写那张纸条时，绝想不到会有这样的后果，以至于一九八四年八月中组部颁发了九号文件，“为丁玲同志彻底恢复名誉”后，一部分党的高级干部仍然不同意这个结论，认为文件的材料不充分。坚持一九五八年中国作协的《审查结论》，即丁玲被捕后“曾经在敌人面前屈服，向敌人写了申明书。这种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变节行为”，“在政治上是犯有严重错误的”。
四、我的几点看法
需要说明的是，丁玲在南京的三年受到中统的优待，除了她具有作家身份，是所谓“特殊人物”以外，也与中统汲取经验，改变了对共产党的对策有关。中统创始人之一黄凯在《我在中统十七年》中说，一九三一年，徐恩曾接替叶秀峰主持中统后，在“对敌党敌派的政策上”作了重大调整。他说叶、徐两人虽然“目标一致，但手段不同，叶指导各军警机关对敌党敌派要斩草除根，徐主张推行以分化为主高压为辅的怀柔政策。我经过观察、体验，觉得叶秀峰一副铁青面孔，声色俱厉，不好相处，而徐恩曾则是和蔼可亲，并且挥金如土”。黄凯认为徐恩曾的策略推行后，果然行之有效，促使“许多共党分子发生转变”，以后便成了中统“与共产党进行斗争”的法宝。（《传记文学》第61卷第6期）
徐恩曾推行的这套“怀柔政策”，显然用在了丁玲身上。万亚刚在《记丁玲》里说，丁玲“完成自新手续”后，“中统即将她夫妇安置在高级旅馆里，后移居一栋旧式大府邸，二人拥有一间大书房，外有小院子，种有花草，三餐茶饭，执行丰盛，丁玲自称这样的舒适生活，从未有过。到了夏季，南京炎热，又将她夫妇送到莫干山别墅避暑，入冬才回南京”。
丁玲《魍魉世界》的说法虽然有所不同，但也说徐恩曾出现后，她住的“囚房就热闹起来了”，“几人看守忙着打扫房间，把他们的床撤到小墙门外头去了。三顿饭也都在外边那间厅里吃。满桌是菜，鸡、鸭、鱼、肉。陪我吃饭的那群牢头禁子都喜笑颜开。第二天，买来了蚊帐、枕巾、被单等等。第三天来了个医生，给了些阿斯匹林。第四天拿来很多旧小说，还让我开单子，说买什么书都可以”。徐恩曾还向她表示，他愿意（以彭学沛的名义）提供六万块钱，资助她出国。以至“她所受的优待，使许多中统同仁羡慕之余，还有怨言”。
万亚刚还提到丁玲迁入苜蓿园后，他和徐恩曾都是丁家的常客。徐恩曾还与丁玲相处得“很投机，假日郊游，常邀她作伴，彼此的友情日渐深厚”。可见丁玲正是利用这种“友情”，才向徐恩曾表示她想去北平“玩一次”。而且回来后又重施故计，借向徐恩曾表达谢意的机会，提出新的要求，“说她身体有病，要到上海找个日本医生诊治”。所以万亚刚说，徐恩曾和他都没有想到，丁玲会这样不告而别。他说丁玲出走后，他和姚蓬子一起研究“她出走的动机”，两人都有些不解，能够想到的理由只有一条，就是“可能和她丈夫久病不愈有关”。
总之，丁玲在南京的历史，事实上是清楚的。常任侠日记所反映的，就是丁玲的实际状况。而无论是国民党提出的供词还是丁玲自己的交代，乃至中组部对丁玲的历次审查结论，都与这种实际状况没有实质的不同。
向东先生在与我商榷的文章里，提到常任侠晚年给丁玲的一封信。常任侠在信里说，当年同游的旧友死的死，病的病，他已经是丁玲这段历史唯一的“见证人”。他愿意以书面证词，证明丁玲在南京的时候“忠心向党，未犯错误，并无叛党行为，希予平反”。向东先生说，丁玲一直妥善收藏着这封信，陈明还在信封上注明“要件”。应当说常任侠的信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但是他能够提供的证词，离不开他这段时期的日记。现在日记出版了，也等于公开了他的证词。
因此，我的结论是：丁玲作为一个长期献身革命的老党员，党在文艺界的领导干部，在政治问题上只能服从党的检验，接受党组织的结论。但是无论结论是什么，都不会影响她文学上的成就，也不会改变她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换言之，政党的意志不可以支配和决定人的一切。一九四三年九月，萧军听说丁玲在审干中遭受迫害，被定性为失节分子后，曾在日记中愤怒地说过：“从事政治者以政治衡量一切，从事文学者以作品衡量一切。”我认为，要总结历史的教训，实现历史的进步，必须学会区分这两件不同的事。
既说到这里，有句话想送给向东先生。丁玲虽然是党员，一生的历史与党的历史是分不开的，但是写《丁玲传》毕竟是写文学家的传记，而不是写某个党员的行状。定性丁玲是百分之百的党员、百分之八十的党员，还是百分之五十的党员，不是写传记必须做的事。想通了这一点，一切就豁然开朗了。
最后再补充一点，向东先生可能认为，我谈丁玲在南京这段历史，为什么一再使用国民党方面的材料，只相信特务的话，不相信丁玲的话。对于这一点我不想多作解释，简单地说，徐恩曾在写《我与共产党斗争的回忆》时，已经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当时他已经脱离中统二十多年，没必要伪造历史，对丁玲施加迫害。万亚刚的情况更是这样。他在写《记丁玲》时，已经两次接受统战部邀请回大陆参观访问，亲眼看到了国家改革开放后的变化，于“大觉悟”之后，有了“恩仇俱泯，自我新生的胸怀”，从此“以祖国统一为大愿”（李敖语）。而且当时丁玲已经去世，他更没必要利用伪造历史的手段，加害死去了的丁玲。
我想这层道理不难理解。相反，倒是一九四九年以后，许多叛徒特务在接受改造时提供的材料，真实性很让人怀疑。贾植芳先生在《我的人生档案》里说，他看到那个老特务“狞笑着写丁玲、田汉们的材料时”，就“突然明白了原先根本想不到的政治斗争的残酷性”。“那些身在囹圄的叛徒特务，唯恨不能立功赎罪，只要上头需要，他们可以编造出各种历史证据来置人于死地。”这确是历史研究者必须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