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周刊》：谈判7年来，您觉得多哈回合取得的最主要成果是什么？
　　王晓东：多哈回合谈判于2001年在卡塔尔首都多哈启动，有150多个成员参与，涉及农产品、服务贸易、知识产权、地域标识、渔业补贴和贸易便利化等20多个议题。经过7年的艰苦谈判，虽然谈判还没有最终结束，但迄今为止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例如在农业方面，多哈回合谈判结果将削减发达国家农产品关税超过50%，削减发展中国家的农产品关税约36%左右；发达国家扭曲贸易的农业补贴将被削减70%以上；农业出口补贴将于2013年全部取消；将不迟于2008年底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的出口农产品免关税免配额待遇。在工业品关税方面，WTO成员已经同意采用一个相同的公式进行关税的削减，取代以往多边贸易谈判所采取的平均削减方式，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可以真正的实现削减高关税、关税高峰和关税升级；多哈回合关税削减的幅度也远高于乌拉圭回合，根据测算，发达成员工业品将平均削减60%，发展中成员平均削减50%以上。此外，通过本轮谈判，发达成员的关税约束水平将提高到100%，发展中国家（最不发达国家除外）提高到99.7%，这将大大提高贸易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另外，发达成员将对最不发达国家97%以上的出口产品提供免关税免配额待遇。在服务贸易的谈判，将进一步扩大主要成员开放的服务贸易部门，提高开放水平；反倾销领域的多边规则将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制定了关于渔业补贴、贸易便利化等领域新的多边规则。这些都是多哈回合谈判迄今已经取得的谈判成果，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尽快结束谈判，使这些谈判成果能够落到实处。
　　
　　《商务周刊》：目前多哈回合中的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力量对比，与上一轮的乌拉圭回合时有哪些变化？
　　王晓东：首先，比较乌拉圭回合而言，参与本轮谈判的成员更多了，这主要是由于自1995年以来，有许多发展中成员陆续加入到了世贸组织里来，成为多边贸易体系的新鲜血液。由于新成员的加入，参加本轮谈判的WTO成员达到了153个。
　　第二，在本轮谈判中，我们听到了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声音，看到他们更加积极有效的提出自己的主张，争取自身的权益。他们的谈判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这一点比乌拉圭回合谈判更加突出。发达成员主导谈判的局面已经出现了根本性的变化，一些大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那些新兴的发展中大国，如印度、巴西、南非和中国，在谈判中发挥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而一些立场相近的较小的发展中国家则根据不同的议题和地域划分组成谈判集团，用一个声音对外谈判，大大提高了自身的谈判地位和力量。 例如在农产品方面的G20和G33，在工业品方面有非洲国家联盟African Group、NAMA11、非加太的ACP、弱小国家经济体的SVE，还有新加入成员国RAMs。
　　这种局面的出现反映出全球化形势下发展中国家贸易地位及影响力的扩大，而WTO谈判中的力量对比变化也体现出全球力量格局的变化。随着发展中国家经济贸易地位的提升，可以预期他们将争取多边贸易谈判中更多的话语权和决策权，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方式也会趋于多样。
　　
　　《商务周刊》：有哪些因素增加了多哈回合谈判的难度？
　　王晓东：首先，本轮谈判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议题多，涉及20个谈判议题，在150多个成员间协调这么多个问题的立场，采用协商一致和“一揽子”谈判的原则，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成员间根据立场、地理地域形成的谈判团体越来越多。例如农业谈判中的三十三国集团（G33）、二十国集团（G20）、棉花四国（COTTON4）；工业品谈判中的十一国集团 （NAMA11）、低约束水平集团、新加入成员集团、弱小和脆弱经济体集团，非加太国家集团等等。这些集团的建立一方面提高了发展中国家的谈判力量，但在另一方面，也大大增加了谈判的难度和时间。
　　第三、主要成员国的政治周期因素。美国大选、欧盟换轮主席国、印度明年的大选，这些都会影响了谈判进程。同时在多哈回合谈判的这7年中，主要国家谈判代表的轮换对谈判的连续性也造成了一定影响。
　　此外，区域贸易协定的大量出现也对多边贸易体制造成了较大冲击。近年来，一些国家将谈判的重心和力量转移至双边自由贸易区谈判，对于多边谈判的投入减少，这也增加了多哈谈判的难度。
　　
　　《商务周刊》：这次中国为什么会进入核心的G7，对谈判走势有何影响？
　　王晓东：这是中国第一次参加WTO部长级会议的核心层谈判，与总干事拉米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中国日益提高的国际地位，在世界经济与国际贸易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地位，也为中国参与到WTO的核心决策圈提供了必要条件。
　　首先，中国是世界上第三大贸易出口国和进口国，中国的贸易量比巴西、印度和澳大利亚大得多，作为主要的农产品及工业品出口大国和进口市场，许多谈判议题的解决离开中国的参与是不行的。其次，中国积极参与了新一轮谈判，在一些重要议题上的立场具有代表性。例如，在农业谈判中，中国是G33集团的最主要成员之一，主张维护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发展权益。在工业品谈判中，中国也是重要的出口国和进口市场，是发展中成员和发达成员间的主要桥梁。
　　事实上，GATT/WTO“核心成员”的组成是在不断变化中的，体现了不同历史时期世界政治经济力量格局的变化，经历了一个不断博弈的过程。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的核心谈判方是QUAD，由美国、欧盟、日本和加拿大组成。而在本轮谈判中，坎昆会议后出现了新的四方集团，称为G4，即美国、欧盟、印度和巴西，两个发达国家和两个发展中国家，体现了南北平衡。日本和加拿大的淡出及印度和巴西的崛起，体现出新兴国家国际地位的提升和在多边谈判中影响力的此消彼长。我们也可以看出，贸易量的大小并不是决定一个成员是否能进入WTO核心决策圈的唯一指标，而谈判的参与度、影响力更为重要，也就是“软实力”。
　　由于G4在随后的谈判中未能就主要谈判议题发挥引领作用，其构成也遭到了外界的质疑。因为日本积极要求加入其中，后期短暂出现了G4+日本的格局。但日本的加入也让整体结构失衡了。在农业问题方面，欧盟和印度处于守势，美国和巴西是出口和主要进攻方，而日本也是农业保护国，形成了3：2的局面。于是美国便积极提议农业出口大国澳大利亚加入，这样又重回到3：3的平衡格局。这就是G6。事实上，这框架并不固定，有时开G6的会，有时开G4的会，各组合有时也是变化的，这次就加入中国组成了G7。
　　能够跻身核心谈判圈，对于中国无疑是有利的。在这次谈判中，中国展现了灵活性，发挥了桥梁作用，也提出一些建设性方案。陈德铭部长积极进行了斡旋，中方显示的务实态度、诚意和灵活性，得到了与会部长的高度评价。谈判最终未能达成一致，有其复杂的政治因素，和个别成员的国内政治密切相关。谈判中，任何成员都需要捍卫自身的核心利益，每个成员都有权说不，这很正常。但是，中国并不是这次谈判中最后的阻拦者。
　　
　　《商务周刊》：在本次会议期间，拉米先生付出了哪些努力？
　　王晓东：作为贸易谈判委员会主席，谈判期间，拉米先生每天不仅主持G7绿屋会议，还要主持35国小型部长级会议，每天上午还需要主持贸易谈判委员会（TNC）的全会，向其他100多个成员进行通报，工作强度是非常大的，他每天的睡眠时间只有2-3个小时。作为一位61岁的老人，他体力和精力异乎常人。主持这种高强度的谈判在体力和智力上的要求是非常高的，你不仅需要听所有部长的发言，一分钟不能走神，记录每个人的发言要点，进行归纳总结；你还要引导会议讨论，化解矛盾冲突，协调立场，寻求各方均能接受的解决方案。不论是谈判全局问题还是某个农业或工业品谈判的技术细节，都需要他恰当把握分寸。
　　总干事的职责是谈判的组织者和协调者，他本身并没有谈判权，但他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可或缺和不可替代的。作为协调者，保持中立的地位，在众多议题上协调立场对立的各谈判方，难度可想而知。拉米先生为此付出了很多，各国对他的信任来自他的知识，他对所有议题的熟悉程度，也来自他的公正性。这三年中，他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所有的谈判议题，几乎没有任何节假日，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同时每天的跑步和马拉松训练也保证了他有超常的毅力和体力来应对谈判的压力。
　　从个人的精神来说，他非常坚定，锲而不舍。即使在谈判的低谷，在几乎所有人都对谈判丧失信心的时候，他也从未放弃，仍说我们可以再尝试一下，还有希望。拉米先生坚定地相信，这一轮回合谈判对世界经济是有好处的，对帮助发展中国家从多边贸易体制中获益是有好处的，对改变现在多边贸易体制中存在的不合理规则是有好处的。这是他信念的支撑。
　　事实上，他为此次部长级会议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在内心也为最坏结果做了准备，但当最后没达成一致，他还是真情流露了，和许多部长一样，眼里满是泪水。
　　
　　《商务周刊》：近年来，除了金砖四国以外，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中对自由贸易的反对声似乎更多了，是不是他们从自由贸易中的获益在递减？
　　王晓东：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在许多国家确实出现了贸易保护主义的声音，一些国家内受到冲击的产业和政治力量也对贸易自由化进程提出了批评、质疑和反对。这是一个事实，需要我们密切注意。WTO所倡导的多边贸易自由化进程的根本目标，是提高世界的福祉，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创建并维系一个稳定、开放、公平的国际贸易环境，使参与其中的各国受益。在这个过程中，不同国家的受益多少、先后可能并不均等，也很难量化。一个国家能否从贸易自由化的进程中受益，不是贸易这一个因素所决定的，它涉及到这个国家的政治稳定、产业政策、社会政策等多种因素。多边贸易协定只是为各国提供一个平等发展的外部环境和平台，如何利用这个平台，能否抓住市场准入机会在国际竞争中获胜，则要看各国的自身努力。
　　在一个时间段内，我们很难准确地量化一个成员从自由贸易中的获益增减，也不宜就此轻下结论。发达成员可能逐步失去在劳工密集产业上的竞争优势，而仍然维持在技术密集、资本密集制造业上的领先，并同时在服务贸易领域增加收益。这种国家不同产业竞争力的变化和产业结构调整是不断变化中的。一些中小发展中成员，在某些具体出口产品上确实在与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大国的国际竞争中处于劣势，但我们不应简单将此归咎于自由贸易，而更应该在提高产品竞争力、改善本国宏观政策环境方面寻求突破。
　　
　　《商务周刊》：那您是如何看待贸易优惠侵蚀的问题？
　　王晓东：贸易侵蚀是本轮谈判出现的新概念、新问题。所谓贸易侵蚀，是指一些发展中国家通过与美国、欧盟等发达成员签订双边优惠贸易安排所获得的既得利益，由于多边贸易谈判的最惠国关税削减而受到损害。举个例子，美国目前与许多非洲国家签订有双边贸易安排 （AGOA），根据这一协定，美国给予上述非洲国家对美出口免关税待遇，而其他国家则需要按照最惠国关税向美出口（例如美国目前许多服装制成品的进口关税为15%）。因此，非洲国家相对于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服装出口国多享受15%的关税优惠，这有利于他们对美出口。但一旦多哈回合谈判的结束，美国的纺织品关税将被削减至6%左右，那么非洲国家相对于其他国家的关税优惠幅度被大大缩小了。正因如此，许多较落后的非洲国家要求美国和欧盟减缓他们的关税削减步伐，以期获得更长的过渡期。而其他向美欧出口的发展中国家则认为这种做法变相给予发达成员更长的过渡期，同时也与多边贸易谈判最惠国待遇的精神相违背。目前就这一问题的谈判已基本结束。考虑到那些贫穷非洲国家出口结构的单一性和对美欧市场的依赖，其他发展中国家显示了灵活性，同意美欧在对部分纺织品、渔产品的关税削减方面获得10年左右的过渡期；另一方面，非洲国家也在产品范围上表现出了自我克制。这一问题从根本上讲是一种新的南南矛盾，也暴露了多边贸易谈判与双边优惠安排日益明显的冲突。多边贸易谈判最惠国待遇原则的基石受到了挑战，可能对未来的多边贸易体制走向产生影响。而我个人认为，关税上的优惠只能提供暂时的竞争优势，并非长久之计，为确保市场份额，非洲国家更应从根本上提高产业的竞争力，并逐步实现出口产品和市场的多元化。但这需要一段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