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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一位老人穿着背心认真编程的照片在网上热传，网友们纷纷点赞：中国又出了一位“扫地僧”，这才是真正的中国精神。这位老人就是国防科技大学前沿交叉学科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知名理论物理学家、激光物理专家高伯龙。2017年12月6日，他不幸病逝，享年89岁。诗人有言：“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在国防科大校园，在同事学生心中，人们都选择相信，高伯龙院士不曾离去：他留下的众多研究成果，仍在行业内熠熠生辉；他开创的激光陀螺事业，迎来了更广阔的天地；他用生命书写的奋斗精神，在传承中得到发扬光大。
“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
1951年，作为当时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高伯龙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他原想从事自己喜欢和擅长的理论物理研究工作，最终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3年后，由于工作需要，高伯龙接受组织安排，被选调到哈军工任教。除教授普通物理外，他还讲授热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课程，并为全校干部师生讲授过带有普及性质的原子武器大讲座。因工作出色，高伯龙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学院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1956年即晋升为主任教员、讲师，1962年晋升为副教授。他于1960年主编的《大学物理学》教材得到学院的高度评价：“教学效果好，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都比较有声望。”
原本可能这样按部就班走下去，然而国家使命却需要他冲锋陷阵、担负攻坚使命。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第一台氦氖红光激光器，引发了世界光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把激光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设想，更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关注，各国都开始了环形激光器的研制工作。1971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国防科技大学成立激光研究实验室，并调入高伯龙从事相关研究。一边是前途未卜难以攻克的世界性难题，一边是在已经小有成就的基础上妥妥地实现当物理学家的梦想，为了国家需要，高伯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从此，高伯龙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激光陀螺研制工程，开启了艰难的探索之路。后来，他曾感慨：“搞激光，对希望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我个人来说，也许是个损失，更是我事业上一次艰难的选择。虽然这一选择异常艰难，但我最终还是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因为，他深知：“如果我们不干，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空白！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脉掌握在别人手上！”正是有着这样坚定的信念意志和崇高的使命担当，高伯龙带领团队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取得一个个辉煌成就。
高伯龙在《自述》中曾回忆：“總结前半生，认为自己爱国、正直、正派、俭朴，工作认真负责，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为何却如此坎坷？只因为把理论物理的专业兴趣置于国家的需要之上……意识到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正是高伯龙一生奋斗的初心。
“我想干成的一件事一定能干成”
通往成功的道路从来都不平坦。在激光陀螺研制路上，高伯龙遇到的困难超乎想象。没有实验场所，他把废弃食堂改成实验室；没有实验设备，就利用废弃的材料自己造设备、搭平台；没有镀膜光学方面的资料借鉴，就从最基础的理论出发；没有现成的软件可用，就自学程序设计语言，自己动手编程，完成膜系设计；为了节省开支，他带着大家，推着板车到建筑工地上捡大理石废料做试验。困难再大，路途再坎坷，高伯龙从未想过退缩，更未有丝毫动摇。
高伯龙长期带病工作，有时通宵达旦，当年的夜班记录本上，清晰记录着他“一个月加28天夜班”的常态化攻关模式。在学生记忆中，常常会提及10年前的2008年初。其时，一场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长沙，电力供应极其紧张，实验室也只有晚上有电。高伯龙为了工作，白天睡觉，晚上做实验。这对于已经8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完全属于消耗健康的倒生物钟工作。“那段时间，校园里积雪很深，高老师穿着解放鞋小心翼翼地走着，坚持每晚到实验室来观察数据，指导实验，而且总要一直工作到清晨停电后，才步履蹒跚地回家。”回忆起当年的场景，学生们无不声音哽咽、刻骨铭心。
对科研，高伯龙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对个人生活，他却简单至极、毫不在意。直到今天，他家中的家具陈设还是多年前的老样子，十分朴素、陈旧。他身穿绿色老式作训服，脚穿黄胶鞋，数十年如一日，两点一线行走在从公寓房到实验室的小路上，艰苦朴素的“扫地僧”形象，已经固化成国防科大校园人人熟知的亮丽风景。晚年的高伯龙深受哮喘病、高血压折磨，但他仍坚守在科研一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最热爱的激光陀螺研制中。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高伯龙曾说过：“我始终认为，我想干成的一件事一定能干成，只不过是时间问题。”靠着这种自主创新的自信和胆魄，高伯龙院士带领团队争分夺秒、奋起直追，逐步实现了从“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的转变。
“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
激光陀螺又叫环形激光器，好比“眼睛”，不掌握这项高精尖武器，就没有精确制导，我军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多引以自豪的战机导弹。“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必须对国家有个交代。”“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正是这种信念，数十年默默坚守，到今天，高伯龙院士和他的团队已成功研制出多种型号的激光陀螺，多项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创造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多个第一：第一台高精度反射率透射率测试仪，第一个激光陀螺实验室样机、工程化样机，第一个实现激光陀螺产业化生产，第一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并能全闭环研制生产激光陀螺的单位……
科研成就之外，育人成就更是斐然。在国防科大，高伯龙院士以严谨严肃著称。学生撰写的论文，他往往仔细推敲，提思路、出观点、改论述，却从不在论文上署名。上世纪80年代，他将一名博士生的研究方向确定为磁镜研制及相关技术研究。有人说，单单完成磁镜研制即可获得博士学位，可高院士并不同意。后来，这名博士生前后历时7年多，成功突破相关技术，才按导师要求完成博士学业，这名博士也成长为我国激光技术领域的知名专家。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是高伯龙衡量评价他的博士生、硕士生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他交给学生的课题，几乎全部是激光陀螺研制中急需解决的攻关课题，有时甚至是研制国外禁运的先进仪器设备，难度很大。他培养的博士不算多，但个个都是“精品”，都成长为我国激光陀螺研制领域新的领军人物和重要技术骨干。
德行千古，至真至纯。高伯龙院士的学者风范，堪为后世楷模。他绝不说空话、假话、套话，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他认为方案不行，就会斩钉截铁地讲出来。他去外地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后发个唐三彩做纪念品，他退给组委会，认为不能把公家的钱变成自己的东西。他邀请一位院士来校作学术讲座，课堂上，对这位院士的一个学术问题有不同观点，他当即站起来与之辩论，讲到激动处，还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将公式和运算直接写在黑板上，两人相互交流，不时碰撞出思想火花，参加听课的人都说，这是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一次讲座。如果别人有困难找他，他会尽力帮忙解决；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会藏着掖着，而是主动拿出来与同行共享。
高伯龙院士就像一支红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给世间留下了永恒的光和热；更像一方小小的激光陀螺，用最稳定的姿态，永不停转的韧劲，树立起一面奋斗者的精神旗帜，值得我们深情仰望、全心学习。
“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
1951年，作为当时最优秀的毕业生之一，高伯龙从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他原想从事自己喜欢和擅长的理论物理研究工作，最终却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3年后，由于工作需要，高伯龙接受组织安排，被选调到哈军工任教。除教授普通物理外，他还讲授热力学、统计力学、电动力学、量子力学等课程，并为全校干部师生讲授过带有普及性质的原子武器大讲座。因工作出色，高伯龙很快脱颖而出，成为学院青年教师中的佼佼者，1956年即晋升为主任教员、讲师，1962年晋升为副教授。他于1960年主编的《大学物理学》教材得到学院的高度评价：“教学效果好，在军事工程学院和哈尔滨工业大学都比较有声望。”
原本可能这样按部就班走下去，然而国家使命却需要他冲锋陷阵、担负攻坚使命。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发明的世界上第一台红宝石激光器和第一台氦氖红光激光器，引发了世界光学领域的一场革命。把激光应用于航空航天领域的设想，更引起了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科学家的关注，各国都开始了环形激光器的研制工作。1971年，在钱学森的建议下，国防科技大学成立激光研究实验室，并调入高伯龙从事相关研究。一边是前途未卜难以攻克的世界性难题，一边是在已经小有成就的基础上妥妥地实现当物理学家的梦想，为了国家需要，高伯龙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前者。从此，高伯龙将主要时间和精力投入激光陀螺研制工程，开启了艰难的探索之路。后来，他曾感慨：“搞激光，对希望从事理论物理研究的我个人来说，也许是个损失，更是我事业上一次艰难的选择。虽然这一选择异常艰难，但我最终还是迈出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因为，他深知：“如果我们不干，就可能给国家留下空白！总不能把自己的命脉掌握在别人手上！”正是有着这样坚定的信念意志和崇高的使命担当，高伯龙带领团队攻克一道道技术难关、取得一个个辉煌成就。
高伯龙在《自述》中曾回忆：“總结前半生，认为自己爱国、正直、正派、俭朴，工作认真负责，拥护党和社会主义，为何却如此坎坷？只因为把理论物理的专业兴趣置于国家的需要之上……意识到真正的爱国应该是把自己的前途与国家的利益密切结合。”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正是高伯龙一生奋斗的初心。
“我想干成的一件事一定能干成”
通往成功的道路从来都不平坦。在激光陀螺研制路上，高伯龙遇到的困难超乎想象。没有实验场所，他把废弃食堂改成实验室；没有实验设备，就利用废弃的材料自己造设备、搭平台；没有镀膜光学方面的资料借鉴，就从最基础的理论出发；没有现成的软件可用，就自学程序设计语言，自己动手编程，完成膜系设计；为了节省开支，他带着大家，推着板车到建筑工地上捡大理石废料做试验。困难再大，路途再坎坷，高伯龙从未想过退缩，更未有丝毫动摇。
高伯龙长期带病工作，有时通宵达旦，当年的夜班记录本上，清晰记录着他“一个月加28天夜班”的常态化攻关模式。在学生记忆中，常常会提及10年前的2008年初。其时，一场罕见的低温雨雪冰冻灾害袭击长沙，电力供应极其紧张，实验室也只有晚上有电。高伯龙为了工作，白天睡觉，晚上做实验。这对于已经80岁高龄的老人来说，完全属于消耗健康的倒生物钟工作。“那段时间，校园里积雪很深，高老师穿着解放鞋小心翼翼地走着，坚持每晚到实验室来观察数据，指导实验，而且总要一直工作到清晨停电后，才步履蹒跚地回家。”回忆起当年的场景，学生们无不声音哽咽、刻骨铭心。
对科研，高伯龙专心致志、一丝不苟，对个人生活，他却简单至极、毫不在意。直到今天，他家中的家具陈设还是多年前的老样子，十分朴素、陈旧。他身穿绿色老式作训服，脚穿黄胶鞋，数十年如一日，两点一线行走在从公寓房到实验室的小路上，艰苦朴素的“扫地僧”形象，已经固化成国防科大校园人人熟知的亮丽风景。晚年的高伯龙深受哮喘病、高血压折磨，但他仍坚守在科研一线，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了他最热爱的激光陀螺研制中。
在接受央视采访时，高伯龙曾说过：“我始终认为，我想干成的一件事一定能干成，只不过是时间问题。”靠着这种自主创新的自信和胆魄，高伯龙院士带领团队争分夺秒、奋起直追，逐步实现了从“跟跑者”向“并行者”“领跑者”的转变。
“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
激光陀螺又叫环形激光器，好比“眼睛”，不掌握这项高精尖武器，就没有精确制导，我军就不可能有现在这么多引以自豪的战机导弹。“核心关键技术买不来！再难也要坚持下去，必须对国家有个交代。”“外国有的、先进的，我们要跟踪，将来要有；但并不是说外国没有的我们不许有。”正是这种信念，数十年默默坚守，到今天，高伯龙院士和他的团队已成功研制出多种型号的激光陀螺，多项技术达到国际一流水平，创造了我国在该领域的多个第一：第一台高精度反射率透射率测试仪，第一个激光陀螺实验室样机、工程化样机，第一个实现激光陀螺产业化生产，第一家具有独立知识产权并能全闭环研制生产激光陀螺的单位……
科研成就之外，育人成就更是斐然。在国防科大，高伯龙院士以严谨严肃著称。学生撰写的论文，他往往仔细推敲，提思路、出观点、改论述，却从不在论文上署名。上世纪80年代，他将一名博士生的研究方向确定为磁镜研制及相关技术研究。有人说，单单完成磁镜研制即可获得博士学位，可高院士并不同意。后来，这名博士生前后历时7年多，成功突破相关技术，才按导师要求完成博士学业，这名博士也成长为我国激光技术领域的知名专家。能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是高伯龙衡量评价他的博士生、硕士生学术水平的重要标准。他交给学生的课题，几乎全部是激光陀螺研制中急需解决的攻关课题，有时甚至是研制国外禁运的先进仪器设备，难度很大。他培养的博士不算多，但个个都是“精品”，都成长为我国激光陀螺研制领域新的领军人物和重要技术骨干。
德行千古，至真至纯。高伯龙院士的学者风范，堪为后世楷模。他绝不说空话、假话、套话，在各种学术会议上，他认为方案不行，就会斩钉截铁地讲出来。他去外地参加一个国际会议，会后发个唐三彩做纪念品，他退给组委会，认为不能把公家的钱变成自己的东西。他邀请一位院士来校作学术讲座，课堂上，对这位院士的一个学术问题有不同观点，他当即站起来与之辩论，讲到激动处，还走上讲台，拿起粉笔，将公式和运算直接写在黑板上，两人相互交流，不时碰撞出思想火花，参加听课的人都说，这是印象最深、收获最大的一次讲座。如果别人有困难找他，他会尽力帮忙解决；对于自己的研究成果，也不会藏着掖着，而是主动拿出来与同行共享。
高伯龙院士就像一支红烛，燃烧了自己、照亮了别人，给世间留下了永恒的光和热；更像一方小小的激光陀螺，用最稳定的姿态，永不停转的韧劲，树立起一面奋斗者的精神旗帜，值得我们深情仰望、全心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