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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当时非常奇怪，没想到共产党里会有这样有学问的人。
当时非常敬仰他的修养，以及他对待任何人都处之坦然的态度，
这更加强了我来延安的决心”
抗战时期，她以大小姐的身份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她仰慕、追随林伯渠多年，并最终如愿嫁给了这位可敬的革命者;她1953年写匿名信寄给江青，揭露江青早年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和变节老底，被列为惊天大案……她就是朱明。
“我的家庭培养我成为贵夫人”
朱明原名王钧璧，生于1919年。她的家庭太平天国时即为官僚地主，祖上曾出过给皇家管库的官。到了民国初年，家境渐衰。随着铁路的初兴，父亲又投资做大生意，结果破产更速。
王钧璧在外祖父家长大，那是一个耕读传家的大家庭。外祖父是前清学者，舅父们多学农工医等实科，母亲和姨母接受过良好的艺术训练。
住在安徽乡下，也能感受到封建礼教的苛酷。大户人家的女眷几乎不出门，言不露齿，行不露足。王钧璧从小接受淑女的训练：吃饭要慢且不准发出声音;说话要轻声细语，浅笑含蓄;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坐要端正，站要笔直，要仪态万方。
家里女眷中，数王钧璧多读了一些书。她从小就喜欢风格婉约的唐诗宋词，喜欢印象派的风花雪月。“我的家庭培养我成为贵夫人，只是供少数上层统治者鉴赏而已。”王钧璧在延安整风中曾反省自己血液里的“流毒”。
当时南京的大学强化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经常有镇压共产党的活动。王钧璧的两个舅父在东南大学任职，他们回家常惋惜地说：“学校又捕去几个共产党，都是成绩优秀分子。”家里其他长辈却说：“这些青年应该好好读书成名。”豆蔻年华的王钧璧，对“笼中鸟”的生活渐生厌倦，渴望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去实现人生价值，如火如荼的救亡爱国运动对她有太大的吸引力。
“我仅仅是你走向革命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巩固你自己的阵地”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钧璧随家人逃到四川。1938年9月，王钧璧准备动身到延安，路上没有“护照”，虽说是以去西北联大读书为借口，可路上关口设禁盘查，只要是青年，必须要有军政机关“护照”方能通行。多次交涉未果，她只好回四川等待机会。
此后，国共合作，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林伯渠当时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输送知识青年到延安去。
1938年11月，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代表中共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政府一届二次参政会。王钧璧通过关系，近距离接触到这些过去被丑化的“共匪”头子。她听人说，林伯渠这种人是有远见的，说这话的是一批老教授;中共党内，毛泽东也称赞林伯渠“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就连国民党人也说林伯渠是社会中的卓绝人物。因此，王钧璧认为：“国民党人说他（林伯渠）坏，我倒不一定相信，因为向来就认为党派有成见，彼此说坏都是夸大，说好大概是真的。”
1939年，王钧璧见识了林伯渠的一次演说风采。林伯渠在接见英国参赞时，大义凛然地说：“由于蒋介石将军的方向和我们不一致，他坚决要消灭我们。我们始终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为了坚持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与他进行武装斗争。”听了这一段话，王钧璧才知道大革命失败，十年内战是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所造成的。
林伯渠身上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王钧璧说：“每天去看林主席的人非常多，有国民党的要人，有小党派人物，有地方势力，有名流，有学者也有青年。他天天都在谈话，谈财政经济也谈考古，谈历史也谈文学;从陕甘宁边区谈到大后方，从中国谈到外国，样样都懂。我当时非常奇怪，没想到共产党里会有这样有学问的人。当时非常敬仰他的修养，以及他对待任何人都处之坦然的态度，这更加强了我来延安的决心。”
延安已成为王钧璧心中的圣地。亲朋好友劝阻她，列出诸如生活艰苦、陕北冬天严寒、缺医少药、流行肺病、飞机过秦岭常常遇险等理由，但千难万险已挡不住王钧璧的决心：“我一想到他能够不怕苦，他能够过秦岭，我还有什么不能呢！”
1939年春天，王钧璧到了延安，改名朱明，就读于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延安女子大学。春阳照耀的黄土高原，生机盎然，崖畔上的玉茭叶绿光闪亮，翠绿的树木，红艳的山丹丹，清亮的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一切让朱明感受到新鲜。她时时以林伯渠为榜样，逐漸融入到延安的革命生活中。
到了1944年元旦，一位郭姓主任要她去看看林伯渠。她到了林伯渠住的窑洞，林伯渠首先问起她参加整风的情形，然后说：“你有一些进步，但还不够明确，仍旧要好好整风。”
朱明说：“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常常总是从你出发，而不是从党出发。比如我去年种了20棵西红柿，本来我只是当作种花一样地种，每天去浇一点水，看看它，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完全是种悠闲心情，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来我一看到你写的《农村十日》，尤其是你问农民：‘粪怎样上，土怎样翻？’农民很奇怪地问你：‘你是主席，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事情？’你就说：‘我为什么不问呢？’‘你们劳动人民是创造世界的人，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为什么不要劳动呢？’从此我才对西红柿产生了感情，才愿意浇粪。”朱明还进一步表白：“现在我能够觉悟到要求改造自己，主要是由于党的教育，尤其是整风。但是，和你几年来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听了这番话，林伯渠很高兴，但他还是引导她：“你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现在你不要再这样了，应该一切从党出发。”还说：“我仅仅是你走向革命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巩固你自己的阵地，不要老是留恋桥梁。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巩固和党的关系，一切都是空的。”
林伯渠的拐杖与影子
1945年边区举行第三届参议员选举，林伯渠高票当选。3月28日（农历二月十五日），当他六十大寿时，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亲临祝贺。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还送了贺联，联语是：“鹤发童颜，老当益壮。”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祝词是：“景运及三边，喜四野回春，生产声中宏教养;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嵩呼。” 林伯渠在答谢词中说：“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他还作了一首《六十自寿》诗，诗云：
我惭祖逖着先鞭，视息人间六十年。
不惯装腔作样子，相从奋斗赞时贤。
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
战胜层冰与烈日，春风送暖入乌延。
26岁的朱明送给恩师和引路人最好的礼物，是婚姻和真诚的爱情。新婚过后，朱明被分配到晋绥解放区从事宣教工作。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彭德怀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指挥西北解放军，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重大胜利。当时，边区政府组织庆功犒劳等一系列活动，林伯渠只得卧床指挥，拟写贺词，却不能亲自参与。
其时，他的痔疾严重，坐褥常被脓血所污，为此，边区政府办公厅提议，把朱明从晋绥解放区调回陕北，以便照料。从此，朱明得以朝夕伴陪着林伯渠。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主持大会，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军乐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秘书长日理万机。林伯渠直接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是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联系的中枢神经。六十多岁的林伯渠积劳成疾，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坚持到各地视察，曾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视察东北边疆，又到过广东、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还访问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朱明始终伴随着他，成为他的拐杖和影子。
1959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3岁的林伯渠以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带着朱明住进河东路251号别墅。
此前，朱明陪他在全国各地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冒进和浮夸的风气令他深感不安。尽管他对领袖十分忠诚，行动上也总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但庐山会议还是在他心上落下阴影。
庐山会议以后，林伯渠精神上明显地衰老了。
他爱听戏，尤其是豫剧。1959年10月初的一天，有关方面安排邯郸东风剧团豫剧小演员胡小凤和一群同学到林伯渠家汇报演出。那天林伯渠格外高兴，中午他还和朱明设家宴招待孩子们。饭菜丰盛，胡小凤对莲子汤的记忆尤其深刻。那年冬天，朱明还以林伯渠的名义给那群女孩子寄去纱巾。
写匿名信寄给江青，揭露其早年变节老底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不幸去世。那群演员赶到林伯渠家吊唁，悲戚中的朱明并未怠慢这群特殊的小朋友。她对他们说：“林老身体本来不太好，在天安门上站的时间长了，有些支持不住，让他下来，他不肯。仍坚持着，结果身体再也顶不住了。”
朱明还领孩子们参观林伯渠简朴的卧室，里边有张硬板床。朱明说，林老从战争年代过来，睡硬板床已成习惯。
宋庆龄在当年6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很伤心地告诉你，原陕甘宁主席林老，上个月二十九日去世了。他患有心脏病，现埋葬在这里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看到他的妻子一路上用虚弱的双手捧着他的骨灰盒，而我们在后面走着，这情景真是感人。”
在经历了丈夫逝世的悲痛后，朱明的情绪渐渐平复。
1961年2月，朱明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在等候通知的时候，她开始整理林伯渠遗物。
她将丈夫多年珍藏的一批古钱币，以及何叔衡送的毛衣等珍贵文物，悉数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收藏。这次南方之行，让她渐渐走出了悲苦的心境。据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张宝昌回忆：
1961年，朱明从南方休养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谈的还是伙食问题。而朱明讲的，已不是单一的伙食问题了，她说：“这次我去南方，时间较长，吃、睡不错，身体好多了。最近，想着手整理林老的诗稿、书信、文章、讲话等资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话，最好。如不同意，也没关系，先整理再说。做这件事，可能要请帮手，也会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过去好些。钱的问题，我有，不用操心。”
朱明这出人意料的反应，与去南方前悲哀凄苦的状态截然不同，她爽朗、轻松、似乎对任何事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就在此期间，她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或许正是反映林伯渠纪念文集的出版问题。但她没料到，有人早就布置追查这信上的笔迹……
事情要回到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与江青到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70多天。毛泽东于1954年3月14日离开后，江青继续滞留杭州。3月下旬，她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看信后，异常恼怒。信中写的是她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事和被捕变节的问题，举证清楚具体。
据此判斷，写信人知道江青的过去，也深知党内上层的情况。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
在江青的催迫下，公安部开始着手调查，这一事件被列为“18号案”。据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
王芳披露，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去世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与原来的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出人意料的是，朱明很爽快地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王芳又说，到了“文革”，“四人帮”一伙以此事把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实当初这件事的影响只在极小的范围，平反昭雪也就鲜为人知。就是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传》，在介绍林伯渠的婚姻时，朱明也仅出现过一次。
“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这是林伯渠的两句诗。也许朱明的自杀，冥冥中也有追随丈夫的意味。★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毓婧、陈小婷 来源/《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林伯渠夫人的一生》，岱峻/文，《时代周报》2015年10月19日;《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议的自杀》，张宝昌、张事贤/文，《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
当时非常敬仰他的修养，以及他对待任何人都处之坦然的态度，
这更加强了我来延安的决心”
抗战时期，她以大小姐的身份背叛家庭，投身革命;她仰慕、追随林伯渠多年，并最终如愿嫁给了这位可敬的革命者;她1953年写匿名信寄给江青，揭露江青早年在上海的风流韵事和变节老底，被列为惊天大案……她就是朱明。
“我的家庭培养我成为贵夫人”
朱明原名王钧璧，生于1919年。她的家庭太平天国时即为官僚地主，祖上曾出过给皇家管库的官。到了民国初年，家境渐衰。随着铁路的初兴，父亲又投资做大生意，结果破产更速。
王钧璧在外祖父家长大，那是一个耕读传家的大家庭。外祖父是前清学者，舅父们多学农工医等实科，母亲和姨母接受过良好的艺术训练。
住在安徽乡下，也能感受到封建礼教的苛酷。大户人家的女眷几乎不出门，言不露齿，行不露足。王钧璧从小接受淑女的训练：吃饭要慢且不准发出声音;说话要轻声细语，浅笑含蓄;走路要稳重，不能东张西望;坐要端正，站要笔直，要仪态万方。
家里女眷中，数王钧璧多读了一些书。她从小就喜欢风格婉约的唐诗宋词，喜欢印象派的风花雪月。“我的家庭培养我成为贵夫人，只是供少数上层统治者鉴赏而已。”王钧璧在延安整风中曾反省自己血液里的“流毒”。
当时南京的大学强化国民党的党化教育，经常有镇压共产党的活动。王钧璧的两个舅父在东南大学任职，他们回家常惋惜地说：“学校又捕去几个共产党，都是成绩优秀分子。”家里其他长辈却说：“这些青年应该好好读书成名。”豆蔻年华的王钧璧，对“笼中鸟”的生活渐生厌倦，渴望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去实现人生价值，如火如荼的救亡爱国运动对她有太大的吸引力。
“我仅仅是你走向革命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巩固你自己的阵地”
抗战全面爆发后，王钧璧随家人逃到四川。1938年9月，王钧璧准备动身到延安，路上没有“护照”，虽说是以去西北联大读书为借口，可路上关口设禁盘查，只要是青年，必须要有军政机关“护照”方能通行。多次交涉未果，她只好回四川等待机会。
此后，国共合作，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一度在四川广元设立八路军联络处。林伯渠当时是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主任，其中一项任务就是输送知识青年到延安去。
1938年11月，王明、博古、林伯渠、吴玉章、董必武、邓颖超等代表中共出席在重庆召开的国民政府一届二次参政会。王钧璧通过关系，近距离接触到这些过去被丑化的“共匪”头子。她听人说，林伯渠这种人是有远见的，说这话的是一批老教授;中共党内，毛泽东也称赞林伯渠“是知识渊博的大知识分子”;就连国民党人也说林伯渠是社会中的卓绝人物。因此，王钧璧认为：“国民党人说他（林伯渠）坏，我倒不一定相信，因为向来就认为党派有成见，彼此说坏都是夸大，说好大概是真的。”
1939年，王钧璧见识了林伯渠的一次演说风采。林伯渠在接见英国参赞时，大义凛然地说：“由于蒋介石将军的方向和我们不一致，他坚决要消灭我们。我们始终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为了坚持人民的利益，就不能不与他进行武装斗争。”听了这一段话，王钧璧才知道大革命失败，十年内战是蒋介石要消灭共产党所造成的。
林伯渠身上有一种磁石般的吸引力。王钧璧说：“每天去看林主席的人非常多，有国民党的要人，有小党派人物，有地方势力，有名流，有学者也有青年。他天天都在谈话，谈财政经济也谈考古，谈历史也谈文学;从陕甘宁边区谈到大后方，从中国谈到外国，样样都懂。我当时非常奇怪，没想到共产党里会有这样有学问的人。当时非常敬仰他的修养，以及他对待任何人都处之坦然的态度，这更加强了我来延安的决心。”
延安已成为王钧璧心中的圣地。亲朋好友劝阻她，列出诸如生活艰苦、陕北冬天严寒、缺医少药、流行肺病、飞机过秦岭常常遇险等理由，但千难万险已挡不住王钧璧的决心：“我一想到他能够不怕苦，他能够过秦岭，我还有什么不能呢！”
1939年春天，王钧璧到了延安，改名朱明，就读于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中国延安女子大学。春阳照耀的黄土高原，生机盎然，崖畔上的玉茭叶绿光闪亮，翠绿的树木，红艳的山丹丹，清亮的延河水，巍巍宝塔山……一切让朱明感受到新鲜。她时时以林伯渠为榜样，逐漸融入到延安的革命生活中。
到了1944年元旦，一位郭姓主任要她去看看林伯渠。她到了林伯渠住的窑洞，林伯渠首先问起她参加整风的情形，然后说：“你有一些进步，但还不够明确，仍旧要好好整风。”
朱明说：“我对很多问题的认识常常总是从你出发，而不是从党出发。比如我去年种了20棵西红柿，本来我只是当作种花一样地种，每天去浇一点水，看看它，没有一点劳动人民的感情，完全是种悠闲心情，像陶渊明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后来我一看到你写的《农村十日》，尤其是你问农民：‘粪怎样上，土怎样翻？’农民很奇怪地问你：‘你是主席，为什么还要管这些事情？’你就说：‘我为什么不问呢？’‘你们劳动人民是创造世界的人，我应该向你们学习。我为什么不要劳动呢？’从此我才对西红柿产生了感情，才愿意浇粪。”朱明还进一步表白：“现在我能够觉悟到要求改造自己，主要是由于党的教育，尤其是整风。但是，和你几年来的帮助也是分不开的。”
听了这番话，林伯渠很高兴，但他还是引导她：“你这些话都是事实，但是现在你不要再这样了，应该一切从党出发。”还说：“我仅仅是你走向革命的桥梁。更重要的是巩固你自己的阵地，不要老是留恋桥梁。你要知道，你是一个共产党员，如果不巩固和党的关系，一切都是空的。”
林伯渠的拐杖与影子
1945年边区举行第三届参议员选举，林伯渠高票当选。3月28日（农历二月十五日），当他六十大寿时，中共中央为他举行了祝寿活动。毛泽东、朱德及党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的负责人亲临祝贺。朱德、周恩来、张闻天还送了贺联，联语是：“鹤发童颜，老当益壮。”边区政府副主席李鼎铭的祝词是：“景运及三边，喜四野回春，生产声中宏教养;寿星辉六甲，正百花生日，艳阳天里竞嵩呼。” 林伯渠在答谢词中说：“我只是一员战士，一个老兵。如果说有什么足以自慰的，那就是无论什么时候，自己总是跟着进步的方向走，毫不顾惜地把那些注定了要衰亡的东西抛在后面……”他还作了一首《六十自寿》诗，诗云：
我惭祖逖着先鞭，视息人间六十年。
不惯装腔作样子，相从奋斗赞时贤。
握筹愧乏治平策，励志惟存马列篇。
战胜层冰与烈日，春风送暖入乌延。
26岁的朱明送给恩师和引路人最好的礼物，是婚姻和真诚的爱情。新婚过后，朱明被分配到晋绥解放区从事宣教工作。
1947年春，胡宗南进攻陕甘宁边区，林伯渠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边区政府机关离开延安。彭德怀运用毛泽东制定的“蘑菇战术”，指挥西北解放军，很快取得了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的重大胜利。当时，边区政府组织庆功犒劳等一系列活动，林伯渠只得卧床指挥，拟写贺词，却不能亲自参与。
其时，他的痔疾严重，坐褥常被脓血所污，为此，边区政府办公厅提议，把朱明从晋绥解放区调回陕北，以便照料。从此，朱明得以朝夕伴陪着林伯渠。
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新中国在北京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秘书长林伯渠主持大会，他以洪亮的声音宣布典礼开始。毛泽东向全世界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已于本日成立了。”军乐声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面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秘书长日理万机。林伯渠直接领导的中央人民政府办公厅，是主席、副主席、政府委员、政府各部门及地方政府联系的中枢神经。六十多岁的林伯渠积劳成疾，身体日渐衰弱。但他仍坚持到各地视察，曾陪同宋庆龄副主席视察东北边疆，又到过广东、宁夏回族自治区等地，还访问过蒙古人民共和国。朱明始终伴随着他，成为他的拐杖和影子。
1959年7月1日，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73岁的林伯渠以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的身份，带着朱明住进河东路251号别墅。
此前，朱明陪他在全国各地就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问题进行专题调研，冒进和浮夸的风气令他深感不安。尽管他对领袖十分忠诚，行动上也总是与中央保持一致，但庐山会议还是在他心上落下阴影。
庐山会议以后，林伯渠精神上明显地衰老了。
他爱听戏，尤其是豫剧。1959年10月初的一天，有关方面安排邯郸东风剧团豫剧小演员胡小凤和一群同学到林伯渠家汇报演出。那天林伯渠格外高兴，中午他还和朱明设家宴招待孩子们。饭菜丰盛，胡小凤对莲子汤的记忆尤其深刻。那年冬天，朱明还以林伯渠的名义给那群女孩子寄去纱巾。
写匿名信寄给江青，揭露其早年变节老底
1960年5月29日，林伯渠不幸去世。那群演员赶到林伯渠家吊唁，悲戚中的朱明并未怠慢这群特殊的小朋友。她对他们说：“林老身体本来不太好，在天安门上站的时间长了，有些支持不住，让他下来，他不肯。仍坚持着，结果身体再也顶不住了。”
朱明还领孩子们参观林伯渠简朴的卧室，里边有张硬板床。朱明说，林老从战争年代过来，睡硬板床已成习惯。
宋庆龄在当年6月13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很伤心地告诉你，原陕甘宁主席林老，上个月二十九日去世了。他患有心脏病，现埋葬在这里的八宝山革命公墓。看到他的妻子一路上用虚弱的双手捧着他的骨灰盒，而我们在后面走着，这情景真是感人。”
在经历了丈夫逝世的悲痛后，朱明的情绪渐渐平复。
1961年2月，朱明向中共中央办公厅提出想去南方休假，在等候通知的时候，她开始整理林伯渠遗物。
她将丈夫多年珍藏的一批古钱币，以及何叔衡送的毛衣等珍贵文物，悉数捐赠给中国革命博物馆（今国家博物馆）收藏。这次南方之行，让她渐渐走出了悲苦的心境。据中央办公厅警卫局工作人员张宝昌回忆：
1961年，朱明从南方休养回来的第二天，我第三次到她家，谈的还是伙食问题。而朱明讲的，已不是单一的伙食问题了，她说：“这次我去南方，时间较长，吃、睡不错，身体好多了。最近，想着手整理林老的诗稿、书信、文章、讲话等资料，如果中央同意能部分出版的话，最好。如不同意，也没关系，先整理再说。做这件事，可能要请帮手，也会很辛苦的，所以我要吃得比过去好些。钱的问题，我有，不用操心。”
朱明这出人意料的反应，与去南方前悲哀凄苦的状态截然不同，她爽朗、轻松、似乎对任何事都抱着无所谓的态度。
就在此期间，她向中央写了一封信，或许正是反映林伯渠纪念文集的出版问题。但她没料到，有人早就布置追查这信上的笔迹……
事情要回到1953年12月27日，毛泽东与江青到杭州，在西湖边上住了70多天。毛泽东于1954年3月14日离开后，江青继续滞留杭州。3月下旬，她收到一封匿名信，信是从上海发出的，由浙江省交际处长唐为平转交。江青看信后，异常恼怒。信中写的是她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的一段风流事和被捕变节的问题，举证清楚具体。
据此判斷，写信人知道江青的过去，也深知党内上层的情况。此人必是党内高干或文化界名人，或是他们的夫人。
在江青的催迫下，公安部开始着手调查，这一事件被列为“18号案”。据时任浙江省公安厅厅长王芳回忆：
由于匿名信信封上印有“华东文委”字样，江青要公安部门将侦查的重点放在上海的党政部门与文艺界。
不久，中共中央华东局在上海召开会议。会议由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同志主持，中共中央华东局第二书记陈毅同志出席，还有我和上海市公安局局长黄赤波同志参加，确定把这封匿名信事件作为一个特大案件来侦查。会议确定，“18号案件”由公安部部长罗瑞卿负总责，上海方面由黄赤波负责，浙江方面由我负责……当时，专案组先后收集了800多人的笔迹，进行了笔迹鉴定。他们将那些与匿名信笔迹相似而又对江青不满的人都列为侦查对象，进行重点侦查。仅案件的卷宗就有五六包之多。
王芳披露，林伯渠去世之后，朱明给中央写信，反映有关林伯渠去世后一些遗留问题。一查对，与原来的匿名信的笔迹一模一样。出人意料的是，朱明很爽快地承认匿名信是她写的，并立即自杀。
王芳又说，到了“文革”，“四人帮”一伙以此事把朱明定为“反革命分子”。
粉碎“四人帮”后，中央组织部对朱明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审查，并作出结论：朱明“给江青的信的内容没有错误，原定其为反革命分子是错误的，纯属冤案，应予平反昭雪，恢复名誉”。其实当初这件事的影响只在极小的范围，平反昭雪也就鲜为人知。就是1986年红旗出版社出版的《林伯渠传》，在介绍林伯渠的婚姻时，朱明也仅出现过一次。
“一滴终须归大海，几人到此悟平生”，这是林伯渠的两句诗。也许朱明的自杀，冥冥中也有追随丈夫的意味。★
（责编/黄梦怡 责校/陈毓婧、陈小婷 来源/《拂去历史的尘埃：还原林伯渠夫人的一生》，岱峻/文，《时代周报》2015年10月19日;《林伯渠夫人朱明：不可思议的自杀》，张宝昌、张事贤/文，《文史参考》2010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