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命海拔:珠峰史上最惨烈的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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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论时间过去多久,1996年的珠峰山难都是一段无法抹掉的历史。这一年被认为是迄今珠峰登顶死亡率最高的年份,其中,最令人唏嘘的是3支登山队。5月10日,他们一同冲顶,最终共计6名登山者永远留在了珠峰,另有两名队员严重冻伤。
  撇开无法尽数还原的若干细节,在这起世纪悲剧中,3队伤亡率迥异。更令人意外的是,攀登经验最丰富的新西兰登山队伤亡最惨烈(4人丧生,1人重伤)。
  在杳无人烟的海拔8000米之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为何一同冲顶的队伍,结局却相差甚远?
  也许,我们该从头说起。
  20支登山队
  1996年3月,山难发生前6周,新西兰向导罗伯·霍尔(Rob Hall)正和他的搭档海伦·威尔顿(Helen Wilton,大本营管理员兼后勤)整理前往珠峰的物资。突然,同伴的一句话让他愣了愣神:“听说,今年登山季估计会有20支队伍抵达大本营。”
  “20支?那不是所有的夏尔巴和驮工们会像沙丁鱼一样挤在一块。”他们调侃道。
  据相关数据统计,那年春天的确有16~20支登山队前后抵达珠峰南北侧,包括美国、加拿大、南非等地的队员,说珠峰大本营是个“小联合国”也丝毫不违和,但这并不是好消息。
  出发前,罗伯怀有身孕的妻子简·霍尔(Jan Hall)来到机场,一同送行。登机前的离别时刻,简拉住了罗伯:“为了我和孩子们,你一定要安全回来。为了他或她,好吗?一定要回来,一起迎接他的出生。”
  泪水已在打转的简不忍再说什么,迅速吻别了罗伯,并让他快走。然而,罗伯没能信守承诺,与简最后的卫星通话,也无法抵挡身体的耗竭。
  数个小时后,罗伯一行顺利抵达尼泊尔加德满都,拉开了后续漫长的团队磨合、拉练。
  珠峰上的邮差
  罗伯1992年首创珠峰商业登山,4年内他的探险顾问(Adventure Consultants)团队成功让19名客户触摸世界之巅,无一事故。
  1996年3月30日,罗伯团队中的3位客户:贝克·威瑟斯(Beck Weathers)、道格·汉森(Doug Hansen)以及约翰·克拉考克(J0n Krakauer,户外杂志《Outside》记者)在加德满都车站外初次见面。
  3人一同坐上了大巴,前往与罗伯汇合的旅店。贝克1989年曾尝试攀登麦金利峰,但失败了。得知道格平时会做木匠、邮差,贝克戏谑地将头转向后座的克拉考克,脱口而出:“珠峰上的邮差,哈哈,我喜欢这个词儿。”
  贝克流露的轻蔑,在克拉考克看来有些可笑,因为道格可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邮差。他曾成功登顶布朗峰、麦金利峰,而且去年已经登过珠峰。
  道格对珠峰,或者说山峰的执着与热爱,成为了最终左右罗伯决定的关键。
  说话之间,3人迈入酒店,与队伍其余人汇合。随后,罗伯照例开了出发前的动员大会。看着满脸兴奋、毫无畏惧的队员们,理智又有经验的他严肃地说出了登顶最艰难的部分:“简单来说,人类的身体构造不适合在一架747的飞航高度生存。一旦抵达南坳(South Col),我们的身体在理论上就已经死亡了,这里被称为死亡区域。所以,我的计划是将你们带上顶峰,在没(真正)死亡之前再返回来。”
  看着丝毫没在开玩笑的罗伯,所有人相视无言,直到贝克的一句“你一定可以(做到)的”打破了沉寂。
  随后,队伍内的所有成员作了自我介绍,大部分人都有一定的登山经历,有些甚至取得了不錯的成绩,例如日本女性登山者南玻康子(Yasuko Namba,已登顶6座8000米山峰)、道格以及加拿大登山者安迪·哈里斯(Andy Harris,也称Harold)。
  鉴于长期对珠峰天气的研究,罗伯将登顶时间定在了5月10日。这意味着,在此之前共有40天的适应拉练期。
  次日,所有人搭乘直升机抵达海拔2860米的卢卡拉(Lukla),驮齐装备徒步前往海拔3750米的纳姆泽巴扎尔(Namche Bazaar)。
  路上,道格瞅着一个与罗伯独处的机会,有些不好意思地开了口,感谢他能给自己打折。罗伯答道:“你同时在做3份工作啊,道格。这是我仅能做的,不是吗?”
  道格略显窘迫的表情,也许让罗伯突然对这位倾尽全力也要登顶珠峰的中年男人产生了一丝钦佩。他伸手扶住道格的肩,颇有自信地回应:“那就让我这次把你带上峰顶。”
  徒步至大本营的路并不如想象中轻松,降雪突至,加上海拔一路上升,贝克出现了明显不适。幸好,道格一路鼓励他调整状态,坚持往前。
  当两人抵达大本营的经幡时,道格望向远处清晰可见的珠峰,满是遗憾地向贝克诉说了去年因关门时间已过,仅仅差一小段距离就能登顶的经历:“每天醒来,我都想着要登顶。”
  贝克问他,为什么那时候不继续攀登?还没等道格回答,罗伯斩钉截铁道:“因为我没让他继续,(那时候)是下午1点15分,还处在南峰,不可能按照计划2点前登顶返回。虽然没有登顶,但你们出钱,是让我安全地将你们带回来,牢牢记住这一点。”
  4月7日上午,当所有人抵达海拔5367米的珠峰大本营时,场面已略显拥挤,包括由美国登山者斯科特·费舍尔(Scott Fischer)与台湾登山者高铭和(外号“马卡鲁”)带领的登山队,都已驻扎。
  队员们依次与海伦以及夏尔巴领队昂多吉(Ang Doriee)见了面。罗伯四处转悠熟悉情况,见到了正半裸着身体晒太阳的费舍尔。今年的登山季格外疯狂。费舍尔提前上山修理了冰梯,冰谷很宽,需要捆上四五个梯子才够用。   正如费舍尔所说,当时的冰谷状况并不理想,想要顺利攀登,前期的适应性拉练极为重要。随后,所有队员开始了危机四伏的三段式拉练,每一次都需要经过布满冰裂缝的冰川与垂直数米的金属梯,每一步都不容易。
  罗伯团队的前期适应相当不错。4月23日,全员扎营海拔6493米的C2营地,但此时的道格却开始剧烈咳嗽,这让罗伯非常担忧。4月25日,再次拉练回到大本营时,随队医护卡洛为道格做了听诊,并开了药剂。
  此时,与道格一同进行例行检查的贝克,突然冲出医护帐篷,找到海伦,并拿到了妻子桃子(Dallas)昨晚就已寄到的“结婚周年快乐”的传真。
  坐在一旁的罗伯,看到贝克慌乱的表情,说道:“去打个卫星电话吧,费用算我们的。”贝克说了声感谢就冲出了帐篷,留下身后无奈摊手的海伦。
  在海伦看来,罗伯的慷慨并不必要。但正是藏在他骨子里的体恤与柔情,动摇了冲顶当日本应理性的决策。
  当晚,团队成员们开了一场集体派对,算是缓解紧张的情绪。只是,距离罗伯团队帐篷不远处的费舍尔,却满面愁容。他向队友阿纳托利(Anatoli)表达了内心隐隐的担忧:“我不确定今年能否成功(登顶),有太多的竞争者了。”
  费舍尔的顾虑很快变为现实。在团队攀登海拔7132米的洛子峰(Lhotse Face)折返时,为了等前面的南非与台湾团队先经过冰梯,罗伯的团队在暴风雪中等了45分钟,不久费舍尔的团队也来了。
  尽管始终不停摩擦双手保证血液流通,但贝克双手已出现僵硬,在过冰梯时他失手摔落,幸好用胳膊挂在梯子上。
  危急之中,在费舍尔的配合下,罗伯稳步走向贝克,将他拉回了梯子。贝克喊道:“不保证能登顶,我懂了!因为排队,我差点死掉了,我好像在沃尔玛等结账一样!我付你6.5万美元,不是这样送死的!现在带我离开这儿!”
  正式攀登
  突如其来的意外,让罗伯感到了情况的紧迫。回到大本营后,他邀请将要登顶的4支队伍召开了一场联合会,试图协调各队行进的时间,以保障不会出现今天的状况。然而,每个队都将冲顶时间计划在5月10日,且不想退让。
  众人不欢而散。夜里,罗伯放下身段找到了费舍尔,两人达成协议,两队联合在10日同时冲顶。
  5月5日晨,出发攀登前一天,罗伯与所有团员拍了张合照。这也是他们唯一一张合照。当晚,大家围在一起敞开心扉,聊起攀登珠峰的原因。
  众人这才得知道格的故事。家乡的孩子帮他筹措了一部分登山费用,他想要登顶,将孩子们送的旗子插在珠峰顶峰。道格说:“我想他们想看到一个平凡的人,也可以追寻他遥不可及的梦想吧。也许他们会从这件事上得到鼓励。”
  终于,正式攀登开始了。罗伯与费舍尔的团队大部分成员顺利抵达C1、C2。
  不过,中途也发生了一个不容忽视的小插曲,以快速攀登著称的费舍尔团队中,队员戴尔(Dale)在C1出现不适,这让本已抵达C2的费舍尔不得不重新回到C1,并将其带回大本营后,再单独返回C2,与罗伯汇合。
  事实上,现实世界中,外号“山峰疯子”的费舍尔,真的在一天内从C2折返将尚在C1不适的队友安全带回了大本营,并又迅速上至C1。第二天,又不加休整地继续追赶罗伯的队伍。
  此时,处在C3的罗伯收到了天气将变的信息。有强风吹来,如果风向不变,有可能在11日跟登山队碰上。
  当晚,与贝克共用帐篷的道格依旧在咳嗽,看起来没有任何缓解。贝克对此并未在意,而是聊起了自己登珠峰的真正原因。在家的时候,贝克感觉诸事不顺,非常抑郁,而当在外面爬山时,那些不快就会不药而愈,就像重生一样。
  第二天,天气还不赖,所有人开始向海拔7951米的C4进发。但还未扎好营地,风暴如约而至。当晚,南玻康子、克拉考克等人都出现了呼吸困難。
  同时,费舍尔也赶上了队伍,但状况看起来非常糟糕,刚到营地就直直摔进了帐篷,说话困难。
  登顶日
  10日凌晨12点半,C4营地外异常安静,风不知何时已停。窗口期难得,罗伯逐个拉开队员们的帐篷。半小时后,大家收拾好装备出发,计划下午两点前从峰顶折返。
  出发不久,罗伯给海伦报了平安,并约定在12小时内联系,并再一次确定折返时间为下午两点。
  清晨4点半,海拔8412米的阳台上(Balcony),攀登进入攻坚。大部分人的速度开始减慢,并出现问题。贝克出现视力问题,视线逐渐模糊,选择就地休息,等待情况好转。费舍尔队伍中的女队员珊迪(Sandy)也体力透支,只能坐着,但她却并不想放弃,依旧跟身旁的夏尔巴叮嘱“我一定要登顶”。
  当队伍抵达东南山脊(The South East Ridge)时,最大的意外出现了。原本应该固定在希拉里台阶冰壁上的路绳不见了。没有办法,哈里斯、阿纳托利只能临时修路。这直接导致后面的南玻康子等人只能在暴风中原地等待。
  同时,还在向着希拉里台阶挺进的道格开始呕吐,在身后一直为他做保护的罗伯调大了他的氧气量,并开玩笑道:“你一定会成功的,我可不想第三次还在这里见到你。”道格强撑抹了抹脸,连连点头,继续攀登。
  10点25分,绳索还未修好,站在风中等待了近1个小时的队员们出现分流,3名队员因担心折返时氧气不够,放弃登顶,从南峰直下。
  又一个半小时过去,绳索依旧未修好,而停留在台阶上等待的攀登者越来越多。又40分钟过去了,罗伯等人依旧被困在希拉里台阶,寸步难移。
  12点45分,绳索终于修好,已经被冻得失去感觉的队员们开始向顶峰做最后的冲刺。
  下午1点14分,阿纳托利、克拉考克、南玻康子等接连顺利登顶。两点整,罗伯又一次站上峰顶,并准备大队人马的返程。
  请你让我完成
  此时,在大本营的海伦收到了成功登顶的喜讯。但接下来几个小时,让一切喜悦一扫而光。   下午3点15分,已经从顶峰折返下降的罗伯遇见了依旧在爬升的道格。此时登顶已经太迟,他提醒道格需要返程了。
  道格边咳嗽边取下了氧气罩,眼神坚定地望向峰顶的方向,说道:“我能做到,它就在那儿,我就快到了。明年,我不会再来了,这是我的最后一搏。你必须让我完成,请你让我完成。”
  听着道格的请求,望着仿佛触手可及的峰顶,罗伯作出了一个有违职业素养、也有违理智的决定——好,让我们一起登顶。
  随后,他搀扶着道格一步一步向顶峰迈去。
  几乎是同一时间,因雪盲还待在原地休息的贝克状况急转直下,冻得失去了知觉。
  下午4点,道格登顶,他几乎使出了全身力气向雪中插入了冰镐,并拿出一面小旗子放在胸前拍下了人生中最后一张照片。
  我回不去了
  幸运女神,最终没有眷顾道格与罗伯。就在他们下撤的时候,浓厚的乌云将远处的山谷几乎盖住,且移动速度超快。
  此时,早已精疲力竭的道格无法自主下降,几乎只能依赖重力往下滑降。罗伯检查了道格的氧氣瓶,显示为零。
  随后,他不得不立即呼叫哈里斯或昂多吉带更多的氧气上来,并同时向海伦发出求救:“我需要一瓶氧气在希拉里台阶上面,没有氧气,我无法将道格带下去,现在我进退不得。”
  卡洛接过了海伦的电话,尝试进一步了解状况,并尝试建议罗伯一个人下来,但他仍然坚持“还没糟糕到那种地步”,并表示不能丢下道格一个人在上面。
  另一边,身体状况崩溃的费舍尔向身边的夏尔巴嘱咐“阿纳托利带氧气上来”后,毫无力气地躺在了雪地里,无法动弹一步。
  眼看狂风将至,罗伯决定不再等待,而是用力拽起道格,想让他滑下希拉里台阶。但暴风、闪电、乌云,很快裹挟而来,将人吹得连站立都困难。为了取到氧气,罗伯让道格留在台阶南峰一侧等待,自己去南峰那边拿回氧气。
  巨大的雪粒打在脸上,呼啸的狂风在耳边掠过,道格最后的回应,罗伯没有听到。最终,道格在意识不清中直立站起,解开了身上的保护扣,被吹落下山脊。
  等罗伯抵达另一侧往后看时,空空的绳索抽空了他最后的一丝力气。他呆坐在台阶的另一侧,直到哈里斯带氧气上来。
  来不及难过,两人开始向山下撤退。此时,两人的氧气都已消耗殆尽,哈里斯拿到的一瓶却因冻住无法使用。毫无办法的两人,只能躲在一块石头后紧挨着彼此。
  凌晨3点,哈里斯闭着眼,开始急切地脱去身上的衣服,随后便滑下了山崖。这一夜,也带走了正在下山的南玻康子以及贝克的双手与鼻子。大本营整夜没有收到任何消息,直到第二天清晨。已经被雪盖住全身的罗伯接通了联络电话。此时,他在南峰侧的小倾角,希望能派人上来帮忙。
  通讯突然断了,罗伯无法再回应任何一句话,也没能移动自己,只能坐在台阶上。
  最终,大本营接通了罗伯妻子简的电话,也是这位极其优秀向导的最后一通电话。
  罗伯已经被冻得动弹不得,简叮嘱他:“阳光很快就能让你暖和起来了,宝贝,你需要站起来继续前进,你一定要返回营地。”
  “好的,我的爱人。”电话那头的罗伯回答。
  “你现在就做!现在就做!”
  “我爱你,通话结束。”丢下电话,罗布尝试用冰镐下降,但却没有坚持多久。最终,他被永远留在了珠峰上。
  事后,有很多声音,比如:
  “倘若罗伯再一次拒绝道格,也许可以挽救团队内所有人的生命,结局就不会是这样。”
  “尽管费舍尔离开了,但他却尽最大力量保全了队员,反而更负责。”
  也许吧,但都只是假设。在海拔8000米以上,人可能不必严苛地遵从道德,但却无法冰封感情。然而,划分理智与情感在某一时刻,真的不那么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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