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知道提高医生和教师的收入到什么程度才是最好
　　假如收入提高了，仍换不回对制度的信任呢
　　送红包的已有千万之众，成普遍之势，如何阻击或瓦解
　　对医疗和教育等行业的一些医生、教师收患者家属和学生家长红包这一现象，我们可以从法律、道德、职业、收入等角度做淋漓尽致地阐释。但从根本来看，我们还得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做一下梳理和挖掘。
　　中国现在正步入现代社会，但中国传统文化中那些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因子，并不会随现代社会地到来就消失殆尽。强大的历史惯性、顽固的文化基因、现实的种种失意、制度的虚乏无力等交织在一起，使得人们不得不重拾传统，以农业社会中的熟人交际方式，获得自我救济和解脱。
　　当下中国，患者家属和学生家长情愿不情愿地递出红包，有些医生和教师自觉不自觉地收下红包，从中国传统文化角度看，便是熟人社会人际关系的反映。红包递出去，说明双方建立了熟人关系，至少已从陌生人开始向熟人轉变。对收红包的来说，只要收下红包，就意味着开始受到某种制约，他不可以再以纯粹陌生人的思维和态度对待对方。双方从中各取所需：送红包的，希望红包效应最大化，实现不了最大化也不要紧，只要能避免最坏结果出现，就算赚了;收红包的，只要我保持正常工作水准就可以了，偶尔表现得积极一些，也费不了多大力气，收入还增加了。
　　熟人社会得以维系的最大原因，是乡约、族规、俗理等发挥着比国家制度更大的作用。过去中国法不下县，就是这个道理。久而久之，人们的内在只相信并服从于乡约、族规、俗理，并不相信和服从其他。
　　结论是：中国人过去不相信、不服从国家制度，现在仍不相信。当下中国的信息传播、舆论引导，乃至医院和学校的墙上，都满是“不准收红包”的法理宣传，但有几人相信呢？医生和教师不信，患者家属和学生家长也不信，在中央反腐大势下，他们照送照纳不误，足见势力有多强大。这种“回光返照”，是典型的对国家制度不信任，由不信任到不遵从。制度形同虚设了，但人们的社会交往还得继续，这时，另一种东西就自动出来填补、规范和制约了，这便是熟人社会人际交往方式。尤其在利益分配方面还存在巨大问题的当下，人们更愿以这种方式求得自我救济，送的人是对安全感的自我救济，收的人是对自身收入不高的自我救济。
　　自我救济往往大面积存在于农耕社会，此后，他就开始成为主流社会形态，在农业社会，他就表现于家族、部落等对某人的救济，这是熟人式的，在现代社会，他就表现于专业救济，如医生救治病人;社会救济，如社会团体出手相帮;国家救济，如政府建的廉租房。单说专业救济，其中的典章、制度、规范等多如牛毛，按章做就是了。问题是中国人不相信制度，只相信熟人，尤其在无数人次的红包收受中，送的觉得理所应当，收的觉得这是自己收入的一部分，并在内心认定这也是一种“制度”。真正的制度反倒无人去关注和信守了，以至于现在，陷入恶性轮回。
　　我们固然要改革现行医疗体制，调整好利益分配政策，提高医生和教师的收入，但是，如果几乎所有人都不相信制度，那我们的种种改革和调整也不会有多大实际效果，因为，我们不知道提高医生和教师的收入到什么程度才是最好，尤其是，假如收入提高了，仍换不回对制度的信任呢？更何况，送红包的已有千万之众，已成普遍之势，如何阻击或瓦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