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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家宝数次公开批评教育行政化，并明确表示“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此观点已成社会共识，只需朝着这个大方向一步一步去落实了。
“农民解放了，获得了土地，资本解放了，获得了市场，教育解放了，获得了教育家。”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2月28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总理态度明确
“教育行政化是历史问题，但直到最近几年才为社会所强烈关注。”3月1日，《规划纲要》的起草参与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2007年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博客上直指“大学已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并点名批评自己所在的学院院长。
更引人关注的是“北大光华风波”。2007年6月10日，原北大教授邹恒甫致信原教育部长周济称，“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
由此，一个内部事件演变成公共事件，被认为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一次对抗路演。
之后不久，2007年9月8日，教育部原副部长赵沁平在北京语言大学演讲时也着重指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被认为是教育部高层提出教育行政化问题的标志性事件。
近几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指责大学内部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2009年3月，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指出，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改变了大学的性质，他呼吁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中国教育发展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教育行政化和市场化。”2月26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周洪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近几年被频繁曝光的各类教育界丑闻或争议，均源于此，如学术腐败、名校办民校、基建贪污、科研造假、高校负债等。
今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听取各界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座谈时，曾表示，“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随后，在《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的研讨会上，温家宝指出，纲要应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2月27日，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进一步明确地说，现在的教育存在许多问题，“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总理短时间内三次批评教育行政化，可以看出中央去除教育行政化的决心。”王烽说。
去行政化进展不利
“在总理座谈会上，我以《解放教育、还权校长》为题，作了20分钟讲话。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解放，而教育正是管得太多、管得太死，就连几点上学、放学都要去管，学校没有任何自主权。”
朱永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本是制订游戏规则、实施监督职能，但目前集管，办、评于一身，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权力太大、太集中。
“国外一所大学校长就曾表示，中国的大学校长权力太大了，没人监督，出来好多腐败，应该提出公权问责。”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教育行政化不光是政府以行政方式管理學校，更受人诟病的是学校内部行政化。
1996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遵循政事分开的方向，逐步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但是20年过去了，“适时取消”仍然只是个方向。
2000年11月，山东潍坊市开始进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试点，到2004年9月市委、市政府发文全面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全市近千名校长摘掉“官帽”，成为名副其实的校长。
无独有偶，2005年9月，成都市太升南路的升平街小学校长邹军，成为全国首个由社会公推直选产生的小学校长。作为教育部基教司、中央教科所“十五”重点课题“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实验区，成都市青羊区在取消行政级别上领先了一步。
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在中小学迈出了一步，但是在大学却进展缓慢。
2000年6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先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完善办法后逐步推开”。
同年，教育部在武汉大学等五校启动了高校职员制度试点工作。“但在推动过程中，这些高校还是保留了行政级别，因此在推动效果上大打折扣。”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一位知情人表示。
背后利益难割舍
改革的背后就是利益重新调整。2月28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直言，“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因为它既涉及到观念、体制，还涉及到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
朱永新提出自己的建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以后新提拔的校长就不设级别，原来的仍然保留身份。但得解决学者从政的问题，如果取消行政级别，那么就应该允许教授既可以到政府当市长，也可以到省里当省长，没有级别限制。这涉及到干部体制改革。”
朱永新进一步认为，去行政化的关键还在学校里面，“第一，学术与行政要分别管理，拥有行政权力的人不能插手学术，大学校长、院长不要跟教授抢课题、抢评奖、抢经费。你就好好做校长、院长，做好服务。这样，人们才会慎重思考，我是做行政还是做学问。在国外做行政往往是教授们推荐，服务一个时期后，也可以再回来做学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大学是否取消行政级别，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绕开的第一步。“但是，这涉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调整，改革者颇有顾虑”。
放权只是手段
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看来，教育行政化源于行政权力过大，一切教育都是行政的下属，教育的实施者和教育规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此次公布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旗帜鲜明地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
王烽表示，方向是对的，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样，政府主管部门把权力下放给学校，依旧延续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收放之间，体制还是老体制，政校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
程方平则认为，放权和收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地方教育整体发展等方面，各级政府和学校的权限直接影响其积极性和运作效果，应该有所放权。
“但也有一些权力是不应该放的，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校舍建设、人员收入、社会集资等权利就不应给学校，而应放在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当《学校法》出台之后，以往学校的某些权力可能要收回，这是依法治教、各司其职的原则所要求的。”
朱永新介绍说，“现在政府和学校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因此，这次规划纲要提出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就是为了把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隔开，经过人大预算后，把经费放到高校拨款委员会，然后再拨给学校。杜绝以前的‘跑部钱进’。”
“农民解放了，获得了土地，资本解放了，获得了市场，教育解放了，获得了教育家。”全国人大常委、民进中央副主席朱永新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2月28日，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下文简称《规划纲要》)公开征求意见新闻发布会上，新任教育部长袁贵仁提出了未来教育去行政化的思路，“我们想建立起一套新的，适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然后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的倾向。”
总理态度明确
“教育行政化是历史问题，但直到最近几年才为社会所强烈关注。”3月1日，《规划纲要》的起草参与者、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教育体制改革研究室副主任王烽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
2007年3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张鸣在博客上直指“大学已衙门化、黑社会化、帮派化”，并点名批评自己所在的学院院长。
更引人关注的是“北大光华风波”。2007年6月10日，原北大教授邹恒甫致信原教育部长周济称，“院长残酷对待手下教授。”
由此，一个内部事件演变成公共事件，被认为是学术权力和行政权力的一次对抗路演。
之后不久，2007年9月8日，教育部原副部长赵沁平在北京语言大学演讲时也着重指出“大学官本位影响学术发展”，被认为是教育部高层提出教育行政化问题的标志性事件。
近几年“两会”期间，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纷纷指责大学内部高度行政化，行政权力凌驾于学术权力之上。2009年3月，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提案委员会副主任邵鸿指出，大学行政化程度愈来愈深，改变了大学的性质，他呼吁取消大学行政级别，民主遴选大学校长。
“中国教育发展最突出的问题莫过于教育行政化和市场化。”2月26日，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人大副主任周洪宇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近几年被频繁曝光的各类教育界丑闻或争议，均源于此，如学术腐败、名校办民校、基建贪污、科研造假、高校负债等。
今年初，温家宝总理在听取各界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座谈时，曾表示，“一些大学功利化，什么都和钱挂钩。这是个要命的问题。”
随后，在《规划纲要》听取社会各界人士的意见和建议的研讨会上，温家宝指出，纲要应改变教育行政化倾向，“大学必须有办学自主权”。
2月27日，温家宝与网友在线交流时进一步明确地说，现在的教育存在许多问题，“教育行政化的倾向需要改变，大学最好不要设立行政级别”。
“总理短时间内三次批评教育行政化，可以看出中央去除教育行政化的决心。”王烽说。
去行政化进展不利
“在总理座谈会上，我以《解放教育、还权校长》为题，作了20分钟讲话。改革开放最成功的经验就是解放，而教育正是管得太多、管得太死，就连几点上学、放学都要去管，学校没有任何自主权。”
朱永新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教育部门本是制订游戏规则、实施监督职能，但目前集管，办、评于一身，即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权力太大、太集中。
“国外一所大学校长就曾表示，中国的大学校长权力太大了，没人监督，出来好多腐败，应该提出公权问责。”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现在教育行政化不光是政府以行政方式管理學校，更受人诟病的是学校内部行政化。
1996年，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关于事业单位机构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明确提出，要“遵循政事分开的方向，逐步取消事业单位的行政级别”。但是20年过去了，“适时取消”仍然只是个方向。
2000年11月，山东潍坊市开始进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试点，到2004年9月市委、市政府发文全面推行中小学校长职级制改革，全市近千名校长摘掉“官帽”，成为名副其实的校长。
无独有偶，2005年9月，成都市太升南路的升平街小学校长邹军，成为全国首个由社会公推直选产生的小学校长。作为教育部基教司、中央教科所“十五”重点课题“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实验区，成都市青羊区在取消行政级别上领先了一步。
取消校长行政级别在中小学迈出了一步，但是在大学却进展缓慢。
2000年6月，《中组部、人事部、教育部关于深化高等学校人事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指出“先在部分高等学校进行试点，在取得经验、完善办法后逐步推开”。
同年，教育部在武汉大学等五校启动了高校职员制度试点工作。“但在推动过程中，这些高校还是保留了行政级别，因此在推动效果上大打折扣。”国家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一位知情人表示。
背后利益难割舍
改革的背后就是利益重新调整。2月28日，教育部部长袁贵仁直言，“随着改革的深入，共识度会越来越低，因为它既涉及到观念、体制，还涉及到切身利益，因此我们应充分注意到教育改革的艰巨性、复杂性。”
朱永新提出自己的建议：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以后新提拔的校长就不设级别，原来的仍然保留身份。但得解决学者从政的问题，如果取消行政级别，那么就应该允许教授既可以到政府当市长，也可以到省里当省长，没有级别限制。这涉及到干部体制改革。”
朱永新进一步认为，去行政化的关键还在学校里面，“第一，学术与行政要分别管理，拥有行政权力的人不能插手学术，大学校长、院长不要跟教授抢课题、抢评奖、抢经费。你就好好做校长、院长，做好服务。这样，人们才会慎重思考，我是做行政还是做学问。在国外做行政往往是教授们推荐，服务一个时期后，也可以再回来做学问。”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也认为，大学是否取消行政级别，是构建现代大学制度、高等教育体制改革无法绕开的第一步。“但是，这涉及到庞大的既得利益调整，改革者颇有顾虑”。
放权只是手段
在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程方平看来，教育行政化源于行政权力过大，一切教育都是行政的下属，教育的实施者和教育规律得不到应有的尊重。
此次公布的《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旗帜鲜明地提出“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
王烽表示，方向是对的，但是不能像以前那样，政府主管部门把权力下放给学校，依旧延续那种自上而下的管理模式，在收放之间，体制还是老体制，政校关系并没有得到解决。
程方平则认为，放权和收权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在高等学校、职业教育、地方教育整体发展等方面，各级政府和学校的权限直接影响其积极性和运作效果，应该有所放权。
“但也有一些权力是不应该放的，比如，义务教育阶段的公立学校校舍建设、人员收入、社会集资等权利就不应给学校，而应放在教育主管部门统筹协调，当《学校法》出台之后，以往学校的某些权力可能要收回，这是依法治教、各司其职的原则所要求的。”
朱永新介绍说，“现在政府和学校是控制与被控制的关系。因此，这次规划纲要提出要设立高等教育拨款咨询委员会，就是为了把行政部门和学校之间隔开，经过人大预算后，把经费放到高校拨款委员会，然后再拨给学校。杜绝以前的‘跑部钱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