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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仙,本名许顺荣,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居杭州半山。在《小说月报》《小说选刊》《中华文学选刊》《长江文艺》《小小说选刊》《微型小说选刊》《江南》《十月》《北京文学》《天涯》《清明》等刊发表作品五百余万字。有作品入年度选本及排行榜。出版长篇小说《关于我美丽母亲的一切》、短篇小说集《麻雀不是鸟》、小小说《麻醉师酒吧》《爱人树》《北极的春天》及散文集《樱桃豌豆分儿女》等六部。
“今天是谁结婚?”
丁松歪在我身后的大床上,懒洋洋地问。
“小沫呀。”我不假思索道。
我在化妆台前坐得屁股都发酸了,对镜凑近了已用52年的那张老脸,鼻尖挤到镜面上,一丝不苟地对付着右眼角上几条顽固的鱼尾纹。
“是小沫噢……”他把尾音“噢”拉得老长,最后突然提高嗓门道:“我还以为是你呢!”
这下我听出来了,屁股磨着棉垫圆凳转过直挺挺的身去。
丁松头枕着右臂,侧脸微仰,小眼睛狡黠地盯着我,半脸坏笑。
他的右脸压在大手臂上,谁也别想看到。
“好给你挪地方,是吗?”我冷笑道,“我告诉你,摆在你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净身出户!”
“1.3个亿吗?”丁松嬉皮笑脸的,还假装要起床,“那我现在就走。”
“屁!”我说,“最多给你留个裤衩。”
“我裸奔!”他说,“一裸成网红。”
我扭头瞟了眼化妆台上面的白墙,骨灰色的圆形壁钟嘀答作响,时针和分针都指向九点,我是该走了。人老珠黄不可逆。我从六点前开始忙起,一直忙到现在,也修复不了迟暮美人的俏模样,更别说青春焕发了。雄心勃勃的化妆环节就此草草收场。我站起身来,腰酸背痛屁股硬,但还是在丁松面前摆了个姿势,左腿直立,右脚向前跨出半步,双手如鲜花盛开般向两边一摊,询问他怎么样?
这可是我精心准备了三四个月的成果展,除了我本人是旧的,身上其他全是新的:金色高跟凉鞋,黑色蕾丝袜;复古风的黑色喇叭裤,线条流畅挺阔;收腰的白色厚衬衫,鸡心大翻领,烘托出钻石项链的惊艳和女人的身材。
呵呵,丁松那对贼眼乌珠,“唰唰”上下几划,贼亮贼亮的,随即又化作灰烬那般。
“出空!”他在菜场里碰到注水肉,对热情的老板也是这般不屑的。
我又大声问他去不去?
他顿时摇头晃脑:“那是你的同学,我去干吗?”
“撇得倒清!”我不屑道,“当年你可没少和她在一起啊。”
“你不是也在吗?”他争辩道。
“我可没跟你钻过野树林?”我反将一军。
他急了:“现在说这些有劲吗?”
我不禁哀叹:“千挑万拣,拣个猪头瞎眼。”
1989年夏天,我和赵莉一起进钢铁厂,在机动车间当行车学徒。这下岂止捅了马蜂窝,赛过两块鲜灵灵的精肉扔进饥饿的狼群;别说是我们机动车间,就是整个工厂的单身狗,甚至连挂上金项圈的主儿,也群起而“抢”之。那时候我们胆小,好像每个粘上来的男人都是油漆未干,一碰就会留下终生悔恨的污迹;而钢铁工人的鲁莽与奔放,哪里是涉世太浅的纯情小女子所吃得消的,在雄性的围猎中,我们惊慌失态,花枝乱颤,反而引发令人惊恐的喝彩声。我和赵莉一起读完书,一起落榜,一起进工厂当行车工,人生遭际使我和她从同学升级为闺蜜,我们身陷乱象而洁身自好,对饿狼嗤之以鼻。
這人呀,长了颗红楼梦的心,却生活在水浒里;想交些三国里的桃园弟兄,却总是遇到些西游里的妖魔鬼怪。我和赵莉就是如此:日里看看都是人,夜头看看都是鬼。
1992年春天,我和赵莉同时看上生产班的一个小伙子,在乌漆墨黑的厂房里,他是一枝独一无二的莲藕,与饿狼们截然不同。他不光肤白,说话细声细气,而且还会害羞,开口必先憨笑。腼腆的小伙子在钢铁厂,那可真是稀罕物。现在我清楚为何会被他吸引了,因为他干净。干净给了他清纯的少年感,而少年感是男人最极致的性感。
我们和他约会。
是的,我们,而不是我。
每次约会,我们三人都在一起,愉快并痛苦着。
一年后,终于到了我和赵莉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记得当时我和赵莉在半山公园的一株合欢树下,我不晓得它是合欢树,赵莉也不晓得,我们只是觉得满树艳红的绒花,流苏般向着蓝天,好看极了,走到那儿就不想走了。我让赵莉放弃,赵莉也让我放弃,我们争执不下,谁也不看谁,抬头只看满天绒花。
我高举起右手,跳了两下,未采到花朵,却摘下一枝树叶,像含羞草。
我说这样吧,听天由命,由它来决定丁松归谁。我告诉她怎么抽签。
赵莉说好。
我让她挑了一片叶子,又挑谁先要。
她说她先。
赵莉从枝头上摘下一片最大的叶子,叶子左右有两排小叶,她先摘下一片小叶。
“我的。”她说。
我摘下一片小叶,“我的。”
“我的。”她又摘下一片。
我们不晓得合欢树叶上的小叶是对生的,一排12片小叶,总共24片;但有一片残缺,就成了奇数,当剩下最后一片时,赵莉整个人就飞了起来,高举起孤零零的小叶,在合欢树下打转,跳跃,放声高呼:“我的,是我的!”
丁松亮出一对死鱼眼,说这种饭有啥吃头,还不如在家吃泡面呢。我说不是还有毛小奇吗?他就受了刺激,跃起身来,裸露着上半身,使劲儿横扫赤条条的双臂,像九孔被上叮满了苍蝇,赶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嘴里发出“去去去”的叫声。
他冷笑道:“那个矮麻老,和他一起吃饭,喝水都会噎的。”
“你就这点儿出息!”我生气道,“他不是退居二线了吗?”
他就歪瘫在床上装死。我拎起放在化妆台外侧地板上的一只朱红色纸袋,掂了掂分量,有点儿沉。这是我们昨晚反复商讨后决定的。 四年前,儿子丁昊的中考成绩只差县一中录取分数线三分。
这个倒霉孩子,咋就不能给老娘争口气呢!丁松就说,算了,二中也不差。
什么鬼话!我就想伸出如来神掌,一掌劈死他。
一中是省重点中学,进了一中,就有望进211和985;而二中是普高,儿子能混上普通一本就不错了。怎么能算了呢?我就去找春姐。当年我们在青年公寓做邻居时,可是合用厨房和卫生间的。有次毛毛夜里犯病,毛小奇那时候还只是厂宣传科科长,这个走路都做梦的不安定分子,把老婆和刚出生的女儿丢在家里,夜夜出去应酬。
1993年5月,厂里举办首届青年集体婚礼,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因为参加者厂里安排一间青年公寓的婚房;从23对新人中层层筛选,最终10对中就有我们,有人说毛小奇与春姐去年就办过婚礼,是冲婚房来的。
我说谁不是呀。
我倒是惊讶春姐为何会嫁给他,春姐是新娘中最漂亮的,而毛小奇是新郎中最丑的。丁松将他归纳为“矮麻老”。
毛小奇只有1.58米,满脸大麻子,确切地说,应该叫凹坑,像只铁皮淘米箩底,喝酒或生气时,每个凹坑里都像会流出金子来。年纪轻轻就满头灰白,当上副县长后,出现在电视里反倒是满头乌黑,但淘箩底还是那么醒目。
我们就住在隔壁,在午夜经常能听到春姐若有若无的哭泣声,以及毛小奇在对门卫生间哇哇的呕吐声。我偶然听到他们夫妻争吵,毛小奇发誓要给春姐最好的生活,但她硬是不要,她只要他守着自己和女儿,平平安安过日子。
我当时认为他们走不到头的。丁松说这是典型的鲜花插在牛粪上。
可我总觉得牛粪营养固然丰富,但未必适合所有的鲜花,有的鲜花就无福受用,反倒会被肥料烧死。春姐就是如此,每天赛过油锅里煎苦瓜。
她女儿生病那晚,是我和丁松帮她把毛毛送去医院的。
我说我是废掉了,就只指望这孩子了,请她求求毛县长,无论如何帮这个忙。我拐弯抹角地聊起毛毛,聊起20多年前一起住青年公寓的往事,唤醒她的同情与怜悯。我连跑了三天,事终于成了。事后我请毛县长和一中校领导吃顿饭,春姐再三推脱,说小奇没空。几次都没有约成功,也就不了了之了。这次去他家对门喝喜酒,肯定会碰到毛小奇和春姐,还不如先去毛家坐坐,但空手怎么走得进去呢?我和丁松昨夜思来想去,现在这个形势,礼又不能送得太重,得符合朋友的范畴才行,最后就决定把他哥春节送来的两瓶俄罗斯红酒,再转送出去。
“那我走了。”我说,“我再次警告你,不许在家里抽烟,我开着煤气呢。”
“哇!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哪。”他故意大声嚷嚷,“还真是外面有人了。”
我出门时,还听到他在房里猫叫:“难怪打扮得这么妖!”
我“扑哧”笑出声来,“我妖吗?我真的妖吗?哈哈哈……”
我在家里已丧失了笑的能力,但出了这个家门,却又能开怀大笑。
钢铁厂在城北郊外,距离城中心18公里;对于一个小县城来说,算得上遥远了。所幸的是国庆长假第一天,3路公交车上相当空,我坐在孕妇专座上,抱着礼袋,斜视着车窗外沿途越来越美的风景,任思绪随风飘荡。
我和丁松还年轻那会儿,追求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并不比别人少半分;但不知不觉中,它们就像搁得太久的插花,咋一看,还昔日般鲜艳,但就是不能碰,一碰就雨落,花瓶里就剩下秃枝了。
当年我们住在青年公寓,就18平方米,精神世界却如此宽广,快乐又那么多。
我拣起高中课本,埋头复习,比高中时还刻苦,考上夜大后,白天上班,下班就往城里赶,整整四年时间。每当我坐上午夜的末班车就累到睡着了,但到了半山站,见到等在寒风中的丁松又满血复活;我们在站头买一个烤地瓜,掰开来每人一半,又香又甜,心里灌满了蜜。
丁松也不敢落后,他参加厂里再教育培训,先后拿到钳工和电工的资格证书。
我也有了本科文凭,还喜欢文学。
我们的人生走向并没有丝毫改变。
那时候的幸福多么简单。
有天下班,我经过老菜场,想买块猪肝,因为太大,特意让人家切了半块给我;没过半小时,丁松也下班回家,手里同样拿了半块猪肝。你说巧不巧?我将两个半块猪肝拼在一起,竟是完整的一块儿……当时在厨房忙碌的春姐就惊叹不已,羡慕我们心心相印。
要不是猪肝,我说不定就镶在镜框里,挂到墙上去了。
可是现在,你看,我们只有靠庸俗的玩笑话,才能维持老夫老妻之间的交流。
我寻思着,家庭即大千世界。
夫妻就是两个纠缠不清的战略伙伴国,从友好建交到陷入冷战,只需七年时间。
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
人的身体细胞七年会更新一次。也就是说,七年之后,彼此岂止是变心,而是整个地换上全新而又陌生的细胞,早已物是人非。
我和丁松就一直处于冷战中,过去二十年有了第三国的儿子丁昊充当和事佬,才没有撕破脸,现在儿子去北京上大学,我们就连指责对方的劲儿都没了,要么彻底歇菜,要么就此得过且过。
要说且行且珍惜的夫妻,肯定有,但那是为琼瑶剧设定的桥段。
公交车到富春东路口车站时,我天马行空的思绪也就下车了。
湖畔居就在富春中路上,这个小区人称城中城,闹中取静,颇有大隐之妙处。北靠唯一穿城而过的富春河,卧桥如虹,景色宜人;南眺城中心的富春广场,入夜金碧辉煌,音乐喷泉如梦似幻,实乃人间天堂。赵莉屡屡邀我来夜游,我偏不去。我还不清楚她那点儿小心思呀。
那次以合歡树叶为凭,我自动退出。谁能想到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赵莉与他约会,丁松总是问起我为何不来?我病了吗?等会儿去看我……
我的不在场,居然击败了在场的竞争对手。赵莉终于说出原因,而他最终却选择了我。事实证明,爱情在围城之外,进入围城的我们,是幸还是不幸?又有谁知。 毛小奇调去县委宣传部工作后,给赵莉介绍了现在的丈夫,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夏健精瘦,橄榄头橄榄身,双腿极细,其丑与毛小奇有一拼,堪称难兄难弟。
我骂赵莉:“你吃错药了?”她说她现在特恶心奶油小生,一见就吐;男人还是得讲内涵,丑一点儿才更耐味。
“切!”我心想,不就是个大学生嘛。
丁松虽说是个工人,但他祖上三代是城市居民,总比农村来的丑小子强吧。不久,赵莉调去厂办接待科当接待员。当然,为了丁松,我也求过毛小奇,他当时已是县委宣传部宣教科科长。
我寝食难安,思来想去,就只有去求他了。沿富春河是一条商业街,步步琳琅,人头攒动,倒是让我专注于穿行。
我来过湖畔居,一次是毛家搬家,一次是赵莉乔迁,还有一次是小沫满月;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后来就跟毛家远了,再说原本就不近,春姐还好一点,毛小奇眼里哪有我们这号人呀,他永远头朝着老天;而夏家又因为是对门,我和赵莉结伴喝茶、逛街,从来不去她家的。
时隔十多年,我再次跨进这个小区,依旧有着同样的感慨,到底是县委家属宿舍,二十年前的扇形建筑,至今毫无违和感;楼间距大过国标,采光率高,家家阳光房。
乘电梯上去时,我还在担心到了楼上,万一碰到赵莉,她硬是拉我进去怎么办?又或者毛家没人,手上这玩意该如何处理?所幸的是,夏家门口没人,而毛家敞开着大门。我在电梯间门口探头一望。
“是丹萍呀。”毛小奇猛地从真皮沙发上弹起身来,撂下手中的报纸,大声招呼我,“请进请进,你怎么来了?”
进门前,我是看到客厅里有个人,翘着二郎腿,高举双手,像在火车站接客人般撑开报纸,把头埋没在报纸后面。我知道是他,但他反应也太快了,吓得我不轻。
只有在报纸中间挖个洞,一直盯着门口的人,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
他穿着很休闲,上身粉色体恤,下身牛仔裤,脚下是双黑色皮拖鞋。只是又恢复了头上的灰白,秃顶已占了三分之一脑袋,像沙僧,但少了络腮胡子,仅有的灰白也稀薄得很。
我都不敢想象,丁松头上也是如此的话……
“毛县长,我是来喝喜酒的。”
我僵立在离门口很近的地方,心还在怦怦乱跳。
“对呵,你和对门儿……”毛小奇苦笑道,“瞧我这记性。”
“不会吧?毛县长。”我故意夸张道。
他热情地招呼我,带我走向客厅南侧。东墙上是巨大的液晶电视,周冰倩在轻轻地唱《真的好想你》。都说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也都老了。客厅靠南窗是张头南脚北的西餐桌,八把高背椅子围着它,在绒花般的阳光照耀下,桌椅乌黑发亮;桌上摆满各色水果,还有八只放了茶叶的纸杯,每只纸杯套有彩虹色的塑料杯托。
家里要请客吗?我心里暗想,那就说上两句赶紧撤。
我把朱红色纸袋靠墙角一放,握住他的双手抱歉道:“毛县长,多亏了您,丁昊他……”
“啊?”他先是一愣,随即就生气道,“你这是干什么!”
“丹萍呀。”他最后以感叹的语气叫了声我的名字,“你跟我还客气!”
说得好像我是他的谁。我前面有些木,现在听到他第二次叫才反应过来。
那是我的名字。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叫我了。
他过去也不是这么叫我的。难得有次非叫我不可时,也是叫我小陈的。
这种夹生的亲热,令人挺不自在的。
他再次请我坐,很有男士风度地拉开离我最近那把高背椅子。
我坐下去前,扫描了一遍家里,问:“春姐呢?”
我刚坐下,他就推近椅子。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与高背椅子的重量,使得他推起来非常吃力,因为怕椅脚刮到地板,就会磨损地板漆。我连忙抬起屁股,又使得椅子突然往前冲,他赶紧停下,颧骨突出的麻脸就撞到了我的后脑勺。
我能感觉到他粗实而有力的鼻息,热乎乎的。
他给我冲茶,低头,很是专注。茶叶尖如松针,在开水冲击下打转儿,最后一根根直竖在水中,宛如垂钓的浮漂。
他说:“你春姐呀,去宝贝女儿家啰。”
我一直担心他家来客人,半个小时后,茶也喝了,水果也吃了——桌上有苹果、香蕉、荔枝、冬枣、山竹和圣女果,在他的盛情之下,我挑了一枚山竹。山竹像棉铃子,一瓣瓣小果实,吃来方便,不会坏妆;但我折腾了半天,手指都酸了,它依旧完好无损。我不禁苦笑道:“你确定这玩意儿是让人吃的,而不是来折磨人的吗?”但他轻轻一捏,山竹就开裂了。他剥掉厚壳,将雪白小花朵般的果肉递给我。他以为我偏爱山竹,又剥了一枚。他要剥第三枚时,我忙说够了。在老歌营造的舒缓而又轻悠的氛围中,很有些倾诉衷肠的调调儿,但我们却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两张加起来超过百岁的老嘴就像不合拍的旧齿轮,老是打滑,使得交谈极不顺畅。
或许是他状态不佳,也或许是我内急吧。
在齿轮空转了一阵后,我起身说去一下洗手间。
他也连忙起身,带我去他家的洗手间,大概怕我没处找吧。
洗手间居然比我家卧室都大,有淋浴房、大浴缸、大马桶,还有化妆台。
他仔细地向我讲解马桶该如何使用。
因为是日本进口货,有着太多稀奇古怪的功能,而且还分性别。
他低头按了不少键,说你慢用,就匆匆出去了。
我听到关门声,方才如厕。
可我怎么打不开厕所门呢?顺时针也好,逆时针也罢,門钥匙诡异得很,仿佛可以永远转下去,但就是打不开门。
我急得大叫毛县长,叫了好几声,才听他的脚步,他在门外问我怎么啦,我说门打不开。
他一使劲儿,门就开了。
我惊出一头虚汗,万一锁在里面,算咋回事呀?
我别扭地回到客厅,听着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我说我过去了。 他就说好。
但奇怪的是他送到门口并没有停步,而是跟我出来了,大门依旧敞开着。
我也算讲究了,但见到赵莉一身红装,不得不服,那才叫软精装、低调奢华。
初见只是惊艳,细瞧方知面料的精致和做工的考究。
她要是走出去,绝对炸街。
我们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十指相扣,发疯地青蛙蹦,哇哇地瞎叫一气。
钢铁女人很不淑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惊呼:“哇!你这是去嫁人吗?”
她就亲昵地打我,“讨厌!”
毛小奇没有进门,站在门口自个儿傻乐。
“哇!蛤蟆也会笑呀。”我在心里惊叹。
我们做过四年邻居,只见他匆忙而又矮个的身影,面无表情的淘箩底,以及他凶毛毛的低沉的声音,“不许哭!”那时候她才多大呀!可怜的孩子,不光跟他长得像,而且连性格也像,你怎么逗她都没用,最多冲你翻个白眼。
这孩子,咋就没有一丁点儿春姐的基因呢?
后来,我就只在电视里见到过毛小奇,在街道立面整治、拆违、造高速公路和新区的工地上,歪戴一顶安全帽,在那儿指手划脚,满脸凹坑金灿灿的。丁松一见是他就大吼;我若不换台,他就疯,一把抢过遥控器,直接关了电视。
“看什么看!”丁松粗红了脖子,跟谁有仇似的。
男人的心思也似海底针。
赵莉圈住我的腰,我也圈住她的腰,转向门口,赵莉胸一挺,媚笑道:“我俩美吧!”
我惊讶于毛小奇还会跟女人开玩笑。
“人家一支笔,哪里会按常理出牌呀!”
“到底是对门儿,心有灵犀哪。”
她就又一个“讨厌!”说我不也跟他邻过居吗?
“那可不一样。”我说,“吃对门儿谢隔壁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毛县长,厉害的笔赶紧拿出来。”她撒娇道,“你倒是说说你这个好邻居呀!”
“他哪支笔厉害了?”
“他哪支笔都厉害,要不怎么把春姐骗到手呢。”赵莉说。
夏健从房里出来了,一身崭新的西装,系着菊黄色的领带,数都数得清的几根长发倒驳,油光水滑,苍蝇都下不了脚,左胸别枝红花,十分醒目。他发福了,橄榄头团了很多,橄榄身也跟柏油桶般粗大,像是怀孕六个月大的肚腩令他走路一摇一摇的。
我不记得他戴眼镜的,但他戴了副宽边眼镜,又添了几分斯文。
他远远地朝站在门口的毛小奇点头示意。赵莉一下就正经了,让他先过去,看看酒店那边怎么样。夏健说老朱他们会办得妥妥的。
赵莉横了他一眼,说万一有领导早来呢?还有,催一下小沫,别太晚了。
夏健出门时,毛小奇拍了一下他的肩头。毛小奇对赵莉说他家空着,客人可以去他家坐坐。赵莉就对我说,你带他们去对门坐吧。
我招呼客厅里的同事。但他们都聋甏了,纹丝不动,只是头更低了。
邱燕趁大家不注意,偷偷地离开客厅,溜到里边的房里去了。我尴尬地朝毛小奇笑笑,他就转身走了。不一会儿,邱燕悄悄地回到客厅,拉我到一边,问我哪有厕所?
“家里没有吗?”她狠狠地瞪我一眼。
我明白了,我带她去对门,让她也见识一下毛家豪华的洗手间。
另外,我也想再试试那扇门。“你神經!”邱燕使劲挣脱我的手。
“上个厕所能有啥呀。”
“谁要上他家的茅坑!”她说,“一个面子工程,让我家每年损失十多万……”
我们乘电梯下去。
她脸都急白了,咬牙切齿,一声不敢吭,跑进商业街口的公厕。
往回走时,她说:“活该倒霉!”
“毛?”
“哼!倒八辈子霉才好。”她鄙夷道,“就是一个文化局顾问。”
“啥?”我对官场向来无知。
“这不就降了一级吗?”
我“噢”了声,“好像是呵。”
“什么叫好像是?那就是。”她说,“凭空会降职吗?”
“你的意思是……”我立马否定,“不可能,他要那个,乌纱帽早就掉了。”
“禽兽!老婆都被他气走了,有大半年了。”她神秘兮兮地问,“你不知道吗?”
毛家关上了大门。
家里来客人了?客厅好像在放枪战片,听声音场面非常激烈。
半个小时后,赵莉手里捧着只电饭煲进来,面色潮红,春光炫亮,匆匆拐进厨房,舀米淘米。
我过去靠在厨房门口问:“不是去酒店吃吗?”
她没有回头看我,有些气喘地说:“中午男方至亲有一桌要在家里吃,菜是酒店送的,但饭和点心要自己准备,家里的电饭煲热着点心……”
她淘米了一遍又一遍的米,水龙头哗哗直流。
我提醒她再淘下去,米都没了。
她关掉龙头。
我压低声问道:“听说毛县长被降职去文化局了?”
“胡说八道!这是他自己要求的,而且也不是文化局,是宣传部。”赵莉突然生气道,“降职?待遇不变,好吗?”
她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噢!”我说,“那又跟夏健在一起了。”
“没。夏健早调去组织部了,而且很快就要升了。”她说,“毛县长是嫌那些地方太空,你知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我忙问:“升县长还是书记?”
她开心地笑道:“谁知道呢。”
我又问:“春姐还好吧?”
她很奇怪我这么问?但我想邱燕的话未必是空穴来风。
她就轻飘飘地说好呀。她说春姐三年前就退了,多潇洒呀,外国都过去10多个,国内就更不要说了。今年是毛毛怀上后,啥气味都不能闻,苦头都吃煞,她也叫没办法,只有赶过去照顾女儿了。 “你倒是搞得煞灵清的吗?”我故意臭她。
“你还不清楚吗?你们住青年公寓时,只隔了一堵薄煞煞的墙,看是看不到的,但听得煞清爽。”
我扭头瞟了一眼对门儿,大门又敞开着,毛小奇坐在真皮沙发上读报纸。
“老实交代,你刚才……”我说,“心有猛兽,牢笼顿开。”
“去你的!都是领鸡蛋的老太婆了,你还在想秋天的奶茶?”她骂归骂,却一转身,将电饭煲端到身后的台板上,插上电源。
“毛县长前两天就要去北京的,因为小沫的婚礼,才推迟到今晚。毛毛在北师大当老师,嫁了北京人,春节过后就说有了,预产期就在这两天。春姐去了有大半年了,他一个人在家不容易。”她郑重其事地说,“等会儿我要在家招呼客人,夏健在酒店也忙不过来,替我照顾好他。”
“哇呵!好感动呀。”我故意大声道,“你啥时候也关心关心我呗。”
“他这阵子不是心里苦嘛。”她却一脸落寞道,“我是说不用参加了。”
“为何?”
“有时候,人就是太幸福了,才会出事。”她说,“毛毛打来电话报喜那晚,新区工地里埋进去七个农民工,等他赶到现场,市领导都在了。从那以后,你在电视上见到过他吗?”
酒宴设在距离夏家三条街外的凯旋门大酒店。
一路上,我和毛小奇只谈小沫。他说新郎是市经贸委的。
我说毛毛也很厉害,在皇城根儿,而且还是名校教师。
夏健带着一对新人,在铺红地毯的酒店门口迎宾。
一对神仙眷侣!我都不敢认小沫了。
女人这一生,也就是这一天这一刻,才受全世界关注。
夏健带我们进去。夏家包下了一楼大厅,十多桌酒席。毛小奇让夏健忙自己的,但夏健执意带毛小奇去贵客席就坐。他坚拒。小沫跑进来找她爸,不知哪位大人物到了。夏健匆匆跟出去。我站在茫茫人海中,却看不到一个同事。我和毛小奇挑了张空桌坐下。既然赵莉交代了,我也不好意思撇下他。进来的客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然后绕过圈儿,拐去别桌了。
其他酒桌越坐越满,唯独我们这一桌只有我们两个人。
“小丁还在小车办给厂领导开车?”
“嗯。”我侧着脸,轻声地说,“您今晚到北京,说不定就当外公了。”
“那敢情好呀。”他说,“你将度过一个错误的人生,但没有人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终于开宴了。
他说:“两个人吃一桌?要不,我们去拼一下吧。”
“好!”我和他同时起身。
我刚坐下,没想到这桌人纷纷起身去抢刚才那张空桌。他边上只剩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翘着羊角辫,见自己被遗弃,哇地大哭。一位中年妇女慌忙挤过来,一把抱起小女孩,去找那桌人。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起身,坐回到他身边。
“有意思!”他一脸苦笑。
“嗨,那就便宜咱们了,”我玩笑道,“吃了这一顿,省三天饭钱。”
他说不喝酒,下午还有事要开车出去一下。
我也不喝。
我是能喝点儿酒的,但今天不想喝。
我们连饮料都不喝。
一双筷子在越堆越多的菜盘里,东拣西挑,他这是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吃吗?
我也吃得心不在焉,盯着北窗外有只金色的矮脚猫,正抱着一根砖砌的柱子往上爬。
它拼命在爬。
它爬上去做什么?
它爬上一点,又滑了下来很多……
没有开空调,大厅就像盛夏的半干鱼塘,鱼们都浮在发烫的水面上,拼命吐泡泡。
我想脱衣来着,但我没衣可脱。
夏健领着新人开始挨桌敬酒敬烟,还有伴郎代酒,伴娘抱着皮包收钱。
他们所到之处,时不时地制造出大动静来,引得满厅注目。
我的嘴里味同嚼蜡,还不如丁松在家吃泡面呢。
毛小奇也索性不吃了,坐等送红包。
我看到汗珠从小沫丛林般的发根滚下来,滑落粉砌的脸颊,就像汽车行驶在风雨中,车前窗上的雨滴。
毛小奇早早地站起身来,把红包递给小沫,她转手交给伴娘。
“毛伯伯!”小沫敬烟,她知道他不抽,就没点。
夏健忙说,点上点上。
毛小奇很给面子地吸了一口,没有咽,像叫喊的老青蛙鼓起嘴,随即从嘴里吐出来。
新郎叫毛伯伯,伴郎给他倒酒。
我说他下午还要开车,忙打开“海南1號”,给他斟满杯。
毛小奇说对不起。
这年头,送红包还得道歉,唉。
轮到我了,赶紧奉上大红包,任务完成。
夏健带着新人辗转下一桌,毛小奇就想离开了。
他没说,但我看得出来。
我说再等等吧。
邻桌的邱燕突然站起身来——我这才发现,不少同事就在邻桌,跌跌撞撞地过来找毛小奇。
我还以为她来敬酒呢。
谁知她居然吼道:“你算个啥东西!”
毛小奇并没有起身,一脸茫然地问:“你认识我吗?”
“烧成灰我都认识……”
邱燕的脸,就像从刚杀的猪胸腔里取出来的肺头,红得鲜艳,而且还热气腾腾呢。她伸出一对张牙舞爪的五指,疯狂地抓毛小奇的头发,但毛小奇及时起立,结果就抓在光秃秃的顶上,抓了个空。毛小奇起身后,也迅速后退。邱燕头一低,犹如古代攻城门的撞木,直冲过来。
我本来是在劝她的。
我说邱燕,你这是干吗?
见她这架势,赶紧去拦她,胸口猛地一击,我就倒在毛小奇身上。
我的后脑勺撞到他脸上,我都觉得痛,他就越加了。
他抓住我的双臂,连退了两步,才站住。
就算是秀才遇到兵,以毛小奇的阅历,对付一个邱燕,还不是大拇指按蚂蚁吗?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只会双手紧紧抓住我的双臂,浑身筛糠般地发抖。
邱燕一把拉开我,冲他吼道:“你也有今天呀!”
两位男同事及时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拖开了。
她还奋力朝他踢腿,但已经远了。
“老酒食饥饱,就发癫……”一位男同事抱歉地笑道。
另一位男同事则劝她少惹事,今天这个场合……
整个大厅突然陷入静止的状态,不少人站起身来冲这边张望。
夏健赶过来,问我怎么样?
又问毛小奇怎么回事?
“鬼知道!”毛小奇扭曲了脸,抖着一簸箕金灿灿的麻子,像有东西在不断地雨落;但是片刻,他就不抖了,松开我说,走吧。夏健连声对不住,护送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挤出热闹非凡的大厅。在凯旋门大酒店门前,我终于叹了口气。夏健问我还好吗?毛小奇也问。尽管胸口隐隐作痛,但我说没事。“我能有啥事?从钢铁厂里出来的,都是女汉子。”我笑道。
毛小奇劝夏健赶紧进去。夏健双手合十,又道了歉。
凯旋门大酒店前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和他。
毛小奇让我有空去他家玩,我说好的好的。
他说一定要来呵,我又说一定一定。
毛小奇向东走,我转身往西走。
我本该也向东走的,我要乘的3路公交车站就在他家的方向,但我说吃得太饱,时间又早,想去逛逛。
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想逛,我已经过了踩着高跟凉鞋去逛街的年龄。
我寻思着等他走远了,再回过去。但我没走多远,就听到有人喊“丹萍!”
真是奇了个怪了,今天怎么回事,大家都约好改口了吗?
我回头见一辆汽车追上来,驾驶室的窗玻璃徐徐降下来,窗口探出一张脸来。
是丁松。他喊我上车。
我开心地笑道:“不会吧,你这是怕我跟别人跑了吗?”
“今天是谁结婚?”
丁松歪在我身后的大床上,懒洋洋地问。
“小沫呀。”我不假思索道。
我在化妆台前坐得屁股都发酸了,对镜凑近了已用52年的那张老脸,鼻尖挤到镜面上,一丝不苟地对付着右眼角上几条顽固的鱼尾纹。
“是小沫噢……”他把尾音“噢”拉得老长,最后突然提高嗓门道:“我还以为是你呢!”
这下我听出来了,屁股磨着棉垫圆凳转过直挺挺的身去。
丁松头枕着右臂,侧脸微仰,小眼睛狡黠地盯着我,半脸坏笑。
他的右脸压在大手臂上,谁也别想看到。
“好给你挪地方,是吗?”我冷笑道,“我告诉你,摆在你面前的唯一出路就是净身出户!”
“1.3个亿吗?”丁松嬉皮笑脸的,还假装要起床,“那我现在就走。”
“屁!”我说,“最多给你留个裤衩。”
“我裸奔!”他说,“一裸成网红。”
我扭头瞟了眼化妆台上面的白墙,骨灰色的圆形壁钟嘀答作响,时针和分针都指向九点,我是该走了。人老珠黄不可逆。我从六点前开始忙起,一直忙到现在,也修复不了迟暮美人的俏模样,更别说青春焕发了。雄心勃勃的化妆环节就此草草收场。我站起身来,腰酸背痛屁股硬,但还是在丁松面前摆了个姿势,左腿直立,右脚向前跨出半步,双手如鲜花盛开般向两边一摊,询问他怎么样?
这可是我精心准备了三四个月的成果展,除了我本人是旧的,身上其他全是新的:金色高跟凉鞋,黑色蕾丝袜;复古风的黑色喇叭裤,线条流畅挺阔;收腰的白色厚衬衫,鸡心大翻领,烘托出钻石项链的惊艳和女人的身材。
呵呵,丁松那对贼眼乌珠,“唰唰”上下几划,贼亮贼亮的,随即又化作灰烬那般。
“出空!”他在菜场里碰到注水肉,对热情的老板也是这般不屑的。
我又大声问他去不去?
他顿时摇头晃脑:“那是你的同学,我去干吗?”
“撇得倒清!”我不屑道,“当年你可没少和她在一起啊。”
“你不是也在吗?”他争辩道。
“我可没跟你钻过野树林?”我反将一军。
他急了:“现在说这些有劲吗?”
我不禁哀叹:“千挑万拣,拣个猪头瞎眼。”
1989年夏天,我和赵莉一起进钢铁厂,在机动车间当行车学徒。这下岂止捅了马蜂窝,赛过两块鲜灵灵的精肉扔进饥饿的狼群;别说是我们机动车间,就是整个工厂的单身狗,甚至连挂上金项圈的主儿,也群起而“抢”之。那时候我们胆小,好像每个粘上来的男人都是油漆未干,一碰就会留下终生悔恨的污迹;而钢铁工人的鲁莽与奔放,哪里是涉世太浅的纯情小女子所吃得消的,在雄性的围猎中,我们惊慌失态,花枝乱颤,反而引发令人惊恐的喝彩声。我和赵莉一起读完书,一起落榜,一起进工厂当行车工,人生遭际使我和她从同学升级为闺蜜,我们身陷乱象而洁身自好,对饿狼嗤之以鼻。
這人呀,长了颗红楼梦的心,却生活在水浒里;想交些三国里的桃园弟兄,却总是遇到些西游里的妖魔鬼怪。我和赵莉就是如此:日里看看都是人,夜头看看都是鬼。
1992年春天,我和赵莉同时看上生产班的一个小伙子,在乌漆墨黑的厂房里,他是一枝独一无二的莲藕,与饿狼们截然不同。他不光肤白,说话细声细气,而且还会害羞,开口必先憨笑。腼腆的小伙子在钢铁厂,那可真是稀罕物。现在我清楚为何会被他吸引了,因为他干净。干净给了他清纯的少年感,而少年感是男人最极致的性感。
我们和他约会。
是的,我们,而不是我。
每次约会,我们三人都在一起,愉快并痛苦着。
一年后,终于到了我和赵莉必须做出抉择的时候了。
记得当时我和赵莉在半山公园的一株合欢树下,我不晓得它是合欢树,赵莉也不晓得,我们只是觉得满树艳红的绒花,流苏般向着蓝天,好看极了,走到那儿就不想走了。我让赵莉放弃,赵莉也让我放弃,我们争执不下,谁也不看谁,抬头只看满天绒花。
我高举起右手,跳了两下,未采到花朵,却摘下一枝树叶,像含羞草。
我说这样吧,听天由命,由它来决定丁松归谁。我告诉她怎么抽签。
赵莉说好。
我让她挑了一片叶子,又挑谁先要。
她说她先。
赵莉从枝头上摘下一片最大的叶子,叶子左右有两排小叶,她先摘下一片小叶。
“我的。”她说。
我摘下一片小叶,“我的。”
“我的。”她又摘下一片。
我们不晓得合欢树叶上的小叶是对生的,一排12片小叶,总共24片;但有一片残缺,就成了奇数,当剩下最后一片时,赵莉整个人就飞了起来,高举起孤零零的小叶,在合欢树下打转,跳跃,放声高呼:“我的,是我的!”
丁松亮出一对死鱼眼,说这种饭有啥吃头,还不如在家吃泡面呢。我说不是还有毛小奇吗?他就受了刺激,跃起身来,裸露着上半身,使劲儿横扫赤条条的双臂,像九孔被上叮满了苍蝇,赶走了一批,又来一批……嘴里发出“去去去”的叫声。
他冷笑道:“那个矮麻老,和他一起吃饭,喝水都会噎的。”
“你就这点儿出息!”我生气道,“他不是退居二线了吗?”
他就歪瘫在床上装死。我拎起放在化妆台外侧地板上的一只朱红色纸袋,掂了掂分量,有点儿沉。这是我们昨晚反复商讨后决定的。 四年前,儿子丁昊的中考成绩只差县一中录取分数线三分。
这个倒霉孩子,咋就不能给老娘争口气呢!丁松就说,算了,二中也不差。
什么鬼话!我就想伸出如来神掌,一掌劈死他。
一中是省重点中学,进了一中,就有望进211和985;而二中是普高,儿子能混上普通一本就不错了。怎么能算了呢?我就去找春姐。当年我们在青年公寓做邻居时,可是合用厨房和卫生间的。有次毛毛夜里犯病,毛小奇那时候还只是厂宣传科科长,这个走路都做梦的不安定分子,把老婆和刚出生的女儿丢在家里,夜夜出去应酬。
1993年5月,厂里举办首届青年集体婚礼,大家争先恐后地报名,因为参加者厂里安排一间青年公寓的婚房;从23对新人中层层筛选,最终10对中就有我们,有人说毛小奇与春姐去年就办过婚礼,是冲婚房来的。
我说谁不是呀。
我倒是惊讶春姐为何会嫁给他,春姐是新娘中最漂亮的,而毛小奇是新郎中最丑的。丁松将他归纳为“矮麻老”。
毛小奇只有1.58米,满脸大麻子,确切地说,应该叫凹坑,像只铁皮淘米箩底,喝酒或生气时,每个凹坑里都像会流出金子来。年纪轻轻就满头灰白,当上副县长后,出现在电视里反倒是满头乌黑,但淘箩底还是那么醒目。
我们就住在隔壁,在午夜经常能听到春姐若有若无的哭泣声,以及毛小奇在对门卫生间哇哇的呕吐声。我偶然听到他们夫妻争吵,毛小奇发誓要给春姐最好的生活,但她硬是不要,她只要他守着自己和女儿,平平安安过日子。
我当时认为他们走不到头的。丁松说这是典型的鲜花插在牛粪上。
可我总觉得牛粪营养固然丰富,但未必适合所有的鲜花,有的鲜花就无福受用,反倒会被肥料烧死。春姐就是如此,每天赛过油锅里煎苦瓜。
她女儿生病那晚,是我和丁松帮她把毛毛送去医院的。
我说我是废掉了,就只指望这孩子了,请她求求毛县长,无论如何帮这个忙。我拐弯抹角地聊起毛毛,聊起20多年前一起住青年公寓的往事,唤醒她的同情与怜悯。我连跑了三天,事终于成了。事后我请毛县长和一中校领导吃顿饭,春姐再三推脱,说小奇没空。几次都没有约成功,也就不了了之了。这次去他家对门喝喜酒,肯定会碰到毛小奇和春姐,还不如先去毛家坐坐,但空手怎么走得进去呢?我和丁松昨夜思来想去,现在这个形势,礼又不能送得太重,得符合朋友的范畴才行,最后就决定把他哥春节送来的两瓶俄罗斯红酒,再转送出去。
“那我走了。”我说,“我再次警告你,不许在家里抽烟,我开着煤气呢。”
“哇!你这是要谋害亲夫哪。”他故意大声嚷嚷,“还真是外面有人了。”
我出门时,还听到他在房里猫叫:“难怪打扮得这么妖!”
我“扑哧”笑出声来,“我妖吗?我真的妖吗?哈哈哈……”
我在家里已丧失了笑的能力,但出了这个家门,却又能开怀大笑。
钢铁厂在城北郊外,距离城中心18公里;对于一个小县城来说,算得上遥远了。所幸的是国庆长假第一天,3路公交车上相当空,我坐在孕妇专座上,抱着礼袋,斜视着车窗外沿途越来越美的风景,任思绪随风飘荡。
我和丁松还年轻那会儿,追求这些花花绿绿的东西并不比别人少半分;但不知不觉中,它们就像搁得太久的插花,咋一看,还昔日般鲜艳,但就是不能碰,一碰就雨落,花瓶里就剩下秃枝了。
当年我们住在青年公寓,就18平方米,精神世界却如此宽广,快乐又那么多。
我拣起高中课本,埋头复习,比高中时还刻苦,考上夜大后,白天上班,下班就往城里赶,整整四年时间。每当我坐上午夜的末班车就累到睡着了,但到了半山站,见到等在寒风中的丁松又满血复活;我们在站头买一个烤地瓜,掰开来每人一半,又香又甜,心里灌满了蜜。
丁松也不敢落后,他参加厂里再教育培训,先后拿到钳工和电工的资格证书。
我也有了本科文凭,还喜欢文学。
我们的人生走向并没有丝毫改变。
那时候的幸福多么简单。
有天下班,我经过老菜场,想买块猪肝,因为太大,特意让人家切了半块给我;没过半小时,丁松也下班回家,手里同样拿了半块猪肝。你说巧不巧?我将两个半块猪肝拼在一起,竟是完整的一块儿……当时在厨房忙碌的春姐就惊叹不已,羡慕我们心心相印。
要不是猪肝,我说不定就镶在镜框里,挂到墙上去了。
可是现在,你看,我们只有靠庸俗的玩笑话,才能维持老夫老妻之间的交流。
我寻思着,家庭即大千世界。
夫妻就是两个纠缠不清的战略伙伴国,从友好建交到陷入冷战,只需七年时间。
这可是有科学依据的。
人的身体细胞七年会更新一次。也就是说,七年之后,彼此岂止是变心,而是整个地换上全新而又陌生的细胞,早已物是人非。
我和丁松就一直处于冷战中,过去二十年有了第三国的儿子丁昊充当和事佬,才没有撕破脸,现在儿子去北京上大学,我们就连指责对方的劲儿都没了,要么彻底歇菜,要么就此得过且过。
要说且行且珍惜的夫妻,肯定有,但那是为琼瑶剧设定的桥段。
公交车到富春东路口车站时,我天马行空的思绪也就下车了。
湖畔居就在富春中路上,这个小区人称城中城,闹中取静,颇有大隐之妙处。北靠唯一穿城而过的富春河,卧桥如虹,景色宜人;南眺城中心的富春广场,入夜金碧辉煌,音乐喷泉如梦似幻,实乃人间天堂。赵莉屡屡邀我来夜游,我偏不去。我还不清楚她那点儿小心思呀。
那次以合歡树叶为凭,我自动退出。谁能想到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
赵莉与他约会,丁松总是问起我为何不来?我病了吗?等会儿去看我……
我的不在场,居然击败了在场的竞争对手。赵莉终于说出原因,而他最终却选择了我。事实证明,爱情在围城之外,进入围城的我们,是幸还是不幸?又有谁知。 毛小奇调去县委宣传部工作后,给赵莉介绍了现在的丈夫,是刚分配来的大学生,夏健精瘦,橄榄头橄榄身,双腿极细,其丑与毛小奇有一拼,堪称难兄难弟。
我骂赵莉:“你吃错药了?”她说她现在特恶心奶油小生,一见就吐;男人还是得讲内涵,丑一点儿才更耐味。
“切!”我心想,不就是个大学生嘛。
丁松虽说是个工人,但他祖上三代是城市居民,总比农村来的丑小子强吧。不久,赵莉调去厂办接待科当接待员。当然,为了丁松,我也求过毛小奇,他当时已是县委宣传部宣教科科长。
我寝食难安,思来想去,就只有去求他了。沿富春河是一条商业街,步步琳琅,人头攒动,倒是让我专注于穿行。
我来过湖畔居,一次是毛家搬家,一次是赵莉乔迁,还有一次是小沫满月;都是很久以前的事。后来就跟毛家远了,再说原本就不近,春姐还好一点,毛小奇眼里哪有我们这号人呀,他永远头朝着老天;而夏家又因为是对门,我和赵莉结伴喝茶、逛街,从来不去她家的。
时隔十多年,我再次跨进这个小区,依旧有着同样的感慨,到底是县委家属宿舍,二十年前的扇形建筑,至今毫无违和感;楼间距大过国标,采光率高,家家阳光房。
乘电梯上去时,我还在担心到了楼上,万一碰到赵莉,她硬是拉我进去怎么办?又或者毛家没人,手上这玩意该如何处理?所幸的是,夏家门口没人,而毛家敞开着大门。我在电梯间门口探头一望。
“是丹萍呀。”毛小奇猛地从真皮沙发上弹起身来,撂下手中的报纸,大声招呼我,“请进请进,你怎么来了?”
进门前,我是看到客厅里有个人,翘着二郎腿,高举双手,像在火车站接客人般撑开报纸,把头埋没在报纸后面。我知道是他,但他反应也太快了,吓得我不轻。
只有在报纸中间挖个洞,一直盯着门口的人,才会有这么快的反应。
他穿着很休闲,上身粉色体恤,下身牛仔裤,脚下是双黑色皮拖鞋。只是又恢复了头上的灰白,秃顶已占了三分之一脑袋,像沙僧,但少了络腮胡子,仅有的灰白也稀薄得很。
我都不敢想象,丁松头上也是如此的话……
“毛县长,我是来喝喜酒的。”
我僵立在离门口很近的地方,心还在怦怦乱跳。
“对呵,你和对门儿……”毛小奇苦笑道,“瞧我这记性。”
“不会吧?毛县长。”我故意夸张道。
他热情地招呼我,带我走向客厅南侧。东墙上是巨大的液晶电视,周冰倩在轻轻地唱《真的好想你》。都说不是老歌变好听了,而是我们都有了故事,也都老了。客厅靠南窗是张头南脚北的西餐桌,八把高背椅子围着它,在绒花般的阳光照耀下,桌椅乌黑发亮;桌上摆满各色水果,还有八只放了茶叶的纸杯,每只纸杯套有彩虹色的塑料杯托。
家里要请客吗?我心里暗想,那就说上两句赶紧撤。
我把朱红色纸袋靠墙角一放,握住他的双手抱歉道:“毛县长,多亏了您,丁昊他……”
“啊?”他先是一愣,随即就生气道,“你这是干什么!”
“丹萍呀。”他最后以感叹的语气叫了声我的名字,“你跟我还客气!”
说得好像我是他的谁。我前面有些木,现在听到他第二次叫才反应过来。
那是我的名字。已经很久没有人这么叫我了。
他过去也不是这么叫我的。难得有次非叫我不可时,也是叫我小陈的。
这种夹生的亲热,令人挺不自在的。
他再次请我坐,很有男士风度地拉开离我最近那把高背椅子。
我坐下去前,扫描了一遍家里,问:“春姐呢?”
我刚坐下,他就推近椅子。
这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与高背椅子的重量,使得他推起来非常吃力,因为怕椅脚刮到地板,就会磨损地板漆。我连忙抬起屁股,又使得椅子突然往前冲,他赶紧停下,颧骨突出的麻脸就撞到了我的后脑勺。
我能感觉到他粗实而有力的鼻息,热乎乎的。
他给我冲茶,低头,很是专注。茶叶尖如松针,在开水冲击下打转儿,最后一根根直竖在水中,宛如垂钓的浮漂。
他说:“你春姐呀,去宝贝女儿家啰。”
我一直担心他家来客人,半个小时后,茶也喝了,水果也吃了——桌上有苹果、香蕉、荔枝、冬枣、山竹和圣女果,在他的盛情之下,我挑了一枚山竹。山竹像棉铃子,一瓣瓣小果实,吃来方便,不会坏妆;但我折腾了半天,手指都酸了,它依旧完好无损。我不禁苦笑道:“你确定这玩意儿是让人吃的,而不是来折磨人的吗?”但他轻轻一捏,山竹就开裂了。他剥掉厚壳,将雪白小花朵般的果肉递给我。他以为我偏爱山竹,又剥了一枚。他要剥第三枚时,我忙说够了。在老歌营造的舒缓而又轻悠的氛围中,很有些倾诉衷肠的调调儿,但我们却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话,两张加起来超过百岁的老嘴就像不合拍的旧齿轮,老是打滑,使得交谈极不顺畅。
或许是他状态不佳,也或许是我内急吧。
在齿轮空转了一阵后,我起身说去一下洗手间。
他也连忙起身,带我去他家的洗手间,大概怕我没处找吧。
洗手间居然比我家卧室都大,有淋浴房、大浴缸、大马桶,还有化妆台。
他仔细地向我讲解马桶该如何使用。
因为是日本进口货,有着太多稀奇古怪的功能,而且还分性别。
他低头按了不少键,说你慢用,就匆匆出去了。
我听到关门声,方才如厕。
可我怎么打不开厕所门呢?顺时针也好,逆时针也罢,門钥匙诡异得很,仿佛可以永远转下去,但就是打不开门。
我急得大叫毛县长,叫了好几声,才听他的脚步,他在门外问我怎么啦,我说门打不开。
他一使劲儿,门就开了。
我惊出一头虚汗,万一锁在里面,算咋回事呀?
我别扭地回到客厅,听着陈慧娴的《千千阙歌》,我说我过去了。 他就说好。
但奇怪的是他送到门口并没有停步,而是跟我出来了,大门依旧敞开着。
我也算讲究了,但见到赵莉一身红装,不得不服,那才叫软精装、低调奢华。
初见只是惊艳,细瞧方知面料的精致和做工的考究。
她要是走出去,绝对炸街。
我们就像失散多年的亲人,十指相扣,发疯地青蛙蹦,哇哇地瞎叫一气。
钢铁女人很不淑女,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我惊呼:“哇!你这是去嫁人吗?”
她就亲昵地打我,“讨厌!”
毛小奇没有进门,站在门口自个儿傻乐。
“哇!蛤蟆也会笑呀。”我在心里惊叹。
我们做过四年邻居,只见他匆忙而又矮个的身影,面无表情的淘箩底,以及他凶毛毛的低沉的声音,“不许哭!”那时候她才多大呀!可怜的孩子,不光跟他长得像,而且连性格也像,你怎么逗她都没用,最多冲你翻个白眼。
这孩子,咋就没有一丁点儿春姐的基因呢?
后来,我就只在电视里见到过毛小奇,在街道立面整治、拆违、造高速公路和新区的工地上,歪戴一顶安全帽,在那儿指手划脚,满脸凹坑金灿灿的。丁松一见是他就大吼;我若不换台,他就疯,一把抢过遥控器,直接关了电视。
“看什么看!”丁松粗红了脖子,跟谁有仇似的。
男人的心思也似海底针。
赵莉圈住我的腰,我也圈住她的腰,转向门口,赵莉胸一挺,媚笑道:“我俩美吧!”
我惊讶于毛小奇还会跟女人开玩笑。
“人家一支笔,哪里会按常理出牌呀!”
“到底是对门儿,心有灵犀哪。”
她就又一个“讨厌!”说我不也跟他邻过居吗?
“那可不一样。”我说,“吃对门儿谢隔壁的事情,也是常有的。”
“毛县长,厉害的笔赶紧拿出来。”她撒娇道,“你倒是说说你这个好邻居呀!”
“他哪支笔厉害了?”
“他哪支笔都厉害,要不怎么把春姐骗到手呢。”赵莉说。
夏健从房里出来了,一身崭新的西装,系着菊黄色的领带,数都数得清的几根长发倒驳,油光水滑,苍蝇都下不了脚,左胸别枝红花,十分醒目。他发福了,橄榄头团了很多,橄榄身也跟柏油桶般粗大,像是怀孕六个月大的肚腩令他走路一摇一摇的。
我不记得他戴眼镜的,但他戴了副宽边眼镜,又添了几分斯文。
他远远地朝站在门口的毛小奇点头示意。赵莉一下就正经了,让他先过去,看看酒店那边怎么样。夏健说老朱他们会办得妥妥的。
赵莉横了他一眼,说万一有领导早来呢?还有,催一下小沫,别太晚了。
夏健出门时,毛小奇拍了一下他的肩头。毛小奇对赵莉说他家空着,客人可以去他家坐坐。赵莉就对我说,你带他们去对门坐吧。
我招呼客厅里的同事。但他们都聋甏了,纹丝不动,只是头更低了。
邱燕趁大家不注意,偷偷地离开客厅,溜到里边的房里去了。我尴尬地朝毛小奇笑笑,他就转身走了。不一会儿,邱燕悄悄地回到客厅,拉我到一边,问我哪有厕所?
“家里没有吗?”她狠狠地瞪我一眼。
我明白了,我带她去对门,让她也见识一下毛家豪华的洗手间。
另外,我也想再试试那扇门。“你神經!”邱燕使劲挣脱我的手。
“上个厕所能有啥呀。”
“谁要上他家的茅坑!”她说,“一个面子工程,让我家每年损失十多万……”
我们乘电梯下去。
她脸都急白了,咬牙切齿,一声不敢吭,跑进商业街口的公厕。
往回走时,她说:“活该倒霉!”
“毛?”
“哼!倒八辈子霉才好。”她鄙夷道,“就是一个文化局顾问。”
“啥?”我对官场向来无知。
“这不就降了一级吗?”
我“噢”了声,“好像是呵。”
“什么叫好像是?那就是。”她说,“凭空会降职吗?”
“你的意思是……”我立马否定,“不可能,他要那个,乌纱帽早就掉了。”
“禽兽!老婆都被他气走了,有大半年了。”她神秘兮兮地问,“你不知道吗?”
毛家关上了大门。
家里来客人了?客厅好像在放枪战片,听声音场面非常激烈。
半个小时后,赵莉手里捧着只电饭煲进来,面色潮红,春光炫亮,匆匆拐进厨房,舀米淘米。
我过去靠在厨房门口问:“不是去酒店吃吗?”
她没有回头看我,有些气喘地说:“中午男方至亲有一桌要在家里吃,菜是酒店送的,但饭和点心要自己准备,家里的电饭煲热着点心……”
她淘米了一遍又一遍的米,水龙头哗哗直流。
我提醒她再淘下去,米都没了。
她关掉龙头。
我压低声问道:“听说毛县长被降职去文化局了?”
“胡说八道!这是他自己要求的,而且也不是文化局,是宣传部。”赵莉突然生气道,“降职?待遇不变,好吗?”
她用得着这么生气吗?
“噢!”我说,“那又跟夏健在一起了。”
“没。夏健早调去组织部了,而且很快就要升了。”她说,“毛县长是嫌那些地方太空,你知道他是个闲不住的人。”
我忙问:“升县长还是书记?”
她开心地笑道:“谁知道呢。”
我又问:“春姐还好吧?”
她很奇怪我这么问?但我想邱燕的话未必是空穴来风。
她就轻飘飘地说好呀。她说春姐三年前就退了,多潇洒呀,外国都过去10多个,国内就更不要说了。今年是毛毛怀上后,啥气味都不能闻,苦头都吃煞,她也叫没办法,只有赶过去照顾女儿了。 “你倒是搞得煞灵清的吗?”我故意臭她。
“你还不清楚吗?你们住青年公寓时,只隔了一堵薄煞煞的墙,看是看不到的,但听得煞清爽。”
我扭头瞟了一眼对门儿,大门又敞开着,毛小奇坐在真皮沙发上读报纸。
“老实交代,你刚才……”我说,“心有猛兽,牢笼顿开。”
“去你的!都是领鸡蛋的老太婆了,你还在想秋天的奶茶?”她骂归骂,却一转身,将电饭煲端到身后的台板上,插上电源。
“毛县长前两天就要去北京的,因为小沫的婚礼,才推迟到今晚。毛毛在北师大当老师,嫁了北京人,春节过后就说有了,预产期就在这两天。春姐去了有大半年了,他一个人在家不容易。”她郑重其事地说,“等会儿我要在家招呼客人,夏健在酒店也忙不过来,替我照顾好他。”
“哇呵!好感动呀。”我故意大声道,“你啥时候也关心关心我呗。”
“他这阵子不是心里苦嘛。”她却一脸落寞道,“我是说不用参加了。”
“为何?”
“有时候,人就是太幸福了,才会出事。”她说,“毛毛打来电话报喜那晚,新区工地里埋进去七个农民工,等他赶到现场,市领导都在了。从那以后,你在电视上见到过他吗?”
酒宴设在距离夏家三条街外的凯旋门大酒店。
一路上,我和毛小奇只谈小沫。他说新郎是市经贸委的。
我说毛毛也很厉害,在皇城根儿,而且还是名校教师。
夏健带着一对新人,在铺红地毯的酒店门口迎宾。
一对神仙眷侣!我都不敢认小沫了。
女人这一生,也就是这一天这一刻,才受全世界关注。
夏健带我们进去。夏家包下了一楼大厅,十多桌酒席。毛小奇让夏健忙自己的,但夏健执意带毛小奇去贵客席就坐。他坚拒。小沫跑进来找她爸,不知哪位大人物到了。夏健匆匆跟出去。我站在茫茫人海中,却看不到一个同事。我和毛小奇挑了张空桌坐下。既然赵莉交代了,我也不好意思撇下他。进来的客人热情地跟他打招呼,然后绕过圈儿,拐去别桌了。
其他酒桌越坐越满,唯独我们这一桌只有我们两个人。
“小丁还在小车办给厂领导开车?”
“嗯。”我侧着脸,轻声地说,“您今晚到北京,说不定就当外公了。”
“那敢情好呀。”他说,“你将度过一个错误的人生,但没有人会告诉你什么是对的。”
终于开宴了。
他说:“两个人吃一桌?要不,我们去拼一下吧。”
“好!”我和他同时起身。
我刚坐下,没想到这桌人纷纷起身去抢刚才那张空桌。他边上只剩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翘着羊角辫,见自己被遗弃,哇地大哭。一位中年妇女慌忙挤过来,一把抱起小女孩,去找那桌人。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起身,坐回到他身边。
“有意思!”他一脸苦笑。
“嗨,那就便宜咱们了,”我玩笑道,“吃了这一顿,省三天饭钱。”
他说不喝酒,下午还有事要开车出去一下。
我也不喝。
我是能喝点儿酒的,但今天不想喝。
我们连饮料都不喝。
一双筷子在越堆越多的菜盘里,东拣西挑,他这是要从鸡蛋里挑出骨头来吃吗?
我也吃得心不在焉,盯着北窗外有只金色的矮脚猫,正抱着一根砖砌的柱子往上爬。
它拼命在爬。
它爬上去做什么?
它爬上一点,又滑了下来很多……
没有开空调,大厅就像盛夏的半干鱼塘,鱼们都浮在发烫的水面上,拼命吐泡泡。
我想脱衣来着,但我没衣可脱。
夏健领着新人开始挨桌敬酒敬烟,还有伴郎代酒,伴娘抱着皮包收钱。
他们所到之处,时不时地制造出大动静来,引得满厅注目。
我的嘴里味同嚼蜡,还不如丁松在家吃泡面呢。
毛小奇也索性不吃了,坐等送红包。
我看到汗珠从小沫丛林般的发根滚下来,滑落粉砌的脸颊,就像汽车行驶在风雨中,车前窗上的雨滴。
毛小奇早早地站起身来,把红包递给小沫,她转手交给伴娘。
“毛伯伯!”小沫敬烟,她知道他不抽,就没点。
夏健忙说,点上点上。
毛小奇很给面子地吸了一口,没有咽,像叫喊的老青蛙鼓起嘴,随即从嘴里吐出来。
新郎叫毛伯伯,伴郎给他倒酒。
我说他下午还要开车,忙打开“海南1號”,给他斟满杯。
毛小奇说对不起。
这年头,送红包还得道歉,唉。
轮到我了,赶紧奉上大红包,任务完成。
夏健带着新人辗转下一桌,毛小奇就想离开了。
他没说,但我看得出来。
我说再等等吧。
邻桌的邱燕突然站起身来——我这才发现,不少同事就在邻桌,跌跌撞撞地过来找毛小奇。
我还以为她来敬酒呢。
谁知她居然吼道:“你算个啥东西!”
毛小奇并没有起身,一脸茫然地问:“你认识我吗?”
“烧成灰我都认识……”
邱燕的脸,就像从刚杀的猪胸腔里取出来的肺头,红得鲜艳,而且还热气腾腾呢。她伸出一对张牙舞爪的五指,疯狂地抓毛小奇的头发,但毛小奇及时起立,结果就抓在光秃秃的顶上,抓了个空。毛小奇起身后,也迅速后退。邱燕头一低,犹如古代攻城门的撞木,直冲过来。
我本来是在劝她的。
我说邱燕,你这是干吗?
见她这架势,赶紧去拦她,胸口猛地一击,我就倒在毛小奇身上。
我的后脑勺撞到他脸上,我都觉得痛,他就越加了。
他抓住我的双臂,连退了两步,才站住。
就算是秀才遇到兵,以毛小奇的阅历,对付一个邱燕,还不是大拇指按蚂蚁吗?但今天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他就只会双手紧紧抓住我的双臂,浑身筛糠般地发抖。
邱燕一把拉开我,冲他吼道:“你也有今天呀!”
两位男同事及时抓住她的手臂,将她拖开了。
她还奋力朝他踢腿,但已经远了。
“老酒食饥饱,就发癫……”一位男同事抱歉地笑道。
另一位男同事则劝她少惹事,今天这个场合……
整个大厅突然陷入静止的状态,不少人站起身来冲这边张望。
夏健赶过来,问我怎么样?
又问毛小奇怎么回事?
“鬼知道!”毛小奇扭曲了脸,抖着一簸箕金灿灿的麻子,像有东西在不断地雨落;但是片刻,他就不抖了,松开我说,走吧。夏健连声对不住,护送我们在众目睽睽之下,挤出热闹非凡的大厅。在凯旋门大酒店门前,我终于叹了口气。夏健问我还好吗?毛小奇也问。尽管胸口隐隐作痛,但我说没事。“我能有啥事?从钢铁厂里出来的,都是女汉子。”我笑道。
毛小奇劝夏健赶紧进去。夏健双手合十,又道了歉。
凯旋门大酒店前空荡荡的,只剩下我和他。
毛小奇让我有空去他家玩,我说好的好的。
他说一定要来呵,我又说一定一定。
毛小奇向东走,我转身往西走。
我本该也向东走的,我要乘的3路公交车站就在他家的方向,但我说吃得太饱,时间又早,想去逛逛。
其实我一点儿都不想逛,我已经过了踩着高跟凉鞋去逛街的年龄。
我寻思着等他走远了,再回过去。但我没走多远,就听到有人喊“丹萍!”
真是奇了个怪了,今天怎么回事,大家都约好改口了吗?
我回头见一辆汽车追上来,驾驶室的窗玻璃徐徐降下来,窗口探出一张脸来。
是丁松。他喊我上车。
我开心地笑道:“不会吧,你这是怕我跟别人跑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