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终将至,盘点收入成为热门话题。人们发现,试图通过付出更多劳动来提高收入,似乎变得越来越难。广西农民工朱孔孟说:“老板一年能赚几百万,我们辛辛苦苦打一年工却只能赚几万块,而且两年来也没涨过工资。难道人和人之间的劳动差别就这么大?”
　　不是劳动差别大,而是赚钱的方式不同。企业主当然也要付出劳动,但他们赚钱主要依赖所投入的资金、厂房和设备,属于资本所得;而普通工人呢,赚钱只能通过自己的劳动。国家发改委社会发展研究所所长杨宜勇认为,劳动所得与资本所得之间存在差距也正常,但若超过一定的限度就会引发很多问题。在我国初次分配领域,劳动者工资增长赶不上企业利润增长已是一个普遍现象,并且这种差距有逐渐拉大之势。
　　世界银行数据显示,从2000年开始,我国基尼系数已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目前已超过0.48。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原因或许是多方面的,但资本所得在初次分配中所占份额过大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
　　据了解,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而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重却节节上扬。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郑功成认为,这种利润侵蚀工资、机器排挤劳动的现象,不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影响社会和谐稳定,更不利于扩大消费、拉动内需——如果老百姓没多少钱可以用来消费,出台再多的刺激政策也只能是事倍功半。
　　杨宜勇认为,较之国家财政转移支付、社会收入转移支付等财富再分配,初次分配无疑是收入分配公平与否的关键。如果这一环节出了问题,即使有后续的再分配调节,也很难矫正到位。在绝大部分百姓的收入来源都是劳动收入的情况下,下一步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关键,就是以工资改革为核心、提高劳动所得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
　　提高劳动所得尽管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但真正落实还必须依赖强有力的法律和制度保障。目前,中国尽管已出台最低工资制度,但实施情况并不尽如人意;工资增长机制也不健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杨宜勇认为,要改变这种现状,有效途径应是从制度和机制上突破,建立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即按照GDP增长比例确定劳动者报酬调整的幅度和频率,确保职工工资增长与国民经济增长同步。
　　“此外,还必须在企业和劳动者之间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谈判机制,在实现企业信息公开化的基础上,提高普通劳动者与企业谈判的能力,提高自身的收入水平。”杨宜勇说。
　　杨宜勇提醒,垄断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区别分析。“在一些垄断企业,员工劳动付出不多,工资却不低,这就不属于资本所得挤占劳动所得,而是恰恰相反。”杨宜勇说,垄断行业收入畸高是引起社会非议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必须通过市场化改革来打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