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人一般都有自己的一块土壤，他的两只脚就是踏在这块土壤之上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很像一棵小草。我出生在大兴安岭的南坡，养育我的文学土壤是大兴安岭北坡敖鲁土雅河畔的鄂温克族村落。
　　这里的鄂温克猎人仅有一百七十余人，是鄂温克民族中一个古老而独特的部落。我爱自己的民族，我的几篇小说就是表达了这种感情。但我又常常感到不足，觉得脚下的土壤提供给我的新鲜的养料太少，有时我嫌它古老，没有新的气息，嫌它像潺潺小溪，看不见奔腾的涌潮。我站在兴安岭，远眺长江，久久地注视着那些站在时代前列，敏锐地反映现实的作家，多么羡慕他们拥有的那一块块能够及时地反映时代脉搏的肥沃的土壤。但我知道这种东西是搬不来、请不到的，只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下功夫。这就需要对自己脚下的上壤进行认真的分析，像土壤学专家那样。这种分析首先是理解自己的民族，理解它的过去和现在，认识它的每一个分子。这是长期的，需要花费毕生精力的事情。因为，不论大民族、小民族，都是一尊历史的巨人。
　　分析土质，是为了耕种，种上最适宜在这块土壤中生长的种子。《七叉犄角的公鹿》也可以说就是这样一粒种子。在作品中给予读者什么是我常向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让读者看一眼自己民族坠满珍珠的服饰，还是请他们理解自己民族古朴而奇异的风俗。这好像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我不是没走过这一步，走过的。无论任何民族的服饰多么珍贵、富有色彩，如果只是把它套在一个形态逼真的人的模型上，无疑，它永遠是个模特儿。文学赋予我们的任务不是展示模特。
　　那么作为少数民族的作者应该给予读者一些什么。早在《瞧啊，那片绿叶》《一个猎人的恳求》之前，我就开始对这个问题苦苦地思索了。我力图通过自己的作品让读者能够感觉到我的民族脉搏的跳动，让他们透视出这脉搏里流动的血珠，分辨出那与绝大多数人相同，但又微有特异的血质。我希望我的读者能够听到我的民族跳动的心音，让他们看到那样一颗与他们的心紧密相连的同样的心。这是因为唯有在人的心灵上才能刻上历史的印迹，时代的烙印。这是因为心是人生命的标志，力量的源泉。我知道这个愿望不高，也不远，就像刚刚学会迈步的孩子，他的目标只是前面几步远的床角，但他仍想走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