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立德的记性已经不太好了。那天他对陶婉清说，他的生日是冬月初一，他要做生。陶婉清拍拍他的手说好，转头对我说：“你看，尽是乱说，他哪里是冬月初一生的？”
　　沈立德的脑子开始有一点糊涂的迹象了。这也难怪，他已经 95岁了。像他这样说话声如洪钟，还坚持锻炼身体的 95岁老人，全市都找不出几个。所以市里搞“健康老人”评选，沈立德老人荣耀上榜，喜孜孜戴了朵大红花回来。
　　沈立德记错了自己的生日，却记得住那些更久远的事。比如他的家族源自遥远的湖州，那个富庶之地出产丝绸、湖笔、茶叶和杭白菊，太湖里有鳞光闪耀的白虾和银鱼。沈立德说这些的时候眼里有光，他说，杭嘉湖平原是真正的江南。
　　实际上，湖州一直只在沈立德的想象里。他在重庆生、长大和老去，并没有回过那个忆念中的祖籍。他的祖先从浙江湖州迁至湘南，再辗转来到重庆地界，到他已是第三辈。多年以后，沈立德的一个画家侄子编了一本族谱，沈立德珍藏在书柜里，时常翻看。他的子孙们各有各忙，对家族故事都没有太大兴趣了，只有一个侄孙女，也就是我，还时不时缠着他讲点老故事。
　　沈立德兄弟三人，二哥战死台儿庄，大哥在老家当医生。在沈立德的叙述中，大哥仁心济世，医术高明，碰到穷苦病人会主动免医药费，在老家有口皆碑。
　　1945年，抗战胜利时，沈立德刚从立信会计学校毕业一年，在重庆一家银行做事。我看过他年轻时的照片，穿风衣，清俊，玉树临风的样子。那时他还没遇到陶婉清。
　　在那之前，沈立德交过一个女朋友。他背着陶婉清跟我说，“很漂亮。”但他常常一转口风又教育我：“不要年纪轻轻就去谈爱情。”原因是那段年轻的恋情无疾而终，漂亮女朋友突然消失，下落不明。
　　1948年，重庆流行一首打油诗：“踏进茅房去拉屎，突然忘记带草纸。袋里掏出百元钱，擦擦屁股满合适。”因为物价飞涨，提出去一袋金圆券，提回来只有半袋米。那一年，更有一件事对沈立德雪上加霜：大哥患病去世，家族重担落到了 25岁的沈立德肩上。
　　悲痛过后，有人给沈立德介绍了一个结婚对象，就是陶婉清。陶婉清出身富商之家，容貌清秀，精明能干。婚后不久，重庆解放，夫妇二人响应国家号召来到郊县，参与筹备当地的人民银行。
　　在郊县，沈立德和陶婉清的四个儿女相继出生。
　　文革期间，沈立德被打成黑权威，被发配到小镇当储蓄所主任，陶婉清留在城里，谨言慎行。我记得有次家里收到一封来自美国寄给沈立德的航空邮件，寄信人是他早年的一个老同学。陶婉清对这类“海外关系”紧张万分，当即把信烧了，地址也没留下。
　　沈立德和陶婉清的子女中有三个当了知青，一个因病留城。粉碎四人帮后，他们相继考上大学和中专，后定居国内各地。再提一笔，当年大哥去世后，沈立德和陶婉清辛苦资助四个侄子读书，如今他们都有了自己的孙辈。
　　2010年沈立德 90大寿，家族大聚会。沈立德上台介绍长寿心得，声音震得麦克风尖叫。陶婉清前几年患癌，手术后身上多了个尿袋，但那双老银行的精明眼仍锐利如昔。
　　2009年我回重庆，陶婉清告诉我，沈立德当年那段下落不明的恋情终于有了答案。原来那位漂亮的女朋友是地下党，失踪是去了游击队，后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得知消息，陶婉清和沈立德到南山的公墓去寻访过她的墓地，还带去了一束她最爱的腊梅。
　　沈立德又在说做生的事。他们的大女儿，我的大姑姑，在一旁说，好，等你一百岁的时候，我们做个大的！
　　陶婉清侧过脸，微笑着小声对我说：“他想做就做吧，到时我可能都不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