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朱仲丽是我党早期领导人王稼祥的夫人，她曾担任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在医疗战线工作了50余年，她为白求恩大夫做过助手。在旧上海的白色恐怖中，在延安的窑洞里，无不挥洒有她的青春岁月……2014年2月8日朱仲丽在北京逝世，使我们失去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先辈，使我失去了一位和蔼可亲、身手不凡的师长。她的离去勾起了我无限的追思……
《皎洁的月亮》，《黎明与晚霞》，是两部书的名字，也是这两本书作者人生的真实写照。她就是大家尊敬的朱仲丽大姐。这样一位“革命了一辈子”的老人，在退休之后坚持笔耕。20余年间，写下了300余万字的革命历史题材著作和小说，成为“红色畅销书作家”。她襟怀坦荡，宛如皎洁的月亮；她关怀青少年，就像一片如火的晚霞，呵护着美好黎明的来临。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3年前，在中央直属机关举行的同志书画展览中，我有幸见到了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同志、老大姐。那回，既是初次见面，也算是一次采访。见面时她虽然已经97岁高龄，但看上去至少要比实际年龄年轻20几岁，走起路来脚很轻快，完全像个年轻人，说起话来很有条理，记忆力也非常地好，她特别喜欢穿颜色很鲜艳的衣服。活动进行了一天的时间，上午她先穿了一条鲜红色的连衣裙，下午又换上了一条蓝色的连衣裙，配上她灰白的头发，显得很有活力，素雅端庄而可亲可敬。
永远思念的稼祥
王稼祥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曾被敌人的炸弹炸断肠子，躺在担架上进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任驻苏大使，朱仲丽便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大使夫人。
当问及朱大姐稼祥同志诞辰百年之际她的心情时，朱仲丽神情略显凝重地说：“我不能带着悲哀的心情去纪念稼祥，因为悲哀不能产生进步，我是带着鼓舞的心情，心潮澎湃的心情去缅怀稼祥。”
相濡以沫几十年，朱仲丽对王稼祥最为了解。她说：“稼祥同志是为人民谋利益、忠于党的人。他一生所做的那些事情，时时刻刻都是我的好榜样。”无论是在延安的窑洞里，还是在任驻苏大使期间，或是在事务缠身的重要岗位上，“王稼祥不但谦虚、谨慎、而且非常好学，喜欢读书”。大姐回忆说：王稼祥总是博览群书，任由公务多么繁忙，“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是要拿着书本在看，甚至有时睡着了，但书还是抓在手上，灯也没关。”为此，朱仲丽称这是对她这个很“懒”、很好玩的人一种很好的教育和启发。
朱仲丽大姐的心里，一直怀念着王稼祥。就在她去世前，家中客厅里还挂了不少王稼祥的照片。她已经写了好几本关于王稼祥的书，她说她把自己对王稼祥的思念之情，全部都写在了书里面。
传奇的革命人生
朱仲丽生于1915年。父亲朱剑凡是留日学生，晚清时节毁家兴学，创办了“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向警予、杨开慧、蔡畅、丁玲都曾在那里求过学。朱仲丽是8个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她15岁时便协助父亲，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做事。1932年，朱仲丽17岁，考入了上海同德医学院读书。
朱仲丽生长在革命家庭，自幼便结识了杨开慧和毛泽东，这免不了使朱仲丽对革命心驰神往。在上海学医期间，她因参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被国民政府逮捕。但因当时朱仲丽只是个未成年学生，不受法律制裁，不久便被保释，最终完成了学业。毕业后，朱仲丽先是在国民党地区的南京中央医院就职，不久抗战爆发，她便投入多年向往的路径，那就是奔向延安参加革命。
在朱仲丽去延安之前，王稼祥赴莫斯科治疗旧伤并兼任共产国际代表，刚好与朱仲丽失之交臂。然而，1938年初秋王稼祥回到延安，便立即对这位因为做手术而闻名遐迩的漂亮医生产生了爱意。1939年正月，王稼祥与朱仲丽结婚。10年后，新中国成立。王稼祥担任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首任驻苏大使，朱仲丽便成为大使夫人，同时她进入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学习。王稼祥的俄文水平很高，他尽管工作忙，但还是非常认真、耐心地帮助朱仲丽学习俄语，使她的俄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朱仲丽年轻时活泼好动，而王稼祥则好静，平时善于思考。虽然两人的性格不同，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成为情深意笃的坚贞伉丽。平常遇到闲暇时，他们会在一起打打网球，下下棋，或去看看电影，但令朱仲丽遗憾的是，以健身为目的的跳舞活动却怎么也激不起王稼祥的兴趣。每逢有舞会时，可就苦了朱仲丽了，很多时候她只得孤身前往，每到这时，王稼祥总是少不了要关照她：“去吧，早点回来啊！”每当听到这话，朱仲丽便感觉到暖流涌遍了全身。对此，朱仲丽倍感王稼祥对她生活上的关心，说道：“夫妻感情，不能强调个人的性格为重。感情越浓厚，越要为对方着想，我们之所以互相尊重，是以我们的思想、革命意志作为共同奋斗目标的，这是最为重要的。”
在朱仲丽的体贴和照顾下，王稼祥的身体日见强壮起来。有一次，毛泽东对朱仲丽说：“长征中我们还以为稼祥的伤治不好了，他现在每天都能够工作10个小时以上呀，这主要是靠你。”周恩来看到他们生活得那么和谐、幸福，赞许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
当大使夫人的日子
1949年10月20日，王稼祥离京赴苏上任时，朱仲丽并没有跟他一起去，那时她还在长沙，她还是在当地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王稼祥赴任的消息后才知道他已离京。11月4日，朱仲丽和应邀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一道乘火车抵达了莫斯科。7日晚，苏联外交部举行宴会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2周年，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因此，身为大使夫人的朱仲丽不得不做些修饰。
她穿上了一件用黑色乔其纱做的拖地的晚礼服，又穿上了大红色的衬裙，黑里透红，袖口细长，领圆而大，挽着王稼祥的手臂，轻盈地步入了宴会大厅，文雅而庄重。她脸上没有施粉，也没有描眉，只淡淡地涂了点儿口红，这样可以显示出东方女性朴素的美，这是新中国驻外大使和夫人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场合，很快，朱仲丽便成了整个宴会的中心人物。
在当大使夫人的日子里，最大的事情当属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为了保证这次访问成功，王稼祥在外面忙个不休，而朱仲丽以前就担任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这次她更要承担起照顾主席的任务。尤其是当中苏之间的谈判出现僵局的时候，斯大林不照面，气氛比较压抑。对此，王稼祥心里非常着急，他让朱仲丽到别墅去专门照顾毛泽东，苏方虽然也配了医生，但可靠的医生还是朱仲丽。 翌日，朱仲丽便驱车直奔毛泽东下榻的斯大林别墅，工作人员给她在楼上专门准备了一间房子。朱仲丽到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起床，她就轻轻地上了楼，接着读自己的书。一会儿，工作人员请她上街按苏联医生给毛泽东开的药方去买药。他们开的药很简单，无非是些维生素和安眠药，朱仲丽一会儿就买回来了。这时，毛泽东也起来了，朱仲丽急忙找来了一个玻璃杯，放进去饭后服的四粒维生素C，在工作人员的房里等待着。
一会儿，她看见毛泽东和费德林（斯大林的翻译，在毛主席访问期间，每天来别墅陪伴毛主席）一起到餐厅共同进餐，便手持玻璃杯，走到餐桌边请毛泽东服药，同时礼貌地向费德林问好。
“这是我们的大使夫人，也是我的保健医生。”毛泽东笑着对费德林说。接着毛泽东便请她也坐下来一同吃早餐。朱仲丽回道：“不，主席，我已经吃过了。”说完，转身准备走。此时费德林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又回过头观察毛泽东的神态，他大概认为，一位大使夫人，怎敢不听国家元首的命令？可朱仲丽还是离开，回到工作人员的房间。
不一会儿，主席又派人来请她吃早餐，她执拗着不去。工作人员回去不久又返回来说：“朱大夫，主席第三次叫你了！快去吧！”朱仲丽勉强地走了过去，毛泽东用不寻常的眼光看着她。
朱仲丽对毛泽东说：“我已经吃饱了。”
“你这个人，真是闺房里的小姐，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绣楼”。
毛泽东这番话，惹得费德林一阵大笑。他恭维毛泽东说：“毛主席，您真是出口成章，宽宏大量。”毛泽东大手一挥笑着说道：“我就是宽宏大量，大量宽宏，宰相肚里能撑船嘛。”
毛泽东见朱仲丽坐下，立即夹了一块火腿放在她的盘子里，又挑了一点黑鱼籽，放在她面前的一块面包上，朱仲丽吃了一口，看一眼毛泽东，他也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朱仲丽点了点头。是啊，她明白了，毛泽东明里是在说她，而实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当时的僵局，他心中焦急，但表面上不露声色，这正是他方才所说的“宽宏大量”，而斯大林则是“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克里姆林宫”。
费德林是聪明的，他看着他们的表情心中明白了，随后斯大林便出现了。
晚年起步“爬格子”
朱仲丽大姐的写作和她在写作上的成就堪称一奇。她是年过花甲才提笔，去世前已从事写作近30年了。
提起写作，大姐生前曾对来访者无限感慨地说：“我从小的志愿是当个能治病救人的医生，15岁时果然考上了上海同德医学院，学制7年，那时功课很紧张，哪有时间去学别的呢？”毕业后的40多年，从医生到院长，她整天不是忙于挽救垂危的患者，就是忙于医院的行政管理，没有想过要写作。是什么缘故使她提笔呢？朱仲丽大姐缓缓地说：“1974年初，稼祥因心脏病突然离世，我陷入了巨大的悲哀之中，为了振作起来我试着寻找解脱的办法。开始我织毛衣，做西服，继而弹钢琴。虽然毛衣织了一件又一件，练琴也有不小的进步，然而，这些都不能慰藉我的感情……”一次，邓小平夫人卓琳来看望她，朱仲丽大姐表示：“我现在就想做点事情，可我一无资本，二无专业。想来想去，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拿一只笔，一叠稿纸，用文字将过去很多东西回忆并记录下来，继续去完成稼祥未竟的事业。”就这样，64岁的朱仲丽开始了“爬格子”
一分耕耘，—分收获。朱仲丽写的第一部作品是《爱与仇》。这部作品诞生于“文革”之后的10年，在经历了多年的文字“禁锢”之后，朱仲丽和她的作品大概算是最大胆、最开放的第一人（本），因为书中的历史背景、历史人物，以及所使用的“恋爱”、“拥抱”、“结婚”等词句，“在过去是不可能让写的”。所以这本洋洋37万字的作品一经问世，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1982年，经萧三和草明两位资深作家介绍，朱仲丽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67岁的老大姐入作协，在中国，朱仲丽当数第一人。
同年，她在报纸上以“珠珊”为笔名，连续三个月刊出长篇纪实小说《江青野史》，迅速引起轰动，人们争相购买。从此，朱仲丽大姐奋笔撰写回忆录和创作小说，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朱仲丽在延安时便与毛泽东是“近邻”，同时又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这样的经历使她能在后来写出许多历史题材的畅销书，从而完成了由一位外科医生到纪实文学作家的转变。她坦言：这多少是在延安窑洞时代受了王稼祥的影响，以及长期工作和生活的体会。
后来，我在朱仲丽大姐家里，看到了20多年来，朱大姐出版的15部作品：《毛泽东与王稼祥》、《我知道的毛主席》、《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部曲》、《难以忘却的昨天》、《女皇梦——江青外传》、《黎明与晚霞》、《灿灿红叶》……朱仲丽表示，她如此争分夺秒，潜心埋头创作，只是希望能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记载下来，帮助青少年了解过去，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不要忘记革命传统。
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朱仲丽又大胆地拓宽了创作领域，开始了电视剧（本）的创作。《啊，王稼祥》是朱仲丽创作的第一部电视剧，朱仲丽介绍说，该剧虽然只有六集，不可能把王稼祥的整个人生都写下来，但是仍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贡献出了自己的毕业精力。该剧的收视率也不低，除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外，全国各地电视台也陆续在播。
《春路》是朱仲丽创作的又一部电视剧本，她说：“该剧是以纪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教育革命家以及他的一家怎样参加革命、从事地下工作。剧中真实地记录了教育家的女婿肖劲光，王稼祥以及徐特立等许多老同志如何为了中国革命成功而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同时还描写了妇女解放、抗争，鞭挞了封建制度。剧中有很多故事，我觉得都比较新鲜”。
朱仲丽大姐手中的笔既已拿起，就不肯放下。她写得很多，也写得很苦，写到高兴处，忍不住哈哈大笑；写到伤心时，止不住热泪盈眶。有时写得顺了，一天能写一万字。她自己写、自己改、自己抄，腰椎累得出了毛病，不能坐着写就站着写，站着累了，就躺着写。她指着大客厅里的一圈沙发说：“这每张沙发都是我的写字台。”原来，她找了一些木板，放在沙发的两个扶手之间，便成了活动写字板。
有耕耘的艰辛必然会有收获的喜悦，当看到一部又一部手稿变成铅字集结出版的时候，朱大姐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由衷地感言：“写作对我是一种快乐和享受。当你完成了一本书，就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样。”
朱仲丽动情地说：“我这个人做事比较投入，在写作时也是如此。有时即使心情不愉快，只要提起笔来创作，我的整个心就会沉入文字之中，好像人就到了那个境界，特别是写到有关王稼祥的内容，我会激动，动情，但我不会流泪，也并不伤感，因为在写作中，我把对稼祥同志的怀念、悲伤全都化为创作的动力，有了这个动力，我就能一部接一部地继续写下去。”
敬爱的朱仲丽大姐走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她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伟大的精神，将永远留驻在我的怀念里面。
《皎洁的月亮》，《黎明与晚霞》，是两部书的名字，也是这两本书作者人生的真实写照。她就是大家尊敬的朱仲丽大姐。这样一位“革命了一辈子”的老人，在退休之后坚持笔耕。20余年间，写下了300余万字的革命历史题材著作和小说，成为“红色畅销书作家”。她襟怀坦荡，宛如皎洁的月亮；她关怀青少年，就像一片如火的晚霞，呵护着美好黎明的来临。
斯人已去，风范永存。3年前，在中央直属机关举行的同志书画展览中，我有幸见到了这位可亲可敬的老同志、老大姐。那回，既是初次见面，也算是一次采访。见面时她虽然已经97岁高龄，但看上去至少要比实际年龄年轻20几岁，走起路来脚很轻快，完全像个年轻人，说起话来很有条理，记忆力也非常地好，她特别喜欢穿颜色很鲜艳的衣服。活动进行了一天的时间，上午她先穿了一条鲜红色的连衣裙，下午又换上了一条蓝色的连衣裙，配上她灰白的头发，显得很有活力，素雅端庄而可亲可敬。
永远思念的稼祥
王稼祥是一位富于传奇色彩的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他曾被敌人的炸弹炸断肠子，躺在担架上进行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是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任驻苏大使，朱仲丽便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位大使夫人。
当问及朱大姐稼祥同志诞辰百年之际她的心情时，朱仲丽神情略显凝重地说：“我不能带着悲哀的心情去纪念稼祥，因为悲哀不能产生进步，我是带着鼓舞的心情，心潮澎湃的心情去缅怀稼祥。”
相濡以沫几十年，朱仲丽对王稼祥最为了解。她说：“稼祥同志是为人民谋利益、忠于党的人。他一生所做的那些事情，时时刻刻都是我的好榜样。”无论是在延安的窑洞里，还是在任驻苏大使期间，或是在事务缠身的重要岗位上，“王稼祥不但谦虚、谨慎、而且非常好学，喜欢读书”。大姐回忆说：王稼祥总是博览群书，任由公务多么繁忙，“他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总是要拿着书本在看，甚至有时睡着了，但书还是抓在手上，灯也没关。”为此，朱仲丽称这是对她这个很“懒”、很好玩的人一种很好的教育和启发。
朱仲丽大姐的心里，一直怀念着王稼祥。就在她去世前，家中客厅里还挂了不少王稼祥的照片。她已经写了好几本关于王稼祥的书，她说她把自己对王稼祥的思念之情，全部都写在了书里面。
传奇的革命人生
朱仲丽生于1915年。父亲朱剑凡是留日学生，晚清时节毁家兴学，创办了“湖南私立周南女子中学”，向警予、杨开慧、蔡畅、丁玲都曾在那里求过学。朱仲丽是8个兄弟姐妹中年纪最小的一位，她15岁时便协助父亲，为共产党地下组织做事。1932年，朱仲丽17岁，考入了上海同德医学院读书。
朱仲丽生长在革命家庭，自幼便结识了杨开慧和毛泽东，这免不了使朱仲丽对革命心驰神往。在上海学医期间，她因参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被国民政府逮捕。但因当时朱仲丽只是个未成年学生，不受法律制裁，不久便被保释，最终完成了学业。毕业后，朱仲丽先是在国民党地区的南京中央医院就职，不久抗战爆发，她便投入多年向往的路径，那就是奔向延安参加革命。
在朱仲丽去延安之前，王稼祥赴莫斯科治疗旧伤并兼任共产国际代表，刚好与朱仲丽失之交臂。然而，1938年初秋王稼祥回到延安，便立即对这位因为做手术而闻名遐迩的漂亮医生产生了爱意。1939年正月，王稼祥与朱仲丽结婚。10年后，新中国成立。王稼祥担任了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兼首任驻苏大使，朱仲丽便成为大使夫人，同时她进入莫斯科医科大学进修班学习。王稼祥的俄文水平很高，他尽管工作忙，但还是非常认真、耐心地帮助朱仲丽学习俄语，使她的俄语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
朱仲丽年轻时活泼好动，而王稼祥则好静，平时善于思考。虽然两人的性格不同，却丝毫没有影响他们成为情深意笃的坚贞伉丽。平常遇到闲暇时，他们会在一起打打网球，下下棋，或去看看电影，但令朱仲丽遗憾的是，以健身为目的的跳舞活动却怎么也激不起王稼祥的兴趣。每逢有舞会时，可就苦了朱仲丽了，很多时候她只得孤身前往，每到这时，王稼祥总是少不了要关照她：“去吧，早点回来啊！”每当听到这话，朱仲丽便感觉到暖流涌遍了全身。对此，朱仲丽倍感王稼祥对她生活上的关心，说道：“夫妻感情，不能强调个人的性格为重。感情越浓厚，越要为对方着想，我们之所以互相尊重，是以我们的思想、革命意志作为共同奋斗目标的，这是最为重要的。”
在朱仲丽的体贴和照顾下，王稼祥的身体日见强壮起来。有一次，毛泽东对朱仲丽说：“长征中我们还以为稼祥的伤治不好了，他现在每天都能够工作10个小时以上呀，这主要是靠你。”周恩来看到他们生活得那么和谐、幸福，赞许他们是一对“模范夫妻”。
当大使夫人的日子
1949年10月20日，王稼祥离京赴苏上任时，朱仲丽并没有跟他一起去，那时她还在长沙，她还是在当地的《人民日报》上看到了王稼祥赴任的消息后才知道他已离京。11月4日，朱仲丽和应邀参加十月革命庆典活动的中国妇女代表团一道乘火车抵达了莫斯科。7日晚，苏联外交部举行宴会庆祝十月革命胜利32周年，这是一次重要的外交活动，因此，身为大使夫人的朱仲丽不得不做些修饰。
她穿上了一件用黑色乔其纱做的拖地的晚礼服，又穿上了大红色的衬裙，黑里透红，袖口细长，领圆而大，挽着王稼祥的手臂，轻盈地步入了宴会大厅，文雅而庄重。她脸上没有施粉，也没有描眉，只淡淡地涂了点儿口红，这样可以显示出东方女性朴素的美，这是新中国驻外大使和夫人第一次来到这样的场合，很快，朱仲丽便成了整个宴会的中心人物。
在当大使夫人的日子里，最大的事情当属1949年12月毛泽东访问苏联。为了保证这次访问成功，王稼祥在外面忙个不休，而朱仲丽以前就担任过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这次她更要承担起照顾主席的任务。尤其是当中苏之间的谈判出现僵局的时候，斯大林不照面，气氛比较压抑。对此，王稼祥心里非常着急，他让朱仲丽到别墅去专门照顾毛泽东，苏方虽然也配了医生，但可靠的医生还是朱仲丽。 翌日，朱仲丽便驱车直奔毛泽东下榻的斯大林别墅，工作人员给她在楼上专门准备了一间房子。朱仲丽到的时候，毛泽东还没有起床，她就轻轻地上了楼，接着读自己的书。一会儿，工作人员请她上街按苏联医生给毛泽东开的药方去买药。他们开的药很简单，无非是些维生素和安眠药，朱仲丽一会儿就买回来了。这时，毛泽东也起来了，朱仲丽急忙找来了一个玻璃杯，放进去饭后服的四粒维生素C，在工作人员的房里等待着。
一会儿，她看见毛泽东和费德林（斯大林的翻译，在毛主席访问期间，每天来别墅陪伴毛主席）一起到餐厅共同进餐，便手持玻璃杯，走到餐桌边请毛泽东服药，同时礼貌地向费德林问好。
“这是我们的大使夫人，也是我的保健医生。”毛泽东笑着对费德林说。接着毛泽东便请她也坐下来一同吃早餐。朱仲丽回道：“不，主席，我已经吃过了。”说完，转身准备走。此时费德林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又回过头观察毛泽东的神态，他大概认为，一位大使夫人，怎敢不听国家元首的命令？可朱仲丽还是离开，回到工作人员的房间。
不一会儿，主席又派人来请她吃早餐，她执拗着不去。工作人员回去不久又返回来说：“朱大夫，主席第三次叫你了！快去吧！”朱仲丽勉强地走了过去，毛泽东用不寻常的眼光看着她。
朱仲丽对毛泽东说：“我已经吃饱了。”
“你这个人，真是闺房里的小姐，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绣楼”。
毛泽东这番话，惹得费德林一阵大笑。他恭维毛泽东说：“毛主席，您真是出口成章，宽宏大量。”毛泽东大手一挥笑着说道：“我就是宽宏大量，大量宽宏，宰相肚里能撑船嘛。”
毛泽东见朱仲丽坐下，立即夹了一块火腿放在她的盘子里，又挑了一点黑鱼籽，放在她面前的一块面包上，朱仲丽吃了一口，看一眼毛泽东，他也意味深长地看着她。
朱仲丽点了点头。是啊，她明白了，毛泽东明里是在说她，而实意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对当时的僵局，他心中焦急，但表面上不露声色，这正是他方才所说的“宽宏大量”，而斯大林则是“三催四请、千呼万唤，不肯走出克里姆林宫”。
费德林是聪明的，他看着他们的表情心中明白了，随后斯大林便出现了。
晚年起步“爬格子”
朱仲丽大姐的写作和她在写作上的成就堪称一奇。她是年过花甲才提笔，去世前已从事写作近30年了。
提起写作，大姐生前曾对来访者无限感慨地说：“我从小的志愿是当个能治病救人的医生，15岁时果然考上了上海同德医学院，学制7年，那时功课很紧张，哪有时间去学别的呢？”毕业后的40多年，从医生到院长，她整天不是忙于挽救垂危的患者，就是忙于医院的行政管理，没有想过要写作。是什么缘故使她提笔呢？朱仲丽大姐缓缓地说：“1974年初，稼祥因心脏病突然离世，我陷入了巨大的悲哀之中，为了振作起来我试着寻找解脱的办法。开始我织毛衣，做西服，继而弹钢琴。虽然毛衣织了一件又一件，练琴也有不小的进步，然而，这些都不能慰藉我的感情……”一次，邓小平夫人卓琳来看望她，朱仲丽大姐表示：“我现在就想做点事情，可我一无资本，二无专业。想来想去，我觉得最方便的就是拿一只笔，一叠稿纸，用文字将过去很多东西回忆并记录下来，继续去完成稼祥未竟的事业。”就这样，64岁的朱仲丽开始了“爬格子”
一分耕耘，—分收获。朱仲丽写的第一部作品是《爱与仇》。这部作品诞生于“文革”之后的10年，在经历了多年的文字“禁锢”之后，朱仲丽和她的作品大概算是最大胆、最开放的第一人（本），因为书中的历史背景、历史人物，以及所使用的“恋爱”、“拥抱”、“结婚”等词句，“在过去是不可能让写的”。所以这本洋洋37万字的作品一经问世，就获得了广泛的好评。1982年，经萧三和草明两位资深作家介绍，朱仲丽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67岁的老大姐入作协，在中国，朱仲丽当数第一人。
同年，她在报纸上以“珠珊”为笔名，连续三个月刊出长篇纪实小说《江青野史》，迅速引起轰动，人们争相购买。从此，朱仲丽大姐奋笔撰写回忆录和创作小说，这些革命历史题材的作品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
朱仲丽在延安时便与毛泽东是“近邻”，同时又是毛泽东的保健医生。这样的经历使她能在后来写出许多历史题材的畅销书，从而完成了由一位外科医生到纪实文学作家的转变。她坦言：这多少是在延安窑洞时代受了王稼祥的影响，以及长期工作和生活的体会。
后来，我在朱仲丽大姐家里，看到了20多年来，朱大姐出版的15部作品：《毛泽东与王稼祥》、《我知道的毛主席》、《王稼祥夫人朱仲丽自传三部曲》、《难以忘却的昨天》、《女皇梦——江青外传》、《黎明与晚霞》、《灿灿红叶》……朱仲丽表示，她如此争分夺秒，潜心埋头创作，只是希望能把在长期革命斗争中所积累的经验记载下来，帮助青少年了解过去，懂得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不要忘记革命传统。
随着写作的不断深入，朱仲丽又大胆地拓宽了创作领域，开始了电视剧（本）的创作。《啊，王稼祥》是朱仲丽创作的第一部电视剧，朱仲丽介绍说，该剧虽然只有六集，不可能把王稼祥的整个人生都写下来，但是仍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这位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而贡献出了自己的毕业精力。该剧的收视率也不低，除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播出外，全国各地电视台也陆续在播。
《春路》是朱仲丽创作的又一部电视剧本，她说：“该剧是以纪实的手法，描写了一位教育革命家以及他的一家怎样参加革命、从事地下工作。剧中真实地记录了教育家的女婿肖劲光，王稼祥以及徐特立等许多老同志如何为了中国革命成功而鞠躬尽瘁的崇高精神。同时还描写了妇女解放、抗争，鞭挞了封建制度。剧中有很多故事，我觉得都比较新鲜”。
朱仲丽大姐手中的笔既已拿起，就不肯放下。她写得很多，也写得很苦，写到高兴处，忍不住哈哈大笑；写到伤心时，止不住热泪盈眶。有时写得顺了，一天能写一万字。她自己写、自己改、自己抄，腰椎累得出了毛病，不能坐着写就站着写，站着累了，就躺着写。她指着大客厅里的一圈沙发说：“这每张沙发都是我的写字台。”原来，她找了一些木板，放在沙发的两个扶手之间，便成了活动写字板。
有耕耘的艰辛必然会有收获的喜悦，当看到一部又一部手稿变成铅字集结出版的时候，朱大姐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她由衷地感言：“写作对我是一种快乐和享受。当你完成了一本书，就如同十月怀胎一朝分娩一样。”
朱仲丽动情地说：“我这个人做事比较投入，在写作时也是如此。有时即使心情不愉快，只要提起笔来创作，我的整个心就会沉入文字之中，好像人就到了那个境界，特别是写到有关王稼祥的内容，我会激动，动情，但我不会流泪，也并不伤感，因为在写作中，我把对稼祥同志的怀念、悲伤全都化为创作的动力，有了这个动力，我就能一部接一部地继续写下去。”
敬爱的朱仲丽大姐走了，但她的音容笑貌，她崇高的人格力量和伟大的精神，将永远留驻在我的怀念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