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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苗族刺绣是贵州文化最具地域艺术特色的表现形式之一。过去，家庭成员与族群之间的母女相传、族群相授是女性在个体成长过程中学习技艺、培养认知以及树立伦理道德意识、独立意识、长幼尊卑意识最主要的途径。其传承方式使苗族刺绣等传统文化能够保持本真并延绵至今。现代社会以及学校教育在继承传统技艺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使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的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扩展。当代社会教育方式的多样性使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较为开放的传承方式使苗族刺绣等技艺呈现出较强的包容性和艺术多样性等特点。
关键词：苗族;刺绣艺术;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J5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6-000-03
苗族主要聚居在贵州的清水江、榕江、松江等流域，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使苗族在过去几百年里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农耕时代，刺绣是女性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技能，一代又一代勤劳且充满智慧的苗族妇女在生活劳作之余，将日常生活中田间地头的花草树木绘制成纹样，并通过刺绣技艺制作成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刺绣艺术品穿戴在身上，向人们展示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与审美理想。这一技艺主要以血亲之间的母女传承与内部的族群相传得以传承延续。这种传承方式不仅是维系母女之间、妯娌之间、女伴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纽带，还是女孩获取认知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在学习刺绣的过程中，外婆、母亲等长辈会将植物的生长规律，动物的基本结构，刺绣纹样的绘制方法、配色原理、着装的基本要求，以及纹样中蕴含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信仰禁忌、族群迁徙历史等一并传授给晚辈。这不仅使平针绣、打籽绣、锁线绣、马尾绣、辫绣等各种刺绣工艺得以延续，还通过族群内部传承方式让苗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延续至今。
1 母女相传的传承方式是个体成长的基础
人类社会延续的过程是每一代人不断学习传统文化，并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随时代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是文化血脉连绵不断、持续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个人的生命都源于母亲，从十月怀胎到牙牙学语，孩子的健康成长取决于母亲的精心照顾。孩子良好品格的形成以及为人处世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母亲在孩子成过程中的谆谆教诲与言传身教的影响。
在农耕文明时期，女性被桎梏在家庭的狭小空间中，女性的成长更多依赖于祖母、母亲等女性长辈的教导，因此，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不仅承担着抚养的责任，还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在农耕时期的苗族族群生活中，祖母、母亲等女性照顾所有家庭成员的衣食起居，纺织、印染、缝绣等工序都是苗族女性必备的生活技能，它起到衡量女性聪明才智及决定其在族群中的地位的作用。心灵手巧的女性既能博得邻里和长辈的赞许，也能得到未婚男性的爱慕与追求。如果不具有刺绣和纺织技艺，长大后不但会受到乡邻的讥笑与冷落，甚至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婚姻与幸福。例如，苗族盛装的制作包括纺织、印染、裁剪、缝制等常规工序，集绘制图案、选择剪纸绣、拼贴绣、马尾绣、滚绣、盘绣、挑花、绣染等制作工艺于一体，挑花中的暗挑（反面挑，正面看）、明挑（正面挑，反面看）、平针绣、数纱绣（纹样按照经线与纬线排列）、打籽绣等各种针法相互融合。
苗族女性必须在出嫁前学会女红的全部制作工艺，并在母亲的传习教导下，帮助母亲承担起为家庭成员制作日常用品的责任，同时也要精心为自己准备成年后的嫁衣、未来丈夫和婆家成员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按照苗族的传统习俗，女性七八岁时，就要跟自己的祖母、母亲等家族中的长辈学习基本的纺织技艺和简单的刺绣技艺，母亲手把手教习女儿学习传统女红，女儿看着母亲绣花，观察体会母亲每一个细微的用手动作、姿态，同时自己做同步练习;长到14岁左右，就已经掌握了部分刺绣、染织技艺;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就要在农闲时开始为自己准备嫁衣、婚后的床上用品等。由于苗族服装中各种挑花纹样制作费时又费力，女性长大成人的近20年的岁月里，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学习纺织、挑花、刺绣等技艺。即使是现在，苗族女性也要利用读书之余学习女红。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每一位母亲都会极尽所能教授女儿学习各种手工技艺，希望其成年后能够择得佳偶，在家族与族群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1.1 母女相传的教育过程是获得知识的过程
苗族传统刺绣工艺传承的重要途径主要是以女性成员为纽带的家族式传承。母亲倾尽所能把自己掌握的刺绣、挑花技艺悉数传授给女儿的过程，实际上是母亲培养女儿审美意识的过程，也是向女儿讲述神话传说、族群历史、生活禁忌等民风民俗的过程，更是母亲帮助女儿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过程。
苗族刺绣的内容主要有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图腾等。在传授刺绣技艺的过程中，母亲不仅会告诉女儿平时看见的各种植物的名称、结构、色彩、生长规律等常识，也会讲解刺绣纹样中植物的色彩搭配、造型方法、针法技巧，同时将族群流传下来的纹样、图腾等特殊图案所蕴含的寓意告诉女儿。例如，贵州纳雍箐苗刺绣纹中形象直观的喇叭花、苞米花、八瓣花等植物纹样的色彩与造型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无须过多解释就能一目了然。但绣片上的“十字对称”“四角对称”“棱形对称”等抽象几何纹样，以及“∽ ≌ （江、河、水）”“※（蝶）”“┼┼┼┼（龙）”“卐（筛、车、旋、水虫）”等寓意深刻的象形符号，如果没有长辈的悉心传授，年轻一代是很难理解其内在含义的。另外，对于哪些纹样应该用平针绣，哪些纹样应该用数纱绣，哪些纹样应该用打籽绣，都源于女性从母亲的言传身教中的学习。对于一般的花卉纹样，心灵手巧的女性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随意组合其造型或色彩。但苗族盛装中的图案和色彩搭配并非能织会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哪些纹样应该用于盛装的衣领，哪些纹样该用在衣服的袖口，哪个纹样用什么样的色彩对比，族群中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代表祖先原居住的田园、迁徙的江河以及图腾崇拜等承载了苗族历史信息的纹样是不允许改动的。例如，在黔东南地区，苗族上衣装饰部位的领口、襟边、肩、袖片使用全幅刺绣或织锦装饰。夔纹是贵州箐苗的氏族象征;“盘瓠（即狗）”是黔东地区苗族先民的图腾崇拜;黔西北的苗族披肩遍绣锯齿纹、波浪纹和菱形纹等几何纹样，表示苗家故土旧居的房屋基、山川;“百鸟衣”的主要图案是巨大的鸟和鸟头龙。这些纹样的文化價值在于教育苗族后代不忘祖先故土的文化寓意。从某种程度上讲，刺绣工艺的学习过程即人生行为规范的习得过程，是女性接受教育的基本途径。 1.2 母女相传的学习过程是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环节
“文化是习得的而不是生物遗传的，它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所依靠的必定是比任何其他生物所具有的更为复杂、有效的交流系统，因此，任何文化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在个体之间提供交流手段。”[1]因此，母亲不仅要指导女儿对“技”与“艺”的领会，还要求女儿全方位学习待人接物、信仰禁忌、情感伦理等与技艺相关的社会风俗，使其健康成长为一个社会人。母亲言传身教的过程是向女儿传授为人处事之道、仪式禁忌、乡俗民风、信仰传说等的过程。个体的自我意识在传统的母女相传的教育模式中得到培养。就刺绣而言，哪些纹样可以改变，哪些纹样不能随意更改，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实际上是规范其社会行为的准则。例如，苗族女孩16岁之前不能穿盛装，也不得进入芦笙场。黔东苗族未婚女性服装上的纹样以植物为主，只有已婚妇女的衣服才能装饰鱼、石榴、鸟交尾等这些带有生殖崇拜的纹样。在制作祭祀和宗教仪式的“牯脏衣”“接龙服”“百鸟衣”时，必须严格遵守祖先留下来的纹样造型、色彩搭配以及适用范围。如苗族妇女的“白鸟衣”几百年来一直沿用带状的鸟龙刺绣纹样。男装上衣装饰的牛龙或蛇龙纹样和衣服下摆一束一束的鸟羽样式也从未改变。这些规范使族群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审美取向，从而形成约束力更强的乡俗文化。
苗族有句俗语“姑娘好不好，花花衣裙少不了”。过去，刺绣、染织等女红技艺是衡量女性聪明才智的重要标准，在缔结婚约时，新娘会将母亲为自己精心准备的嫁衣悉数穿在身上。在苗族传统婚礼中，讲究给新媳妇“针线茶饭”的仪式，并放在饮食之前，可见新娘是否心灵手巧是多么重要。婚禮当天，新娘还会将从娘家带来的枕套、鞋子等各种绣品赠送给婆家同宗的长辈和亲戚，围观的亲友往往会对各类绣品作出评论，这既是对新娘针线手艺的一次检验，也是一次刺绣技艺交流会，同时也是新娘融入婆家族群的一次契机。
在苗族群体传统的交往过程中，绣花荷包、鞋垫、腰带等是男女青年的定情信物，肩负着传情达意的使命，女性用手中的针线通过极富象征意义的符号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深情厚谊，拥有精美绣品的男子也可以此骄傲地炫耀自己有个手艺不凡的女人。礼品赠送的对象不同，绣品的取材与表现手法也不相同，如送给结婚夫妇的枕套一般绣鸳鸯戏水、石榴花卉（寓意多子多福）等纹样，送情人的绣品会绣上缠枝花卉等特定的纹样符号。这些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伦理道德意识、独立意识、长幼尊卑意识等的养成都源于母女相传这一教育途径。
2 族群相授的传承方式是社会意识发展的重要途径
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人类符号化能力的创造性应用是普遍的，并且这种符号化能力和创造性想象力既表达了文化价值和关怀，反过来又由后者所塑造”[1]。因此，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以及族群成员在一个人自我意识的养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苗族女性刺绣技艺是一种具有社会规范的艺术形态，是一种面向所有适龄女子的较为开放的传承方式，完全区别于具有商业性质的家族式手工艺形态。究其主要原因，商业性的家族手工技艺秉承“父子相传”“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只能在有直系血缘关系的男性间传承，呈现出较为封闭的延续状态，家族中的女性成员被完全排除在外。而苗族传统的刺绣制品并没有直接进入市场，因此不具有商业价值，只是被当作家庭内部自给自足或馈赠亲友的生活用品，其手工技艺自然不会对外人保密，女性除了可以向自己的外婆、母亲学习刺绣技艺外，跟祖母、姑姑、嫂嫂或族群中年龄相仿的女伴学习技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从而形成了在全体女性成员中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半开放式的社会性传承方式。
在家族成员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嫂嫂来自其他家庭或族群，当她进入新的家庭后，就会把自己族群在图案造型、色彩搭配的技巧经验以及纹样所承载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文化寓意与同伴分享。例如，贵州苗族内部支系复杂，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生活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中，族群间的生活习俗、禁忌信仰、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各不相同，纹样选择以及刺绣工艺流程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苗族支系才有大花苗、小花苗、长裙苗、短裙苗之分。例如，苗族刺绣色彩搭配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花溪苗族的十字挑花采用一种色线完成，图案颜色单一、幅面宽大。台江施洞苗族的劈丝绣先用色线做大面积图案的色彩基调，再用反差较大的丝线点缀其间，构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关系。贵定龙里苗族刺绣以较固定的颜色完成一个单元，并将不同的单元进行有序排列或重复交替，使色彩出现一种有规律的节奏变化。清水江流域苗绣的“亮绣”底面与绣线间色彩搭配对比强烈，“暗绣”色彩对比很接近。红苗女性选择的纹样内容以龙凤纹样为主，花苗女性多以花草内容为主题，白苗女性以蝴蝶纹样为主，黔西苗族挑花图案基本上是抽象的菱形纹样、网状纹样、圆点与漩涡纹等几何图形。黔东南施洞苗族袖片中出现的人首蛇身图样是人首蛇身的始祖图样。总之，苗族刺绣纹样造型生动，表现手法传神，体现了苗族女性集体无意识的审美意识。女性从长辈处习得族群固有的传统纹样知识，也在交流中共同创造出符合时代审美的纹样符号，一些新的纹样便慢慢地流传下来。等到她们成长为母亲后，也会将自己习得的女红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女儿，如此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传统服饰的基本样式、主要技法、重要纹样能够得到继承、创新以及持续发展。
刺绣作为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能平衡母女、姑嫂、妯娌等女性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维系女性成员的重要纽带，其半开放状态的族群相授的传承方式使苗族的刺绣艺术呈现出包容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3 现代学校教育是刺绣技艺传承空间的拓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耕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后工业时代的快节奏生活替代，传统的母女相传的教育模式对个人行为养成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学校教育的普及使女性能够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现代女性的生活重心从相夫教子、居家纺织的家庭生活中走向社会，她们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角色与责任，刺绣、纺织等女红技艺不再是衡量当代女性才能的重要标准。在当代，苗族女孩与男孩一样，从6岁开始进入学校接受综合素养培养，女孩的大部分时间不再用于刺绣、纺织等女红技艺的学习。学校教育继母女相传的家庭教育与族群相传的社会教育之后成为女性获取知识的最主要途径。就刺绣技艺而言，学校的班级制授课方式把学习刺绣技艺的人群延伸到了苗族群体之外的其他民族，也使学习成员从女性延伸到了男性。学校教育使刺绣技艺传承在母女相传、族群相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拓展。 如今，刺绣艺术已从过去的生活用品逐渐转化为兼具审美功能的艺术品，且具有了商业价值。学校、企业或开放性作坊等场域常常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教授刺绣等技艺，其潜在的商業价值使原本游离于女红之外的男性也开始关注传统刺绣艺术，使刺绣技艺的传承更有开放性和包容性[2]。在当今这个商业化与信息时代，女性和男性的差异性并不受传统家族意识和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在高校相关艺术专业中，苗族刺绣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被引入课堂教学中。学校利用智力资源优势，不仅实现了在课堂教学中科学、理性地分析传统苗族刺绣的艺术形式，讲授传统手工艺的纹样特点、配色原理以及制作的工艺流程，还从艺术学或文化学的视角对传统手工艺的地域符号进行了文化诠释，甚至还外聘了民间刺绣艺人手把手传授如打籽绣、剖线绣、辫绣、平针绣等传统针法与制作工艺流程。专业教师要求学生在分析苗族传统刺绣的纹样造型、色彩搭配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鼓励学生结合自己对苗族刺绣艺术文化内涵的深层理解，对传统刺绣技艺在内容与语言形式上进行创新，把传统艺术的文化符号与基本元素运用到自己的设计之中，不断寻求新的表现语言与艺术载体，使传统艺术能够适应当代社会的审美范式与文化需求，为传统苗绣艺术注入新鲜血液。
4 结语
如今，苗族刺绣艺术的实用性式微，其审美性与娱乐性变得更加突出，逐渐衍生为旅游文化、创意文化、休闲文化等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元素，从根本上改变了刺绣原有的精神规范和物质规范。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的传承已从血亲之间的母女相传或族群相授发展成了更为广泛的学校教育。传统技艺的传承与现代学校专业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母亲与家族成员口传心授的实践式教学是传统刺绣技艺传承的主要方式，女性对技艺的领悟在反复实践、沟通交流中总结经验而获得。她们在纹样设计、色彩搭配、针法技巧方面不仅会潜意识地遵守族群已有的审美范式，而且在母亲的教导下，严格遵守族群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服饰禁忌等。这样的传承方式使苗族刺绣等传统文化能够保持本真并延绵至今。现代学校教育强调理论知识的讲授与实践相结合，学生在了解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理论课程的学习，并能够大胆创新，刺绣制品也不再仅应用于服饰、馈赠亲友等生活用品，而是广泛进入美术、旅游、文化展览等现代商业范畴，这使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审美样式的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而个体必须遵从的社会习俗则更多的是从学校的综合教育中获得的。当代社会教育方式的多样性使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翟铁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7，423.
[2] 王宏彦.剪纸的装饰语言在当代灯饰设计中的应用[J].美苑，2012（2）：94-95.
作者简介：李洁（1966—），女，贵州松桃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民间美术与教育。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1年贵州省一流本科建设专业“美术学”成果，项目编号：黔教函[2021]28号
关键词：苗族;刺绣艺术;传承方式
中图分类号：J523.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9436（2021）16-000-03
苗族主要聚居在贵州的清水江、榕江、松江等流域，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和相对封闭的地域环境，使苗族在过去几百年里一直处于相对封闭的生活状态。农耕时代，刺绣是女性成员最基本的生活技能，一代又一代勤劳且充满智慧的苗族妇女在生活劳作之余，将日常生活中田间地头的花草树木绘制成纹样，并通过刺绣技艺制作成一件件精美绝伦的刺绣艺术品穿戴在身上，向人们展示自己对生活的热爱与审美理想。这一技艺主要以血亲之间的母女传承与内部的族群相传得以传承延续。这种传承方式不仅是维系母女之间、妯娌之间、女伴之间的亲密关系的纽带，还是女孩获取认知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同时，在学习刺绣的过程中，外婆、母亲等长辈会将植物的生长规律，动物的基本结构，刺绣纹样的绘制方法、配色原理、着装的基本要求，以及纹样中蕴含的神话传说、风俗习惯、信仰禁忌、族群迁徙历史等一并传授给晚辈。这不仅使平针绣、打籽绣、锁线绣、马尾绣、辫绣等各种刺绣工艺得以延续，还通过族群内部传承方式让苗族独特的历史文化延续至今。
1 母女相传的传承方式是个体成长的基础
人类社会延续的过程是每一代人不断学习传统文化，并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随时代发展不断创新的过程，是文化血脉连绵不断、持续发展的过程。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基，对一个民族的生存和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每个人的生命都源于母亲，从十月怀胎到牙牙学语，孩子的健康成长取决于母亲的精心照顾。孩子良好品格的形成以及为人处世的能力，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母亲在孩子成过程中的谆谆教诲与言传身教的影响。
在农耕文明时期，女性被桎梏在家庭的狭小空间中，女性的成长更多依赖于祖母、母亲等女性长辈的教导，因此，在女性的成长过程中，母亲不仅承担着抚养的责任，还扮演着教育者的角色。在农耕时期的苗族族群生活中，祖母、母亲等女性照顾所有家庭成员的衣食起居，纺织、印染、缝绣等工序都是苗族女性必备的生活技能，它起到衡量女性聪明才智及决定其在族群中的地位的作用。心灵手巧的女性既能博得邻里和长辈的赞许，也能得到未婚男性的爱慕与追求。如果不具有刺绣和纺织技艺，长大后不但会受到乡邻的讥笑与冷落，甚至还会影响到自己的婚姻与幸福。例如，苗族盛装的制作包括纺织、印染、裁剪、缝制等常规工序，集绘制图案、选择剪纸绣、拼贴绣、马尾绣、滚绣、盘绣、挑花、绣染等制作工艺于一体，挑花中的暗挑（反面挑，正面看）、明挑（正面挑，反面看）、平针绣、数纱绣（纹样按照经线与纬线排列）、打籽绣等各种针法相互融合。
苗族女性必须在出嫁前学会女红的全部制作工艺，并在母亲的传习教导下，帮助母亲承担起为家庭成员制作日常用品的责任，同时也要精心为自己准备成年后的嫁衣、未来丈夫和婆家成员的生活必需品。因此，按照苗族的传统习俗，女性七八岁时，就要跟自己的祖母、母亲等家族中的长辈学习基本的纺织技艺和简单的刺绣技艺，母亲手把手教习女儿学习传统女红，女儿看着母亲绣花，观察体会母亲每一个细微的用手动作、姿态，同时自己做同步练习;长到14岁左右，就已经掌握了部分刺绣、染织技艺;等到了谈婚论嫁的年纪，就要在农闲时开始为自己准备嫁衣、婚后的床上用品等。由于苗族服装中各种挑花纹样制作费时又费力，女性长大成人的近20年的岁月里，大部分精力都用于学习纺织、挑花、刺绣等技艺。即使是现在，苗族女性也要利用读书之余学习女红。在女儿的成长过程中，每一位母亲都会极尽所能教授女儿学习各种手工技艺，希望其成年后能够择得佳偶，在家族与族群中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
1.1 母女相传的教育过程是获得知识的过程
苗族传统刺绣工艺传承的重要途径主要是以女性成员为纽带的家族式传承。母亲倾尽所能把自己掌握的刺绣、挑花技艺悉数传授给女儿的过程，实际上是母亲培养女儿审美意识的过程，也是向女儿讲述神话传说、族群历史、生活禁忌等民风民俗的过程，更是母亲帮助女儿从自然人向社会人转化的过程。
苗族刺绣的内容主要有飞禽走兽、花鸟鱼虫、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图腾等。在传授刺绣技艺的过程中，母亲不仅会告诉女儿平时看见的各种植物的名称、结构、色彩、生长规律等常识，也会讲解刺绣纹样中植物的色彩搭配、造型方法、针法技巧，同时将族群流传下来的纹样、图腾等特殊图案所蕴含的寓意告诉女儿。例如，贵州纳雍箐苗刺绣纹中形象直观的喇叭花、苞米花、八瓣花等植物纹样的色彩与造型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无须过多解释就能一目了然。但绣片上的“十字对称”“四角对称”“棱形对称”等抽象几何纹样，以及“∽ ≌ （江、河、水）”“※（蝶）”“┼┼┼┼（龙）”“卐（筛、车、旋、水虫）”等寓意深刻的象形符号，如果没有长辈的悉心传授，年轻一代是很难理解其内在含义的。另外，对于哪些纹样应该用平针绣，哪些纹样应该用数纱绣，哪些纹样应该用打籽绣，都源于女性从母亲的言传身教中的学习。对于一般的花卉纹样，心灵手巧的女性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想象力，随意组合其造型或色彩。但苗族盛装中的图案和色彩搭配并非能织会绣就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哪些纹样应该用于盛装的衣领，哪些纹样该用在衣服的袖口，哪个纹样用什么样的色彩对比，族群中都有十分严格的规定。代表祖先原居住的田园、迁徙的江河以及图腾崇拜等承载了苗族历史信息的纹样是不允许改动的。例如，在黔东南地区，苗族上衣装饰部位的领口、襟边、肩、袖片使用全幅刺绣或织锦装饰。夔纹是贵州箐苗的氏族象征;“盘瓠（即狗）”是黔东地区苗族先民的图腾崇拜;黔西北的苗族披肩遍绣锯齿纹、波浪纹和菱形纹等几何纹样，表示苗家故土旧居的房屋基、山川;“百鸟衣”的主要图案是巨大的鸟和鸟头龙。这些纹样的文化價值在于教育苗族后代不忘祖先故土的文化寓意。从某种程度上讲，刺绣工艺的学习过程即人生行为规范的习得过程，是女性接受教育的基本途径。 1.2 母女相传的学习过程是自我意识形成的重要环节
“文化是习得的而不是生物遗传的，它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从一代人传递到下一代人，所依靠的必定是比任何其他生物所具有的更为复杂、有效的交流系统，因此，任何文化的第一个必要条件是在个体之间提供交流手段。”[1]因此，母亲不仅要指导女儿对“技”与“艺”的领会，还要求女儿全方位学习待人接物、信仰禁忌、情感伦理等与技艺相关的社会风俗，使其健康成长为一个社会人。母亲言传身教的过程是向女儿传授为人处事之道、仪式禁忌、乡俗民风、信仰传说等的过程。个体的自我意识在传统的母女相传的教育模式中得到培养。就刺绣而言，哪些纹样可以改变，哪些纹样不能随意更改，这些约定俗成的规矩实际上是规范其社会行为的准则。例如，苗族女孩16岁之前不能穿盛装，也不得进入芦笙场。黔东苗族未婚女性服装上的纹样以植物为主，只有已婚妇女的衣服才能装饰鱼、石榴、鸟交尾等这些带有生殖崇拜的纹样。在制作祭祀和宗教仪式的“牯脏衣”“接龙服”“百鸟衣”时，必须严格遵守祖先留下来的纹样造型、色彩搭配以及适用范围。如苗族妇女的“白鸟衣”几百年来一直沿用带状的鸟龙刺绣纹样。男装上衣装饰的牛龙或蛇龙纹样和衣服下摆一束一束的鸟羽样式也从未改变。这些规范使族群拥有共同的价值观、审美取向，从而形成约束力更强的乡俗文化。
苗族有句俗语“姑娘好不好，花花衣裙少不了”。过去，刺绣、染织等女红技艺是衡量女性聪明才智的重要标准，在缔结婚约时，新娘会将母亲为自己精心准备的嫁衣悉数穿在身上。在苗族传统婚礼中，讲究给新媳妇“针线茶饭”的仪式，并放在饮食之前，可见新娘是否心灵手巧是多么重要。婚禮当天，新娘还会将从娘家带来的枕套、鞋子等各种绣品赠送给婆家同宗的长辈和亲戚，围观的亲友往往会对各类绣品作出评论，这既是对新娘针线手艺的一次检验，也是一次刺绣技艺交流会，同时也是新娘融入婆家族群的一次契机。
在苗族群体传统的交往过程中，绣花荷包、鞋垫、腰带等是男女青年的定情信物，肩负着传情达意的使命，女性用手中的针线通过极富象征意义的符号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深情厚谊，拥有精美绣品的男子也可以此骄傲地炫耀自己有个手艺不凡的女人。礼品赠送的对象不同，绣品的取材与表现手法也不相同，如送给结婚夫妇的枕套一般绣鸳鸯戏水、石榴花卉（寓意多子多福）等纹样，送情人的绣品会绣上缠枝花卉等特定的纹样符号。这些每个社会成员必须具备的伦理道德意识、独立意识、长幼尊卑意识等的养成都源于母女相传这一教育途径。
2 族群相授的传承方式是社会意识发展的重要途径
人类学家哈维兰认为“人类符号化能力的创造性应用是普遍的，并且这种符号化能力和创造性想象力既表达了文化价值和关怀，反过来又由后者所塑造”[1]。因此，家庭成员、家族成员以及族群成员在一个人自我意识的养成过程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苗族女性刺绣技艺是一种具有社会规范的艺术形态，是一种面向所有适龄女子的较为开放的传承方式，完全区别于具有商业性质的家族式手工艺形态。究其主要原因，商业性的家族手工技艺秉承“父子相传”“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规矩，只能在有直系血缘关系的男性间传承，呈现出较为封闭的延续状态，家族中的女性成员被完全排除在外。而苗族传统的刺绣制品并没有直接进入市场，因此不具有商业价值，只是被当作家庭内部自给自足或馈赠亲友的生活用品，其手工技艺自然不会对外人保密，女性除了可以向自己的外婆、母亲学习刺绣技艺外，跟祖母、姑姑、嫂嫂或族群中年龄相仿的女伴学习技艺是再自然不过的事，从而形成了在全体女性成员中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的半开放式的社会性传承方式。
在家族成员中，没有血缘关系的嫂嫂来自其他家庭或族群，当她进入新的家庭后，就会把自己族群在图案造型、色彩搭配的技巧经验以及纹样所承载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等文化寓意与同伴分享。例如，贵州苗族内部支系复杂，在不断的迁徙过程中，与其他兄弟民族共同生活在贵州的崇山峻岭之中，族群间的生活习俗、禁忌信仰、审美观念和审美情趣各不相同，纹样选择以及刺绣工艺流程都存在较大差异。因此，苗族支系才有大花苗、小花苗、长裙苗、短裙苗之分。例如，苗族刺绣色彩搭配的地域差异十分明显。花溪苗族的十字挑花采用一种色线完成，图案颜色单一、幅面宽大。台江施洞苗族的劈丝绣先用色线做大面积图案的色彩基调，再用反差较大的丝线点缀其间，构成强烈的色彩对比关系。贵定龙里苗族刺绣以较固定的颜色完成一个单元，并将不同的单元进行有序排列或重复交替，使色彩出现一种有规律的节奏变化。清水江流域苗绣的“亮绣”底面与绣线间色彩搭配对比强烈，“暗绣”色彩对比很接近。红苗女性选择的纹样内容以龙凤纹样为主，花苗女性多以花草内容为主题，白苗女性以蝴蝶纹样为主，黔西苗族挑花图案基本上是抽象的菱形纹样、网状纹样、圆点与漩涡纹等几何图形。黔东南施洞苗族袖片中出现的人首蛇身图样是人首蛇身的始祖图样。总之，苗族刺绣纹样造型生动，表现手法传神，体现了苗族女性集体无意识的审美意识。女性从长辈处习得族群固有的传统纹样知识，也在交流中共同创造出符合时代审美的纹样符号，一些新的纹样便慢慢地流传下来。等到她们成长为母亲后，也会将自己习得的女红技艺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女儿，如此一代代地传承下去，传统服饰的基本样式、主要技法、重要纹样能够得到继承、创新以及持续发展。
刺绣作为苗族文化传承的重要载体之一，能平衡母女、姑嫂、妯娌等女性成员之间的关系，是维系女性成员的重要纽带，其半开放状态的族群相授的传承方式使苗族的刺绣艺术呈现出包容性和多样性的特点。
3 现代学校教育是刺绣技艺传承空间的拓展
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耕时代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逐渐被后工业时代的快节奏生活替代，传统的母女相传的教育模式对个人行为养成的重要性逐渐减弱。学校教育的普及使女性能够与男子一样接受教育。现代女性的生活重心从相夫教子、居家纺织的家庭生活中走向社会，她们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角色与责任，刺绣、纺织等女红技艺不再是衡量当代女性才能的重要标准。在当代，苗族女孩与男孩一样，从6岁开始进入学校接受综合素养培养，女孩的大部分时间不再用于刺绣、纺织等女红技艺的学习。学校教育继母女相传的家庭教育与族群相传的社会教育之后成为女性获取知识的最主要途径。就刺绣技艺而言，学校的班级制授课方式把学习刺绣技艺的人群延伸到了苗族群体之外的其他民族，也使学习成员从女性延伸到了男性。学校教育使刺绣技艺传承在母女相传、族群相授的基础上有了新的拓展。 如今，刺绣艺术已从过去的生活用品逐渐转化为兼具审美功能的艺术品，且具有了商业价值。学校、企业或开放性作坊等场域常常采取班级授课的形式教授刺绣等技艺，其潜在的商業价值使原本游离于女红之外的男性也开始关注传统刺绣艺术，使刺绣技艺的传承更有开放性和包容性[2]。在当今这个商业化与信息时代，女性和男性的差异性并不受传统家族意识和伦理道德等因素的影响。例如，在高校相关艺术专业中，苗族刺绣作为重要的课程资源被引入课堂教学中。学校利用智力资源优势，不仅实现了在课堂教学中科学、理性地分析传统苗族刺绣的艺术形式，讲授传统手工艺的纹样特点、配色原理以及制作的工艺流程，还从艺术学或文化学的视角对传统手工艺的地域符号进行了文化诠释，甚至还外聘了民间刺绣艺人手把手传授如打籽绣、剖线绣、辫绣、平针绣等传统针法与制作工艺流程。专业教师要求学生在分析苗族传统刺绣的纹样造型、色彩搭配的基本规律的基础上，鼓励学生结合自己对苗族刺绣艺术文化内涵的深层理解，对传统刺绣技艺在内容与语言形式上进行创新，把传统艺术的文化符号与基本元素运用到自己的设计之中，不断寻求新的表现语言与艺术载体，使传统艺术能够适应当代社会的审美范式与文化需求，为传统苗绣艺术注入新鲜血液。
4 结语
如今，苗族刺绣艺术的实用性式微，其审美性与娱乐性变得更加突出，逐渐衍生为旅游文化、创意文化、休闲文化等现代文化产业的重要元素，从根本上改变了刺绣原有的精神规范和物质规范。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的传承已从血亲之间的母女相传或族群相授发展成了更为广泛的学校教育。传统技艺的传承与现代学校专业教育的不同之处在于，母亲与家族成员口传心授的实践式教学是传统刺绣技艺传承的主要方式，女性对技艺的领悟在反复实践、沟通交流中总结经验而获得。她们在纹样设计、色彩搭配、针法技巧方面不仅会潜意识地遵守族群已有的审美范式，而且在母亲的教导下，严格遵守族群的风俗习惯、宗教信仰、服饰禁忌等。这样的传承方式使苗族刺绣等传统文化能够保持本真并延绵至今。现代学校教育强调理论知识的讲授与实践相结合，学生在了解传统技艺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对理论课程的学习，并能够大胆创新，刺绣制品也不再仅应用于服饰、馈赠亲友等生活用品，而是广泛进入美术、旅游、文化展览等现代商业范畴，这使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审美样式的发展空间得到了进一步扩展。而个体必须遵从的社会习俗则更多的是从学校的综合教育中获得的。当代社会教育方式的多样性使苗族刺绣等传统技艺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美]威廉·A·哈维兰.文化人类学[M].翟铁鹏，译.上海：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7，423.
[2] 王宏彦.剪纸的装饰语言在当代灯饰设计中的应用[J].美苑，2012（2）：94-95.
作者简介：李洁（1966—），女，贵州松桃人，硕士，教授，研究方向：民间美术与教育。
基金项目：本论文为2021年贵州省一流本科建设专业“美术学”成果，项目编号：黔教函[2021]28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