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起1996年我和方敬诀别的情景，宛如就在昨天。
　　1996年3月4日，方敬住进学校附近的重庆第九人民医院后，当天院方就发出《病危通知书》。待我次日赶到医院时，他正在输液，显得十分疲惫，女儿小多焦急地守候在身边，
　　他望着我给他带去的小礼品，说：“不要花钱，你来看我，我就很高兴了。”再不像上次那样拿礼品开心。闭眼休息了一会儿，他突然轻声地说：“人生太短暂了。”方敬幼时丧父。成人后的他，又像同时代人一样，经历了战争和动乱的磨难。及至天亮，却又承担了他并无兴趣的管理工作。他望着我：“这辈子耽误的时间太多。还有好多东西应当写的。”我懂得，他说的是“阶级斗争为纲”的岁月和管理工作“耽搁”了大量宝贵的创作时间。停了一会儿，他说：“比如邹荻帆、邹绛，我都想写一点东西。邹荻帆有两件事应当写出来……”前不久先他而去的邹荻帆和邹绛，都是方敬几十年的老友。一次，我去北京开会。方敬托我给《诗刊》主编邹荻帆带去刚刚杀青的新作《高楼赋》。荻帆第二天就到会场找到我，兴奋地说，“诗我已经读了，方敬的诗怎么还这样年轻呀，我们将尽快安排。”邹绛由成都的四川省文联调到重庆北碚的西南师范学院，正是当时的副院长方敬亲自“挖”来的。邹绛后来在建设新诗所的繁忙中无私地贡献了自己的一切，以他的学术水准和崇高人品受到全所的景仰，至今新诗所的人们还很怀念他。
　　十天以后，当我再次见到方敬的时候，我才意识到，十天前的那次谈话竟是生死诀别。我只能站在病房门口，远远地望着躺在病床上的他，失去知觉的他，并不知道我的探望的他。我们似乎己经被分开在两个世界。他的儿子小明探询地问我：“可以叫醒，但是即便把他叫醒，也会很快就昏过去的。”我摆手说，让他安静吧。
　　每年春节，新诗所的朋友们都要一起去方敬家拜年。平时不便打搅，春节可以畅谈。这已经成了惯例，成了新诗所春节活动的一个内容。如果春节时我在国外，我妻也会代表我前去。1996年，因为方敬和我都面临搬家，节前我给他打电话，说今年就晚一点拜年了，待他家搬好以后吧。我还说：“今年拜年的少了一个。”我是指刚故世不久的邹绛。方敬说：“现在不忙了，以后我们离得近了。”
　　因为我们两家将搬进的是被称为“博导楼”的同一幢新建楼房。他在二楼，我住四楼。
　　可惜，我终于没有成为方敬的邻居的缘分。说来也怪，这年重庆的春天显得格外异常，三月了，还寒气逼人，西南师大近旁的缙云山的峰顶居然白雪皑皑。3月17日中午，西南师大党委书记王长楷给我打来电话，告知噩耗。午睡时间，我辗转反侧，怎么也难以成眠。遂翻身起床，写下一首《送别方敬》：
　　诗的重庆突然空虚了，
　　一位诗的前辈停止了行吟。
　　今年的春天如此姗姗来迟，
　　是不是在预报着一个寒冷的音讯？
　　缙云山有积雪
　　嘉陵江有涛声
　　春风知别苦
　　不前柳树青
　　四川东北部的垫江县，这是方敬开始亲近缪斯的地方。当时他在垫江初中执教。像同时代的许多青年一样，他在沉抑的氛围中不免感到一种忧郁。“是由于孤独，由于苦闷，由于生之执着”，也许，还由于青春年少的敏感，青年方敬开始了自己柔弱而忧郁的歌唱。
　　他的诗歌艺术起点不俗。后来在北京大学外语系就读的时候，作为一个年轻的新人，他的作品便已跃上“龙门”，陆续见利于《文学月刊》、《文学季刊》、《新诗》、《大公报》副刊等全国名刊。自此，诗伴随着他的一生。香港学者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中写道，方敬和何其芳、卞之琳、艾青等四位诗人在参加革命之前就有出色的作品，而且，他们还是“参加之后仍坚持艺术水准的诗人”。应该说，这是公允之论。方敬曾经动情地对研究生们说过：“诗就是我的名字，我的生命，我的一切。”方敬年届古稀还保持了诗的青春，海内外不少人都对此发出感叹。如果说1942年出版诗集《雨景》的前后是方敬的第一个创作高潮，那么，新时期就是方敬创作的第二个高潮。在一生中有两个高潮的诗人实不多见。我记得，1978年，香港《开卷》杂志发表署名林真的《别忘了方敬》一文，方敬读后颇多感慨。一次他来我家时说到这篇文章：“我不认得林真。其实不该忘记的人还多，比如曹葆华。现在是诗的时代了，该记起的都不要忘记。”
　　方敬一身是诗。对诗坛来说，方敬是一个符号，一个诗人的符号。但是对西南师大来说，方敬就感性得多，立体得多，丰富得多。是真诗人自风流。他的言谈举止中总是透出一种脱俗的诗人风度。和一般人不一样，他写信将“你好”写在最后，他严禁别人在赠送他的书上写什么“长”指正之类。方敬对庸俗十分敏感，可以说，他具有在光彩夺目的地方发现庸俗气息的特殊能力。有一次，他对我说，学校的篮球队要出征，要他这个校体委主任去讲话。“我走在路上都没有想清楚讲什么，反正随便谈了几句。后来领队汇报，说打赢了，主要原因是认真讨论了我的讲话。”他幽默地望着我，拖长声音，用万县口腔说：“晓得怎么回事哟！”
　　80年代的一个儿童节，西师附小在西师大礼堂聚会，方敬作为学校领导出席。他为少年儿童们朗诵了献给儿童节的新作《飞鹰》，少先队员给他戴上了红领巾，他高兴得满脸都闪着亮光。过了好多天，我有事去方敬家，发现那条红领巾居然还挂在墙上。我说，还挂着呀！何频加大姐说：“他兴奋得不得了，说六十几岁还当了一次少先队员呢。”
　　方敬对诗、对写诗的人非常亲近，作为重庆市文联主席，他与诗人、作家保持了亲近的关系。但他也常有金刚怒目的一面。他爱其所爱，恨其所恨，重其所重，轻其所轻，他是性情中人，喜怒哀乐全写在脸上。《方敬选集》是他一生文学活动主要收获的结集，这本书出版后，我曾征求方敬的意见，是不是由新诗研究所主办一个座谈会。他沉吟一会儿，不屑地说起，谁谁的什么书出来后，也开了座谈会；谁谁的什么书居然还在北京举行首发式。“我不是没有资格。”他接着说：“在这个会上必然要和有些人握手，我不愿意和那些人握手。”这话展现了一位诗人的纯净风度！ 　　方敬是诗人，这是人们熟知的：但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教育家，也许就不是人人知道的了。
　　从十几岁起，方敬就开始执教，教学生涯是他人生圆舞曲的一个重要音符。在“文革”中，造反派加到方敬头上的“桂冠”不是“走资派”，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可谓“知人善任”。30年代初，方敬在上海吴松中国公学预科毕业以后，因生活坎坷而辍学，于是回到家乡。先后在万县初中和垫江初中教书两三年，这是他拿教鞭的起始。北大毕业后，在抗战中，方敬到罗江国立第六中学四分校教书。同事中有好几位名家，如李广田、陈翔鹤等。这是从山东流亡来川的一所学校，学生中有后来成名的诗人贺敬之等。1944年湘贵撤退时，方敬到贵阳，任贵州大学讲师、副教授。1947年春他从险恶处境中转到重庆，任国立女子师范学院、重庆大学教授，相辉学院外语系主任等。1949年12月，方敬是作为一位地下党员、也是作为一位党员教授迎来重庆解放的。此后，方敬就一直在西南师范大学工作了，历任外语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党委副书记。种桃种李种春风的几十年，方敬可称得上弟子满天下。
　　一位学生写过一篇《轻轻的叩门》谈方敬，方敬的《不用轻轻叩门》就是对学生的应答。诗的结尾是：
　　让后来者与前行人
　　同结一条长长的绳
　　这条“绳”，现在己经结得很长了。在方敬去世前，就有好几位弟子己经晋升教授，近几年还担任了博士生导师。开门弟子柳扬现在澳大利亚担任国家博物馆的亚洲部主任；颇为方敬看好的品学兼优的87级硕士生胡兴是新诗研究所首届“臧克家奖学金”获得者，现在加拿大；王珂、蒋登科、李震、江弱水、傅宗洪、陈义海、钱志富、段从学、徐伟锋、何志、赵寻、向天渊等都已小有名声；方敬赏识的女弟子邵薇在美国获得罗娜·杰菲基金会的“女作家奖”，成为此奖的第一个中国得主，现在在美国德州大学。在访问学者中他最看重的江锡诠，毕业于北京大学，又师从严家炎教授读硕，然后来到新诗研究所，后来长期担任江苏教育学院中文系主任，在《中国社会科学》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在海内外的诗坛上活跃着这一群年轻的身影。
　　方敬以他的博学多闻，有学有识赢得研究生们的敬重，当年新诗所这些年轻人嘴中的“方老”几乎就是“智慧”、“博雅”、“风趣”的代名词。他们爱他，敬他。1992年以前，每届研究生举行学位论文答辩时，方敬都是答辩委员会成员。他这位答辩委员知识渊博，学贯中西，妙语连珠，而且又是新诗发展史上不少重要的人和事的见证人和亲历者，所以，他的到场，对确保答辩的质量和档次起到了重要作用。
　　方敬去世的前几年，因为年事已高，没有能再参加答辩委员会。他对我说：“有点笑人了，不来了。”每当举行答辩会时，我都有孤独之感，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深深的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