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现代社会学理论，在做民族识别时，有一条标准是“他们有一种共同的具有历史渊源的地域意识”。这句话很值得从地理学角度捉摸一下，最要紧的便是“历史渊源”、“地域意识”这两项内容。
　　作为一个民族当然要有一份立足之地、一个生存范围，这是基本条件。但这不是“地域意识”的全部内容。“地域”不仅是一块休养生息的地盘而已，那可能是他们英雄的祖先所开创的“圣地”，是他们在大地上的“根”，意识形态很浓，所以要说“地域意识”。
　　我们看到，有些民族为了保卫圣地，愿意付出一切代价，这里有实际的需要，但更多是出于一种神圣的信仰。另外，“根”的内涵不是干巴巴的一两个地名，而常常展开为一部动人的史诗或神话故事，故事中讲述着先祖如何战胜艰难险阻率领族人到达圣地。圣地都来之不易，地域意识往往与英雄行为相联系。除了讲述历史的史诗，在其他精神活动中也可以发现“地域意识”。如我国古代乌桓人，无论到什么地方，行丧葬仪式时，都要“使二人口诵咒文，使死者魂神经至历险阻，勿令横鬼遮，护达其赤山”（《魏书》），意思是用符咒护送死者的灵魂安全返回圣地——赤山。这些都说明，地域意识已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地理学的角度思考民族问题，重要的是理解他们的地域意识，考察他们的“根”。然而，民族的地理之“根”与他们的自身的成长一样，属于历史的范畴，它的形成要有一个过程。一个民族并非天生就有一块属于他们的“天长地久”的土地。流浪（无目的地）或迁移（可能有目的地）几乎是每一个民族“曾经拥有”的历史。史诗中充满苦难的历史，往往构成全部民族史的序幕。正是那段充满困难的无地历史，才衬托出拥有圣地之后的无限价值。流浪、迁移是一个民族的地理选择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群的凝聚力和排他性不断增强，民族性才得以强化。
　　也许有人会以为只有“少数民族”才有“流浪”史，而像“炎黄子孙”这样老牌“正统”的民族天生就住在黄河流域，没有流浪一回事。如果细观历史，看看华夏民族的形成期，可知这种想法不大符合历史事实。且不说所谓“华夏”民族是如何由众多古代民族一点点融合而成，就是依照华夏“正史”（我们常称少数民族的是史诗，却称汉族的是正史）的记述，夏人、商人、周人原来的团体都不大，都曾迁移。“夏墟”也好，“殷墟”也好，“周原”也好，起初都不是他们的老巢，他们都是由别处迁来，因驻扎生息得久，又开出一片文明基业，才把生地变为热土，热土变为圣地，然后埋祖坟，立宗庙，子孙磕头，土地才有了神圣的民族性。后来大一统，夏、商、周从血缘到地域全部打通，在血缘上编出一套合一体系，比如“五帝”，地缘上也编出一套合一体系，比如“九州”，大家都是五帝的子孙，大家都住在九州之内，所谓华夏族的世系与地系才形成眉目。这个过程用了上千年。
　　有的民族，不仅有发祥地，还有发展地，两者都很重要，但两者不必统一。商人的发祥地至今无定论，有人认为在北方，有人认为在东方，但肯定不是在大量出土青铜重器的豫北——那是商人的发展地。周人的发祥地可能是在邰（今陕西武功），但他们真正的发展却“始于周原，盛于丰镐”。关于发祥地，因为隔世久远，言语简略，并常显怪诞，如古代的巴族，“本有五姓……皆出于武落钟离山”，武落钟离山（今湖北长阳县境）是他们的发祥地，这个发祥地“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于赤穴，（其余）四姓之子皆生黑穴”（《后汉书》）。
　　在《史记》、《汉书》中，系统描述了我国古代主要民族群体的分布格局，中间是华夏，南边有巴、蜀、楚、越、西方有戎、羌，北方有胡、狄，各居其方。这一格局是各个民族在移动中选择、斗争、艰苦开发的一时结果，都来之不易，所以称“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然而斗争和选择对许多民族来说并没有结束，大的民族移动浪潮在后来的历史中出现过多次。移动，造成一些民族的消失和另一些民族或“次生民族”的生成，这是民族历史中无法抹掉的地理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