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是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当然也无可非议地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中心。北京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这个伟大的传统一直深刻地影响着百年来的北京作家，他们内心强烈的国家民族关怀，对社会公共事务参与的热情和积极态度，使北京的文学气象宏大而高远。共和国成立初始，散居全国各地的大批优秀作家聚集北京，或从事专业创作或担任文学领导职务。丰厚的文学人才资源在北京构筑起了独特的文学气氛。所谓“文坛”，在北京是一个真实的存在。在这个专业领域内，竞争构成了一种危机也同时构成了一种真正的动力。特别是在当下的文化环境中，这是一个随处可以找到文学朋友的城市，这是北京的优越和骄傲。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开放的国内国际环境，使北京作家有了一种得天独厚的文学条件，各种文学信息在北京汇集，不同身份的文学家以文学的名义在北京相会，国内外的文学消息和文学家的彼此往来，使北京文坛具有了不同于其他地方的视野和气氛。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北京的文学创作和批评，都因其对社会和现实世界的敏锐感知和宽广视野，因其不同凡响的万千气象而备受瞩目。它引领着中国文学的发展，它制造潮流也反击潮流，它产生大師也颠覆大师，它造就文化英雄也批判文化英雄……北京是当代中国影响最大的文学发动机和实验场，从某种意义上说，北京就是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缩影。需要指出的是，70年北京文学取得的成就和营建的文学气氛，离不开《北京文学》的努力和贡献。作为北京的文学刊物，《北京文学》已经成为北京和中国文学的重镇，成为北京和中国文学积极健康的文学力量，有力参与和推动了北京和中国文学的发展。

一、 新时代的新文艺

　　1949年7月，来自解放区和国统区的文学艺术工作者，在北平举行了第一次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753位代表参加了这次大会。大会被认为是解放区和国统区文艺工作者的“大会师”。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董必武、陆定一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参加了会议并发表了讲话。毛泽东简短的讲话，主要是以主人的身份表达了对代表的欢迎。他说：你们对于革命有好处，对于人民有好处。因为人民需要你们，我们就有理由欢迎你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的讲话，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他们长时间热烈鼓掌和欢呼。大会的重要目的，是共同确定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与任务。几个重要报告，不仅共同体现了这一基本精神，而且高度评价和重申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文艺思想。这些报告是结合《讲话》精神和延安文艺经验来阐发今后全国文艺工作的方针和任务的。全国各大区和部队有10个代表团参加了大会，每个代表团都有团长、副团长和团委构成。大会设立了主席团，郭沫若任总主席，茅盾、周扬任副总主席。会议通过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章程》，选举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国委员会”以及各协会负责人。从这个时刻起，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有了全国性的统一组织，有了明确的章程和制度，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执政党和国家管理文学艺术奠定了组织和机构的保证。会议期间演出了丰富的文艺节目。从节目目录和演出单位看，节目基本是解放区和部队创作的“人民文艺”;演出人员是来自军队、北平院校的艺术团体以及进步的艺术家。在当代文学的历史叙述中，普遍认为第一次文代会是当代文学的起点。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1950年9月10日，《北京文学》的前身《北京文艺》创刊了，主编是老舍。
　　《北京文艺》照例发表了《发刊词》。这份发刊词主要表达了办刊或者说组稿的四点要求：一、工人阶级已经成了新国家的主人翁，所以，要“尊重”“工人们在业余创作的文艺作品”;二、解放后，北京“逐渐由消费城市转变到生产城市”，北京已经由“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乌烟瘴气，变成了严肃勤朴，表现出建国的新气象与精神，描画、报道、歌颂这些史无前例的事情，理应成为本刊的重点之一”;三、北京解放了，广大的知识分子迎着新时代，展开了思想改造运动，青年们更爱人民、爱国家了，于是也就由热烈的学习而想创作，我们应当鼓励、帮助他们去学习;四、旧戏曲的改革，在当前是件极重大的事。北京是京戏的发源地，又是曲艺人才荟萃的所在，理当在这件大事上负起较多的责任。有了上述的四个重点，这个刊物或者就不至于编得杂乱无章，而是短小精悍的（每期只容纳五六万字），有重点的，能尽到结合实际，反映出首都人民新生活的责任。我们希望本刊的作品，在文字上，一律能做到朴实通俗，深入浅出，以免因文字上的困难与晦涩而减低了普及作用。末了，《北京文艺》重视批评，所以也欢迎批评《北京文艺》。
　　这是《北京文艺》发刊词的要点。无论是内容还是文字表述，确实是一种要办出新时代新文艺的气象。在这方面，主编老舍率先垂范，在1950年9月1卷1期、也就是创刊号上，头题发表的就是老舍歌颂北京翻天覆地变化的三幕话剧《龙须沟》，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观看过这部话剧的演出。老舍也因此于1951年12月21日被北京市人民政府授予“人民艺术家”称号。从创刊到停刊一年多的时间里，老舍陆续发表了相声《家庭会议》、太平歌词《庆祝“七一”》、剧本连载《一家代表》，以及普及通俗文艺的文章《怎么写快板》《散文并不“散”》《怎样写通俗文艺》《对于观摩演出的节目的意见》等。同时，在《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工作的李伯钊、赵树理等，也几乎竭尽全力发表了即时应景的作品或文章。比如李伯钊的《群众文艺的创造》、赵树理的《文艺作品怎样反映美帝侵略的本质》等。回到具体的历史语境，我们对这些作品和文章，不能一笑了之或不屑一顾，也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那是主编们的职业行为。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初期的文学实验中，这里包含许多复杂的因素。一方面，来自解放区的李伯钊、赵树理，他们有丰富的延安文艺实践经验，第一次文代会后，延安文艺的经验已经放大到了全国，是唯一有合法性的文艺道路，“人民文艺”的经验必须在新的实践条件下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另一方面，老舍虽然不是来自延安的文艺家，但是，他追随、认同延安文艺道路，也是诚恳地发自内心的。
　　从现实的层面看，1950年代，人民共和国刚刚成立一年，百废待兴。据有人回忆说，老舍、赵树理曾穿街过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实地考察了天桥群众文艺活动情况。天桥是一个杂耍场，说书的、说相声的、卖唱的、拉洋片的、顶缸的、耍飞叉的、变戏法的……无奇不有。在这里，赵树理见到了《响马传》《丁香割肉》《王华卖父》《荤说素猜》等在解放区早已遭禁的诲淫诲盗的旧东西。后来他多次到天桥走访调查，一个改造北平旧文艺、特别是天桥群众文艺活动的想法逐步形成。①但是，想法归想法，想法变成现实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工农兵作家的来稿，要经过认真修改。林斤澜说：“修理稿件原有‘择菜’一词，俗云‘择到篮里都是菜’。编辑部里有位才女编辑，她说是‘择草’。工农兵作家捧来一抱乱草，知识分子编辑在里边择出野菜，红烧清炒，以工农兵名字上席。”②但这“野菜”也经常是供不应求。汪曾祺在《北京文艺》创刊时曾做过“集稿人”，他回忆说：我们那时真是“惨淡经营”，人手少，可用的稿件不多，每月快到发稿的时候，就像穷人家过年一样，一点抓挠没有。到了这个节骨眼，赵树理同志便从编辑部抱了一堆初选的稿子，回到屋里，关起门来，一目十行地翻阅一遍。偶尔沙里淘金，发现一两篇好稿，则大喜过望。这一期又能对付过去了！赵树理同志把这种编辑方法，叫作“绝处逢生法”。有时实在选不出好稿，就由主编、编委赶写应急。赵树理同志的《登记》就是这样赶出来的。编委们说：“实在没有像样的东西了，老赵，你来一篇吧！”老赵喝了一点酒，吃了一碗馄饨，在纸上画了一些符号（表示人物），画了一些纵横交错的线（人物关系和事件发展），笔不停挥，一气呵成，写出了一篇杰作。③后来林斤澜在同一篇文章中说：这时的汪曾祺，“冬日羊羔长袍长及脚面，小步踢踏，背微驼，一杯绿茶，一支纸烟。年方三十，不够遗老足够遗少。”1950年代汪曾祺的形象跃然纸上。 　　从理论层面看，通俗文艺是大众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种形式。通过通俗文艺满足大众的文化消费需要，并且实现对人民大众的教育，是初期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最重要的目的。当然，这一目的背后隐含了延安经验由局部放大到整体的成功实践。值得注意的是，进入共和国后对文学艺术的具体指导，已不像延安时期必须由毛泽东事必躬亲，当他在延安时代确定的关于文学艺术的思想路线在战时得以贯彻实行，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之后，这一思想路线的执行者理所当然地认为仍然适用于共和国。1949年9月5日，人民共和国尚未宣布成立，但文艺界“争取小市民读者”的工作已经先期展开。这一天，刚刚组建不久的《文艺报》邀请了平津地区过去常写长篇小说的部分作者开座谈会。会议主席陈企霞说，会议的意义就在于研究通俗小说形式的写作经验和读者情况，讨论怎样改革这种形式。“不管哪一种形式，当其被很多人所欢迎和注意上时，我们就不能置之不问。”对通俗文艺的关注，不仅与延安经验相关，而且同时注意到了“在敌伪和国民党统治时代，这种小说盛极一时。各个报纸副刊抢着登这一类小说。印刷厂排字工人也抢着排这一类稿子。好多店员一翻开报纸首先看昨天没有读完的小说”。因此与会的赵树理说：“哪一种形式为群众所欢迎并能被接受，我们就采用哪种形式。我们在政治上提高以后，再来研究一下过去的东西，把旧东西的好处保持下来，创造出新的形式，使每一主题都反映现实，教育群众，不再无的放矢。”但如何才能在政治上提高呢？他“希望大家详读每天的《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新的文艺理论书籍”。因此，大众文艺或通俗文学成为共和国成立之初的主要文艺形式，不仅这一形式是大众喜闻乐见的，重要的是它对于进一步巩固社会主义文化领导权，建构社会主义的文化空间所具有的功能性价值。
　　但是，初期社会主义的文艺实践确实是一条风雨不平路。1951年上映了一部孙瑜编剧和导演的影片《武训传》，《武训传》公映后，文艺界和知识界对其评价不一，但还是好评者多，认为武训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劳动人民，企图本阶级从文化上翻身的一面旗帜”。④孙瑜认为武训是“甘做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的牛”，具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崇高精神”。⑤杨雨明、端木蕻良在《北京文艺》1951年第2卷第1期上发表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