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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山水画彻底从人物画中独立成科，是从青绿开始的，可以说，青绿艺术的完善，最终推动了山水画的艺术主体性，同时创造了山水画艺术的第一次高峰。从展子虔经李思训、李昭道到王希孟、赵伯驹，前后绵延四百余年，形成了中国山水画的极盛时期，应该说，青绿山水和浅绛山水是平分秋色，共享中国古典绘画黄金时代荣光的。
文人画家逐渐主导中国画家队伍，由于文人群体强大的集团力量，也就形成了文人群体特有的审美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水墨为尚”，青绿之美受到排挤而逐渐边缘化。在宋以后的近千年里，虽然没有彻底从中国绘画中消失，但基本上只是技法技巧之一的保留画种。象展、李、王、赵那样专攻青绿而卓然成家的绝无仅有。文人画家水墨之余偶尔为之才，使青绿之美在千年绘画史上若隐若现可有可无地苟延残喘。这种卑微的边缘地位也使青绿艺术自暴自弃，仅仅是作为一种技艺被一代又一代地重复和继承，山水画之变的创新规律几乎与青绿无关。这反过来使青绿绘画更为卑微，更遭画家和社会的轻视。在近现代大家林立的山水画家中，仅张大千有少量青绿山水（最有代表性的是《华山图》）。
说青绿艺术是濒危画科并非夸张。
与水墨艺术在山水花鸟人物各科全面开花相比，青绿之美仅限于山水画也是导致它走向没落的原因。
是让青绿之美从濒危走向彻底消失，还是将之从濒危状态中解救出来？
解救的唯一途径是恢复青绿艺术的创新功能。或者说，我们能否将创新的生命活力注入青绿艺术之中？
在水墨依然独霸画坛的当代，很多人是迟疑。在主流中国画看来，水墨形象才是中国民族绘画唯一光辉的形象。
别具慧眼的是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一大千的人。
众所周知，张大千以其天纵之才，将唐宋元明清混于一炉。但张大千艺术人生的里程碑质变却是在1950年以后的泼彩。当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苦心建构中国画的笔墨之美时，张大千走的却是重建青绿之美的单行道。
回看20世纪下半期中国画令人激动的那一段，真是大师纷纷出现的年代。张大千也赶上了这个黄金时代，推动他走向大师地位的就是泼彩画。
这似乎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共识，但在熟视中我们却忽略了张大千与其他大师的不同。其他人都是无一例外的笔墨之美，张大千却是青绿之美。
张大千赋予了青绿艺术以新的生命力，他在泼彩画中所展现的艺术创新创造力量一点不亚于其他水墨画家。
因为我们忽略了张大千独特的青绿之美，而是把他归纳到一种新的水墨之中，以水墨的霸权话语掩饰了张大千的创新独特性。
但是，张大千却点燃了青绿艺术的新希望。他不仅改变了宋以后青绿绘画的卑微状态，更是证明了青绿艺术创新求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张大千不是一个偶然成功的个案，而是宣告了青绿之美复兴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张大千在那个时代发现了青绿之美是独具慧眼，那么在今天青绿之美的诱惑要强大得多。经过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以笔墨为核心的水墨画在走到近百年的极盛之后，显现出日益明显的惰性。在古今大师们建构的森严水墨壁垒里，当代年轻一辈的水墨画家们明显地感到无处不在的束缚和影响，创造力量象一个重重的拳头打在水墨画的棉花上一样，苍白无力。
以笔墨为核心的水墨画可容纳施展创新拳脚的空间越来越小。
而我们又被千载难逢的时代推到了民族及其文化复兴的前沿。民族文化复兴的根本是创造新的中国现代文化。与继承相比，创新更重要。
创新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前提。绘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既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之一，更是推动建立创新社会创新文化的排头兵。
艺术的特殊性证明，没有艺术的创新，也就不可能有其它科学文化的创新。文艺复兴20世纪的欧洲，战后的美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一个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创新，创新被提升到民族灵魂的时代。水墨画却由于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显得有些老态龙钟。相反，被边缘化了近千年的青绿艺术却是跃跃欲试，呼唤着有创造力量的青年画家在那里开辟中国画的新战场。
张大千是一个榜样，泼彩画是青绿艺术创新生命活力的证明。它所独具的集民族和现代美感于一身的视觉语言，是大同小异的笔墨语言难以比拟的。
首先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最大的迷信是将文人群体的水墨审美意识上升到中国国家唯一的审美意识，甚至是永恒的唯一审美意识。
唐宋时期，传统的青绿山水和新兴的水墨山水交相辉映，构成了当时中国青绿之美水墨之美共存并举的审美意识世界。不仅共建了唐宋绘画的辉煌，而且是唐宋鼎盛的基础，是唐宋文化充满活力和开放的证明。
与唐宋时代的中国相比，今天的中国正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开放的胸襟，还是创新的要求，都理应更为迫切和强烈，我们有什么理由象明清时代一样抱着水墨正宗的陈腐观念而作茧自缚呢？
重建青绿之美是当今时代对中国画的要求，能否建构当仿的青绿之美，使之成为今日中国民族审美意识系统之一，是今天中国画家有无真正创新能力的标杆。
张大千为今天的画家树立了榜样，他的青绿创新给予我们以启迪。从传统泼墨的传说到泼墨的实验，从传统的勾勒渲染到泼制技巧，从纯粹的石青石绿到墨彩的巧妙融合，从单一的勾勒到大片彩墨和皴擦点染的相得益彰。张大千成功地创造了现代青绿艺术的美，他不是将传统的青绿与水墨机械地分割，而是视为有机的统一整体。所以在他的创造中，继承的不仅仅是青绿，也包括水墨。
很显然，简单地重复继承青绿的已有技法技巧和形式语言，是不可能复兴青绿艺术光彩的，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已延续千年的青绿卑微地位。张大千的成功探索告诉我们，青绿技巧完全可以发展和更新，随着技巧的发展和更新，山水画的视觉语言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张大千的泼彩画中，传统的山水画形式大为弱化，抽象的形式和意味大大提升，艺术家的主观创造性得以极大地发挥。
从字面上看，青绿仅限于石青石绿。古代的青绿艺术基本上是谨守规制。张大千不仅在技法上大胆革新，色彩上也超越了青绿，将朱砂、朱石票、白色运用青绿山水的创作中。我们相信，在实际的创作中，每个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我表达表现的需要，自由地使用各种不尽相同的色彩，以形成最大限度地表现艺术个性的视觉语言和视觉图象。
文人画家逐渐主导中国画家队伍，由于文人群体强大的集团力量，也就形成了文人群体特有的审美系统。在这个系统里，“水墨为尚”，青绿之美受到排挤而逐渐边缘化。在宋以后的近千年里，虽然没有彻底从中国绘画中消失，但基本上只是技法技巧之一的保留画种。象展、李、王、赵那样专攻青绿而卓然成家的绝无仅有。文人画家水墨之余偶尔为之才，使青绿之美在千年绘画史上若隐若现可有可无地苟延残喘。这种卑微的边缘地位也使青绿艺术自暴自弃，仅仅是作为一种技艺被一代又一代地重复和继承，山水画之变的创新规律几乎与青绿无关。这反过来使青绿绘画更为卑微，更遭画家和社会的轻视。在近现代大家林立的山水画家中，仅张大千有少量青绿山水（最有代表性的是《华山图》）。
说青绿艺术是濒危画科并非夸张。
与水墨艺术在山水花鸟人物各科全面开花相比，青绿之美仅限于山水画也是导致它走向没落的原因。
是让青绿之美从濒危走向彻底消失，还是将之从濒危状态中解救出来？
解救的唯一途径是恢复青绿艺术的创新功能。或者说，我们能否将创新的生命活力注入青绿艺术之中？
在水墨依然独霸画坛的当代，很多人是迟疑。在主流中国画看来，水墨形象才是中国民族绘画唯一光辉的形象。
别具慧眼的是被徐悲鸿誉为五百年来一大千的人。
众所周知，张大千以其天纵之才，将唐宋元明清混于一炉。但张大千艺术人生的里程碑质变却是在1950年以后的泼彩。当黄宾虹、傅抱石、李可染、陆俨少苦心建构中国画的笔墨之美时，张大千走的却是重建青绿之美的单行道。
回看20世纪下半期中国画令人激动的那一段，真是大师纷纷出现的年代。张大千也赶上了这个黄金时代，推动他走向大师地位的就是泼彩画。
这似乎已经成为老生常谈的共识，但在熟视中我们却忽略了张大千与其他大师的不同。其他人都是无一例外的笔墨之美，张大千却是青绿之美。
张大千赋予了青绿艺术以新的生命力，他在泼彩画中所展现的艺术创新创造力量一点不亚于其他水墨画家。
因为我们忽略了张大千独特的青绿之美，而是把他归纳到一种新的水墨之中，以水墨的霸权话语掩饰了张大千的创新独特性。
但是，张大千却点燃了青绿艺术的新希望。他不仅改变了宋以后青绿绘画的卑微状态，更是证明了青绿艺术创新求变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张大千不是一个偶然成功的个案，而是宣告了青绿之美复兴时代的到来。
如果说，张大千在那个时代发现了青绿之美是独具慧眼，那么在今天青绿之美的诱惑要强大得多。经过千余年的持续发展，以笔墨为核心的水墨画在走到近百年的极盛之后，显现出日益明显的惰性。在古今大师们建构的森严水墨壁垒里，当代年轻一辈的水墨画家们明显地感到无处不在的束缚和影响，创造力量象一个重重的拳头打在水墨画的棉花上一样，苍白无力。
以笔墨为核心的水墨画可容纳施展创新拳脚的空间越来越小。
而我们又被千载难逢的时代推到了民族及其文化复兴的前沿。民族文化复兴的根本是创造新的中国现代文化。与继承相比，创新更重要。
创新已成为中国的国家意志，是民族文化复兴的必要前提。绘画艺术的创新与发展，既是国家意志的实现之一，更是推动建立创新社会创新文化的排头兵。
艺术的特殊性证明，没有艺术的创新，也就不可能有其它科学文化的创新。文艺复兴20世纪的欧洲，战后的美国，无一例外地证明了这一点。
在一个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要创新，创新被提升到民族灵魂的时代。水墨画却由于沉重的历史包袱而显得有些老态龙钟。相反，被边缘化了近千年的青绿艺术却是跃跃欲试，呼唤着有创造力量的青年画家在那里开辟中国画的新战场。
张大千是一个榜样，泼彩画是青绿艺术创新生命活力的证明。它所独具的集民族和现代美感于一身的视觉语言，是大同小异的笔墨语言难以比拟的。
首先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
最大的迷信是将文人群体的水墨审美意识上升到中国国家唯一的审美意识，甚至是永恒的唯一审美意识。
唐宋时期，传统的青绿山水和新兴的水墨山水交相辉映，构成了当时中国青绿之美水墨之美共存并举的审美意识世界。不仅共建了唐宋绘画的辉煌，而且是唐宋鼎盛的基础，是唐宋文化充满活力和开放的证明。
与唐宋时代的中国相比，今天的中国正走在全球一体化的进程中，无论是开放的胸襟，还是创新的要求，都理应更为迫切和强烈，我们有什么理由象明清时代一样抱着水墨正宗的陈腐观念而作茧自缚呢？
重建青绿之美是当今时代对中国画的要求，能否建构当仿的青绿之美，使之成为今日中国民族审美意识系统之一，是今天中国画家有无真正创新能力的标杆。
张大千为今天的画家树立了榜样，他的青绿创新给予我们以启迪。从传统泼墨的传说到泼墨的实验，从传统的勾勒渲染到泼制技巧，从纯粹的石青石绿到墨彩的巧妙融合，从单一的勾勒到大片彩墨和皴擦点染的相得益彰。张大千成功地创造了现代青绿艺术的美，他不是将传统的青绿与水墨机械地分割，而是视为有机的统一整体。所以在他的创造中，继承的不仅仅是青绿，也包括水墨。
很显然，简单地重复继承青绿的已有技法技巧和形式语言，是不可能复兴青绿艺术光彩的，也不可能彻底改变已延续千年的青绿卑微地位。张大千的成功探索告诉我们，青绿技巧完全可以发展和更新，随着技巧的发展和更新，山水画的视觉语言也会相应地发生变化。在张大千的泼彩画中，传统的山水画形式大为弱化，抽象的形式和意味大大提升，艺术家的主观创造性得以极大地发挥。
从字面上看，青绿仅限于石青石绿。古代的青绿艺术基本上是谨守规制。张大千不仅在技法上大胆革新，色彩上也超越了青绿，将朱砂、朱石票、白色运用青绿山水的创作中。我们相信，在实际的创作中，每个艺术家完全可以根据自我表达表现的需要，自由地使用各种不尽相同的色彩，以形成最大限度地表现艺术个性的视觉语言和视觉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