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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国祥教授的力作《江苏文化的劫难：1937—1945》，展现了全面抗战期间江苏文化从辉煌到苦难的沉重历史画卷。作者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着力于全面抗战期间文化损失的研究，并通过深入研究、认真调查、充分认证，在搜集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江苏省档案馆、南京市档案馆等大量相关档案史料的基础上，以详实的数据、系统的整理、客观的分析，告诉世人江苏近代史上那被强加的悲惨一页，为充分揭露日本全面侵华期间犯下的滔天罪行提供了有力证据，为后人继续开展全面抗战期间江苏文化损失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和有益借鉴。
江苏是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域之一。作者在著作的开端，就着手对江苏天然的地理优势、重大的政治事件、优越的气候条件、雄厚的经济基础、悠久的人文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简明扼要、精准精练的概述，全面展示了江苏从古至今在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一直占据的重要地位。同时，对全面抗战期间以及抗战胜利之后的江苏文化损失调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简要回顾，直接指出了江苏文化损失调查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客观分析了以往调查工作中切实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道出了写作此书的初衷。如书中所述，为深化和细化对江苏文化损失的认识，结合抗战损失调查史，就江苏图书馆及图书损失、文物及古建筑损失、教育科研机构损失诸方面作概要的总结，并对需要继续研究的若干问题加以辨析。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众多财产的一部分。江苏的文化遗产，也是江苏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是江苏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佐证，而在1937—1945年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遭到了有史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劫难。为了清算日本侵华战争在江苏犯下的文化侵略罪行，作者利用个人长期的知识积淀和南京地区丰富的档案等资源优势，在长期深入调查和考证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全面抗战时期江苏文化遭劫的领域，详细记载了江苏文化受损的过程和损毁的程度，进一步揭露了日本侵华罪行本质，进一步拓展了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有力回击了日本对文化侵略丑陋行径的抵赖和否定。
文化古物本是人类历史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理应受到全人类的尊重。然而全面抗战八年期间，由于日军炮火的无情摧残，加之日军官兵恣意焚毁、抢夺、盗窃等，江苏公私文物蒙受了空前劫难。为了揭示全面抗战期间江苏文化的具体损失情况，作者重点围绕江苏图书馆及图书损失、江苏文化古物的厄运、江苏古迹名胜之损毁、江苏教育事业所遭受损失、日军“江南夺书”与利用、对江苏民众的精神奴役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清晰的分类和详细的梳理。其中，既包括了文化事业损失，又包括了教育事业损失；既包括了物质类有形的文化损失，又包括有教育界忠贞、殉难人士等精神类无形的文化损失；既包括了日军破坏与掠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又包括有迁移、防空、抚恤等引发的后续间接损失。如书中记载：南通博物苑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博物馆，1938年3月日军占领南通后，博物苑遭到严重破坏，文物、标本除部分转移外，大多被劫、被毁，机构不复存在，苑舍沦为日军马厩，战后苑内一片颓垣破壁，只剩一尊大铁佛和少数石马，其余都不见踪迹。[1]再如，抗战全面爆发时，国立中央大学馆藏图书杂志已达407 203册。内有中文书刊204 514册，外文书刊202 689册。中文书中有许多善本，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从1932年以来，五年间购齐补足西文杂志30多种，少则补齐三五年前的，多至补齐百余年的，……在全国高校中屈指可数。随校西迁途中不慎沉没10余箱，迁川后连续三次遭日军轰炸，又损失不少。沦陷期间，南京校舍被日军改作军医院。……战后统计仅存中文图书12万余册，西文图书6万余册。这还不包括各系的图书损失。[2]书中还列举《南京市抗战期间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的损失统计：字画公方464件、私人7256件零6箱，碑帖私人3851件，古物公方24491件、私人2093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标本1052箱。[3]如此，全面再现了江苏文化损失的灾难之重、规模之大、领域之广。
为了有力揭露和控诉日军在江苏的文化侵略暴行，作者对日本政府、军队乃至文人学者如何掠夺损毁江苏文化财富、如何摧残奴化江苏教育事业等方面，通过尽量写清时间、讲清地点、说清经过等，让读者如同亲临现场般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极其丑陋野蛮的劣行。为此，作者搜集了不少日军官兵关于摧残江苏文化的日记，如：日军联络员武田和畦崎向日军随军记者、《读卖新闻》特派员小俣行男讲述了他们在苏州、南京等地抢劫中国古物和贵重物品的情形：“在苏州我们跑到著名的寒山寺看了看，把寺中挂着的古画摘了下来。因为只要是寒山寺的宝物，都可以卖个好价钱。还有一些联络员冲到富豪人家盗来了金条。”“据说在南京还有人从博物馆盗走了贵重的文物和古董。”“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掠走值钱的东西后就放火烧房。”“进到蒋介石的家里，我也从寝室里拿了一双宋美龄穿过的鞋作纪念。”[4]再如，时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1937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记述：“南京城内有学术价值的贵重物品，被愚昧的士兵搜寻掠夺，一件件地被毁坏。”[5]……这一篇篇日记，以铁的证据再现了当时江苏大大小小各种文化财富遭劫的场景。
为直观准确地描述抗战期间江苏文化所遭受到劫难，作者一改以往诸多书中“损失巨大”“损失惨重”“不计其数”“难以估量”等模糊词句的粗略概述，以严谨的态度，坚持以详实数据说话、用具体数字反映、用表格形式列举，不管是普通藏书，还是字画古玩等珍贵文物，都力争精准区分类别、准确说清数量。比如，在关于学校图书损失中描述道：苏北中学校长盛启东1946年9月两次填报损失1300册。沛县中学张献珍损失1624册。沛县二中庞德润损失1728册，樊士诚损失37册，张益三损失232册。[6]再比如：据统计，无锡损毁房屋81471间，其中古建筑2105间；溧阳损毁房屋11056间，其中古建筑2038间；[7]等等。诸如此种的描述，翻阅整本著作，有近200处，其中更正了众多以往关于江苏文化损失的不实、不全记载和表述。书中关于日本侵略者罪行和江苏文化损失的件件事实，仿佛声声警钟，警示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告诫我们要牢记惨痛遭遇、牢记前车之鉴、牢记历史教训。
如果说日军对江苏文化财富的极力摧毁和掠夺令人愤慨，那么日军对江苏民众精神上的摧残更是令人發指。作者重点将这一方面单独写出来，全面揭露了日军不择手段地实施奴化教育的卑鄙过程：传播汉奸文化，建立奴化教育行政机构，培养“大民会”“安清同盟会”等各种奴化教育工具，还创办伪化报刊，甚至发动实施“思想清乡”，力图进行精神奴役；通过移植日本民俗的方式，篡改儒家文化，妄图使江苏民众逐步从思想感情到风俗习惯都日本化，最终成为日本思想上的顺民与文化上的奴才；制造伪化宗教，散布日本是虔诚的佛教国度、对华战争是为了“弘扬佛教的圣战”，以达到麻痹江苏民众的目的；在侵占江苏期间，运用江苏资源，建造军事纪念物，打造精神枷锁，宣扬日军“武威”“大和魂”“神话天皇”，而这些纪念物成为了深烙于江苏民众内心的精神创伤。
在此著作的最后，作者对我国1949年以来有关江苏抗战文化损失研究的缘起和成果进行了认真梳理归纳：对日军暴行的研究推动了江苏文化损失的研究；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文化损失研究提供了信而可征的资料；地区和部门的修史，促进了抗战时期文化损失的研究；文化教育研究的学术著作陆续问世，促进了江苏文化损失研究的开展；某些学术论著已将抗战文化损失列为专题研究；专题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作者表明，关于抗战文化损失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单个人、少数几个人的时间、精力和力量毕竟有限，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分析研究，切实拿出针对性措施，着力在提高研究的全面性、资料的准确性上下功夫，并对今后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方面，以及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和内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为后人继续深化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南通地方志办公室.南通市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52.
[2][3][4][5][6][7]孟国祥.江苏文化的劫难：1937—1945[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30，62，47，49，28，63.
江苏是我国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域之一。作者在著作的开端，就着手对江苏天然的地理优势、重大的政治事件、优越的气候条件、雄厚的经济基础、悠久的人文历史、深厚的文化底蕴等多个方面进行了简明扼要、精准精练的概述，全面展示了江苏从古至今在全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中一直占据的重要地位。同时，对全面抗战期间以及抗战胜利之后的江苏文化损失调查工作开展情况进行了简要回顾，直接指出了江苏文化损失调查工作面临的现实难题，客观分析了以往调查工作中切实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道出了写作此书的初衷。如书中所述，为深化和细化对江苏文化损失的认识，结合抗战损失调查史，就江苏图书馆及图书损失、文物及古建筑损失、教育科研机构损失诸方面作概要的总结，并对需要继续研究的若干问题加以辨析。
历史文化遗产是前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是社会众多财产的一部分。江苏的文化遗产，也是江苏悠久历史文化的“根”与“魂”，是江苏经济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佐证，而在1937—1945年全面抗战的八年时间里遭到了有史以来损失最为惨重的劫难。为了清算日本侵华战争在江苏犯下的文化侵略罪行，作者利用个人长期的知识积淀和南京地区丰富的档案等资源优势，在长期深入调查和考证的基础上，系统梳理了全面抗战时期江苏文化遭劫的领域，详细记载了江苏文化受损的过程和损毁的程度，进一步揭露了日本侵华罪行本质，进一步拓展了南京大屠杀研究领域，有力回击了日本对文化侵略丑陋行径的抵赖和否定。
文化古物本是人类历史的见证，是人类文明的标志，理应受到全人类的尊重。然而全面抗战八年期间，由于日军炮火的无情摧残，加之日军官兵恣意焚毁、抢夺、盗窃等，江苏公私文物蒙受了空前劫难。为了揭示全面抗战期间江苏文化的具体损失情况，作者重点围绕江苏图书馆及图书损失、江苏文化古物的厄运、江苏古迹名胜之损毁、江苏教育事业所遭受损失、日军“江南夺书”与利用、对江苏民众的精神奴役等六个方面进行了清晰的分类和详细的梳理。其中，既包括了文化事业损失，又包括了教育事业损失；既包括了物质类有形的文化损失，又包括有教育界忠贞、殉难人士等精神类无形的文化损失；既包括了日军破坏与掠夺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又包括有迁移、防空、抚恤等引发的后续间接损失。如书中记载：南通博物苑是由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个博物馆，1938年3月日军占领南通后，博物苑遭到严重破坏，文物、标本除部分转移外，大多被劫、被毁，机构不复存在，苑舍沦为日军马厩，战后苑内一片颓垣破壁，只剩一尊大铁佛和少数石马，其余都不见踪迹。[1]再如，抗战全面爆发时，国立中央大学馆藏图书杂志已达407 203册。内有中文书刊204 514册，外文书刊202 689册。中文书中有许多善本，其中尤为可贵的是，从1932年以来，五年间购齐补足西文杂志30多种，少则补齐三五年前的，多至补齐百余年的，……在全国高校中屈指可数。随校西迁途中不慎沉没10余箱，迁川后连续三次遭日军轰炸，又损失不少。沦陷期间，南京校舍被日军改作军医院。……战后统计仅存中文图书12万余册，西文图书6万余册。这还不包括各系的图书损失。[2]书中还列举《南京市抗战期间公私文物损失数量及估价目录》的损失统计：字画公方464件、私人7256件零6箱，碑帖私人3851件，古物公方24491件、私人2093件。尚不包括中央研究院殷墟发掘所的古物、陶片等和该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标本1052箱。[3]如此，全面再现了江苏文化损失的灾难之重、规模之大、领域之广。
为了有力揭露和控诉日军在江苏的文化侵略暴行，作者对日本政府、军队乃至文人学者如何掠夺损毁江苏文化财富、如何摧残奴化江苏教育事业等方面，通过尽量写清时间、讲清地点、说清经过等，让读者如同亲临现场般感受到了日本侵略者极其丑陋野蛮的劣行。为此，作者搜集了不少日军官兵关于摧残江苏文化的日记，如：日军联络员武田和畦崎向日军随军记者、《读卖新闻》特派员小俣行男讲述了他们在苏州、南京等地抢劫中国古物和贵重物品的情形：“在苏州我们跑到著名的寒山寺看了看，把寺中挂着的古画摘了下来。因为只要是寒山寺的宝物，都可以卖个好价钱。还有一些联络员冲到富豪人家盗来了金条。”“据说在南京还有人从博物馆盗走了贵重的文物和古董。”“士兵们冲进深宅大院，在屋里乱翻一气，掠走值钱的东西后就放火烧房。”“进到蒋介石的家里，我也从寝室里拿了一双宋美龄穿过的鞋作纪念。”[4]再如，时任日军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上村利道大佐1937年12月27日的日记中记述：“南京城内有学术价值的贵重物品，被愚昧的士兵搜寻掠夺，一件件地被毁坏。”[5]……这一篇篇日记，以铁的证据再现了当时江苏大大小小各种文化财富遭劫的场景。
为直观准确地描述抗战期间江苏文化所遭受到劫难，作者一改以往诸多书中“损失巨大”“损失惨重”“不计其数”“难以估量”等模糊词句的粗略概述，以严谨的态度，坚持以详实数据说话、用具体数字反映、用表格形式列举，不管是普通藏书，还是字画古玩等珍贵文物，都力争精准区分类别、准确说清数量。比如，在关于学校图书损失中描述道：苏北中学校长盛启东1946年9月两次填报损失1300册。沛县中学张献珍损失1624册。沛县二中庞德润损失1728册，樊士诚损失37册，张益三损失232册。[6]再比如：据统计，无锡损毁房屋81471间，其中古建筑2105间；溧阳损毁房屋11056间，其中古建筑2038间；[7]等等。诸如此种的描述，翻阅整本著作，有近200处，其中更正了众多以往关于江苏文化损失的不实、不全记载和表述。书中关于日本侵略者罪行和江苏文化损失的件件事实，仿佛声声警钟，警示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好了伤疤忘了痛”，告诫我们要牢记惨痛遭遇、牢记前车之鉴、牢记历史教训。
如果说日军对江苏文化财富的极力摧毁和掠夺令人愤慨，那么日军对江苏民众精神上的摧残更是令人發指。作者重点将这一方面单独写出来，全面揭露了日军不择手段地实施奴化教育的卑鄙过程：传播汉奸文化，建立奴化教育行政机构，培养“大民会”“安清同盟会”等各种奴化教育工具，还创办伪化报刊，甚至发动实施“思想清乡”，力图进行精神奴役；通过移植日本民俗的方式，篡改儒家文化，妄图使江苏民众逐步从思想感情到风俗习惯都日本化，最终成为日本思想上的顺民与文化上的奴才；制造伪化宗教，散布日本是虔诚的佛教国度、对华战争是为了“弘扬佛教的圣战”，以达到麻痹江苏民众的目的；在侵占江苏期间，运用江苏资源，建造军事纪念物，打造精神枷锁，宣扬日军“武威”“大和魂”“神话天皇”，而这些纪念物成为了深烙于江苏民众内心的精神创伤。
在此著作的最后，作者对我国1949年以来有关江苏抗战文化损失研究的缘起和成果进行了认真梳理归纳：对日军暴行的研究推动了江苏文化损失的研究；档案史料的整理出版，为文化损失研究提供了信而可征的资料；地区和部门的修史，促进了抗战时期文化损失的研究；文化教育研究的学术著作陆续问世，促进了江苏文化损失研究的开展；某些学术论著已将抗战文化损失列为专题研究；专题研究取得初步成果。作者表明，关于抗战文化损失研究，是一个巨大的课题，单个人、少数几个人的时间、精力和力量毕竟有限，还需要进一步加强分析研究，切实拿出针对性措施，着力在提高研究的全面性、资料的准确性上下功夫，并对今后研究工作需要注意的方面，以及需要重点研究的方向和内容提出了建设性意见，为后人继续深化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依据和基本原则。
参考文献
[1]南通地方志办公室.南通市志[M].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0：52.
[2][3][4][5][6][7]孟国祥.江苏文化的劫难：1937—1945[M].南京：南京出版社，2013：30，62，47，49，28，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