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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总结交流我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经验，凝聚新时代语境下进一步提升中国交响乐创作的共识，由中国音乐家协会主办的全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座谈会，2019年1月13日至14日在北京举办。中国文联副主席、中国音协主席叶小钢，中国音协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韩新安，中国音协副主席关峡、余隆、张千一，中国音协分党组成员、副秘书长王建国、王宏，中国音协副秘书长熊纬，以及来自全国的交响乐团团长和著名作曲家、音乐理论家，新闻媒体记者近70人出席会议。
叶小钢在主持14日上午座谈会时表示，交响乐作为一个国家的音乐表现形式的最高形态，近年来进一步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音协将推动中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一次具体举措。他表示，中国交响乐的发展最终靠作品，当前国内各个交响乐团发展的程度、水平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无论出国巡演还是推广中国交响乐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怎么样让交响乐作品更深入人心，我们的交响乐真正打动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大家共同推动这件事情。他指出，中国交响乐的未来大有可为，不论是交响乐团管理者还是创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由衷地感到参与这份事业的自豪感，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和良好的精气神投身于中国交响乐的发展。
韩新安代表中国音协分党组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表示，交响乐堪称音乐艺术中的“国之重器”，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参考。中国交响乐从无到有，从稚嫩走向成熟，经历的是一条不断探索与不懈追求的发展道路。作为东方文明古国，能够借鉴外来音乐形式，表述本民族与本土的主题与情感，能够融入自己的文化传统，创造出中华民族的交响乐文化，这是历史性的音乐文化的进步。举办这次座谈会，目的就是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交响乐走过的发展道路，分析当下中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新时代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和繁荣。韩新安在讲话中从努力肩负起为时代发声、为人民抒怀的使命和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力加强现实题材音乐创作;秉持守正创新理念，创作更多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国际视野的精品力作等三个方面与参会代表作了交流。他指出，本次座谈会是在党中央发出“改革开放再出发”号召后，全国交响乐领域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集结，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交响乐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总结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在充分分享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交响乐团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我国交响乐事业发展长足进步的同时，也能看到了新时代中国交响乐团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大家通过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的方式，就职业化的交响乐团在演出季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古典曲目与現代新作品之间的关系、交响乐创演激励机制、交响乐创作人才的培育问题;交响乐团在推动中国交响乐作品的创作传播中的作用和举措、新时代中国交响乐团的经营与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
一，交响乐创作：委约制度存在盲点，自主创作不可忽视
近几年，中国交响乐的创作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诞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的音乐创作中，委约作品较多，自发创作的作品较少。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指挥家余隆指出，不是说委约不好，但如果委约变成了创作的一个条件，不委约就不写作品了，这样不行。
中国音协副主席、作曲家张千一在实际的创作中有很深的体会，他表示，自己在委约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当作曲家的确是太难了。不仅要进行长时期的创作储备，同时还要思考你的作品如何让方方面面的人听到都不排斥。他认为，委约创作需要作曲家处理好两种关系，一个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可听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一个就是专家、听众的审美统一关系。“创作应该是一个个人化和私密化的过程，你有很多创作的深层次的想法，应该是比较个人化的，是从你内心里发出来的。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更有价值。在这样一个大的委约的创作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作品有艺术价值，这是每一位作曲家应该思考的问题。”
中国音协副主席、作曲家关峡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委约的作品十个能有一个好就非常非常好了，“你做音乐是让人听的，光让人听还不行，还要供人欣赏。我们现在很多作品听都不愿意听，作曲家本身由于生活，由于时代，他的作品听不得，孤芳自赏。这个状态可能作曲家本身要思考，你一定要写的音乐，首先让人欣赏回味，音乐的本质就是共鸣和欣赏，共鸣产生共振，产生思想情感特别深邃的思想，哲理的思想这种东西在我们现在当下的创作当中体现得少一些，更多关注个人的一些感受，个人感受没有错，每个人的感受都没有错，但是你要放到音乐的时候，你要有共鸣，欣赏。老一代的作曲家技术上没有现在年轻这一代技术上这么完备，但是老一代作品里面所蕴含的所有创作当中最本质的东西都有。而现在我们一些作曲，最本质东西都没有，因此你传递出来的东西创作上是乱的，这是作曲家自身要进行调整。”
陕西省交响乐协会会长、作曲家崔炳元也谈到，院团委约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些院团在委约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一个误区是对当地的文化事件、文化人物、历史典故都有所期许，但是殊不知交响乐没有语意性，用交响乐做一个当地的旅游指南，这是开玩笑的事。还有一个误区是为了暂短的业绩委约，结果做完了就演一两场也就完了，花钱不说，浪费了作曲家的心血。”
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徐昌俊认为：“我们在职业化，委约制度是非常好的，作曲家需要有委约的机会，但是作曲家除了委约的，作曲家还应该有其他自己愿意去写的，而不仅仅为了委约，委约有些限制，作曲家还应该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热爱。我也是这样，我相信很多的作曲家，真正的作曲家应该都会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二、交响乐团发展：乐季安排需双轮驱动，激励机制要更加完善
“目前中国已经有80多个交响乐团，大团大作、小团小作，每个乐团有不同的生活模式，但是如想精益求精我们要以专业为职责、以职业为目标构建中国交响乐团这个平台，因为没有平台任何的东西是上不去的。其实交响团更多像一个高速公路，作品像汽车，高速公路上跑的汽车，其实就是作品。我们要尽力打造更好的中国交响乐的高速公路。让作品能跑起来。”余隆期待更多作品跟乐团对接。 对于如何更好地提高乐团水平、如何推动中国作品的发展、如何安排中国作品在一个乐团乐季中所占的问题，关峡认为：“在一个乐团的音乐语言设计中，中国民族的元素是一定要有的，但适当的划定主题，应当是院团管理者来说是预先考虑到。至于中国作品在一个乐团乐季作品安排中的比例，有的说100%，我个人认为那肯定是错的！因为乐团这驾车它是双轮驱动的！一个乐团，要不把西方古典演奏这一套给它好好的提高起来，你演中国作品，那也不是个味儿！为什么？没有基本技术。学习西方的作品是保证你这个院团最基本的功力，就跟我们练练身健健体、汲取营养是一样的。我个人认为二八定律比较好，80%是外国各种流派，你还要演奏一些法国作品，法国作品罗曼，那对音乐精细度、配合度多高，那么大一个乐派在中国被忽视，基础要打牢。但是俄罗斯的甚至民乐派，这个要好好在民乐团设计出来，拿出20%，好好做中国作品的创作。当然拿出30%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50%对50%，这是个人经验。你如果大量的中国作品上来了之后，我们中国作品对乐队要求或者说作曲家本身初始技术的标准还是有很多局限的。你还是要保证乐团是要在一年一提高技术含量和音乐高度标准声音上寻求突破，在这个基础上再说中国作品，这个千万不要乱，有的院团说100%演中国作品，那你这个院团三年就下来，因为中国没有这么多作品，你要做到提高是做不到。”
对于演出季中如何平衡古典曲目与现代新作品之间的关系，上海爱乐乐团团长孙红表示，“我们过去3年安排中国音乐作品的演出，量基本上达到乐季总作品安排的四分之一。我们在选择乐曲的考量上，基本上考虑能够多演，也按照这样的考量委约作品。”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贾国平介绍，“包括柏林爱乐乐团在内的国外很多乐团都是传统曲目里边塞一个现代音乐，这个作为乐团常态化，这样互相都比较舒服。新作品可以给它倾斜一点多一点排练时间，这样老作品可以节省一点时间，这样也对听众来说他也有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场音乐会全部是新作品。所以我想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可以探讨。”
很多与会专家也提到要想要乐团良性发展，就需要给乐团更加完善的激励机制。沈阳音乐学院教授范哲明建议，“我们院团应该建立一些驻团驻院包括在学校的驻院作曲家，他们基本上工作从事于写作，能有一个基本生活保障之外然后再进行内部委约，这都是很好的保证制度，保证了作曲家们，像蜗牛一样有个壳在里面待着，这个壳就是演奏团体。如果我们分离开，演奏团体去做这件事，创作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这个对将来的交响乐发展不是一个好的路径。一个健全的社会发展或者文化的发展，需要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工程的制定和搭建那是很重要的。”“我们乐团团员的生活状态连一个城市最一般白领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周湘林深感“我们政府投入相当不够。我们的投入一定要让演奏的艺术家他们能够获得最起码的受人尊重的生活保障，这是最底线。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激励。”
三、中国作品推广：中国作品应定期演出，国际巡演需融入主流观众群
对于国内交响乐团演出作品的选择，专家们也提出了建议。“乐团既然有了属于院团自己的作品，就应该在很多机会上进行推广。目前交响乐团越来越多、各地音乐厅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国内已经初步常态化的有了一些交响乐的观众。在这种前提下，应该定期推出中国作品并且定期演出，而不只是在某些节庆，应该把中国音乐作品变成常态的音乐季或者音乐会。可能决定音乐会曲目的，音乐总监也好、团里的决策者也好，我觉得能不能以更高的更广泛的视野，更高的角度同时也是更亲民的姿态来选择曲目。如果一个音乐季的举办特别有心、特别有设计，把这一年当中的曲目安排的由易到难、由传统作品到近现代作品，有这样一个增长的趋势，那么对于观众来讲，它不单单是有了去欣赏音乐会的收获和体会，同時他也有提高。”崔炳元谈到。
“交响音乐作品创作确实是要考虑到的技巧性与可听性、民族性与艺术性，古典与前卫这‘三性’的关系，也许是在一台作品或者很多作品当中，每一部作品有所侧重，比如有的作品更多体现一种创新性、探索性，也有的作品更多体现艺术性或者是可听性。所以根据表现题材不同我认为可以有所侧重。”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徐孟东建议。
虽然近些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北交、爱乐、中芭、贵阳交响乐团等院团都不追求任何经济回报的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的青年作曲家计划，但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温德青感到我国的作曲家尤其是年轻的作曲家对创作都是十分有热情额，但他们缺少一些长期稳定的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诗原认为现在还是要鼓励个人的专场音乐会上演，这样一种势头可能是发展交响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中国作品的选择，专家们也建议可以根据自己乐团的现况合理选择。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黄屹认为，“可听性是传播非常重要的手段，尤其在地方的观众的群体当中可以带来很高的上演率。希望我们国内作曲家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自己的创作，而且还有地方乐团确实也有他们局限性，有些时候没有所谓大团艺术水准包括人员专业技能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根据不同乐团的情况和水平，创作适合这个乐团的作品，我觉得也是相当重要的。”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钟峻程也感到地方的交响乐创作更加薄弱。哈尔滨交响乐团团长曲波直接对作曲家们发出了邀请：“希望作曲家们能到哈尔滨来采点风，咱们整出一两个好的作品！”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建议：“从我们院团在国际巡演中把中国作品带出去这件事情中，我还是看到变化非常非常大。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乐团走出去很不容易，出去就是了，能出去就不错，对外进行交流。但是近年开始，情况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各个院团也都非常关注走出去是一个质量，大家要到最主流的场馆，在国际上是重地这样的一些著名的标志性的场馆去演出，这个也有点过。现在我们更加关注除了主流的剧场以外，是不是应该走到主流观众群当中、演出是不是进入到当地的音乐季当中。因为当地主流音乐季当中，当地观众群是当地主流观众群，这是一个新提法。” 四、作品诠释、学术研究：二度创作亟待摧进，评论分析相对滞后
“一个作品的价值，能否成活有很多的因素，那就是说它的首演，特别是首演的时候，我们乐团特别指挥，对作品分析研究是不是到位，这是决定性的。”徐昌俊对此类现象深感遗憾。对此，关峡也很有同感：“乐团指挥是灵魂人物，因此这个指挥家对中国原创作品解读和他的二度创作，往往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决定这个作品成活率，至关重要。为什么我要谈这个。中国指挥大家都有经验，他知道一个原创作品到手上他怎么去把握，他怎么去带给观众或者在排练过程当中能让最好的状态来面对。但是也有一些指挥家，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太肤浅，就是打打拍子，谁看你打拍子，只不过你有这个权利站在指挥台上而已，你没有给观众带来一种激动，传达你对这个作品什么研究，带给观众一种感动，一种启迪，一种美妙的音乐，一种很均匀的音响，一个很共振和谐到了108分贝那种灿烂的那种感觉，最高感动的享受。作为管理者作为指挥家，要把沉甸甸的责任端在手上。”
学术研究很滞后是让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仁平感到焦急的一个问题，“好的作品不太多，看起来很痛快的评论文章也少。现在很多音乐评论，有的有个人发泄在里面、有的把作品以崇拜式的东西来研究，相对比较客观或者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分析跟评论很少，虽然我们并不指望作曲家去看你的评论会提高作曲水平，但是氛围要有。什么是好的交响乐？虽然不一定有一二三四五的标准，但是有一个健康的分母。福建省艺术研究院作曲家吴少雄提出把研讨会机制在中国交响乐发展的链条中完善起来。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王宁盼望国家艺术基金制度的不断完善。北京交響乐团团长孟海东则期待。“我们要形成中国交响乐的一支集体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各自的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作曲家郝维亚感到目前国内交响乐乐谱的整理和出版需要大力推进，“中国交响乐队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于乐谱的整理和出版。我们知道日本作曲家乌央乌央，一堆一堆上，但是总谱出版，每个人都在出版，我知道出版花钱，我也知道出版的过程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需要校验排版，但是日本人有很多方式，直接把作曲家的手稿出来了，直接转PDF就出来了，中间有错误，有，但是作为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和推动交响乐事业往前走，这些谱子上的小错误，可以忽略，让更多人研究他，往前走，好的作品再出来再版。往前走的是需要一个积累的。”
韩新安在总结会议时表示，“专家的座谈确确实实让大家很受启发、也很受教育，专家们的分析和建议拓宽了我们的视野，非常有利于我们将来工作中借鉴和思考。
叶小钢在主持14日上午座谈会时表示，交响乐作为一个国家的音乐表现形式的最高形态，近年来进一步受到中央和各级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中国音协将推动中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作为一项重要工作，召开这次座谈会就是一次具体举措。他表示，中国交响乐的发展最终靠作品，当前国内各个交响乐团发展的程度、水平比过去有了显著的提高，无论出国巡演还是推广中国交响乐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怎么样让交响乐作品更深入人心，我们的交响乐真正打动人，这是很重要的工作，需要大家共同推动这件事情。他指出，中国交响乐的未来大有可为，不论是交响乐团管理者还是创作者，我们每个人都应该由衷地感到参与这份事业的自豪感，以时不我待的责任意识和良好的精气神投身于中国交响乐的发展。
韩新安代表中国音协分党组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表示，交响乐堪称音乐艺术中的“国之重器”，是衡量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参考。中国交响乐从无到有，从稚嫩走向成熟，经历的是一条不断探索与不懈追求的发展道路。作为东方文明古国，能够借鉴外来音乐形式，表述本民族与本土的主题与情感，能够融入自己的文化传统，创造出中华民族的交响乐文化，这是历史性的音乐文化的进步。举办这次座谈会，目的就是回顾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交响乐走过的发展道路，分析当下中国交响乐创作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探讨新时代中国交响乐事业的发展和繁荣。韩新安在讲话中从努力肩负起为时代发声、为人民抒怀的使命和担当;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大力加强现实题材音乐创作;秉持守正创新理念，创作更多具有中国精神、中国气派、中国风格和国际视野的精品力作等三个方面与参会代表作了交流。他指出，本次座谈会是在党中央发出“改革开放再出发”号召后，全国交响乐领域一次具有历史性意义的集结，对于推动新时代中国交响乐发展，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总结会议期间，与会代表在充分分享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交响乐团建设所取得的成就、我国交响乐事业发展长足进步的同时，也能看到了新时代中国交响乐团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大家通过主题发言和自由发言的方式，就职业化的交响乐团在演出季的过程中如何平衡古典曲目与現代新作品之间的关系、交响乐创演激励机制、交响乐创作人才的培育问题;交响乐团在推动中国交响乐作品的创作传播中的作用和举措、新时代中国交响乐团的经营与建设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座谈交流。
一，交响乐创作：委约制度存在盲点，自主创作不可忽视
近几年，中国交响乐的创作与发展进入了快车道，诞生了不少优秀的作品。但不少业内人士认为，目前的音乐创作中，委约作品较多，自发创作的作品较少。中国音协副主席、中国爱乐乐团艺术总监、指挥家余隆指出，不是说委约不好，但如果委约变成了创作的一个条件，不委约就不写作品了，这样不行。
中国音协副主席、作曲家张千一在实际的创作中有很深的体会，他表示，自己在委约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当作曲家的确是太难了。不仅要进行长时期的创作储备，同时还要思考你的作品如何让方方面面的人听到都不排斥。他认为，委约创作需要作曲家处理好两种关系，一个是内容与形式的关系，可听性与技术性的关系：一个就是专家、听众的审美统一关系。“创作应该是一个个人化和私密化的过程，你有很多创作的深层次的想法，应该是比较个人化的，是从你内心里发出来的。这样创作出来的作品更有价值。在这样一个大的委约的创作过程当中，如何能够尽可能地使自己的作品有艺术价值，这是每一位作曲家应该思考的问题。”
中国音协副主席、作曲家关峡更是直言不讳地指出，委约的作品十个能有一个好就非常非常好了，“你做音乐是让人听的，光让人听还不行，还要供人欣赏。我们现在很多作品听都不愿意听，作曲家本身由于生活，由于时代，他的作品听不得，孤芳自赏。这个状态可能作曲家本身要思考，你一定要写的音乐，首先让人欣赏回味，音乐的本质就是共鸣和欣赏，共鸣产生共振，产生思想情感特别深邃的思想，哲理的思想这种东西在我们现在当下的创作当中体现得少一些，更多关注个人的一些感受，个人感受没有错，每个人的感受都没有错，但是你要放到音乐的时候，你要有共鸣，欣赏。老一代的作曲家技术上没有现在年轻这一代技术上这么完备，但是老一代作品里面所蕴含的所有创作当中最本质的东西都有。而现在我们一些作曲，最本质东西都没有，因此你传递出来的东西创作上是乱的，这是作曲家自身要进行调整。”
陕西省交响乐协会会长、作曲家崔炳元也谈到，院团委约现在是越来越多的一个现象，但是有些院团在委约方面还是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一个误区是对当地的文化事件、文化人物、历史典故都有所期许，但是殊不知交响乐没有语意性，用交响乐做一个当地的旅游指南，这是开玩笑的事。还有一个误区是为了暂短的业绩委约，结果做完了就演一两场也就完了，花钱不说，浪费了作曲家的心血。”
天津音乐学院院长、作曲家徐昌俊认为：“我们在职业化，委约制度是非常好的，作曲家需要有委约的机会，但是作曲家除了委约的，作曲家还应该有其他自己愿意去写的，而不仅仅为了委约，委约有些限制，作曲家还应该有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热爱。我也是这样，我相信很多的作曲家，真正的作曲家应该都会去做一些这样的事情。”
二、交响乐团发展：乐季安排需双轮驱动，激励机制要更加完善
“目前中国已经有80多个交响乐团，大团大作、小团小作，每个乐团有不同的生活模式，但是如想精益求精我们要以专业为职责、以职业为目标构建中国交响乐团这个平台，因为没有平台任何的东西是上不去的。其实交响团更多像一个高速公路，作品像汽车，高速公路上跑的汽车，其实就是作品。我们要尽力打造更好的中国交响乐的高速公路。让作品能跑起来。”余隆期待更多作品跟乐团对接。 对于如何更好地提高乐团水平、如何推动中国作品的发展、如何安排中国作品在一个乐团乐季中所占的问题，关峡认为：“在一个乐团的音乐语言设计中，中国民族的元素是一定要有的，但适当的划定主题，应当是院团管理者来说是预先考虑到。至于中国作品在一个乐团乐季作品安排中的比例，有的说100%，我个人认为那肯定是错的！因为乐团这驾车它是双轮驱动的！一个乐团，要不把西方古典演奏这一套给它好好的提高起来，你演中国作品，那也不是个味儿！为什么？没有基本技术。学习西方的作品是保证你这个院团最基本的功力，就跟我们练练身健健体、汲取营养是一样的。我个人认为二八定律比较好，80%是外国各种流派，你还要演奏一些法国作品，法国作品罗曼，那对音乐精细度、配合度多高，那么大一个乐派在中国被忽视，基础要打牢。但是俄罗斯的甚至民乐派，这个要好好在民乐团设计出来，拿出20%，好好做中国作品的创作。当然拿出30%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50%对50%，这是个人经验。你如果大量的中国作品上来了之后，我们中国作品对乐队要求或者说作曲家本身初始技术的标准还是有很多局限的。你还是要保证乐团是要在一年一提高技术含量和音乐高度标准声音上寻求突破，在这个基础上再说中国作品，这个千万不要乱，有的院团说100%演中国作品，那你这个院团三年就下来，因为中国没有这么多作品，你要做到提高是做不到。”
对于演出季中如何平衡古典曲目与现代新作品之间的关系，上海爱乐乐团团长孙红表示，“我们过去3年安排中国音乐作品的演出，量基本上达到乐季总作品安排的四分之一。我们在选择乐曲的考量上，基本上考虑能够多演，也按照这样的考量委约作品。”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贾国平介绍，“包括柏林爱乐乐团在内的国外很多乐团都是传统曲目里边塞一个现代音乐，这个作为乐团常态化，这样互相都比较舒服。新作品可以给它倾斜一点多一点排练时间，这样老作品可以节省一点时间，这样也对听众来说他也有个渐进的过程，不是一场音乐会全部是新作品。所以我想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方法可以探讨。”
很多与会专家也提到要想要乐团良性发展，就需要给乐团更加完善的激励机制。沈阳音乐学院教授范哲明建议，“我们院团应该建立一些驻团驻院包括在学校的驻院作曲家，他们基本上工作从事于写作，能有一个基本生活保障之外然后再进行内部委约，这都是很好的保证制度，保证了作曲家们，像蜗牛一样有个壳在里面待着，这个壳就是演奏团体。如果我们分离开，演奏团体去做这件事，创作是另外一件事，所以这个对将来的交响乐发展不是一个好的路径。一个健全的社会发展或者文化的发展，需要方方面面的这样一个具体的工程的制定和搭建那是很重要的。”“我们乐团团员的生活状态连一个城市最一般白领的生活水平都达不到”，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周湘林深感“我们政府投入相当不够。我们的投入一定要让演奏的艺术家他们能够获得最起码的受人尊重的生活保障，这是最底线。我觉得这是最大的激励。”
三、中国作品推广：中国作品应定期演出，国际巡演需融入主流观众群
对于国内交响乐团演出作品的选择，专家们也提出了建议。“乐团既然有了属于院团自己的作品，就应该在很多机会上进行推广。目前交响乐团越来越多、各地音乐厅也越来越多，可以说国内已经初步常态化的有了一些交响乐的观众。在这种前提下，应该定期推出中国作品并且定期演出，而不只是在某些节庆，应该把中国音乐作品变成常态的音乐季或者音乐会。可能决定音乐会曲目的，音乐总监也好、团里的决策者也好，我觉得能不能以更高的更广泛的视野，更高的角度同时也是更亲民的姿态来选择曲目。如果一个音乐季的举办特别有心、特别有设计，把这一年当中的曲目安排的由易到难、由传统作品到近现代作品，有这样一个增长的趋势，那么对于观众来讲，它不单单是有了去欣赏音乐会的收获和体会，同時他也有提高。”崔炳元谈到。
“交响音乐作品创作确实是要考虑到的技巧性与可听性、民族性与艺术性，古典与前卫这‘三性’的关系，也许是在一台作品或者很多作品当中，每一部作品有所侧重，比如有的作品更多体现一种创新性、探索性，也有的作品更多体现艺术性或者是可听性。所以根据表现题材不同我认为可以有所侧重。”上海音乐学院教授徐孟东建议。
虽然近些年国家大剧院管弦乐团、北交、爱乐、中芭、贵阳交响乐团等院团都不追求任何经济回报的参加了国家大剧院的青年作曲家计划，但上海音乐学院教授温德青感到我国的作曲家尤其是年轻的作曲家对创作都是十分有热情额，但他们缺少一些长期稳定的平台展示自己的作品。原解放军艺术学院教授李诗原认为现在还是要鼓励个人的专场音乐会上演，这样一种势头可能是发展交响乐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于中国作品的选择，专家们也建议可以根据自己乐团的现况合理选择。昆明聂耳交响乐团艺术总监黄屹认为，“可听性是传播非常重要的手段，尤其在地方的观众的群体当中可以带来很高的上演率。希望我们国内作曲家能够从这样的一个角度去进行自己的创作，而且还有地方乐团确实也有他们局限性，有些时候没有所谓大团艺术水准包括人员专业技能那么好，在这种情况下，怎么样能够根据不同乐团的情况和水平，创作适合这个乐团的作品，我觉得也是相当重要的。”广西艺术学院教授钟峻程也感到地方的交响乐创作更加薄弱。哈尔滨交响乐团团长曲波直接对作曲家们发出了邀请：“希望作曲家们能到哈尔滨来采点风，咱们整出一两个好的作品！”
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周平建议：“从我们院团在国际巡演中把中国作品带出去这件事情中，我还是看到变化非常非常大。最早的时候，可能大家觉得乐团走出去很不容易，出去就是了，能出去就不错，对外进行交流。但是近年开始，情况就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各个院团也都非常关注走出去是一个质量，大家要到最主流的场馆，在国际上是重地这样的一些著名的标志性的场馆去演出，这个也有点过。现在我们更加关注除了主流的剧场以外，是不是应该走到主流观众群当中、演出是不是进入到当地的音乐季当中。因为当地主流音乐季当中，当地观众群是当地主流观众群，这是一个新提法。” 四、作品诠释、学术研究：二度创作亟待摧进，评论分析相对滞后
“一个作品的价值，能否成活有很多的因素，那就是说它的首演，特别是首演的时候，我们乐团特别指挥，对作品分析研究是不是到位，这是决定性的。”徐昌俊对此类现象深感遗憾。对此，关峡也很有同感：“乐团指挥是灵魂人物，因此这个指挥家对中国原创作品解读和他的二度创作，往往在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决定这个作品成活率，至关重要。为什么我要谈这个。中国指挥大家都有经验，他知道一个原创作品到手上他怎么去把握，他怎么去带给观众或者在排练过程当中能让最好的状态来面对。但是也有一些指挥家，对音乐作品的理解太肤浅，就是打打拍子，谁看你打拍子，只不过你有这个权利站在指挥台上而已，你没有给观众带来一种激动，传达你对这个作品什么研究，带给观众一种感动，一种启迪，一种美妙的音乐，一种很均匀的音响，一个很共振和谐到了108分贝那种灿烂的那种感觉，最高感动的享受。作为管理者作为指挥家，要把沉甸甸的责任端在手上。”
学术研究很滞后是让上海音乐学院教授钱仁平感到焦急的一个问题，“好的作品不太多，看起来很痛快的评论文章也少。现在很多音乐评论，有的有个人发泄在里面、有的把作品以崇拜式的东西来研究，相对比较客观或者比较有文化底蕴的分析跟评论很少，虽然我们并不指望作曲家去看你的评论会提高作曲水平，但是氛围要有。什么是好的交响乐？虽然不一定有一二三四五的标准，但是有一个健康的分母。福建省艺术研究院作曲家吴少雄提出把研讨会机制在中国交响乐发展的链条中完善起来。中国音乐学院教授、著名作曲家王宁盼望国家艺术基金制度的不断完善。北京交響乐团团长孟海东则期待。“我们要形成中国交响乐的一支集体的力量来解决我们各自的问题。”
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教授、作曲家郝维亚感到目前国内交响乐乐谱的整理和出版需要大力推进，“中国交响乐队的发展有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对于乐谱的整理和出版。我们知道日本作曲家乌央乌央，一堆一堆上，但是总谱出版，每个人都在出版，我知道出版花钱，我也知道出版的过程是一个很艰苦的过程，需要校验排版，但是日本人有很多方式，直接把作曲家的手稿出来了，直接转PDF就出来了，中间有错误，有，但是作为一个探索性的研究和推动交响乐事业往前走，这些谱子上的小错误，可以忽略，让更多人研究他，往前走，好的作品再出来再版。往前走的是需要一个积累的。”
韩新安在总结会议时表示，“专家的座谈确确实实让大家很受启发、也很受教育，专家们的分析和建议拓宽了我们的视野，非常有利于我们将来工作中借鉴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