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提起儿子，吕洲71岁的母亲直抹眼泪：“咋能不想见他嘞，可院里恁多户人，不敢叫他随便回来啊！”老太太也知道，她的儿子吕洲就在院子后面几百米上面的山坡上。河南省洛阳市汝阳县王坪乡洞沟村位于伏牛山深处，这里有许多青壮年都外出务工，吕洲就是其中的一个。麦收农忙在即，吕洲和两个伙伴从打工的北京千里迢迢赶回老家。豫西农村已经层层关卡防SARS，各县镇、乡、村口都设置了检查站防止外地人员和外出务工返乡人员随意进入。吕洲没等进家门，就被隔离在村外。
目前我国很多农村缺医少药，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医疗体系保障。当非典在城市肆虐的时候，人们最担忧的还是农村。多数农民，尤其是中西部绝大部分农民连一般的病症都看不起，更不要说面对非典了。如果非典在农村蔓延，后果会怎么样呢？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四川一些县采访时，从卫生局长到乡村医生，都不无紧张地说：不能想象！前不久，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赴甘肃、河南、湖北，选取了几个颇具代表性的村庄深入采访，调查的结果令人感到心情非常沉重。
在广大农村，农民的医疗情况是，小病顶大病抗得了绝症没指望。
两个民工的遭遇
5月10日，记者来到兰州西南约200公里处的甘肃省积石山县小关乡大茨滩村。全村8个社，245户人家，总人口1196人。这里海拔3300米，山顶还有积雪，属高寒阴湿气候。全村有山地2266亩，人均1．8亩，农作物以小麦、土豆为主。据村主任马元海讲“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也就400元吧，给上面报的是700元。”
5月11日下午，记者随机进入一社的一户村民家里，28岁的村民周海比卜躺在门外的钢丝床上，他的腿断了。
今年春节后，周海比卜在甘肃省临夏州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2月26日，在拆除旧楼房时，从四楼掉下来的楼板砸断了周海比卜的右腿。
当即，他被工友们送到了州人民医院，他递给记者的诊断书上写着“右髋骨折，右手背裂伤”，入院时间是2月26日，出院时间是3月15日，住院时间17天。
周海比卜说：“住院拉（借）了6000多块钱的帐，光医疗费就花了3971元，还有吃饭等其他费用。”记者问：“为什么工头不负责呢？”他说：“干活时，工头已经谈好，‘伤亡与工头无关，一切由自己负责’，这样才能有活干。”
周海比卜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身上装了钢板，一年后要取钢板，大夫说，至少还得三四千。不知道钱从那里来！总起来得花1万元呀。”
就在周海比卜砸断腿的第8天，他的妻子在家里给他生下了第二个女儿。“你媳妇生孩子花了多少钱？”周海比卜说：“也就20来块钱吧，尕尕（小孩）和大人吃了点药，消个炎。”
54岁的村支书马玉良告诉记者：“我们村子里的娃娃，基本上都是这样生在家里的，除非难产了就急急忙忙往医院里送，因此，也折掉了好几条人命。没办法呀，这连续两三年没有一个娃娃是从医院生的。咱们这里的农民太穷了，全村目前还有一半家庭，粮食都不够吃，还饿肚子呢。”
周海比卜一家5口，除了妻子与两个孩子，他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父亲。全家7亩山地，当地每亩小麦平均只产150公斤，去年他种了5亩小麦，只打了700公斤粮食，收获了相当于两个半人的口粮（村支书说，当地人均年消耗口粮为250公斤，因为没有一点油水。），另一半口粮是周海比卜打工赚钱购买。去年他在原来的工地上打工5个月，一天也没停地劳动，最后给家里赚来1500元。他说：“包吃包住，每天的工钱是10块，一半就用来给家里买口粮了。”
“全家人都在指望着他，他这一残废，我们一家人怎么活呀！”他的妻子非常无助地对记者说。
村里还有一个村民，彻底残废了。他与周海比卜是同一个社的，名叫马奴力，是一个29岁的青年。
在马奴力的家里，他的妻子仙祖力哈告诉记者，1998年2月，年仅24岁的马奴力去西藏修公路。炸山时，滚石砸断了他的左腿。
一年后，截掉了左小腿的马奴力，带着假肢拄着双拐回到了家里。他的父亲说：“这个老板不错，娃娃的医疗费全部出了，还给了我们2万元钱。我们用1万2盖了这3间房子，全家算是有了一个不漏雨的窝，其余的基本上用来买粮食了。”
记者去马奴力家时，马奴力与村里的其他一些壮劳力去几十公里以外的深山里，挖冬虫夏草去了。
他的妻子哭着说：“5000多米高的山上，全是雪，他有好几次从山上滚下来，差点摔死。浑身是伤。干得好，一年也就挣个不到一千块钱。”
比起这些意外致残的村民，因其他重症疾病造成的悲剧在这个村里也不是个数。
7岁孤儿：肺结核的继承人
5月12日，记者随机走访来到该村七社村民马吾德家里，看到68岁的马吾德背着自己7岁的孙子马麻二力正要出门，孩子在不断地剧烈咳嗽着，脸色蜡黄，没有一点生气。
马吾德说：“娃娃1岁多的时候，他妈就不断地咳嗽，一直肺疼，疼的吐血。后来看过几次，打针的钱没有了，就再也没去打，拖了一个阶段就疼死了，死的时候才28岁。”“一年以后，他爹到青海果洛去打工，一去，就咳嗽，十几天后，人家给我送回一具尸体。”
陪同的村文书长海龙告诉记者：“两个人都是肺结核。”村文书还告诉记者：“与马麻二力一样，由于传染病、地方病失去双亲，变成孤儿的在我们村还有3户。”
接着村文书把记者带到就近的该村五社村民周米香家里，周米香对记者说：“我的命不好，10年前，我的儿子马继良有一次感冒了，在家里睡了几天就死了，儿媳妇不到一年就跑了。撇下当时只有10岁、5岁、1岁的三个孩子就走了。”
现在虽然大孙女已经出嫁，二孙女在外当保姆，但最小的孙子依然与周米香在一起艰难度日。
当讲完这一个个故事后，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个村村民的整体健康状态，它又是怎样的呢？
残疾人在村里随处可见
从5月10日到5月14日，记者用整整5天5夜在大茨滩村先后走访了近40家农户，接触了200多村民。记者发现——
其一，有不少侏儒。5月12日中午，记者在大茨滩村五社看到一个身高最多不超过110公分的女人，她的腿呈“O”状，双脚向外撇着。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村文书告诉记者，她叫陈绿给牙，已经57岁了，是一个老姑娘，一直没有出嫁，住在自己的哥哥家里。当天下午，记者在该村六社又见到在马路边上晒太阳的一个“小男人”，他的身高与陈绿给牙不相上下，可能会更小一点。他叫马社木苏，已经55岁了，住在弟弟家里，由他的弟弟养活着。
据村支书马玉良介绍，像这样的侏儒“全村有6个人”，但记者看到的要比这个数字大，而马支书说：“有1个是外村的，另外几个不是，因为人老了会自己变小。”
其二，瞎眼者不少。5月14日上午，根据村文书推荐，记者来到该村五社访问了瞎子母女。78岁的马索菲亚与60岁的马哈力麦住在一间黑乎乎的土坯房里，屋内只有一个土坑与一个小面柜，土炕边上有一个泥巴糊的土炉子，没有一点儿火。据村文书介绍，女儿马哈力麦虽然眼瞎，但不仅能做饭，而且田里的好多活都能干。5月11日晚，在村委门口小杂货铺里记者看到小老板的老婆也是个瞎子，所幸她只瞎了一只眼。这位33岁的女人说：“我这只眼是从五六岁起开始看不见东西的，当时我弟弟也一样，但家里花钱给治好了，我是个女娃子，家里没钱管我，也就这样了。”她接着说：“我们村像我这样小时候就看不见的人有八九个呢。”
但村支书马玉良统计的结果是，全村“瞎眼的人有6个”。
其三，痴呆者也不少。5月12日，记者在该村七社14号农户门口见到一个约50多岁的女人，半爬在地上，直愣愣地盯着记者一行，村文书说：“她是个痴呆，腿子还有残疾。”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该村有不少人不知道自己多少岁、家有几亩田、家有几口人。但村支书统计的数字是“全村痴呆者为2人。”
村支书告诉记者，村里还有1个断肢的、1个大脖子。原来大脖子病很普遍，自从这些年来推行碘盐等防治措施，现在年轻一代基本全面消除了。
村小学老师龙有福认为全村村民至少有一半患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都在带病劳动。而这个数字与积石山县卫生局去年对全县的一次抽查的结果基本一致：全县农民的患病率为59％。
显然，村民患病率不仅在大茨滩村居高不下，而且在整个积石山县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那么，当地的村民又是如何应对这众多疾病的呢？
有了病：“干背、死挨、等死”
与大茨滩村的村民们共同生活了5天后，记者发现当地的村民们对待疾病的态度与处理办法基本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小病忍着，不疼不治”。5月12日，记者走进该村五社29号，在一间小房子里见到了这里的主人，40岁的村民麻马乃。他已经重感冒连续半个多月了，他跟记者说：“因为没钱买药，睡在床上抗病”。村文书讲：“这在当地很普遍，许多人都是这样抗病的，大家叫这种做法为‘干背’，也就是靠自己的身体抗着。”
其二，“自治自救，土法上马”。马玉良告诉记者，确实病得厉害了，村民们一般会采取以下办法来对付疾病的：
最常见的办法是——“安乃近去痛片包治百病法”。不少家庭都有这两种药，因为安乃近每片4分、去痛片每片5分，且吃了就能止痛治热起到好的作用。另外当地还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头痛感冒，阿斯匹林两包，治不了病，要不了命”。其次是土法治病。当地许多村民家里都有一种“黑药”，就是从深山里挖点羌禾、柴胡、加入白矾煎煮形成的药，因颜色发黑，当地人叫做“黑药”。
其三，“不睡倒不上医院”。该村二社村民谢中雄是个老病号，他对记者说：“只要能动，我们农民就会上地去干活，确实病了，一般是睡上两天，只要不睡倒就不会去医院。
其四，“在家等死”。谢中雄的母亲是37岁上死的，他告诉记者：“我的老人确实到了没办法的时候才到医院，是肺结核，去了好几个地方住院，最后那几个钱花光，便拉回家等死。”
赤脚医生打工走了
如今，大茨滩村没有任何医疗机构与医疗人员。
1965年，国家为村里曾培养过一个“赤脚医生”，1977年八社村民马占林接了这个“赤脚医生”的班。当时在大队部还有一间房子，马占林也是日常来上班，与别的社员一样，上班就能挣到工分。村支书说：“1978年，村里在资金很紧张的情况下，还给过村卫生所1000元，让他买设备与药品。”
“分田到户后不久，这个村卫生所就搬到马占林自己的家中了。”
5月10日下午，记者专门来到位于八社的原村医马占林家，他的女儿马苏尼接待了记者。马苏尼告诉记者：“我阿达（父亲）到青海去打工了，已经走了好久了。”
马苏尼告诉记者，好些年前我们家就不开诊所了。她说，一是钱没有，没本钱开，开一个至少得两三千元，我们家拿不出来；二是欠帐太多，大家都是乡里乡亲，人家生病了来看病，没钱你给不给看？看了人家又还不上钱，我阿达的诊所就是这样被拖跨的。
马苏尼还从家里找出一个塑料夹，对记者说：“这是我阿达的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再也没去换，换一次要交200元呢，没钱。”
村里的两个杂货铺都在卖药。
除了村委会门口的那家杂货铺外，村里还有一家杂货铺。两个杂货铺的柜台上都放着两个大号“安乃近”玻璃瓶。村委会门口的杂货铺大一点，于是卖的药也就多一点，小老板把几十板感冒通片、牛黄解毒片、速效感冒胶囊放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每当有顾客要货时，他便把那个黑塑料袋拿出来，数给对方几片药。村里的两个杂货铺里“安乃近”比乡政府的小街上卖的贵，村里每片都是5分钱，小街上是3．3分。
门可罗雀的乡卫生院
5月15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距大茨滩村约3公里处的乡政府所在地小关村与唐藏村地界。乡政府的旁边就是乡卫生院，十多间破烂的平房，年久失修，墙皮掉了好多，比较整洁的地方很难找到。
正好有一个叫马炯的医生在院里，他带记者参观了全院唯一的一间诊断室，只有十来个平米的小屋子里，靠窗户放着一个还看得出颜色的桌子，桌上放着一个听诊器、一个有点毛病的血压计、一个温度表，除此还有一个记录本。旁边是一个长条凳，屋子的最里边放着一个小床，上面铺着一床发黑的毯子。
后来进来一个名叫张永忠的医生，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他说：“全院16间房，5个人，共有1个病床、1个药房、1个防保室、1个手术室。手术室专门用来做结扎手术，其他手术基本不做。”
5个医生，每人一间宿舍。全院设备如下：手术床1个、常用结扎手术刀具3个包、冰箱1台、听诊器1个、血压计1个、体温表1个。张永忠说：“总计也就2000元的设备吧，都很破烂。房子更是危房。”
这个卫生院去年的业务收入为2．4万元，全年接诊病人2000人次。然而他们5个人的工资平均为800元，每月该院仅工资的支出就是4000元，再加其他日常开支，该院每月净支出应该不少于5500元。
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样也是在这条小街上，有5家个体诊所，分别冠名为不同村庄的卫生所，个个营运良好。其中由该乡唐藏村村民张学义开的名为“小关乡大茨滩村卫生所”的诊所，去年的业务收入接近3万元。张学义原来是乡卫生院的临时工，高中文化程度，1990年办起了诊所，目前他的诊所的总资产是7000多元，去年净赚了6000多元，目前诊所只有他一个人在经营。同时他在诊所边上还开了一间杂货铺，如今他既是诊所的经营者也是杂货铺的小老板。小街上的另外4家诊所中，多数都是赚钱的，惟有马成德是专一经营诊所的。
老“赤脚医生”马成德说：“乡卫生院与村卫生所有以下不同点：一是投资不同，我们是个人投资购设备办房产、个人经营，人家是国家投资，官方经营；二是人员不同，我们多是土八路，人家多是专业学校毕业的；三是成本不同，我们是自己的房子，自己一个人经营，人家是公家的房子，但人浮于事，5个人拿钱，一个人值班；四是国家的态度不同，人家好歹都有国家包着，还不断有资金政策支持，而我们好象与国家政策无关，也没人关心扶持我们；五是承担的任务不同，我们几个诊所，大部分的接诊人次都比他们多，他们还承担了计划生育的结扎手术，这一块占了他们业务总量的一半，如果不是国家给他们业务，他们一年能不能有1万元的业务收入都是问号；六是享受的药品供应政策与价格不同，人家进药价格低，而且能退货，从同一地方进货，我们的进价不仅高而且不能退货，有什么问题都得自己消化，待遇不公平；七是服务时间不同，我们是24小时接诊，随叫随到，他们则是8小时工作制。”
乡干部：我从不敢在村里吃饭
5月14日，记者在大茨滩村走访农户时，恰巧碰上了在村里查计划生育的小关乡计生专干高花小姐，这位姑娘对记者说：“这里村民的卫生状况太差了，我从不敢在村民家里吃饭。”
记者在这个村发现村里的卫生状况着实不尽人意，尤其是厨房脏、炕头脏、衣服脏，连许多孩子的脸也脏得不忍目睹。
做饭多是泥巴灶。记者走访过的许多村民家都把厨房设置在院落最边角的地方，绝大多数是泥巴房子泥巴灶，屋子被麦草烟薰得黑黑的，灶台上多是饭渣与面汤，黑的与灰的还有说不清的颜色交织在一起。厨房里除了灶台就是面板和一口水缸，东西并不多但大多家庭厨房显得很杂很乱。据村支书介绍，村里只有5户是瓷砖灶，还有14户是混凝土灶。连村支书家的灶也还是泥巴灶。
火炕脏的不敢上。走进每一户农家，主人总是不停地要请你上火炕，但许多家庭的火炕上不仅没有像样的被单，更重要的是因为绝大多数农户由于十几年就一床被单，被单不仅破旧，而且脏得看不清楚是什么颜色。在许多村民的火炕上记者不仅不敢过多地看床上的被单，更是感到有一种复杂的气味逼得记者喘不过气来。
衣服破的没法穿。村民穿的大多是来自城市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制服，因为衣服破旧，一些人干脆就不洗。
在村里，记者还发现许多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十有七八是不洗脸的，一天看到一个小姑娘，眼睛大大的，很动人，但她的脸几乎是一个五花脸，头发更是粘连在一起。
走进每一户村民家里，热情的村民总是会立即给你倒水，但每次他们总是把洗过的杯子，再用黑的看不清颜色的毛巾擦一遍，本来干渴难忍的记者就再也不敢喝水了，这种热情的用黑毛巾擦杯子的方式几乎家家一样。
目前我国很多农村缺医少药，几乎没有什么公共医疗体系保障。当非典在城市肆虐的时候，人们最担忧的还是农村。多数农民，尤其是中西部绝大部分农民连一般的病症都看不起，更不要说面对非典了。如果非典在农村蔓延，后果会怎么样呢？中央电视台记者在四川一些县采访时，从卫生局长到乡村医生，都不无紧张地说：不能想象！前不久，中国经济时报记者分赴甘肃、河南、湖北，选取了几个颇具代表性的村庄深入采访，调查的结果令人感到心情非常沉重。
在广大农村，农民的医疗情况是，小病顶大病抗得了绝症没指望。
两个民工的遭遇
5月10日，记者来到兰州西南约200公里处的甘肃省积石山县小关乡大茨滩村。全村8个社，245户人家，总人口1196人。这里海拔3300米，山顶还有积雪，属高寒阴湿气候。全村有山地2266亩，人均1．8亩，农作物以小麦、土豆为主。据村主任马元海讲“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也就400元吧，给上面报的是700元。”
5月11日下午，记者随机进入一社的一户村民家里，28岁的村民周海比卜躺在门外的钢丝床上，他的腿断了。
今年春节后，周海比卜在甘肃省临夏州一个建筑工地上打工。2月26日，在拆除旧楼房时，从四楼掉下来的楼板砸断了周海比卜的右腿。
当即，他被工友们送到了州人民医院，他递给记者的诊断书上写着“右髋骨折，右手背裂伤”，入院时间是2月26日，出院时间是3月15日，住院时间17天。
周海比卜说：“住院拉（借）了6000多块钱的帐，光医疗费就花了3971元，还有吃饭等其他费用。”记者问：“为什么工头不负责呢？”他说：“干活时，工头已经谈好，‘伤亡与工头无关，一切由自己负责’，这样才能有活干。”
周海比卜忧心忡忡地对记者说：“身上装了钢板，一年后要取钢板，大夫说，至少还得三四千。不知道钱从那里来！总起来得花1万元呀。”
就在周海比卜砸断腿的第8天，他的妻子在家里给他生下了第二个女儿。“你媳妇生孩子花了多少钱？”周海比卜说：“也就20来块钱吧，尕尕（小孩）和大人吃了点药，消个炎。”
54岁的村支书马玉良告诉记者：“我们村子里的娃娃，基本上都是这样生在家里的，除非难产了就急急忙忙往医院里送，因此，也折掉了好几条人命。没办法呀，这连续两三年没有一个娃娃是从医院生的。咱们这里的农民太穷了，全村目前还有一半家庭，粮食都不够吃，还饿肚子呢。”
周海比卜一家5口，除了妻子与两个孩子，他还有一个60多岁的老父亲。全家7亩山地，当地每亩小麦平均只产150公斤，去年他种了5亩小麦，只打了700公斤粮食，收获了相当于两个半人的口粮（村支书说，当地人均年消耗口粮为250公斤，因为没有一点油水。），另一半口粮是周海比卜打工赚钱购买。去年他在原来的工地上打工5个月，一天也没停地劳动，最后给家里赚来1500元。他说：“包吃包住，每天的工钱是10块，一半就用来给家里买口粮了。”
“全家人都在指望着他，他这一残废，我们一家人怎么活呀！”他的妻子非常无助地对记者说。
村里还有一个村民，彻底残废了。他与周海比卜是同一个社的，名叫马奴力，是一个29岁的青年。
在马奴力的家里，他的妻子仙祖力哈告诉记者，1998年2月，年仅24岁的马奴力去西藏修公路。炸山时，滚石砸断了他的左腿。
一年后，截掉了左小腿的马奴力，带着假肢拄着双拐回到了家里。他的父亲说：“这个老板不错，娃娃的医疗费全部出了，还给了我们2万元钱。我们用1万2盖了这3间房子，全家算是有了一个不漏雨的窝，其余的基本上用来买粮食了。”
记者去马奴力家时，马奴力与村里的其他一些壮劳力去几十公里以外的深山里，挖冬虫夏草去了。
他的妻子哭着说：“5000多米高的山上，全是雪，他有好几次从山上滚下来，差点摔死。浑身是伤。干得好，一年也就挣个不到一千块钱。”
比起这些意外致残的村民，因其他重症疾病造成的悲剧在这个村里也不是个数。
7岁孤儿：肺结核的继承人
5月12日，记者随机走访来到该村七社村民马吾德家里，看到68岁的马吾德背着自己7岁的孙子马麻二力正要出门，孩子在不断地剧烈咳嗽着，脸色蜡黄，没有一点生气。
马吾德说：“娃娃1岁多的时候，他妈就不断地咳嗽，一直肺疼，疼的吐血。后来看过几次，打针的钱没有了，就再也没去打，拖了一个阶段就疼死了，死的时候才28岁。”“一年以后，他爹到青海果洛去打工，一去，就咳嗽，十几天后，人家给我送回一具尸体。”
陪同的村文书长海龙告诉记者：“两个人都是肺结核。”村文书还告诉记者：“与马麻二力一样，由于传染病、地方病失去双亲，变成孤儿的在我们村还有3户。”
接着村文书把记者带到就近的该村五社村民周米香家里，周米香对记者说：“我的命不好，10年前，我的儿子马继良有一次感冒了，在家里睡了几天就死了，儿媳妇不到一年就跑了。撇下当时只有10岁、5岁、1岁的三个孩子就走了。”
现在虽然大孙女已经出嫁，二孙女在外当保姆，但最小的孙子依然与周米香在一起艰难度日。
当讲完这一个个故事后，让我们仔细考察一下这个村村民的整体健康状态，它又是怎样的呢？
残疾人在村里随处可见
从5月10日到5月14日，记者用整整5天5夜在大茨滩村先后走访了近40家农户，接触了200多村民。记者发现——
其一，有不少侏儒。5月12日中午，记者在大茨滩村五社看到一个身高最多不超过110公分的女人，她的腿呈“O”状，双脚向外撇着。走起路来一摇一摆的。村文书告诉记者，她叫陈绿给牙，已经57岁了，是一个老姑娘，一直没有出嫁，住在自己的哥哥家里。当天下午，记者在该村六社又见到在马路边上晒太阳的一个“小男人”，他的身高与陈绿给牙不相上下，可能会更小一点。他叫马社木苏，已经55岁了，住在弟弟家里，由他的弟弟养活着。
据村支书马玉良介绍，像这样的侏儒“全村有6个人”，但记者看到的要比这个数字大，而马支书说：“有1个是外村的，另外几个不是，因为人老了会自己变小。”
其二，瞎眼者不少。5月14日上午，根据村文书推荐，记者来到该村五社访问了瞎子母女。78岁的马索菲亚与60岁的马哈力麦住在一间黑乎乎的土坯房里，屋内只有一个土坑与一个小面柜，土炕边上有一个泥巴糊的土炉子，没有一点儿火。据村文书介绍，女儿马哈力麦虽然眼瞎，但不仅能做饭，而且田里的好多活都能干。5月11日晚，在村委门口小杂货铺里记者看到小老板的老婆也是个瞎子，所幸她只瞎了一只眼。这位33岁的女人说：“我这只眼是从五六岁起开始看不见东西的，当时我弟弟也一样，但家里花钱给治好了，我是个女娃子，家里没钱管我，也就这样了。”她接着说：“我们村像我这样小时候就看不见的人有八九个呢。”
但村支书马玉良统计的结果是，全村“瞎眼的人有6个”。
其三，痴呆者也不少。5月12日，记者在该村七社14号农户门口见到一个约50多岁的女人，半爬在地上，直愣愣地盯着记者一行，村文书说：“她是个痴呆，腿子还有残疾。”在采访过程中，记者发现该村有不少人不知道自己多少岁、家有几亩田、家有几口人。但村支书统计的数字是“全村痴呆者为2人。”
村支书告诉记者，村里还有1个断肢的、1个大脖子。原来大脖子病很普遍，自从这些年来推行碘盐等防治措施，现在年轻一代基本全面消除了。
村小学老师龙有福认为全村村民至少有一半患有各种大大小小的疾病，都在带病劳动。而这个数字与积石山县卫生局去年对全县的一次抽查的结果基本一致：全县农民的患病率为59％。
显然，村民患病率不仅在大茨滩村居高不下，而且在整个积石山县也是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那么，当地的村民又是如何应对这众多疾病的呢？
有了病：“干背、死挨、等死”
与大茨滩村的村民们共同生活了5天后，记者发现当地的村民们对待疾病的态度与处理办法基本呈现以下几个特点。
其一，“小病忍着，不疼不治”。5月12日，记者走进该村五社29号，在一间小房子里见到了这里的主人，40岁的村民麻马乃。他已经重感冒连续半个多月了，他跟记者说：“因为没钱买药，睡在床上抗病”。村文书讲：“这在当地很普遍，许多人都是这样抗病的，大家叫这种做法为‘干背’，也就是靠自己的身体抗着。”
其二，“自治自救，土法上马”。马玉良告诉记者，确实病得厉害了，村民们一般会采取以下办法来对付疾病的：
最常见的办法是——“安乃近去痛片包治百病法”。不少家庭都有这两种药，因为安乃近每片4分、去痛片每片5分，且吃了就能止痛治热起到好的作用。另外当地还有一句顺口溜叫做“头痛感冒，阿斯匹林两包，治不了病，要不了命”。其次是土法治病。当地许多村民家里都有一种“黑药”，就是从深山里挖点羌禾、柴胡、加入白矾煎煮形成的药，因颜色发黑，当地人叫做“黑药”。
其三，“不睡倒不上医院”。该村二社村民谢中雄是个老病号，他对记者说：“只要能动，我们农民就会上地去干活，确实病了，一般是睡上两天，只要不睡倒就不会去医院。
其四，“在家等死”。谢中雄的母亲是37岁上死的，他告诉记者：“我的老人确实到了没办法的时候才到医院，是肺结核，去了好几个地方住院，最后那几个钱花光，便拉回家等死。”
赤脚医生打工走了
如今，大茨滩村没有任何医疗机构与医疗人员。
1965年，国家为村里曾培养过一个“赤脚医生”，1977年八社村民马占林接了这个“赤脚医生”的班。当时在大队部还有一间房子，马占林也是日常来上班，与别的社员一样，上班就能挣到工分。村支书说：“1978年，村里在资金很紧张的情况下，还给过村卫生所1000元，让他买设备与药品。”
“分田到户后不久，这个村卫生所就搬到马占林自己的家中了。”
5月10日下午，记者专门来到位于八社的原村医马占林家，他的女儿马苏尼接待了记者。马苏尼告诉记者：“我阿达（父亲）到青海去打工了，已经走了好久了。”
马苏尼告诉记者，好些年前我们家就不开诊所了。她说，一是钱没有，没本钱开，开一个至少得两三千元，我们家拿不出来；二是欠帐太多，大家都是乡里乡亲，人家生病了来看病，没钱你给不给看？看了人家又还不上钱，我阿达的诊所就是这样被拖跨的。
马苏尼还从家里找出一个塑料夹，对记者说：“这是我阿达的证（《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再也没去换，换一次要交200元呢，没钱。”
村里的两个杂货铺都在卖药。
除了村委会门口的那家杂货铺外，村里还有一家杂货铺。两个杂货铺的柜台上都放着两个大号“安乃近”玻璃瓶。村委会门口的杂货铺大一点，于是卖的药也就多一点，小老板把几十板感冒通片、牛黄解毒片、速效感冒胶囊放在一个黑色的塑料袋里，每当有顾客要货时，他便把那个黑塑料袋拿出来，数给对方几片药。村里的两个杂货铺里“安乃近”比乡政府的小街上卖的贵，村里每片都是5分钱，小街上是3．3分。
门可罗雀的乡卫生院
5月15日上午11时，记者来到距大茨滩村约3公里处的乡政府所在地小关村与唐藏村地界。乡政府的旁边就是乡卫生院，十多间破烂的平房，年久失修，墙皮掉了好多，比较整洁的地方很难找到。
正好有一个叫马炯的医生在院里，他带记者参观了全院唯一的一间诊断室，只有十来个平米的小屋子里，靠窗户放着一个还看得出颜色的桌子，桌上放着一个听诊器、一个有点毛病的血压计、一个温度表，除此还有一个记录本。旁边是一个长条凳，屋子的最里边放着一个小床，上面铺着一床发黑的毯子。
后来进来一个名叫张永忠的医生，他在这里工作的时间长。他说：“全院16间房，5个人，共有1个病床、1个药房、1个防保室、1个手术室。手术室专门用来做结扎手术，其他手术基本不做。”
5个医生，每人一间宿舍。全院设备如下：手术床1个、常用结扎手术刀具3个包、冰箱1台、听诊器1个、血压计1个、体温表1个。张永忠说：“总计也就2000元的设备吧，都很破烂。房子更是危房。”
这个卫生院去年的业务收入为2．4万元，全年接诊病人2000人次。然而他们5个人的工资平均为800元，每月该院仅工资的支出就是4000元，再加其他日常开支，该院每月净支出应该不少于5500元。
然而，有意思的是同样也是在这条小街上，有5家个体诊所，分别冠名为不同村庄的卫生所，个个营运良好。其中由该乡唐藏村村民张学义开的名为“小关乡大茨滩村卫生所”的诊所，去年的业务收入接近3万元。张学义原来是乡卫生院的临时工，高中文化程度，1990年办起了诊所，目前他的诊所的总资产是7000多元，去年净赚了6000多元，目前诊所只有他一个人在经营。同时他在诊所边上还开了一间杂货铺，如今他既是诊所的经营者也是杂货铺的小老板。小街上的另外4家诊所中，多数都是赚钱的，惟有马成德是专一经营诊所的。
老“赤脚医生”马成德说：“乡卫生院与村卫生所有以下不同点：一是投资不同，我们是个人投资购设备办房产、个人经营，人家是国家投资，官方经营；二是人员不同，我们多是土八路，人家多是专业学校毕业的；三是成本不同，我们是自己的房子，自己一个人经营，人家是公家的房子，但人浮于事，5个人拿钱，一个人值班；四是国家的态度不同，人家好歹都有国家包着，还不断有资金政策支持，而我们好象与国家政策无关，也没人关心扶持我们；五是承担的任务不同，我们几个诊所，大部分的接诊人次都比他们多，他们还承担了计划生育的结扎手术，这一块占了他们业务总量的一半，如果不是国家给他们业务，他们一年能不能有1万元的业务收入都是问号；六是享受的药品供应政策与价格不同，人家进药价格低，而且能退货，从同一地方进货，我们的进价不仅高而且不能退货，有什么问题都得自己消化，待遇不公平；七是服务时间不同，我们是24小时接诊，随叫随到，他们则是8小时工作制。”
乡干部：我从不敢在村里吃饭
5月14日，记者在大茨滩村走访农户时，恰巧碰上了在村里查计划生育的小关乡计生专干高花小姐，这位姑娘对记者说：“这里村民的卫生状况太差了，我从不敢在村民家里吃饭。”
记者在这个村发现村里的卫生状况着实不尽人意，尤其是厨房脏、炕头脏、衣服脏，连许多孩子的脸也脏得不忍目睹。
做饭多是泥巴灶。记者走访过的许多村民家都把厨房设置在院落最边角的地方，绝大多数是泥巴房子泥巴灶，屋子被麦草烟薰得黑黑的，灶台上多是饭渣与面汤，黑的与灰的还有说不清的颜色交织在一起。厨房里除了灶台就是面板和一口水缸，东西并不多但大多家庭厨房显得很杂很乱。据村支书介绍，村里只有5户是瓷砖灶，还有14户是混凝土灶。连村支书家的灶也还是泥巴灶。
火炕脏的不敢上。走进每一户农家，主人总是不停地要请你上火炕，但许多家庭的火炕上不仅没有像样的被单，更重要的是因为绝大多数农户由于十几年就一床被单，被单不仅破旧，而且脏得看不清楚是什么颜色。在许多村民的火炕上记者不仅不敢过多地看床上的被单，更是感到有一种复杂的气味逼得记者喘不过气来。
衣服破的没法穿。村民穿的大多是来自城市的各种奇奇怪怪的制服，因为衣服破旧，一些人干脆就不洗。
在村里，记者还发现许多孩子尤其是男孩子十有七八是不洗脸的，一天看到一个小姑娘，眼睛大大的，很动人，但她的脸几乎是一个五花脸，头发更是粘连在一起。
走进每一户村民家里，热情的村民总是会立即给你倒水，但每次他们总是把洗过的杯子，再用黑的看不清颜色的毛巾擦一遍，本来干渴难忍的记者就再也不敢喝水了，这种热情的用黑毛巾擦杯子的方式几乎家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