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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雨是我国当代著名的艺术理论家和散文家,他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文化苦旅》一面世,便在读者群中造成空前的轰动效应。可以说,《文化苦旅》的出现,打破了传统散文的一元化创作模式,使散文走向多元化、复调化。更重要的是,余秋雨把对历史和文化的思考融入到散文创作中,形成了别具一格的文化散文系列。本文试图从《道士塔》一文出发,管中窥豹,简要谈谈余秋雨在散文创作手法上的一些革新。
首先,余秋雨在写作中始终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高瞻冷峻的笔触贯穿全篇,人们往往能从他的文章中读出一股学者书生气。他在文章中生动感人地叙述着历史事件,并且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对这些史实进行加工润色,从人类学、美学、哲学和史学等方面展开多角度研究,力求提升散文的文化品味。
《道士塔》讲述了这样一段可悲可愧的历史故事:王圆篆,湖北麻城的一个普通农民,流落到了甘肃,鬼使神差地掌管了莫高窟,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从此开始遭受一次次劫难。王道士不仅毁坏壁画,而且把文物盗卖给外国人,换取的却是可怜的一点银元。作者没有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在王道士身上,他清醒地指出,造成这场悲剧的绝非王道士一人。王道士在发现莫高窟文物后,曾经报告给当地的政府,而当地政府却以运费不低为由置之不理。此时,欧美的冒险家们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不远万里地朝敦煌赶来。对比之下,我们就可以明白敦煌的文物为什么会流失了,欧美冒险家的掠夺是外因,真正的内因是清王朝腐败的政治,他们对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不保护好,反而大量糟蹋。王道士出卖的是文物,而当时的统治者出卖的却是大量的国土和主权,两相对照,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当然,作者在文中对这些都没有明说,这正是作者写法的高明之处。作者善于对故事进行加工处理,把读者引入到他所创造的“历史真实”中,他默默地叙述着历史,让读者身临其境,去感受历史的沉痛与无奈,之后作者离开了,留下了浓郁阴沉的文化气息,万籁俱寂,只剩下读者,读者屏气凝神,大气不出,用一颗最真挚无邪的心去细细地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
其次,余秋雨采用了链环式的叙事结构,他根据自己的需要把独立完整的历史故事划分成几个部分,打破了传统散文一线贯穿的格局,每一小节之间虽然是独立的,但是又相互关联,而且随着作者的叙述把感情一步步推向高潮。在《道士塔》一文中,作者按照四个部分来行文,首先指出道士塔即罪人塔,接着写王道士愚昧无知,不仅毁坏文物,而且贪图私利出卖文物,最后告诫后人应该牢记耻辱,保护并且研究文物。文章结构很显然是递进式的,但作者巧就巧在把文章分为四个小节,没有一贯到底,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文章如果一马平川、一气呵成的话,固然在气势上感染了读者,但是随着文章高潮的结束,读者的心境很快就静止下来,读者思考的空间被原作者挤压了,因为原作者把一切都告诉了读者,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思考疲劳”。余秋雨不愧为高明的写作者,他在写作中不轻易地把感情推向高潮,而是采用一扬一抑的手法,使文章得到一伸一曲、一张一合的效果。读者正是在他的“感情空洞”中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拳脚,积极思考,从而得到自己的独到见解,进而反思历史。应该说作者的这种链环式结构,使文章不过于简单直白,为散文在形式上的创新做出了贡献。
最后,余秋雨在叙述中常常采用诗化的语言技巧,使自己置身于历史境遇中,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呐喊劝阻。这方面的例子在文章中是很多的。“我几乎不会言语,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历史是无法更改的,个人是不可能进入到以前的历史中的。面对着王道士的愚昧无知,作者的心境由悲愤转为痛苦,进而转为哀嚎。作者不能容忍王道士毁坏文物的行径,便不顾历史的阻隔,进入到他自己幻化的“历史真实”中,“住手”、“请等一等”之类的词语脱口而出,写作者蕴藏其中的悲悯之情跃然纸上。更为可悲的是,作者的哀求在王道士那里得不到任何的响应,王道士依然我行我素,作者在这里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场”。
作为当代优秀的散文家,余秋雨把散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正如西班牙中国侨民联合会会长麻卓民先生所言,“秋雨散文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产物,是中国文学创新的产物”。丰厚的人文底蕴,清醒深刻的批判意识,丰富独特的情感体验,纯熟高明的艺术技巧形成了余秋雨独具特色的文化散文。他不仅丰富了当代散文的内容,提升了当代散文的品位,而且对我们当代文化散文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单位:湖北罗田县一中
首先,余秋雨在写作中始终不忘自己的学者身份,高瞻冷峻的笔触贯穿全篇,人们往往能从他的文章中读出一股学者书生气。他在文章中生动感人地叙述着历史事件,并且用高超的艺术手法对这些史实进行加工润色,从人类学、美学、哲学和史学等方面展开多角度研究,力求提升散文的文化品味。
《道士塔》讲述了这样一段可悲可愧的历史故事:王圆篆,湖北麻城的一个普通农民,流落到了甘肃,鬼使神差地掌管了莫高窟,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从此开始遭受一次次劫难。王道士不仅毁坏壁画,而且把文物盗卖给外国人,换取的却是可怜的一点银元。作者没有把批判的焦点集中在王道士身上,他清醒地指出,造成这场悲剧的绝非王道士一人。王道士在发现莫高窟文物后,曾经报告给当地的政府,而当地政府却以运费不低为由置之不理。此时,欧美的冒险家们变卖掉自己的全部财产,不远万里地朝敦煌赶来。对比之下,我们就可以明白敦煌的文物为什么会流失了,欧美冒险家的掠夺是外因,真正的内因是清王朝腐败的政治,他们对祖先留给我们的遗产不仅不保护好,反而大量糟蹋。王道士出卖的是文物,而当时的统治者出卖的却是大量的国土和主权,两相对照,孰轻孰重一目了然。当然,作者在文中对这些都没有明说,这正是作者写法的高明之处。作者善于对故事进行加工处理,把读者引入到他所创造的“历史真实”中,他默默地叙述着历史,让读者身临其境,去感受历史的沉痛与无奈,之后作者离开了,留下了浓郁阴沉的文化气息,万籁俱寂,只剩下读者,读者屏气凝神,大气不出,用一颗最真挚无邪的心去细细地体味其中的酸甜苦辣。
其次,余秋雨采用了链环式的叙事结构,他根据自己的需要把独立完整的历史故事划分成几个部分,打破了传统散文一线贯穿的格局,每一小节之间虽然是独立的,但是又相互关联,而且随着作者的叙述把感情一步步推向高潮。在《道士塔》一文中,作者按照四个部分来行文,首先指出道士塔即罪人塔,接着写王道士愚昧无知,不仅毁坏文物,而且贪图私利出卖文物,最后告诫后人应该牢记耻辱,保护并且研究文物。文章结构很显然是递进式的,但作者巧就巧在把文章分为四个小节,没有一贯到底,这样做的好处是什么呢?我们知道文章如果一马平川、一气呵成的话,固然在气势上感染了读者,但是随着文章高潮的结束,读者的心境很快就静止下来,读者思考的空间被原作者挤压了,因为原作者把一切都告诉了读者,读者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思考疲劳”。余秋雨不愧为高明的写作者,他在写作中不轻易地把感情推向高潮,而是采用一扬一抑的手法,使文章得到一伸一曲、一张一合的效果。读者正是在他的“感情空洞”中得以充分施展自己的拳脚,积极思考,从而得到自己的独到见解,进而反思历史。应该说作者的这种链环式结构,使文章不过于简单直白,为散文在形式上的创新做出了贡献。
最后,余秋雨在叙述中常常采用诗化的语言技巧,使自己置身于历史境遇中,以“局外人”的身份进行呐喊劝阻。这方面的例子在文章中是很多的。“我几乎不会言语,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困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历史是无法更改的,个人是不可能进入到以前的历史中的。面对着王道士的愚昧无知,作者的心境由悲愤转为痛苦,进而转为哀嚎。作者不能容忍王道士毁坏文物的行径,便不顾历史的阻隔,进入到他自己幻化的“历史真实”中,“住手”、“请等一等”之类的词语脱口而出,写作者蕴藏其中的悲悯之情跃然纸上。更为可悲的是,作者的哀求在王道士那里得不到任何的响应,王道士依然我行我素,作者在这里为读者营造了一个巨大的“悲剧场”。
作为当代优秀的散文家,余秋雨把散文创作推向了一个新的层面,正如西班牙中国侨民联合会会长麻卓民先生所言,“秋雨散文是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伟大变革的产物,是中国文学创新的产物”。丰厚的人文底蕴,清醒深刻的批判意识,丰富独特的情感体验,纯熟高明的艺术技巧形成了余秋雨独具特色的文化散文。他不仅丰富了当代散文的内容,提升了当代散文的品位,而且对我们当代文化散文的良性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
单位:湖北罗田县一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