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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要问近年来对香港文学最影响的一件事情,也许就是也斯的离世。目前香港文坛对他的离世充满悲恸,但还未评价这件事对香港文坛的影响。终其一生,也斯在他的诗歌、散文甚至小说里,描划出香港的不同地方景致,还有对香港文学的点滴记录。透过也斯,香港文学渐渐浮现出今日我们所熟知的城市面貌。在也斯的最后岁月中,有出版社将他写香港的诗和散文辑成《也斯的香港》一书,作家舒非在序言中说也斯真的“爱香港”,也说得很贴切。也许,香港的风景经常在也斯的脑海里,反复出现。从《雷声与蝉鸣》开始,香港的街景、风土进入了他的诗中,后来加入了澳门以及中外不同城市的景观。初读他的诗,感觉是不错的,但对他的香港情结未必印象深刻,只道他是那种即景抒情的诗人。
随着梁秉钧(即诗人也斯)成为大学教授,文化理论和本土印象交杂影响着他的作品,在稍后的诗集《游离的诗》中,这种现象变得显著。这时候,他也发表《岛与大陆》、《剪纸》、《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等小说,加深了对城市形象的探索。香港地道饮食可说是令他最着迷的其中一环,后来他在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其中一篇小说《后殖民食神的爱情故事》,借主角老薛之口说要写一本关于香港食物历史的书,来道出他的心声。也斯最终没有写出一本这样的书,却在稍前发表了《人间滋味》,道尽他在世界各地饮食中经历的故事。
《人间滋味》缘起于几年前,也斯曾与另一位作家叶辉在报章上撰写一个关于食物与爱情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人间滋味》,而叶辉同时也将文章辑录成文集《食物与爱情的咏叹调》,叶辉稍早时还出版有《吃遍人间烟火》,似乎两人很执着于食物的意义,都曾着力描写食物与爱情的关系。但与叶辉相比,也斯的笔触没那么明显地呈现出黎民百姓的饮食之欲,反而更表现出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像涓涓细流般的人情世故,还有历史的钩沉。在四方田写给也斯的《书简三》中,这位日本友人与也斯谈论食物与母语的关系,并以母亲造的食物,追溯受俄国文化影响的个人饮食成长史,侧面映照出二十世纪的日本。在也斯的书写中,饮食也有重要的地位,但不是个人的,而是群体的。如果饮食构成也斯创作的其中一个主轴,那或许是因为饮食才能让他将我城的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吧,这种饮食与城市特色交融的创作特色,在较后期的诗集《蔬菜的政治》和《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里,显得更圆熟、灵巧,但这种“食物之爱”却无处不是对我城的眷念,而非单纯的“饮食男女”。
如果也斯的作品能表现出这份情感的话,那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也斯与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可爱力量大》的作者四方田犬彦的书信结集《守望香港》,就更能让读者了解香港如何活在也斯的骨髓中,而且由也斯的友人来看香港、看也斯,也别具意思。读者们看惯了也斯怎样描绘这座城市的面貌,而在《守望香港》,则可读到也斯和四方田犬彦怎样比较香港和东京。
四方田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人,他在书信里说,犬彦(Gouki)这个名字源自受左翼濡染的父亲,想将儿子名字改作列宁好友高尔基(Gorky)的名字。这位日本友人说也斯就像收集城市记忆的本雅明,其实四方田自己也有点像,只有像他这种对细微事物充满兴趣的文化人才能明白也斯,才可与也斯深入交流意见,又有相近的见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也斯亡故后将他的一些散文辑录成《浮世巴哈》一书,当中有一篇名为《旅行之王》的文章,介绍四方田犬彦的同名新书,文中讲述四方田如何周游列国,还学习不同语言(如格鲁吉亚语)来翻译各国的诗歌,可见他与也斯同样对世界诗歌有一份痴迷。四方田的《可爱力量大》对于日本流行文化中的kawai(可爱)事物,以及日本可爱产业背后的kidult(装嫩族)心态也有深入的讨论。这种对本土流行文化的好奇也可以套在也斯身上。在此,我们也可以文化研究者的心境,下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对这种物品,必须先有一种挚爱、沉迷,然后将它们从商业价值中抽出,思考其本质,在这方面,也斯和四方田的确有一点本雅明的气质。
高尔基是写实主义者。也斯虽不算写实主义者,但他的诗在抒情底下包含着对香港一切风物的熟悉和坚持,因为这份坚持,又能把这些事物(尤其食物)一一写出。他的作品有巨大的文学能量,但如果说读者能从这些地方事物中窥探出这种能量,那只是浮浅的说法。作为一个香港诗人,他的文字渗透着他对这座城市的深刻认识,这些既局限了他的文学创作,也是令他的文学个性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斯也是一位深研现代主义文学的学院人,成长于崇尚城市现代主义的六七十年代香港,他也像李欧梵一样对港沪的现代主义文学深感兴趣,只是更多了一种香港普罗大众的视角而已。难得也斯也得到四方田这样一位挚友,比大部分对香港深感兴趣的日本人,更细心对比了香港和东京等日本城市的特色,甚至包括香港人(甚至传统中国人)对蜑民与日本人对渔民的歧视,香港及日本渔民的风俗信仰,等等。
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下,东京和香港从面貌上经历了重大变化。在四方田给也斯的书信中,成长于佃岛的日本诗人吉本隆明(女作家吉本芭娜娜的父亲)一首关于佃岛的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四方田以诗中佃岛被污染的大海,对比也斯《北角汽车渡海码头》诗中的维港。在四方田的成长历程中,新宿左翼学生暴动的威力就像六十年代香港九龙暴动对香港人的影响差不多,四方田也谈论两位曾在同一间咖啡店工作的青年,其中一位近乎文盲的青年后来坐牢时深受马克思和吉本隆明影响,而另一位矢志成为喜剧演员的则成为了人所熟知的北野武。深受左翼思潮濡染的四方田,对比港日时空嬗变的眼光,也许比也斯谈论文艺电影文化的书信,还更有得注意。
不知也斯粉丝们对于这位与也斯旗鼓相当的Gorky作何感想?不过,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书信对答中两人对思考两地问题的探索,也许如果独白取代了这种期待收信人阅读一己之见的对话后,书中效果就会有所削弱。另,只有在这种既非独白又非实时对话的互相期许的语境中,也斯对香港文化的反思也更深刻,而且这是两位文化爱好者之间的对话,不是报章专栏,可以多谈一点两人的独特爱好。或许,这本书信集恰好也是也斯创作及本土思考的一种总结,也惟有在这些书信中,也斯比以前更无比清晰地表白了他对香港时局的忧虑,香港发生的社会事件、时事话题,一直令他担忧香港会失去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它的特质。如果以他在书信中表达的忧虑来对比他的诗和小说的城市题材,就可以证明他对城市的爱并不止于猎奇式的文学书写,只是城市独有的狭隘视角看似难于把日常生活里的人事提升到普遍人生的深刻反思,然而这种浮浅也是香港之所以能容纳各种潮流触觉的原因。
也斯在忧虑时,四方田也察觉到香港的改变,在一封他写给也斯的信中(书简七),他指陈回归后文化中心一间卖好书和CD的店没了,北角的川菜馆,和香港人谈起回归前的香港时,对方总会说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时已是回归后八年,四方田察觉到回归后的一代正在形成中。这意味着香港人正慢慢忘记一些令香港成为香港的事物,关键就在于四方田在书简后面讨论的一个问题,所谓“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的分别就在于有没有记忆。四方田恰好道出了也斯的心底话,他坦言对厌恶和怀疑对一切艺术和文化的控制,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斯威夫特主义者,就为了让一只珍鸟以独特的音色歌唱,这是“旺角小巷里的养鸟手艺人不惜花上几代人的时间和劳力的那种无名的技术吧”。不知四方田提起旺角雀仔街的养鸟人时,会否想到也斯的诗或小说中的传统香港人形象?一座城市的主角,是居住其中的人,而人居住其中的表证,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和世世代代传承下的古老职业。
也斯反复说明的始终是一个老问题:香港是什么,她优胜在哪里?从一封谈国画大师和保育抗争的书信中,他对四方田说,如果有人问香港有没有张择端这样的大师,那样答案当是没有,却也可以是有,而且有很多位,他指的是香港文学中诸位以我城为题材的作家、诗人,正是有了这些文人的笔,这座小小的城市才有了真切的面貌。目前香港的文艺生态正受到行政机制的约束,也斯并不是看不见这些问题,他也反省昔日念书时,大学只教授英语文学而忽略其他语种文学的做法,是殖民统治的狭隘。
读者在书信中读到也斯对殖民统治、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警惕,也斯一生徘徊于文化理论与文学之间,视香港事物为一种文化混杂、因此从中双得益彰的地方特色,却鲜有思考背后与管治逻辑之间的不稳定关系,现在于书信中更全面、直接地触及这个问题,确是难得。这是也斯在最后岁月的肺腑之言,幸好他也认识到这一位努力翻译各国诗歌,具备远大文学视角的日本友人,并在亡故后留下如此精彩的书信集,给我城的读者留下了更大的启示。
随着梁秉钧(即诗人也斯)成为大学教授,文化理论和本土印象交杂影响着他的作品,在稍后的诗集《游离的诗》中,这种现象变得显著。这时候,他也发表《岛与大陆》、《剪纸》、《记忆的城市·虚构的城市》等小说,加深了对城市形象的探索。香港地道饮食可说是令他最着迷的其中一环,后来他在小说集《后殖民食物与爱情》其中一篇小说《后殖民食神的爱情故事》,借主角老薛之口说要写一本关于香港食物历史的书,来道出他的心声。也斯最终没有写出一本这样的书,却在稍前发表了《人间滋味》,道尽他在世界各地饮食中经历的故事。
《人间滋味》缘起于几年前,也斯曾与另一位作家叶辉在报章上撰写一个关于食物与爱情的专栏,文章辑录成《人间滋味》,而叶辉同时也将文章辑录成文集《食物与爱情的咏叹调》,叶辉稍早时还出版有《吃遍人间烟火》,似乎两人很执着于食物的意义,都曾着力描写食物与爱情的关系。但与叶辉相比,也斯的笔触没那么明显地呈现出黎民百姓的饮食之欲,反而更表现出微妙的人际关系和像涓涓细流般的人情世故,还有历史的钩沉。在四方田写给也斯的《书简三》中,这位日本友人与也斯谈论食物与母语的关系,并以母亲造的食物,追溯受俄国文化影响的个人饮食成长史,侧面映照出二十世纪的日本。在也斯的书写中,饮食也有重要的地位,但不是个人的,而是群体的。如果饮食构成也斯创作的其中一个主轴,那或许是因为饮食才能让他将我城的主题发挥得淋漓尽致吧,这种饮食与城市特色交融的创作特色,在较后期的诗集《蔬菜的政治》和《后殖民食物与爱情》里,显得更圆熟、灵巧,但这种“食物之爱”却无处不是对我城的眷念,而非单纯的“饮食男女”。
如果也斯的作品能表现出这份情感的话,那么,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今年出版的也斯与日本文化研究学者、《可爱力量大》的作者四方田犬彦的书信结集《守望香港》,就更能让读者了解香港如何活在也斯的骨髓中,而且由也斯的友人来看香港、看也斯,也别具意思。读者们看惯了也斯怎样描绘这座城市的面貌,而在《守望香港》,则可读到也斯和四方田犬彦怎样比较香港和东京。
四方田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人,他在书信里说,犬彦(Gouki)这个名字源自受左翼濡染的父亲,想将儿子名字改作列宁好友高尔基(Gorky)的名字。这位日本友人说也斯就像收集城市记忆的本雅明,其实四方田自己也有点像,只有像他这种对细微事物充满兴趣的文化人才能明白也斯,才可与也斯深入交流意见,又有相近的见解。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在也斯亡故后将他的一些散文辑录成《浮世巴哈》一书,当中有一篇名为《旅行之王》的文章,介绍四方田犬彦的同名新书,文中讲述四方田如何周游列国,还学习不同语言(如格鲁吉亚语)来翻译各国的诗歌,可见他与也斯同样对世界诗歌有一份痴迷。四方田的《可爱力量大》对于日本流行文化中的kawai(可爱)事物,以及日本可爱产业背后的kidult(装嫩族)心态也有深入的讨论。这种对本土流行文化的好奇也可以套在也斯身上。在此,我们也可以文化研究者的心境,下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对这种物品,必须先有一种挚爱、沉迷,然后将它们从商业价值中抽出,思考其本质,在这方面,也斯和四方田的确有一点本雅明的气质。
高尔基是写实主义者。也斯虽不算写实主义者,但他的诗在抒情底下包含着对香港一切风物的熟悉和坚持,因为这份坚持,又能把这些事物(尤其食物)一一写出。他的作品有巨大的文学能量,但如果说读者能从这些地方事物中窥探出这种能量,那只是浮浅的说法。作为一个香港诗人,他的文字渗透着他对这座城市的深刻认识,这些既局限了他的文学创作,也是令他的文学个性之所以成立的原因。另一方面,也斯也是一位深研现代主义文学的学院人,成长于崇尚城市现代主义的六七十年代香港,他也像李欧梵一样对港沪的现代主义文学深感兴趣,只是更多了一种香港普罗大众的视角而已。难得也斯也得到四方田这样一位挚友,比大部分对香港深感兴趣的日本人,更细心对比了香港和东京等日本城市的特色,甚至包括香港人(甚至传统中国人)对蜑民与日本人对渔民的歧视,香港及日本渔民的风俗信仰,等等。
在现代化和工业化的影响下,东京和香港从面貌上经历了重大变化。在四方田给也斯的书信中,成长于佃岛的日本诗人吉本隆明(女作家吉本芭娜娜的父亲)一首关于佃岛的诗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四方田以诗中佃岛被污染的大海,对比也斯《北角汽车渡海码头》诗中的维港。在四方田的成长历程中,新宿左翼学生暴动的威力就像六十年代香港九龙暴动对香港人的影响差不多,四方田也谈论两位曾在同一间咖啡店工作的青年,其中一位近乎文盲的青年后来坐牢时深受马克思和吉本隆明影响,而另一位矢志成为喜剧演员的则成为了人所熟知的北野武。深受左翼思潮濡染的四方田,对比港日时空嬗变的眼光,也许比也斯谈论文艺电影文化的书信,还更有得注意。
不知也斯粉丝们对于这位与也斯旗鼓相当的Gorky作何感想?不过,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在于书信对答中两人对思考两地问题的探索,也许如果独白取代了这种期待收信人阅读一己之见的对话后,书中效果就会有所削弱。另,只有在这种既非独白又非实时对话的互相期许的语境中,也斯对香港文化的反思也更深刻,而且这是两位文化爱好者之间的对话,不是报章专栏,可以多谈一点两人的独特爱好。或许,这本书信集恰好也是也斯创作及本土思考的一种总结,也惟有在这些书信中,也斯比以前更无比清晰地表白了他对香港时局的忧虑,香港发生的社会事件、时事话题,一直令他担忧香港会失去丰富的文化内涵,以及它的特质。如果以他在书信中表达的忧虑来对比他的诗和小说的城市题材,就可以证明他对城市的爱并不止于猎奇式的文学书写,只是城市独有的狭隘视角看似难于把日常生活里的人事提升到普遍人生的深刻反思,然而这种浮浅也是香港之所以能容纳各种潮流触觉的原因。
也斯在忧虑时,四方田也察觉到香港的改变,在一封他写给也斯的信中(书简七),他指陈回归后文化中心一间卖好书和CD的店没了,北角的川菜馆,和香港人谈起回归前的香港时,对方总会说是“过去的事情”了,那时已是回归后八年,四方田察觉到回归后的一代正在形成中。这意味着香港人正慢慢忘记一些令香港成为香港的事物,关键就在于四方田在书简后面讨论的一个问题,所谓“空间”(space)和“地方”(place)的分别就在于有没有记忆。四方田恰好道出了也斯的心底话,他坦言对厌恶和怀疑对一切艺术和文化的控制,原因在于他是一个无可救药的斯威夫特主义者,就为了让一只珍鸟以独特的音色歌唱,这是“旺角小巷里的养鸟手艺人不惜花上几代人的时间和劳力的那种无名的技术吧”。不知四方田提起旺角雀仔街的养鸟人时,会否想到也斯的诗或小说中的传统香港人形象?一座城市的主角,是居住其中的人,而人居住其中的表证,就是各种各样的生活习惯,和世世代代传承下的古老职业。
也斯反复说明的始终是一个老问题:香港是什么,她优胜在哪里?从一封谈国画大师和保育抗争的书信中,他对四方田说,如果有人问香港有没有张择端这样的大师,那样答案当是没有,却也可以是有,而且有很多位,他指的是香港文学中诸位以我城为题材的作家、诗人,正是有了这些文人的笔,这座小小的城市才有了真切的面貌。目前香港的文艺生态正受到行政机制的约束,也斯并不是看不见这些问题,他也反省昔日念书时,大学只教授英语文学而忽略其他语种文学的做法,是殖民统治的狭隘。
读者在书信中读到也斯对殖民统治、民族主义等意识形态的警惕,也斯一生徘徊于文化理论与文学之间,视香港事物为一种文化混杂、因此从中双得益彰的地方特色,却鲜有思考背后与管治逻辑之间的不稳定关系,现在于书信中更全面、直接地触及这个问题,确是难得。这是也斯在最后岁月的肺腑之言,幸好他也认识到这一位努力翻译各国诗歌,具备远大文学视角的日本友人,并在亡故后留下如此精彩的书信集,给我城的读者留下了更大的启示。